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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所罗门:动荡政局下的财富梦想

2006-05-22 10:49 作者:王鸿谅 2006年第17期
在所罗门首府霍尼亚拉,选举结果引发的政治冲突,终于酿成指向当地华人群体的骚乱

财富与风险之间的某种正向关联其实早已在所罗门显现出来。自从2000年6月,当地的种族冲突转变为军事政变之后,所罗门就处在长期动荡中,澳大利亚甚至将之称为“失败的国家”。于是对于总数不过1000多人,却在这个52万总人口国家里,日益成为拥有左右经济命脉力量的华人华侨群体,财富与政治风险,与种种他们预料之外大事件的关联性,终于被以最极端的方式凸现出来。

当地时间2006年4月18日中午,在所罗门首府霍尼亚拉,选举结果引发的政治冲突,终于酿成指向当地华人群体的骚乱。

政局与财富之祸

对于选举结果引发的骚乱会波及到唐人街,所罗门的华人华侨多少还是有些心理准备的。2000年因种族冲突引发的骚乱,已经让他们认识到这个国家不合常理的事情有许多,动荡局势中被压抑着的那些情绪,总需要一个出口,财富和财富的拥有者,显然会成为最具标识性的指向。

已经加入所罗门籍的华人邓祖安回忆,2000年骚乱时候,唐人街也历经了恐怖的劫难,不过都是一些“打砸抢”,并不至于给华人的产业造成毁灭性打击,“看到有人来闹事,店铺就赶快关门,等人走了不闹了再重新开张”,“也被抢过一些,不过就这样关关停停,持续了一年多的混乱状况也就撑过来了”。所以最初从电话里获知所罗门发生骚乱的消息时,邓祖安的第一反应是,“骚乱有可能,但唐人街被烧没有可能”。现年32岁的邓祖安是1998年去所罗门的,从事日用品贸易,经常往返于所罗门和家乡广东省江门开平市之间。骚乱前,邓祖安刚好回了开平,4月18日下午16点半,手机响的时候,他正在开平市朋友的一家贸易公司办公室里聊天,而在电话的那一端,是所罗门时间的傍晚19点半,电话里描述,是“唐人街已经火光冲天”。

邓祖安于是打电话给还留在所罗门的妻子司徒轩欣,却发现电话已经接不通了,心里开始有些着急。随后给在马莱塔岛的哥哥打电话,证实了朋友所描述的恐怖。马莱塔岛与霍尼亚拉之间的距离,类似广州与香港,坐飞机半小时,坐船则要6小时。他哥哥在马莱塔岛的判断是,事情不至于太恶化,会平息下去,不必离开所罗门。但无法亲眼目睹事情的进展,邓祖安心中还是焦虑,打拼多年挣下的价值200万的房产,店铺里的货物,以及刚刚经过了漫长的海运旅途,已经进港停泊的两个集装箱的新货物,这些,都是他对于未来生活所有向往的保障和基础。

邓祖安并没有给自己太多作恶劣设想的时间,他拨通了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使馆的电话,告知自己所了解情况。因为生意往来,需要屡次途径巴布亚新几内亚签证,邓祖安与使馆的工作人员已经熟到“对方不看名字照片,只看后面的那些签证印章,就能辨识出我的身份”的地步。邓祖安说,他是第一个给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使馆打电话的人。使馆的工作人员此时已经获知所罗门发生了骚乱,但并不清楚具体情况,邓祖安于是将妻子司徒轩欣的电话告知使馆。

于是,这起发生在一个并没有与中国建交的国家里的骚乱事件,最初信息只能通过这种点与点之间,相对小众的方式传播。华人群体中,那些影响力因自身经历和财富而来的人,便约定俗成成为在这次混乱中要承担起信息传播核心作用的人。比如王家兴,他的诸多身份中,有一个是广东省海外交流协会在所罗门的海外理事。兼任广东省海协会副会长和广东省侨办主任的吕伟雄说,4月19日上午8点25分,当他接到邓祖安的电话描述所罗门的状况后,第一个举措就是电话联系王家兴,电话也是拨了好几次才接通,此时王家兴正在驾车去唐人街的路上,吕伟雄记得,电话接通后,王家兴的声音都变了,“他说唐人街全都烧光了,边说边哭”。

