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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在中央特科的秘密生涯

2006-08-22 14:31 作者:葛维缨 2006年第32期
中央特科没有留下大量详实材料的原因也许正在于此:能掌握全局的周恩来、陈赓、潘汉年、康生没有公开任何信息,而普通情报人员当时根本不知道“中央特科”这个名字——他们直属于某位领导,执行某一项任务,对其他情况一无所知。老记者穆欣作为这段历史的最初研究者,早年曾多次采访过陈赓和一些特科工作者,他提供的材料由此成为了解这段历史的基础。

一个斜仰角镜头推上去:手枪指向角落里的叛徒,陈赓身穿黑西装,拉低帽檐,侧面表情冷酷。电视剧里的场景并不完全出于虚构。1929年11月11日晚上23点,陈赓亲自指挥中央特科红队击毙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子弹由前额洞穿后脑,脑浆迸裂而亡”。尽管没有资料显示陈赓是否亲手杀死了白鑫,但这场被上海各大报纸写成“霞飞路暗杀案”的行动,显然是陈赓情报生涯中最震动人心的一幕。历史比戏剧还要精彩。1928年到1931年,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各租界巡捕房、甚至青帮小头目都熟悉的名字“王庸”,从来没有出现在陈赓自己的文字中,更没有留下任何照片。作为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和他的同志们保守了秘密。

中央特科没有留下大量详实材料的原因也许正在于此:能掌握全局的周恩来、陈赓、潘汉年、康生没有公开任何信息,而普通情报人员当时根本不知道“中央特科”这个名字——他们直属于某位领导,执行某一项任务,对其他情况一无所知。老记者穆欣作为这段历史的最初研究者,早年曾多次采访过陈赓和一些特科工作者,他提供的材料由此成为了解这段历史的基础。

早期特科

1926年9月,陈赓秘密离开黄埔军校,到上海中共中央报到。陈独秀派遣他和顾顺章一起前往苏联“契卡”受训。半年里,他们先在伯力学习侦探、审讯;又到海参崴学习暴动、劫狱及爆破、射击、秘密通讯等专门技术。1927年秋,周恩来向党中央提议成立中央特务科,直接归党中央领导,并借鉴苏联经验,规定“三项任务——打进敌人内部获取情报,筹款,制裁叛徒;一条原则——侦查手段绝不许在党内进行”。

初创的中央特科并没有陈赓领导的情报科(二科),它只有两部分:红队,专门负责镇压叛徒;总务科,为党中央办理杂务,比如采买、布置会场、安置同志。由顾顺章领导的“打狗队”当时在上海已经有了名气,国民党特务、警宪和租界的包探、巡捕都以为,红队只有4条枪,威力却很大。它的前身是五卅时期的“上海工人纠察队”。美国记者罗伯特·帕克曾写道:“红队由一批熟练的枪手组成,为上海全党的高级干部提供警卫,并负责各类会议的安全;紧盯反共的国民党特务;但最主要目标是实施惩罚,处置那些叛变投敌的共产党员——这为它争得了‘打狗队’的名称。”红队具体工作安排,顾顺章在叛变后,为国民党写的《特务工作制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曾有所描述:“如果C.P.(共产党)今天要在某处开重要会议,就要通知红队到开会的地方看看有没有不保险的地方。他们的保护是利用电气及武器等,万一发生危险,他们立刻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抵抗敌人,一部分保护各要人出去,这是在房内。房外保护,有自行车队员的巡查,还有许多做小生意的,皆负有保护使命。如果有人来破坏而发生危险,就用规定的特别记号按门铃,通知戒备。如他们有时为保护党的安全而杀一个人,方法很多,或在路上,或在敌人家里,因事制宜,没有一定。内部同志自首者,他们便要设法活捉回来审讯,看看有其他阴谋和其他小组织否,然后再杀。……此外,如果C.P.经费缺乏,就要用非常手段,或其他方法来供给党。但不是自私自利,而是为他们的党。”

