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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永恒的唐古拉

2006-05-30 13:56 作者:朱文轶 摄影◎关海彤 2006年第20期
住在风火山、沱沱河,或者更远的人都称自己是唐古拉人,他们把西藏的念青唐古拉山也称为唐古拉。“唐古拉”似乎成了一个比唐古拉山脉还要庞大的概念,标识着这里人民的籍贯、身份和信仰。在藏区政教合一时期,唐古拉山神一直是民间最富权势的神,主宰着风雨雷电、狩猎和采集的丰歉。

住在风火山、沱沱河,或者更远的人都称自己是唐古拉人,他们把西藏的念青唐古拉山也称为唐古拉。“唐古拉”似乎成了一个比唐古拉山脉还要庞大的概念,标识着这里人民的籍贯、身份和信仰。在藏区政教合一时期,唐古拉山神一直是民间最富权势的神,主宰着风雨雷电、狩猎和采集的丰歉。

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变化。虽然在1958年以前这个地方被称为唐古拉工委,这一年被改成了“人民公社”,1988年又成立了唐古拉乡,有7个村,每个村下面有4个小组。这并不是一个我们经验中的村落。每一个牧民家庭之间很少有往来,即使有了摩托车,从一户人家到另一户人家,也要花上几十分钟或一小时时间。但这不影响他们每天面向相同的山脉念经;年复一年到同一条沱沱河里砸冰取水;每个礼拜或者每天到沱沱河附近一家很小的寺庙去祈愿点酥油灯。使他们彼此认同这个广袤高原的,是信仰和高原上有限的生活资源。

或许某种意义上,是商品,比任何力量更深刻地改变了后来唐古拉山的面貌:现在我们在这个原本的无人区看到了更多城市里的消费品;沱沱河成了唐古拉山民的集市所在地;现在移民格尔木、原来在唐古拉乡第二生产队当会计的嘎玉对我说,他们这一代都是五六岁父母就帮着敲定婚事,而他们的后代都每个星期去沱沱河赶集的时候自由相亲了。

哪里是“唐古拉山口”?

“便道,便道在哪里呢?”离开沱沱河的岗尖茶馆多长时间了,我也不知道。我佝偻在扎西才让的身后,摩托车仍在青藏公路上飞驰。顶头风的力量即使是坐在后面的我也渐渐招架不住了。转了个弯,扎西把车停在一个小土坡下休息暖和一下,也是等他还没有赶上来的姐夫。

“我们离便道还有多远?”

扎西瞪着大眼睛看着我,一脸茫然的样子。

“我们还有多长时间才能到便道?”我又问。

“就是,还要走便道。”

听到“就是”后面接着重复你问话的最后一个词,就意味着藏民多半不懂你的意思了。但他们仍然会接下话茬,不会让无法沟通的对话冷场。算了,我递给他一支烟,坐在地上抽起来,心里气得很:这么简单的问题都答不上,刚才讨价还价不是还挺厉害的么。

格尔木真成了财富之城,只要看现在这里繁忙的中转交通就能知道。某种程度上,这个城市的意义甚至超出了当年建设者的预期。格尔木汽车站的门口停满了开往拉萨和西宁的长途客车,你在车站内花几乎高出平日票价一倍的价格买到一张车票,发现它并不能让你登上车站门口停着的任何一辆车——车站内外属于不同的经营者,他们经常会因为争抢客人吵起来——7月1日青藏线正式运营前,列车停运,这是汽车客运生意大赚一笔的好时机。没人会浪费它。据说火车刚停运的那几天有人花1万块钱包了一个月的一辆车挣回了几倍的钱。对物质和金钱的日渐敏感,是对这个边陲城市从无到有成长的回应。

