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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第二性》

2006-08-22 15:22 作者:苌苌 2006年第30期

1949年,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在法国出版时,在社会上引起两种极端的反应。“女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后来才变成女人。”波伏娃在书中提出这个著名的观点,对这句话的进一步解释——女人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命运,是男性硬安在她们头上,用来限制她们的自由的——震动了很多人,也包括教皇。梵蒂冈把它列为禁书,而女性主义者则奉为至宝。书在法国上架第一周就卖出2万本,完全超出了一本哲学著作的预期的销量,迄今,它的法文版累计销量已超过300万册,英文版、俄文版、日文版与德文版的销量也以数百万计。

到90年代,这部书传到我国的时候,时间已证明它是“女性主义的奠基石”,这样的评价把这本书捧到一定的高度,也很容易把一般读者吓着。然而不像它的名字,有时感觉像是看《国家地理》杂志,有很多生动且活泼的内容。波伏娃首先从动物的性生活讲起,从蜜蜂和鱼讲到哺乳动物和人类,讲到男女先天性的差异——“女人的甲状腺比男人发达,内分泌紊乱影响了交感神经系统,所以神经与肌肉的控制会失常,这种不稳定性与缺乏控制,构成了女人唯情论的基础。”

书分上、下两卷,上卷是它的理论框架。从生物学常识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妇女观,从游牧民族的女人到母系社会、父权社会的女人,再到18世纪贵族社交圈,大革命后至她写作本书时女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根本原因,还有文学作品中男作家对女性的态度。在第二卷中,她描述女人是怎样从女孩变为女人,怎样历验各种不同的处境(婚姻、母亲、社交、妓女、中老年),在这些处境中受到怎样的局限,以及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获得解放。

如果这本书仅仅是讲“女人的秘密”的话,可能喜欢的人还会更多一些。然而这其中蕴涵着一条清晰逻辑,所有的论据都指向那个名副其实的书名。前面提到,生理性因素导致女人缺乏稳定性和控制力,以致她们对世界的把握能力比较有限。波伏娃后面便讲,这个所谓的生物学弱点是按照男性的价值观呈现的,如果不是男性想驾驭世界,那么“把握能力”的概念就毫无意义。就这样逐渐深入,波伏娃最终完成了她写作本书的任务——发现女性为什么会成为弱于男性的第二性。女人的本性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是怎样受影响的,人类是怎样对待人类女性的。

很多时候,波伏娃采用了存在主义的立场,就是从人的生存的角度探讨问题。她从女性内部分析女人的角色,有学者评价说是最没有遮掩、最无畏的描述。问题在于,她采纳了一种近似男人(而非她自己的性别)的态度看待女性这个角色。在自序中,波伏娃讲到一个例子,她很介意别人说她:“你这么想是因为你是个女人。”她自卫的方式是回击对方:“我这么想是因为这是事实本身。”然而她自己也提到,男性在这个世界上,既相当于阳性也相当于中性(比如人们通常用“man”来泛指一般人)。那么,所谓事实的标准正是由男性制定的。她的语调冷静,甚至显得有些苛刻,谈论女人的口吻,很多时候,看上去好像一个居高临下的男人。而真正的男人是不可能这样谈论女人的,这件事可以这么来解释,波伏娃把女性的地位比做黑人,那么在文明社会,除了黑人自己,没有哪个白人公然敢说他们坏话,那就是他人品有问题了。一场巨大的感情波折还有周围女性朋友所忍受的情感痛苦,成了她写作本书的初衷。也是,正享受家庭幸福的女人都在家偷着乐呢,大概也体会不到“生为女人”的委屈吧。

写作背景

波伏娃的女性主义倾向不是与生俱来,在《回忆少女时代》中,她曾提到过对“另一半”的憧憬:“我们共同攀登高峰,我的丈夫比我稍稍敏捷,强壮一些,他常常要助我一臂之力,与我一级一级地向上攀登。实际上,我是一个比较贪心,不太慷慨的女孩,我愿意得到,不愿给予。如果对方不如我,需要我拖着他,我会非常不耐烦。如果遇上这样的人,不如过单身生活,不要结婚。我最重要的事业是拥有世界,我的婚姻生活应该有助于而不是有碍于这个事业。命中注定能成为我丈夫的人,不能是有别于我的一类人,既不比我差,也不超出我许多,他保证我很好的生活,但不剥夺我的自主权。”然后我们知道,她在20岁的时候遇见了萨特。