在顾顺章领导下,红队的行动能力很强。散发传单之类的活动,几乎可以半公开化。1928年春,25岁的陈赓带着腿伤,奉周恩来之命进入特科,任情报科科长,也是顾顺章的副手。

情报科长陈赓上任

陈赓一进入特科,就开办了为期29天的训练班,隔年又为红队专开训练班,训练项目是:熟悉上海各街道里弄的名称、路线和居民住宅情况,熟悉警察、宪兵、特务机关和流氓帮会的情况;学习化装术,以便能切实有效地隐蔽自己和对敌人进行侦察、监视;学习猜破敌人密码,用隐显墨水写密函,被捕后打开自己的镣铐,在汽油里掺糖以破坏汽车等等。除了这些,还有枪法训练,心思缜密的陈赓安排租船到长江口,入海学习枪法。中央特科的几位领导人周恩来、顾顺章等都是化装高手。陈赓会说几种方言,能根据身份变换形象,有时西装革履,像租界的洋行买办;有时长袍马褂,礼帽缎鞋,扮作巨商。陈赓穿什么像什么。国民党将领张克侠第一次见到陈赓,说他“一身青缎子裤褂,裤腿用黑缎带扎紧,样子很像上海的小开。我问他腿伤如何,他一会儿纵情跳跃,一会儿又下蹲屈腿,……我们十分知己”。“王庸先生”个性风趣亲和,交游广阔,与国民党特务机关、警察局、党部,巡捕房的探目、包打听,乃至上海各帮会地痞均有往来。有位同志在公车上丢了文件,不到两天就被流氓寻回。秘密工作的关系网逐渐建立起来。

到底情报科有多少耳目,多少工作人员?谁也说不清楚。在顾顺章为国民党画出的示意图上,中间的圆圈写着“侦探科长陈赓”,向周围辐射的许多小圆圈,分别写着“某通讯社记者”、“上海警备部某女侦探”、“上海军械局”、“青帮流氓杨安清”、“日本翻译”、“高丽人”等许多联络人,这些人又再辐射更多联系人。除了上海和南京,还有香港、满洲的中共情报团,有些具体姓名连顾顺章也不知道。但是他向国民党供出:“第二科对于全国政治、经济以及国际方面得来的消息非常敏捷而有价值。尤其是如要破坏他们的机关,他们事先已经知道,因为每天编有一种叫《敏捷飞》的情报出来,所以消息灵通。同时又设法破坏敌方,有时制造种种相反消息,以挑拨对方内部,使其互相猜忌,力量分散。”所有特科侦探都是单线联系,只认识自己的直接领导者。陈赓手下的几个得力的情报工作者,分别联系不同的线人。也是在陈赓主持工作以后,中共发展了几个重要的情报关系。

间谍

陈赓手里的王牌是杨登瀛。1928年1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成立调查科(“中统”前身),要在上海筹建调查机构,以反共为首要目的,杨登瀛得到蒋介石手谕,成为“中央驻沪特派员”,独立于军警和侦察机关,直属于陈立夫。他同时又是陈赓手下陈养山的旧相识,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与张道藩有私交。陈养山发现,杨登瀛对共产党很有好感,又不愿意放弃做官的机会,将情况报告给了陈赓。周恩来和陈赓决定借陈养山拉拢杨登瀛。表明身份后,陈赓切断陈养山和杨的关系,自己单线和杨登瀛联系。杨登瀛要求汽车、保镖和活动经费,陈赓请示周恩来,尽力满足他,并要求他和上海党部、市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建立关系。上海各种警察机构之间的矛盾复杂,杨却能得到各方信任,他独立的身份又有权参加陪审。在政治上,杨登瀛并不可靠,据当时给他做保镖的党员回忆,杨官架子很大,做事情总是两手准备,心思深,然而秘密工作却需要这样的人。1929年10月,陈赓为杨登瀛在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过街楼上成立了一个办事处,挂牌“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驻沪办事处”。陈赓派女党员安娥去做秘书,杨登瀛一带回情报,安娥就及时抄送陈赓。这里也是杨登瀛和国共两路人马会合的地方,侦探和奸细都会来这里和杨接头,中央特科常会送来一些秘密性不大的文件,配合杨登瀛的工作。随着杨登瀛的地位升高,又得到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重用,陈赓一方面加强对杨登瀛及家人的思想工作,一方面将杨的任务转向协助处理共产党内部的奸细。1928年底到1930年初,向国民党“投诚”的叛徒被杨登瀛“拦截”,再交由红队处理的,记录在案的就有戴冰石、陈尉年、黄第洪等人。陈赓主持特科情报工作的时间里,杨登瀛是陈赓最重要的联络人之一。