赵海芳代表了这个城市里分享这次机会的另一群人。格尔木有一大批像他这样的出租车司机,从陕西、河南举家搬迁过来,他们只做长途生意。他们平常不用满城兜客,一些跑市内的出租车司机如果遇到长途客人,就引荐给他们,每笔从中提成50元。如此高的抽水丝毫不影响这笔生意的包赚不赔。赵海芳说,沿青藏路,往下到西宁,往上去安多,他们跑一次,往回返,还可以载客,一来一回两天时间能赚1000块钱。他们的想法差不多,狠干几年赚些钱,然后回老家。

一旦离开青藏公路柏油主路,桑塔纳出租通常就吃不消了。普通轿车的底盘和悬挂系统很难扛得住几百公里便道的颠簸。要进入无人区,必须换车。我们付了500元给出租车,这是格尔木到沱沱河420公里的钱,再加上他晚上吃住的费用,嘱咐他等我到明天早10点,我们继续去拉萨,如果我还没回来,他就可自己回格尔木了。司机保证他一定会等我,又热情地送我矿泉水和他老婆烙的饼,我们看他过分真诚的样子,心里暗暗觉得不好:天色尚早,回格尔木的人太好找了。

同样,离开主路,无人区就和沙漠一样变得东西难辨。也正是这个原因,所有兵站和青藏铁路各工程段的指挥部都选择在道班附近安顿,就是为了有一个可以明确辨认的方位。中铁二十局指挥长李景超告诉我们,他的前任况成明当年把指挥部址最终选择在109公路的3051界碑处,就是出于这个考虑。“投标前我们就已经勘查过现场了。不能往无人区腹地走,一进去,谁找谁都够呛。后来在我们的管段,工程指挥部选的风火山以北,那块有一个藏民村。有藏民居住,这说明这块附近有可供食用的泉水。109公路的里程碑3051处有一个公路的道班、七工区在那里,维护工路的人暖季才上山,他们有很多现成的房子,我们租用了一部分他们的房子,然后自己又在那个营区兴建了一部分。除了可靠的水质外,也是为了方便向别人确认我们指挥部在哪里。风火山、藏民村都还有一段距离,都不是精确的参照物,唯一可信赖的就是公路里程碑。”

曾经和西北军入藏的18军参谋王贵说,藏北的山都是“远看是山近看是川”,坡度都不高,每个很缓的山坡中间都是路。因此,翻越唐古拉山的路事实上远不止是一两条,历史上每一个商队、驮盐队都可能从不同的山口翻过山脉,但当地人不喜欢起名字,他们把这些“越岭”之路和各个牧民家之间走出的土路一样,统统称为“便道”。“慕生忠修公路所找到的垭口,只不过是那些商队走过的比较出名的一条便道。”

久而久之,青藏公路所经过的垭口就被人们约定俗成地称为“唐古拉山口”了。“其实,这是一个误会。”王贵1975年参与西藏军区和国家测绘总局搞地名谱查,编写《西藏自治区地名录》,到安多县委调研,“一个正在安多多玛区开会的牧民基层干部和一个生产队干部和我讲了唐古拉的故事,才纠正了我概念中这个地名的错误。”

王贵说,唐古拉山脉最主要的一个山口被叫做“当布拉”,后来被叫做唐古拉。“是西藏和内地之间商旅往来的一个主要山口,班禅往内地去也可能是从这个地方走的,这个山口之间距离很大,因此解放前藏军在北线防御我们也是在这里。”“因为新路的修建,这条道路和它所通过的唐古拉山口都被遗忘、荒弃了,但还是有少数的牧民会从那里走。而我们修公路过唐古拉山脉的时候过的山口其实是很小的一个山口,很不出名,当时出入有军队在那里设防,离真正的那个大唐古拉山口有100多公里远。这个山口是由南北一大一小两个垭口组成的。这两个现在被叫做‘唐古拉’的山口,完全是汉人起的名字,后来江泽民题词的碑也立在这儿,很多人就都把这个叫唐古拉了,其实原来在藏语里面叫‘克玛拉’和‘克温拉’,意思是‘红肾山’,‘蓝肾山’,就是两个形状像‘腰子’一样的山口。”

