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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交通肇事案:精神病司法鉴定的困惑

2006-08-16 15:26 作者:王鸿谅 2006年第29期
昆明市中心南北向主干道北京路与东西向主干道东风路交叉口,一个安装有电子监控设备的闹市地段,昆明市政协办公厅行政处车队驾驶员林清旗驾驶下的“云A·A6045”黑色帕萨特轿车,在违禁左转之后以66公里左右的时速一路狂奔乱撞,造成4人死亡、4人重伤、13人轻伤、5人轻微伤,无辜人群成为他疯狂行为的牺牲品。

在《刑法》第18条第3款“尚未完全丧失辩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框架内,被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结论认定为“限制责任能力”的林清旗——昆明“2·25”东风广场特大交通肇事案肇事者,将获得怎样的法律空间?他需要为自己造成的4死22伤的后果承担怎样的责任?7月26日,昆明市中院第一次庭审结束,疑问依旧没有答案。

昆明市中心南北向主干道北京路与东西向主干道东风路交叉口,一个安装有电子监控设备的闹市地段,昆明市政协办公厅行政处车队驾驶员林清旗驾驶下的“云A·A6045”黑色帕萨特轿车,在违禁左转之后以66公里左右的时速一路狂奔乱撞,造成4人死亡、4人重伤、13人轻伤、5人轻微伤,无辜人群成为他疯狂行为的牺牲品。

7月26日的昆明市中院的庭审,公诉方提供的证据,复原了这起特大交通肇事案的惨烈。2006年2月25日19点左右,林清旗驾车,与妻子从月牙塘小区将几名亲属送到民航路,随后沿北京路由南向北行驶返回。20点左右,车行至北京路与东风东路交叉口,作为职业司机的林清旗突然在有明确“禁左”标志提示下,违禁驾车左转向东风东路。当时过往车辆非常多,左转的“云A·A6045”车身显现出了一个短暂的停顿动作,紧接着避让了一辆迎面而来的公共汽车,撞倒了人行道上两名过路行人。握着方向盘的林清旗在这之后并没有采取任何制动措施,以66公里左右的时速继续沿东风东路由东向西,向右冲撞公交车站,撞坏汽车站牌和护栏,越过非机动车道驶入人行道,直至最后撞在路旁的一座石雕底柱停住。这个过程中,林清旗的妻子试图劝阻丈夫并用力去拉方向盘,结果并没能拉住。最先赶到的昆明市交警一大队民警杨涛,在血迹斑斑的现场再三仔细搜寻,也没有发现任何刹车痕迹。

接下来,在林清旗家人申请下,云南省精神病医院为38岁的林清旗做了第一次精神病司法鉴定,这份2006年3月28日出具的鉴定结论是“林清旗作案时患急性应激性精神病,为限制责任能力”。由于对这个结论存在争议,公诉机关转而委托北京精神病司法鉴定委员会重新鉴定,结论是“林清旗临床上表现为患有精神分裂症,作案时受精神疾病影响,自我控制能力不完全”。

庭审中的林清旗,也展现出了自己和司法鉴定一致的一面——对于自己“生活在危险之中”的臆想和对案发时的部分关键细节“记不清楚”。对公诉人“为何要在北京路东风路口违禁左转”的提问,林清旗回答:“今年年初我经常睡不着,我跟别人没有什么经济纠纷或其他矛盾,我也没有吃药或者其他什么。那天我吃了一些安眠药,到晚上我和妻子开车出去,我一直觉得后面有人跟踪,所以就转了过去”。事实上,案发后林清旗本人的血检和尿检报告中,结论是并不含酒精,也不含安定及诸如吗啡、咖啡等具刺激性的药物或其他物质。而他自述“经常睡不着”的原因,是自己和顶头上司的“矛盾”——他曾介绍单位领导和别人认识,然后通过领导把对方妻子从外地调到昆明,事后,单位领导要他向对方借15万元,对方没给,他于是就觉得在单位再也混不下去了,怕顶头上司整他,“所以,我想报复他。我干出这么大影响的一个事情来,他肯定就难过了”。

林清旗的供述称,这种“报复心理”贯穿其作案前后的近大半年时间,在2005年一年中,他出门在外时就觉得有人在跟踪自己,随时感到生命危险,于是他把这份危险归结到自己的顶头上司身上。当他的车刚刚被撞停在塑像上时,他还不忘摸出手机来,打了一个电话给上司。在归案后接受警方审讯时的一份供述笔录中,林清旗的供述是:“我当时想,反正都撞了人,撞一个是撞,撞两个也是撞,还可以赚上一个。干脆再多撞死几个,把事情闹大点,然后,我就开进盘龙江自杀!”