霍尼亚拉的城市结构相对简单,城市沿东西向延伸的公路两侧分布,公路连接起机场和城市中所有繁华所在。唐人街在城南,如果从机场开车,唐人街在公路的左侧,沿一条路,经过一座桥,当地人把桥下那条东西向蜿蜒,宽约50米的河流称为“唐人街河”。以桥为界,两侧分别是唐人街与新唐人街。最繁华的还是唐人街,店铺沿街林立,沿河一侧的房屋大多临水而设,都是那种由门面房和住宅楼构成的院落式结构,几乎全都是木质结构。开平籍商人余先生说,这是因为所罗门盛产木材,除此外,其他建筑材料全部需要从国外进口,成本非常昂贵,“一块普通的青砖,要8所元,合人民币也差不多是8元”,邓祖安描述。

这些木质结构房子,在这个终年气温28摄氏度的国度,很容易就被火苗吞噬。就在王家兴边说边哭的这一天,所罗门政府发言人约翰逊·霍尼马埃的表述是,“唐人街约90%的建筑物被毁,整个地区处于无政府混乱状态”。4月22日抵达所罗门群岛的澳大利亚外长唐纳,在大批荷枪实弹的军人和警察保护下前往位于霍尼亚拉市中心的唐人街,亲眼目睹劫后惨状只能让他震惊。

惊恐逃生与紧急撤侨

在骚乱的消息以各种方式传播,并被不断加以确认的时候,司徒轩欣正和她的20名房客一起,在霍尼亚拉经历着始料未及的惊恐和逃亡。从4月18日中午开始,到4月25日凌晨,南航包机降落到新白云机场,才算从惊恐中平复下来,“终于能好好睡一觉了”。

再回忆那个酝酿着灾难气息的中午,司徒轩欣已经能很平静,“大约中午12点,警察过来叫我们把店铺门关了,说有人在国会那边打架,可能会出事情”。邓祖安和司徒轩欣的店铺在距唐人街只有数米之隔的新唐人街,两栋两层楼的房子,被围墙圈起来,花费100万所元购置的这片房产,现在已经涨到了200万元。飞涨的地价,也使在所罗门从商的人中,有相当部分并不会自己购置房产,而是租住在别人那里。他们的房子租给了3户人家,骚乱时候,总共住有21个人,其中5个是小孩。

店铺关门后,他们躲在楼上各自房间里,从窗口远远听到人群的喧闹,后来才知道,那时骚乱人群已经从主街POINT CRUZE沿途抢劫闹事,直奔唐人街而来。在霍尼亚拉,东西延伸的公路两侧,越往西越繁华。同样从机场出发,经过唐人街之后,再往西,公路两旁延伸出两条主街,当地都叫POINT CRUZE,政府大楼和办公区域在路北,而两个主要的警察局在路南,其中中心警察局和政府大楼相对而设。行政区域毗邻的,是另一批商业区,同样也是华人的产业占到绝大部分,所以骚乱最初就从这里开始蔓延。

喧闹的人群跨过唐人街河后,司徒能听到有人开始敲打她家院门,不过因为她的房屋是水泥砖石结构,防盗锁很高级,那些试图闯入屋子的人并没有成功。但她的一些邻居就没这么幸运,房屋被砸开的大有人在。没有人能够详细描述,混乱中第一束火苗先从哪里燃起来,能追溯的,只是那种火势蔓延,漫天浓烟的景象。同样来自广东的黄女士就跟她的老板一起,经历了火中逃生的惊恐,原本她和老板想在二楼躲过闹事的人群,听到店铺被砸开的声音,却发现房子已经被点燃了,两人只能从二楼窗户跳下去逃生。所幸所罗门建筑物都不算高,因为地震频繁的缘故,这里禁止建高楼,所以两人也算有惊无险。

