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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什么样的危险

2006-06-06 14:29 2006年第21期
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带枪,而且故意向人炫耀时——林季援说,主要是为了“装派头”,向对方显示实力。记者问陈信华:“你看见过卞礼忠自己带枪吗?”回答是没有,“他的身份,已经不需要这个了”。暴力符号,彰显的是另类身份,而这另类身份,也有等级之别。

卞礼忠的女友徐丽蓉

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带枪,而且故意向人炫耀时——林季援说,主要是为了“装派头”,向对方显示实力。记者问陈信华:“你看见过卞礼忠自己带枪吗?”回答是没有,“他的身份,已经不需要这个了”。暴力符号,彰显的是另类身份,而这另类身份,也有等级之别。

“我们家里很困难,是船民,比工人还苦。”在对湖街道办事处工作的卞礼彬是卞礼忠的大哥,也是卞家6个孩子的老大,54岁的卞礼彬比最小的卞礼忠整整大16岁。他说,父母早年都从事水上运输,“就是往那种15吨船上搬沙子、鹅卵石的那种工作,十分辛苦”。家里6个孩子,连同父母,8口人的家就安在一条小船上,一直到1985年左右才迁到岸上。

“我们几个小孩子从小就帮助父母做事。”因家庭困难,卞礼彬12岁才开始上小学读书,而高中毕业的他也是卞家接受教育时间最长的一员,他的3个妹妹则根本没念过书。1968年出生的卞礼忠读到小学四年级便辍学。

因年龄差距,卞礼彬与弟弟相处时间并不多,对于早期的弟弟,他只是一再说,“青少年时期比较调皮”。

16岁,卞礼忠有了第一次案底。据卞礼彬说,那一年卞礼忠和几个朋友去看电影时与别人产生纠纷,因动手打架被送进看守所拘留。这本是件不大的事情,但结果,卞礼忠的命运却像被推倒第一张的多米诺骨牌,一步步朝着另一个方向滑去。在看守所,一个人被打死在号房里,所有参与者都被重判,刚进去的16岁的卞礼忠也难逃其咎,获刑5年。卞礼彬说,他原来想在弟弟出拘留所后,“毕业证稍微弄一下”,送他去当兵,但卞礼忠自此已经与传统的主流社会分离了。

1993年,卞礼忠再一次因打架而被捕。卞礼忠一方中的一员被另一方用枪击中而死,卞礼忠被判9年。在监舍里呆了几年,被假释出狱。

还在假释期间,卞礼忠为何介入这场纠纷,并最终丧命?从时间与环境看,多少有些意外。

“什么叫黑社会?凭什么说他是黑社会?”30岁的徐丽蓉眉毛高挑,说话语速非常快,走进卞家,面对记者,徐丽蓉开口全部是疑问句,而且语气有一股愤怒。在福州多年的生活,已经听不出她的东北口音。如今,徐丽蓉带着5岁的女儿,与从黑龙江过来的母亲、弟弟一家住在一起。这幢房子在福州的中心地带,是卞礼忠当初装修准备和徐丽蓉结婚用的。

来自黑龙江的徐丽蓉很早便到福州闯荡,1999年认识卞礼忠。第二年,徐丽蓉怀孕时,两人忙着装修房子,徐丽蓉说,他们想按当地习俗,在给孩子办满月酒时候一起补办婚宴。虽然并没有法律上认可的与卞礼忠的婚姻关系,但徐丽蓉仍习惯称卞礼忠为“老公”。

卞礼忠出事那天,他们的女儿才刚出生7天。徐丽蓉说,实际上,那几天的福州110新闻,已经播放了这起“2·20”特大案,“持枪抢劫,死有余辜”。只是没有人敢告诉徐丽蓉发生了什么事。她打电话找卞礼忠的朋友,对方告诉她,“礼忠开车在三明被扣了”,徐丽蓉奇怪,卞礼忠离家那天连包都没带,怎么也不打电话?第三天,徐丽蓉记得很清楚是正月二十八,几个朋友过来看她,过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有人没憋住,“礼忠走了”。

显然,这时候,卞礼忠正处在自己人生的特殊时期。

卞礼彬描述这一时期的弟弟卞礼忠,身上并没有通常所见的刺青,学会了开车、电脑,还会些英语。在卞礼彬眼里,这个弟弟甚至被形容为“有些像高干子弟”。

没有卞礼彬与徐丽蓉这么近距离观察卞礼忠的机会,同时又无亲情之缘,一般人未必完全这样看待他。陈信滔解释自己跟哥哥陈信华的关系“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好”,很简单,自己的生意全让他给搅了。但陈信滔仍然理解哥哥找“社会上的人”出面来解决此事的心理。对于已属非常克制公允的陈信滔,对卞的描述已经很明确,“社会上的人”。在福州人的一般称谓里,这些人叫“坏仔”,或者“歹仔”。

陈信华诚恳地向记者解释说:“当时我确实是想让卞礼忠进来经营车场。反正弟弟也不做了,我要继续做过户生意,必须靠着一个人啊!”而后来,陈信华观察,“卞自己的确也想进入车场经营,谁也挡不住他。”或者陈信华的解释对于卞是成立的,但去进行商业谈判,在公众场合有意显示自己有枪,这已经为自己身份定了位,并制造了“危险”。后来,被反复渲染的“卞礼忠上厕所都有两个保镖跟着”,虽然冯文虎在接受采访时断然否定,但它在逻辑上符合手枪符号所带来的心理想象。

似乎卞礼忠已经度过了用暴力符号彰显身份的阶段,接办过此类案件的警官解释说:“对于卞,有人请求帮忙,这才是积累自己声望的机会。你有事找到我,我搞定这件事,要的不是钱,而是要你欠我一个人情。未来我有问题再找你,你一定会帮到我啊。”

与卞礼忠是邻居,彼此认识多年的冯文虎,想了一会儿,如果找词来形容卞礼忠,最后他说,“(卞)像梁山泊里的人”。

卞礼彬承认弟弟在外边“有名气”,他认为这种名气是卞礼忠为人仗义、讲信用换来的。卞礼彬说,弟弟死后第二天,曾与卞礼忠一个监狱的“狱友”,“听说忠哥出事”,半夜三更找到卞家,跟着他们一起跑到医院看放在冰棺里的卞礼忠。狱友说,自己在监狱里曾大病一场,“号长”卞礼忠给他很大照顾,跟别的“号长”不一样,所以一直对卞礼忠心存感激。另一方面,“我弟弟去世后,连续几年,每到他祭日,他的号友都在监狱里放上干饼之类祭祀的东西,在监狱里纪念他,做人做到这份上,也说明我弟弟的为人”。

5年后,面对记者,谈及自己的女儿,徐丽蓉说,她已经5岁了,经常缠着她问爸爸的问题,她骗女儿说爸爸出国了。因为没有与卞礼忠法律上的婚姻关系,徐丽蓉无法以她名义申请民事赔偿,而只能以女儿的名义起诉。

问现在徐丽蓉以什么谋生,徐丽蓉简单地回答,做些小生意。“我还能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要文凭,去做服务员?不是给我老公丢面子吗?”徐丽蓉一边深深吸了一口“中华”,一边用有些挑战的眼神和语气反问。这时候的她,似乎真的有点符合想象中的“老大的女人”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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