“从这两个山口越过西藏后,线路也是完全不同的。从老唐古拉藏北是先到聂荣,从现在公路越唐古拉第一个到的县就是安多了。”王贵说,当所有交通物流都通过这个山口,它就成了历史中的主角,“而那个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古拉’已经无人知晓了。”

比宗教先行的是商品

我们进到岗尖茶馆的时候,一桌子人正在打麻将。我表明了来意,想去牧民家采访。沱沱河两边30~300公里两边都有牧民,走一段公路后还要拐到便道上,才能到牧区。最近的就是扎西家。扎西上来就直勾勾看着我问:“你给多少钱?”“30公里么,在你家住一晚明早你再送我回到这个茶馆,一百块钱怎样?”“太少了,要两百。”

“两百?我从格尔木包出租车上来才1公里1块钱,我再付给你吃饭的钱,一百块钱也很多了。”

“吃饭,在我们家,不要钱。到我们家,明天你想什么时候回来,我就送你回来。一共两百块钱。”

怎么说也没用,一分钱也不降,看着天色将晚,格尔木来的出租车司机、一圈儿藏民都看着我。“好,就这样,走吧。”我还能怎么办呢。

我后来知道,扎西看起来熟练的讨价还价实在并非他的油滑,并非他多么善于和金钱打交道。在长年累月商品交流被迫的推动下,扎西这些唐古拉原住民们只是获得另一种维持生存底线的本领而已,和他们与生俱来的放牧技巧没什么两样。
而这个变化,从解放前,甚至更早就已经开始了。

1954年王贵作为18军一个参谋入藏的时候惊讶于一个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社会所具有的所有细节。“解放前,西藏的沙石公路仅有3华里,那是从达赖的罗布林卡到他的布达拉宫的一段路程。那时,十三世达赖有3部汽车:两辆‘奥斯汀’,一辆‘道奇’。这些汽车都是从印度开到西藏边境,然后拆成零件再由苦力和牦牛翻山越岭驮到拉萨,再组装起来的。”“那个时候的西藏可能是世界上最富庶同时又最贫穷的地方。”王贵说,这个地方富有金银,而大众的生活必需品又十分贫乏。底层人民搜集到的金银都被大人物消耗了,上层社会成了庞大的蓄水池,这个辽阔地区的所有财富通过千万条渠道流向那里。这样一来,钱币囤积在特殊阶级的私宅里,另一方面生活必需品只能以高价购买,由于这种资本的混乱,大部分人陷入可怕的贫困。

他说,当时他查看过《西藏经济史》,有这方面记载:“1788年,1石米从雅安运至拉萨,需银26两;1791年,军粮从内地运至西藏,每石需价30余两;若从藏地采办,每石粮食不过3两。”

这样的价格高企只有一小部分的原因能归结为“运输成本”,在一个物资极度短缺的社会,任何消费品都奇货可居。只要有勇气和冒险精神,就能猎取财富。富有投机色彩的商业行为层出不穷,“首先为青藏铺路的是物资匮乏。这种失衡打开了需求之门,才有人敢冒着生命危险翻越唐古拉山”。

是“商路”带动了宗教和文化的传播。西宁塔尔寺的格桑师傅告诉我,“藏语里面的‘土路’、‘便道’叫‘丛愣’,藏语的意思就是‘来来往往的商人走出的一条路’。和青藏公路平行,有很多这样的路,虽然已经没人走了,但你仔细看,路面的痕迹相当明显”。

我在塔尔寺还遇到了一位80岁的喇嘛叫更登巴桑,他一共进藏7次,最早一次是22岁,3次到拉萨朝拜都是跟着别人的商队。他说,当时很多做买卖的老板组织一个商队贩一些药、茶叶和布匹去拉萨,都会到塔尔寺找一些年轻的想去拉萨朝圣喇嘛同行,顺路帮他们打工卸货,“因为相比较之下,出家人更让人信任,更重要的原因,是唐古拉山往北一带,土匪出没频繁,有僧人同行,商队逃过劫难的可能性要大些。即使货物被劫,有喇嘛在,土匪一般不会杀人”。