司徒在混乱中陆续接到了使馆打来询问电话,因为唐人街被焚烧,通讯受到严重干扰。直到夜色降临,原本并不打算离开的司徒,看到了唐人街上熊熊的火光,心中惊恐,21个人于是彼此联系各自朋友,想办法一同逃生。因为他们的房子正好在靠河一侧,有朋友说派快艇来接他们,但船比较小,载不下这么多人。房客中有一对新加坡籍夫妇,是基督徒,说可以联系教堂给予帮助。果然,辗转联系后,教堂迅速派了一艘比较大的快艇来接他们,回忆起来,司徒说“其实也很危险,人太多了,船都翘了起来”,所以他们基本上也只能携带各自的证件和并不占面积的一点财物。

霍尼亚拉是个被海水环绕的城市,公路北紧邻着海滩,路南群山环绕,山的另一侧,同样是海洋。除了城市中心,在群山环绕的地方,山脚和山顶上也分布有诸多居民。教堂就在山上。晚上邓祖安终于打通了妻子的电话,教会的人很热心,司徒还记得当天晚饭是面条,是教会派人下山专门给他们买的。晚上睡在一个做仪式的大堂里,打地铺,每人一张席子,一床薄被。站在山顶,能够眺望到唐人街的景象,那个晚上,经常就听有人说,“啊,又一栋房子着火了!”然后大人们就一同爬起来看,整个晚上就是在这样的反复之中,彼此心中都惦念自己产业,焦灼而又无奈。

第二天,也就是4月19日中午,得知已经有许多华人华侨集中在ROYAL警察局避难,司徒和她的同伴们也决定下山。同样是教会派车送的,特意挑选了车窗玻璃颜色很深的那种车,所罗门政府发言人约翰逊·霍尼马埃对于混乱的描述是“歹徒和劫匪十分猖獗,他们甚至朝路过的巡逻警车投掷石块和砖头”。利用车辆逃到警察局避难的许多侨民,都保留了那种“车窗被密集的石头砸碎”的惊恐记忆。所罗门警察总督谢恩·卡斯尔斯说,虽然维和警察利用“化学物质”试图驱散示威者,并在唐人街及周围地区竖起了路障,“但由于警力严重不足,警方根本无法完全控制局势。歹徒面对大批警察时迅速散开逃逸,但很快又在另一个地方纠集,袭击新的目标”。警方盘旋的直升机,也并不能对他们形成威慑和制约。

到达警察局时候,这里已经集中了500多名华人华侨,各种情绪在心中滋长,是否要离开所罗门,也成为许多人难以权衡的问题。司徒说,这不难理解,比如她原本就不想离开,因为放心不下这边的产业,而且心里可能还是愿意相信,事情会平息下去。不过也有因损失惨重,伤心欲绝特别渴望离开的。所以到后来,使馆包机将侨民撤离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时候,就按照他们的不同情况,分成AB两类,分三批将其中300多人送走。

这时候外界的信息会通过几个负责的侨领类人物传达过来,最先传来消息,是4月19日有华侨搭乘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军机离开了,这消息引起一些情绪骚动,很快平息下去。这时候,中国政府方面的营救工作也在紧张进行,南航集团接到撤侨包机任务是4月21日。等到中国使馆包机的消息确定下来,每天都能有航班将人撤离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然后等待包机回国的时候,大家完全安定下来了。司徒回忆说,第一天警察局里乱糟糟的,垃圾到处都是,到第二天开始,就慢慢好了,“慢慢的,能够比较像正常的生活,关注一些其他的事情了”。

司徒是4月23日下午搭乘了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包机,她是第二批离开的,此时中国政府已经成功将159名侨民撤出所罗门,最后一批也在稍晚一些时候撤出。4月24日当地时间下午19点30分,当愿意搭乘包机前往中国的全部310名华人华侨登上从莫尔兹比港返回广州的CZ556航班时,司徒说:“终于可以放下心来,可以回家了。”4月25日凌晨,航班准点抵达,陪同领导前去接机慰问的吕伟雄说,舱门打开,这些一路惊吓和奔波的侨民看起来“呆若木鸡”,“是懵的”。