除去和国民党的执法机关打交道,共产党的工作需要更高层的政治情报信息。上层的内线更隐蔽,情报工作维系全党安危。1975年,周恩来逝世前几个月,才要秘书到《辞海》编辑部,说明袁世凯的谋士“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李大钊被捕后,他变卖居所,换得4500元营救,后来成为杜月笙的挂名“秘书”,多次用雪茄烟盒给中央特科送情报,晚年入党。周恩来要求:如果《辞海》编入杨度,应加入党员一条。上海律师界和新闻界也遍布中共眼线。周恩来和陈赓掌握了多个秘密上层联系人。斯诺的《西行漫记》里,第一次提到了“红色牧师”董健吾的故事。他主持的圣彼得教堂,是陈赓常常活动的地点。董健吾当过冯玉祥家人的英文教师,又对青帮了如指掌。1929年下半年参加特科工作,代号是“周二胖子”。他每星期去宋子文家里,陪宋氏的母亲倪桂珍做祷告。陈赓把这个关系交给了情报科副科长刘鼎,刘鼎后来回忆说:“当时有好几个牧师,陈赓自己联系几个,把董交给了我,那段时间主要让他以牧师面目,和宋子文的母亲接近,了解蒋、宋情况。”董健吾的“大同幼稚园”也是培育共产党子女和烈士遗孤的秘密场所,毛泽东的两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都曾得到他的抚养。

营救与复仇

中央特科并不担负营救所有党员的任务。一般同志被捕由郭沫若、沈雁冰领导的“中国济难总会”营救,只有中央负责同志由特科负责。一般做法是买通国民党警宪机关,掩护被捕同志的身份,也会聘请律师。中央军委书记彭湃的被捕,却没有具备任何营救的因素。叛徒白鑫曾在彭湃领导的海陆丰政权工作,后调入上海中央军委,做彭湃的秘书,他家常被作为军委会场。1929年8月24日下午16点,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负责人范争波派遣警察驾红皮钢甲车来到白鑫家,一个一个按照姓名和照片拘捕了正在开会的5名中共党员,但对白鑫夫妇置之不问。周恩来因故未能出席会议。陈赓得知消息,立刻让杨登瀛调查,当天晚上查明白鑫早在一个月前就和范争波取得了联系,准备将中共军委一网打尽。8月25日,周恩来部署特科人员住在侦缉队附近,8月26日,陈赓指示杨登瀛参加对彭湃的审讯,并暗示彭湃,特科将全力营救他们。

彭湃等被捕后受到严刑折磨,将自己奋斗的历史一再向人宣传,对党的秘密却无半点透露。周恩来接到密报,下令中央特科所有会打枪的人全部出动。8月28日凌晨,陈赓得到消息,彭湃等将被押往龙华警备司令部,特科迅速买来各种器具,枪支则由“三民照相馆”的老板范梦菊运送。当范梦菊骑着脚踏车,将装有驳壳枪的小皮箱运到同孚路集合处,却发现所有枪支上都涂着一层保养用的黄油。特科人员用了约有一小时将黄油清洗干净,20人的救援小队这才来到囚车的必经之路枫林桥,在卡车上放了一个三脚架,摆上摄影器材,分别扮作导演等剧组人员。陈赓当时其实没有去现场,而是在附近的法国公园里接应,等了半天没有听到枪声,才知道耽误了时间,囚车早已经过去了。8月30日,彭湃等4位同志英勇就义。