1940年农历九月份,更登巴桑和一个商队三四十人从西宁出发,越岭进入西藏的地方应该是原来的那个“唐古拉山口”。更登巴桑说,到西藏一共用了三个半月时间,老板支付给他30块大洋的工资,按照物价比照的感觉,更登巴桑认为这笔钱相当于现在人民币1到2万元。可见一支商队只要能顺利将货物运到拉萨,获利的丰厚。更登巴桑回忆说,他第一次见到布达拉宫激动得不得了,那时候布达拉宫还不是天天开放,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只开放几天,他在拉萨住了八九天才等到去布达拉宫朝拜的机会,“我把30块大洋的一半多都捐给了寺庙。不过,活佛和‘格西’(高僧)一个也没看到,他们都是不能随便见的”。

应该正是这些陆陆续续的商队首先发现了居住在唐古拉无人区的牧民,并和他们进行交易,交易的规模也逐渐变大。唐古拉乡一村的村民仁青今年52岁,他对我说,他小时候经常有一些到拉萨的商队在他们家过夜,有些商队规模小,知道很难再往前走,把东西卖给他们之后就回青海。后来甘肃、四川专门过来一些人挑着扁担进山做生意,一家一家转。“他们每次来一定要把东西卖完才走,通常是到谁家就住在谁家,多的时候会呆上一个月。”仁青说,最受欢迎的商品是衣服、鞋子和香烟,那些不带烟嘴的老牌子香烟“哈德门”、“白芙蓉”还有青海产的“芒果烟”销得最快。

挑扁担的买卖三四年就结束了。仁青说,这些生意人开始在沱沱河的运输站合伙租下一间房子,开始在外面摆摊做生意。从1980年开始,沱沱河的人气越来越旺,那些散摊变成了有门面的商店。因为交通条件的改观,这些外地来的人更喜欢用商品直接跟他们交换牛羊,然后用车贩回去——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他们只有使用钱币。

沱沱河岸边慢慢变成一大片浅灰色和白色的房屋建筑群。路旁依次出现水文站、商店、饭店、旅店、汽车站,后街还有邮局、小学、气象站、地质队、乡政府(当年是公社)办事机构、汽油站、兵站等。商店门面不大,但货种齐全,汉族售货员也会说一口流利的藏话。他们还用牦牛把商品直接运到偏远牧区,被牧民称为“牦牛商店”。后来,又开了几家酒店、茶座,比如我们碰到扎西的那家“岗尖茶馆”。

“他们以祖先的姿势坐在那里”

扎西的姐夫辛襄和老婆的摩托车赶上来了。原来是摔了一跤,辛襄的50块钱买来的二手、不知真假的North Face的袖子都摔破了。还好没什么大事。

离开了沱沱河,还是单调的高原景色,这里海拔虽高,四千七八百米左右,但相对高度低,像丘陵的景色,一个连着一个起伏的小山包,看着顶多也就一二百米高。

在109国道3182公里处,摩托车终于左拐弯驶上了便道。所谓便道不到100米就结束了,没有路了,只有沿着车辙印向前开。摩托车左突右闪,颠簸得很厉害,草也就一包烟那么高,稀稀疏疏的,仅仅稍微有些绿色。经过一条河道,其中只有细细的几股流水,摩托车加大马力,冲上岸去。

扎西指给我看“到那个山就到了”,眼前是远远近近起起落落的地形,没见牛羊也没见帐篷,我想,问也问不明白,就哦哦地答应。我正怀疑,是不是他的汉语的问题,或是他对距离没有概念,这要颠到什么时候去啊。过了一个小坡,下面展现出河滩来,两顶帐篷在河边,烟囱里都冒着青烟,原来这就是那个“山”,一下子就到了。

扎西和他姐姐两家共有70多头牦牛,300多只羊,在这个夏季牧场里他们要呆到9月再回到冬季牧场,那里有固定的石头房。

扎西夫妇有一个6岁的孩子,他姐姐胜木措家共5口人,他们的老父亲在这两个帐篷里轮流住着。他们每月下山两三次,来买些酒和方便面等,这次扎西还给他父亲买了双皮鞋。老人很高兴。他的父亲叫“东东”,这个名字像小孩的,但也就是这两个音。听说我们是北京来的,他高兴地告诉我他年轻的时候到过北京见过毛主席。

“那是‘文革’的时候去串联到北京吧?”我问。

“就是,到北京见的毛主席。”

“那时你怎么去的北京?”