所罗门的诱惑

邓祖安1998年到所罗门,在华南农业大学念的汽车工程的他,毕业后在某个给王老吉凉茶和其他八宝粥类食品生产易拉罐包装的工厂,干了两年“做罐头”的行当后,24岁的邓祖安决定出去寻找机会。选择所罗门的原因很简单,他有一个哥哥在那里,而他哥哥去所罗门的原因也很简单,有另一亲戚在那里。在被称为侨乡的江门地区,这样的海外亲缘脉络再常见不过。

初创业的故事自然比较艰难,90年代中期以后,在所罗门寻找财富机会也必须首先具备一定规模的资金。商人余先生说,最少也要50万到100万。不过所罗门是一个总是存在商业空间的地方。简单说,所罗门没有化工业,生活日用必需品全部依靠进口,而且由于电费昂贵,以及工人素质不理想,在所罗门本地开办工厂,基本上是“一开必赔本”,所以在这个盛产木材的地方,基本也没有木材加工厂。而日用品,甚至食品贸易,在所罗门到目前为止,一直拥有广阔的市场,而且价格不菲。余先生计算说,“比如一个价值20万元的小型货柜,海运到所罗门的运费是3800美元,抵达后在所罗门的税款,按43.3%的比例算下来是4万多所元,这样成本是27万左右。如果这个货柜在所罗门能全部卖出,至少能赚到成本的两到三倍”。司徒形容当地的物价只有一个字,“贵”,她比划着,“一小捆青菜,五六棵,要卖到8所元”。而在骚乱破坏了华人的商业网落之后,当地的物价成倍飞涨。在所罗门,便宜的似乎只有海产品,“三块五1公斤的鱼和螃蟹,480元1公斤的鱼翅”。

虽然有天然的海滩风光美景,所罗门却并没有繁荣的旅游业,因为机票昂贵,从中国到所罗门还没有直飞航班,需要到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或者斐济转机,往返票价是15600元。实在不是一个划算的旅游目的地。细数下来,唯一值得称道的,是霍尼亚拉的医疗福利,本土居民,甚至外来者也都能享受免费的医疗服务。其他的,邓祖安笑着说,“或许就是路上没有红绿灯,但是开车的人都很有礼貌和秩序,车辆一定会给行人让路,直行车一定会给转弯车辆让路”。但是本土教育的落后,在这里是华侨不太能接受的状况,“学校可以因为各种细小的原因停课,比如下雨,比如厕所停水,都成为停课的原因”。不过,那些把孩子留在所罗门读书的华人华侨,心中盘算的其实是更为长远的目标,通过所罗门,让孩子能顺利进入英联邦国家的学校,所以这个极端贫穷,并不发达的国度,其实也是一个国际化的跳板所在。邓祖安说,不要小看了这里,霍尼亚拉这么小的地方,就有3家国际银行。

从90年代中期始,所罗门由于政府管理不善,国家经济状况恶化,使种族矛盾激化。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所罗门的经济一直是负增长,2000年甚至达到-14%,国家一贫如洗。余先生说,他所接触到的所罗门的副省长,工资也不过是1200所元。贫穷加腐败,都给这个国家的动荡埋下了祸根。所以对于作为骚乱诱因的大选和关于贿赂的传闻,前去与所罗门群岛新总理斯奈德·里尼商谈如何稳定今后局势的澳大利亚外长唐纳的说法是,“毫无疑问,腐败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在他看来,所罗门群岛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为避免国家崩溃,经济改革十分重要。”

而作为商人,余先生和他的一些朋友摸索出来的经验,是在所罗门经商,“尽可能不要置业,如果一定要买,那就银行按揭,进货一次也不要太多,基本上4年一个周期,随时要做好能离开的准备,谁知道这个国家还会发生些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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