如果萨特不是那么风流成性,波伏娃也就不会写出这部著作。年轻时的萨特有个信念,就是大作家都是花花公子,如果他要想当大作家,也应该睡很多女人,也许还出于一个相貌丑陋的知识分子缺乏自信或怎样,总之,他对受他的思想吸引的女青年来者不拒。波伏娃骤然察觉到萨特只是在为他自己而生活,在半自传体的小说《女宾客》中,她写道:“轻率信任的代价,就是她猛然面对一个陌路人。”然而对于这个法国最早进大学学习哲学的女学生之一,比她“稍微敏捷”的男性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多。波伏娃被动地接受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和萨特建立了持续50年的自由情侣关系,他们各自都有另外的情人,并且分享彼此的情事。

萨特似乎不那么吃醋,但波伏娃不是,尽管她必须在表面装得很大度。为了保持与萨特的亲密关系,她不得不去讨好他喜欢的女人,而萨特弃如鸡肋的女人,也会失去她的友谊。他们的一个女朋友比安卡曾经在1993年出版的《萨特、波伏娃和我》中指出过她的这种虚伪。大多数时候,萨特生命中的女人来得如走马灯,但40年代,萨特的一次“出轨”有些不一样。萨特去美国访问,结识了布列东的前情人多洛莱斯,萨特对她很伤心,多洛莱斯来巴黎找萨特,他就打发波伏娃去郊区住。后来波伏娃去美国访问,带着找情人的目的,认识了那位被她写进小说《名士风流》的作家情人奥尔格伦。

萨特始终是这段四角恋的主导。多洛莱斯想来巴黎找萨特,波伏娃便去美国找奥尔格伦,1948年的那次,一开始波伏娃打算在美国呆4个月,但萨特担心多洛莱斯爽约,让波伏娃两个月后就回来,两个月后,波伏娃回到巴黎,萨特却告诉她,多洛莱斯还想再多住一阵。波伏娃给奥尔格伦发电报,说想再回美国找他,可奥尔格伦那头还生着她提前结束旅行的气呢,回了封电报说:“别来,太忙。”波伏娃一脚踩空了。

这场四角恋让波伏娃开始回顾自己与萨特相伴走过的20年感情历程,为什么自己作为女人总处在被动地位。萨特启发她说:“如果你是男的,你的成长经历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你应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这句话成了她写作《第二性》的一个动机,其实在与奥尔格伦交往时,她已经有创作这样一本书的冲动。她投入大量精力,查阅了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生理学、宗教学等学科的书籍,那时的波伏娃已经是出版过《女宾客》等小说的知名作家,但也总被人看作是萨特的跟班,写作《第二性》是她体能所蕴涵的巨大能量的爆发。这是萨特从未关注过的女性主义话题,她博闻强识的能力,史诗般的叙述以及精辟的分析,使她多少摆脱了萨特的阴影。

萨特对她精神上的影响仍处处可见,书中大量使用存在主义的分析立场,也是这本书的英译本多年来有很大争议的原因,两年前《纽约时报》书评版的一篇文章说的就是这事儿,名字一目了然——《lost in translation》。英译本的翻译者是人类学教授,在美国的拉丁语学校学过两年法语,对存在主义没有任何了解,于是涉及到这方面的定义存在很多翻译谬误,而且擅自做过一些删改。但由于版权保护的原因,新译本一直不能出来。我国流行的中国书籍出版社的版本也是由1953年版的英译本转译过来的,那基本就是double lost了。200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拿到了《第二性》的法译中版权,由曾经参与编译《法国文学史》的社会科学院专家郑克鲁翻译,预计明年上半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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