“就是,去北京见了毛主席。”

对话又陷入那个困境了。

唐古拉山上的风季很长,季风很大,牧民们往往在飓风稍歇的早晨和黄昏放牧。虽然他们现在也能从沱沱河的集市打听到一些外面的新鲜事,但这和他们早出晚归的放牧相比,都无足轻重。他们更多的生活,和山上的季风一样,年年一成不变。仁青告诉我,牧事活动全由季节支配。藏历元月(公历二、三月)产羔季节,他们要彻夜守候在牛羊圈里;四月初三挤奶节;四月中旬抓山羊绒,五月中旬抓牛绒;七月底八月初剪绵羊毛,藏历十月冬宰。

晚上20点钟,太阳落山了。胜木措的两个女儿,12岁的七朋草和10岁的刚拉,赶着70多头牦牛回来了,全家人忙了起来,一只一只的把牦牛拴在钉在地上的绳索上。扎西6岁的儿子丹珠林珠也去帮忙,小丹珠只能对付牛犊。就一支烟的功夫,70多头牦牛就都拴好了。

我们回到扎西的帐篷,发现了入侵者,一只肥壮的白羊拱开了我的包,正在吃里面的面包和司机给的烙饼,差不多都吃光了,扎西直跺脚,指挥几个小孩把羊推搡了出去。我们忙着说没关系。扎西愤怒地表示明天要杀了它,然后转头对我做了个鬼脸。我开始喜欢这家伙了。虽然我这摩的费有点高,但这路也不是一般的难走,最近油价也一直在涨……总之,我原谅他了。

仁青说,唐古拉山的牧民通常更看重牛犊和绵羊,而瞧不起长得不好看的山羊,认为它们又调皮捣蛋,肉不太好吃,皮子也不太好用。天黑了,我们都在胜木措的帐篷里,她丈夫辛襄热情地招待我,从地上拎起一只风干的羊腿递到我面前。他们大人小孩都用小刀片下一块块肉来放在嘴里嚼,吃得很香,我仔细端详这只风尘仆仆的生羊腿,心想以前在拉萨吃过生的酱牛肉,这东西也不会差到哪去。没想到肉片一入口,难以咬动,什么味道也没有。

仁青说,他们在山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去沱沱河附近的一家寺庙烧酥油灯。像扎西这样离得近的牧民也许每天都会带2斤油去拜佛,离得远的人家要跑几十公里路,往往会一个月去一次。格桑师傅告诉我:“这些不大的寺庙原来也有牧场,有差户,收入可观。但支出也是惊人的。举行上百号喇嘛参加的传召大会经费开支标准为:供品酥油538克(西藏计量单位每克28斤),青稞192克,糌粑192克;喇嘛生活所需为:酥油423克,茶叶320块,大米1915升,糌粑650升,杀活牛15头,酸奶480桶,用于布施钱200个占木多(约合当时人民币700元)。”“不过现在这些小寺庙的收入来源少了很多。”