白鑫被国民党迅速保护起来,陈赓要杨登瀛严密监视白鑫,得知白鑫身患疟疾。陈赓通知柯达文做好准备,果然,白鑫带着保镖找到了“达生诊所”,请多年的老相识柯达文为他看病。白鑫并不知道,他的广东老乡柯达文,早年就加入了共产党,是陈赓手下的特科人员,更不知道,“达生诊所”是党中央的会议场所,传染病房是高层领导的会议室。尽管白鑫更加警惕,更换了住所,直接住进了范争波在霞飞路和合坊的范公馆,并让范争波帮其筹备去意大利躲避,但并没有怀疑柯达文。陈赓将紧靠范公馆后面的房屋租下,派监视哨居高临下俯瞰。大约一个月时间,和合坊新开的门面房,范家女佣的洗衣妇朋友,弄堂口修自行车的小贩全部换成了中央特科的耳目。白鑫动身的时间,乘坐轮船号,甚至范争波送去码头的细节全部被周恩来、陈赓掌握。11月11日,杨登瀛陪同张道藩前往范公馆,确定了白鑫晚上23点离开上海的计划。下午,陈赓亲自带领十来名红队队员陆续埋伏在弄堂里。到晚上22点多,范争波的汽车带了另一辆车来接白鑫,停在弄堂口,佣人们开始往车上搬行李。23点左右,白鑫走出范公馆,他身穿藏青色西裤,上身穿灰哔叽绒衫,旁边还有范争波兄弟和保镖共7人,走向汽车。离汽车还有几米远,特科人员突然从黑暗中冲出来,大喝:“不许动!”白鑫被掩护着向北逃走,保镖们和特科队员展开枪战,一名保镖被打死,白鑫一边逃跑,一边掏出手枪准备还击,但还没开枪,就被特科人员逼到了角落里,子弹射穿头部,当场毙命。据赶到现场的《时报》记者报道,白鑫的尸体“侧身蜷卧,背靠于门,食指犹伸入扳机上,做射人势”。特科人员迅速撤离,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后经巡捕房勘查,共射出90多发子弹,打死5人,打伤3人,而特科无一伤亡。

可能改变历史的叛变

特科领导人顾顺章的叛变,曾经被亲手抓捕他的国民党特务蔡孟坚说成是“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比陈赓大8岁的顾顺章,出身于上海贫民窟,他在上海工人运动中多次领导罢工和工人武装,缔造了红队的雏形。后来进入中央政治局,和周恩来、向忠发共同领导特科工作。他自己能徒手无声杀人,作战勇敢,红队中有一些人是他的徒弟。罗伯特·帕克写道:“顾顺章渴望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得到重视,身为杜月笙青帮的一员,顾顺章很快就能接触到上海各警察队的情报。他还经常出入夜总会,吸鸦片,以魔术家化广奇的名字在著名的大世界娱乐中心表演。大世界是一幢高高的、像结婚蛋糕一样的建筑,里面提供各种形式的娱乐,从跳舞、卖淫到射靶、轮盘赌。张国焘曾经说,‘顾顺章的外表和习性有点像花花公子’。”这些因素让周恩来感到不安,1931年4月,周恩来派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去武汉。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顾顺章为我服务,十分卖力。”一切都安排得非常妥当,何时转船,何时按照暗号乘坐黄包车,顾顺章对张说因为他曾用化广奇的名字多次在武汉游乐场表演,所以朋友很多。4月8日张国焘得到安全交接,顾顺章却不顾周恩来反对,留在了汉口,在德明饭店公开表演魔术,还到处张贴“化广奇”的海报。4月24日,一个叛徒认出了顾顺章,国民党武汉侦缉处的蔡孟坚逮捕并审讯了顾。蔡曾经写回忆文章说:“顾一进门就说:‘我不是普通共产党员,是共产党中央常委,和周恩来平起平坐;共产党党务,我掌管大部分,任何秘密机关由我安排。这次我护送张国焘任豫鄂皖边区的主席,你找到我,对国共两党都有好处,我不能多谈,留下重要的问题,请你安排我与蒋委员长商谈。”蔡孟坚于是决定“大方些”,尽快送他去南京面见蒋介石。