林清旗对自己生活的臆想,以及他的犯案动机,在他的辩护律师杨洁看来,都不是这个案件中她需要关注的重点,技术层面上,现有的精神病司法鉴定结论和《刑法》第18条第3款所能提供的法律空间才是核心问题。杨洁很清楚,在事实层面“这个事情的后果摆在这里,没有什么可讨论的”,所以鉴定结论中的“限制责任能力”成为她辩护中最关键的“事实”。作为进一步印证,杨洁在法庭上举证称:林清旗一家原本就存在精神疾病的家族病史,其爷爷一辈有人患过精神病,其三弟林某也因遗传而患有精神病。

公诉机关对林清旗的指控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根据《刑法》第114条第115条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为林清旗做“罪轻辩护”努力的杨洁也很清楚,自己的辩护的法律空间,也仅在《刑法》第18条第3款。

北京市安定医院司法鉴定科主任汪平医生是第二次司法鉴定的组织者,参与其中的专家还包括北京市精神病司法鉴定委员会专家组组长田祖恩。因为法律结论还没有出来,汪平和田祖恩都采取了相当谨慎的态度,不愿详细谈论鉴定过程和结论,面对能想象得到的争议,汪平说:“我们的整个鉴定过程都是按照程序,公安和法院的人全程都在场,他们很清楚。”在汪平等人的鉴定中,确认林清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已经处于精神分裂症状态。

从麦克·纳顿条例开始

习惯于按照鉴定医生对被鉴定人所做的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意见去处理案件之后,如何从法、医的双重角度来研究触犯刑律的精神病人是有罪、减罪、免罪,确实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各国的法律原来对精神病人触犯刑律与正常人犯法未区别对待,均看成是犯罪行为。对全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是麦克·纳顿条例。”主要从事司法精神病学的教学和鉴定工作的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恬说:“1843年英国精神分裂症患者麦克·纳顿图谋枪杀英国首相,结果误伤了首相秘书,引起公众一片哗然。在维多利亚女皇的关注下,召开了特别会议,制定了麦克·纳顿条例。”

这个条例内容包括:“应该假设每个被告人是心神正常的,并具有足够的理由认定他应对其犯罪负有责任,除非证明了是相反的情况。如果被告以精神错乱为理由进行辩护时,那么必须能清楚地证明他在进行危害行为的当时,由于精神疾病而处于精神错乱状态,例如他不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或者他虽然了解但不知道自己的作为是错误的或违法的。”从此100多年来,该条例就成了英国、美国及英联邦诸国判定精神病人有无责任能力的依据。在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也陆续制定或者补充了有关的条例规定,我国法律关于触犯刑律精神病人的处理也参照了上述部分规定。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二十几年左右,英美国家对精神病人触犯法律所持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何恬看来,“促成变化的直接动因为美国前总统里根遭一精神病人枪袭”,“此案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响,在舆论巨大压力下,美国许多州对精神病人触犯刑律的法律做了改进,结果是法律的天平向公众利益倾斜。少数州完全取消了精神病人无罪的辩护,仍保留精神病人无罪辩护的大多数州提高了门槛”。何恬分析,具体表现在:第一,有犯意的精神病患者触犯刑律被认作犯罪;第二,将开始的举证责任转移至被控方,公诉方仅承担最终的举证责任;第三,法律要求被控方提供的精神病证据要“清楚和具有说服力”(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此标准高于过去的“充足标准”(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现在,英国的法院对精神病人触犯刑律在犯罪性质的认定上与正常人之间没有差别,差别仅体现在处理方式不同。精神病犯人被送至专门的精神病院治疗,而精神正常的犯人则被关押在监狱里。

在我国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每一份针对犯罪嫌疑人的精神病鉴定书上都有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即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按医生理解,只要病人的作案动机源于精神症状或者多少与之沾上一点边,不论他有无犯罪的过错和犯罪的目的,均视作辨认能力有实质性的障碍,顺理成章地评定部分或者无刑事责任能力。何恬认为,“遵照前述麦克·纳顿条例的精神,这种看法带有明显的医学职业偏见”,而且我国的法律规定和实际操作还远远超出了该条例所涵盖的范围。我国刑法规定的不是“由于精神疾病而处于精神错乱状态”,而是“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

在何恬看来,“我们已经习惯于按照鉴定医生对被鉴定人所做的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意见去处理案件,如何从法、医的双重角度来研究触犯刑律的精神病人是有罪、减罪、免罪确实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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