击碎这种漫不经心、一成不变的高原生活的,往往只有突如其来的灾害。比如,1985年秋季的大雪封山,对仁青和扎西前辈们的财产和生活是摧毁性的。

“10月17日、18日、19日,大雪下了40多个小时。唐古拉山以北地区积雪厚达一米。好多藏民的东西出不来,一连几个月。那一年,唐古拉山区的救援是最困难的,因为上山下山比其他地方都不方便,又遇上下雪堵车。我们团派教导队队长去救人,手指头给冻掉了。”经历过这场灾害的格拉管线团大校姚志祥回忆说,当时牧民都在山区、牧场,燃料储备在遥远的“冬窝子”里,牛羊没草吃,西藏不出产草,都是地皮草,大雪一封,牛羊就找不到吃的,野驴野羊都跑到公路边上看着来往的车辆,等着掉些米粒粮草。也有的就啃吃死去牛羊的内脏。部队路过的时候把睡觉用的草毡子全部拿出来喂牛羊。公路到处是雪,根本看不到路,随时有翻车的事发生。一场雪一过就像一场战争一样全部扫平了,公路两边都是牲畜的尸体,看着非常惨,“15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牲畜死了将近300万头。西藏地方历史档案中,唐古拉山遭受较大雪灾记录在案的有50余起。有时甚至整个部落荡然无存”。

第二天早上6点半,扎西全家人都起来了。有的去挤牛奶,有的拾牛粪。这一天是辛襄的儿子才仁彭措和女儿刚拉去放牛。他们背上一瓶奶子和一只羊腿,这是他们一天的粮食,把牦牛赶上了山坡。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月亮还在空中,才仁彭措和刚拉解下了系在腰上的抛石带,捡起块小石子,啪的一声响落,小石子迅疾地打在乱跑的牦牛背上,队伍渐渐成形,越走越远。

进入唐古拉山无人区的外来者

一路上我都昏昏欲睡。下午17点经过唐古拉山口的时候,司机叫醒了我。“唐古拉山口,5231m”的牌子立在路边。即使到了青藏公路的最高点,周围仍是起伏不大的丘陵一样的景色,车子过了山口,地势开阔起来,是一个长长的下坡,能看到几十公里外的景色。一群群的牛羊散落在山坡上,几公里外有几顶白色的帐篷,根据沱沱河的经历,我知道这又是一处牧民的夏季牧场。

我突然想在青藏线上海拔最高的这户牧民家住上一夜。我在离安多还有70公里的地方掉头了。

我直直地向羊群中走去。1公里远处一个小黑点的活动引起了我的注意,它的大小和移动的样子越来越明显是一个人。终于我和叫尖多的这个小伙子会合了,他戴着棉帽穿着藏袍,长得很英俊,憨憨地笑着,他要在天黑前把牛羊赶回家去。尖多21岁,他老婆叫丹措,26岁,下面的帐篷有他的哥哥和父母共3户,虽然说不清他到底有多少只牛羊,但他却有个奇异的本领:走着走着他突然站住了,说少了一只牛。尖多木桩似地站在那里,头慢慢地移动,忽然他回头叫我坐,示意等一会儿,就跑开了。他向西跑了很远,果然从草丛中抱起了一只小牛犊。

不只我们在5231米海拔的地方走回头路。李景超说,他们在铁路工程指挥部的营地不时碰到沿青藏公路朝拜的藏民。“这些人推个车,车上放着一些帐篷或者生活用品、干粮,把车子推到中午吃饭前能够走到的地方,再走回来,走到起点,三步一叩,叩到吃饭的地方,吃完饭再往前走。西宁到拉萨的路他们要走三遍。我们都会把他们叫进去,到工地一起吃饭。”李景超说,一个月前他们遇到3个从甘肃到西藏的藏民,自己带个锅做饭,沿路捡一些矿泉水瓶子作为燃料来烧火。“他们晚上到了我们工地,叫他们进去他们不肯,我们就拿一些吃的给他们。我替他们算了一下,从我们3051处到拉萨3880处,还有830公里,还要两年时间才能到。以这样的走法,他们从西宁走到拉萨至少要走3年。”而格桑师傅告诉我,仍然磕长头去拉萨的现在只有这些藏民了,路修成以后,僧侣们去拉萨朝圣,早就坐汽车或者搭飞机了。