4月25日,顾顺章供出了中共在武汉的各大办事处和联络点,造成十余人被捕。顾顺章要求,在他人到南京之前,绝不要向南京拍发电报,以免走漏风声。但是武汉方面已经向南京的中央调查科科长徐恩曾打了电报。

亮出底牌终结特科

就在这天晚上,南京中山东路5号,徐恩曾的办公室接连收到6封来自武汉的特急绝密电报,每封都写着“徐恩曾亲译”。当晚是星期六,办公室只有机要秘书钱壮飞一人。他手里掌握了徐的密码本,迅速译出所有电报后大吃一惊。第一封电报说黎明(顾顺章)被捕,并已自首,迅速押解至南京,则3天之内中共中央将全部肃清。第二封说将用兵舰运送,第三封则改由飞机送,因为黎明认为兵舰太慢,而且绝不能让徐左右的人知道这个消息……

钱壮飞记下电文,又封好电报。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翻出“京沪路行车时刻表”,让自己的女婿刘杞夫连夜坐特快到上海,将此事转告李克农,再报陈赓。

将近30年后,徐恩曾在其回忆录里讲到钱壮飞的时候,还惊骇不已地说:“我得悉捕获顾顺章的消息时,极为兴奋,命令立即将其递解南京总部。……顾顺章的自新立即使我得到一些令人震惊的情报。顾说,我的手下有一个最能干的工作人员保管着我们的绝密文件,此人实际上是一个共产党的间谍。他是我的秘书,我在1928年建立第一个商业的无线电台时,便雇用了他,并在我手下工作近3年时间。我过去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工作勤奋、忠诚、有能力的年轻人。他从不多说话,也从不打听他工作范围以外的事情,熟练地执行我的命令。我确实怀疑,这样一个模范职员会是共产党的特务。报告捕获顾顺章的密电是由他译出的,又是他把译出的报文交给了我。我希望顾是在撒谎,但是我派去寻找他的人回来报告说,我的职员已经在前一天早晨偷偷地溜走了,我才相信顾顺章所说的话是真实的。”

4月26日凌晨,李克农在上海接到情报,立刻告诉陈赓,陈赓上报周恩来。一天之内,一切顾顺章可能侦查的人员全部转移,废止一切顾顺章知道的秘密工作方法,上海中央特科人员全部调换。4月27日,顾顺章到达南京,先去徐恩曾中山东路的办公室,一见到门牌,顾顺章就说,“徐恩曾的秘书钱壮飞是中共安插的核心间谍……”随即供出周恩来、瞿秋白、向忠发等所有领导人的地址和办公网络。尽管一网打尽共产党的计划未能得逞,和盘托出的顾顺章还是让中共受到了损失。当时被杀的领导人包括恽代英、向忠发、邓演达、蔡和森等。周恩来前往广州,上海党中央基本撤离,陈赓隐藏在天津。中央特科由陈云、潘汉年和康生接管,以后几年的工作以处理顾顺章叛变的遗留问题为主。继续留在特科的陈养山曾经著文说:“负责干部大都撤离,党的组织均遭破坏,到1935年,上海的保卫组织已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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