除了商队,还有更多的人闯入无人区。“从1956年开始,四川藏族在甘孜州发生小范围叛乱,背后的策划者也是西藏地方政府,到1958年,青海局部发生叛乱,1959年全面叛乱开始。这一年平叛打了四场战役:拉萨战役、山南战役、纳木湖战役和麦地卡战役。拉萨战役直接把叛乱指挥机关给端掉了,达赖出逃,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形势,毛泽东下令不让军队拦截。山南一战是为了隔断叛军和外部的联络,把通往印度那边的国际线封死,毛泽东说是‘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后两场战役完全是为了保障青藏线交通干道的畅通,并不让叛军再往西窜逃,防止大量土匪进入无人区后不好控制。”当时在西藏军区情报处任职的王贵回忆说,还是有一些残余的匪军从东路退回无人区,其中很大一部分进入唐古拉山。当时有情报称有国外势力支持这批叛军在唐古拉无人区开展所谓“敌后游击战”,打算长期骚扰藏区安定。因为所有对外通道都被封锁,敌方还在唐古拉山空投了大量的武器、特务还有电台通讯设备。因此在1960年被称为“关门打狗”的剿匪战役里,唐古拉山成了一个最主要的2号战场。其他1、3、4号地区战役分别在成都以西、申扎线和昌都。

仁青小时候见过这些会到村子抢粮食的叛军。他回忆,那时他还很小,但是他记得当时村里组织了“打猎队”,并配发了枪和子弹。“打猎队”的任务是给唐古拉的牧民打猎,分配食物。“那时候我们家里根本没有牲畜,整个唐古拉乡范围的牧民一共可能就几十只牛羊,所以全靠打猎分得的食物过活。我记得我家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和沱沱河兵站的部队住在一起,我妈给部队挤奶,部队每天分点饭给我们吃。”仁青说,有一次天亮以前,牧民准备搬家,土匪突然袭击了他们,抢走了十几只羊,一些拼命护羊的牧民被打死了。“打猎队”也在反击中损伤过半,十三四个人只活下来3个,当时从青海藏族派到唐古拉的公安局长勒加木仁也受了重伤。“因为马步芳在青海流传的故事太广,我们家里一直以为,是因为马步芳在青海杀人太多,使得一些青海藏民上山做土匪了。后来才知道,那是三年叛乱的叛军。”

三年平叛期间大量的军事物资和民用物资运输,使得60年代的青藏线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拥堵。姚志祥回忆说,物资运输大,石油的运输任务也重,西藏的物资需求量太大了。只有青藏公路这么一条路线,可以说,公路就成了和苏伊士运河一样的唯一的运输中枢。“那会儿部队专门安排4个汽车团,常年给西藏运油,一年运下来也只有4万吨,远远满足不了需要。油最紧张的时候,西藏自治区政府的主席、书记来控制整个西藏的用油量,哪块能用哪块不能用,但是满打满算也不行。”姚志祥说,“不少汽车团往里运输,大家都抢公路。油料用的量大,物资、生活品包括人的运输全抢这个道。加上高原南部由印度洋控制气候,一下雨,公路就翻浆。下雨也堵,下雪也堵,平时遇上前车队出了问题,后面的车也要排队,我们在唐古拉山冰天雪地堵上一个月的情况都有。”“而且原来公路运输,油的消耗相当大,因为路况差,跑一趟一个月,汽车本身消耗油也厉害,路上人还要做饭、烤火,要生存,整个路上有1/3的油都被消耗掉了。3个汽车团运油,等于一个团的油一路洒了,只有两个团的油最终运到了西藏。”“最后格拉管道工程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上马,过去一个汽车团140辆车,解放车,吨位小,一台车一年运10趟。格拉管线建成以后,输油量相当于8个汽车团的运量。青藏线的拥挤一下子就没有了。”

姚志祥说,几乎从格拉管道开通那一天起,唐古拉山上就又多了一些不速之客。他们在晚上把输油管钻破,大量偷盗石油。“这个无本万利的买卖诱惑着很大一批人上山盗油,让人防不胜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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