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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一曲《长恨歌》

2006-04-17 11:29 作者:孟静 2006年第13期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局面呢?丁黑说:“两年前《长恨歌》刚启动的时候,还没有超女,各电视台还在打品牌,允许一些不太大众的产品出现。”可是戏拍完后,他发现山中几日,世上千年,已经进入了恶搞时代,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品已经不太被接受。这种现象令很多创作者无所适从,海岩也慨叹过自己写不出恶搞的东西,恐被读者抛弃。

3月28日在上海首播的电视剧《长恨歌》第一天的收视率超过了5%,这算是个非常好的开局。在筹备这部戏的时候,导演丁黑对收视的期待值非常低。凡是改编自文学名著的电视剧,除了《围城》外,多是赢了口碑、输了票房。像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林语堂的《风声鹤唳》,业内反响都颇佳,收视却只是一般。一向是海岩剧主力的丁黑上一部《平淡生活》的收视也不好。海岩曾经急得对媒体表示,如果新拍的两部戏再不能令新人一炮走红,他就改用大腕。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局面呢?丁黑说:“两年前《长恨歌》刚启动的时候,还没有超女,各电视台还在打品牌,允许一些不太大众的产品出现。”可是戏拍完后,他发现山中几日,世上千年,已经进入了恶搞时代,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品已经不太被接受。这种现象令很多创作者无所适从,海岩也慨叹过自己写不出恶搞的东西,恐被读者抛弃。

王安忆完全放手的改编

《长恨歌》来源于一则新闻:“上海小姐”死于非命,它出版十年来,获得茅盾文学奖,连续被改编成话剧、电影、电视剧三个版本,不断的造势使得它被称为解放后塑造上海人形象最成功的作品。王安忆在书中就把王琦瑶作为上海精神的象征来描述,也使它超脱出一般的爱情故事。

这三版的编剧都不是王安忆,她也不就此事接受任何采访,原因她说过:既然是一部优秀小说,就不再适合别的形式。排话剧时,王安忆正把张爱玲的小说改成话剧,于是她对这版《长恨歌》参与得最多;到了电影,除了对女主角郑秀文不太满意,表示自己更喜欢吴倩莲之外,她也没发过言;电视剧时她更是不闻不问,从没有探班过。因此这三版实际是三个王琦瑶,每个都被赋予了新的涵义。

《长恨歌》在专业人士眼中,简直是座大山。电影和电视剧起初实行套拍,导演都由关锦鹏担任,后来他分身乏术,才又找到曾导过《玉观音》的丁黑。电影放映后批评之声非常强烈,郑秀文的表演、剧情起承转合的突兀都被视为硬伤。以王琦瑶一生的容量,和四个男人的复杂恋情,在电影和话剧中很难交待清楚。电影中有个大问题是床上戏过多,观众还没明白王琦瑶怎么认识的这个男人,镜头就转到两人已经躺在床上了,归根到底,还是太仓促的缘故。

按道理说,35集的电视剧在长度上是足够了。可是丁黑开始还是觉得很困难,“王安忆的文字有催眠性,她自己也说,她的生活积累有限,细节就像面包渣,十分珍惜地使用,人物的感受被放大,这对情节性强的电视剧来说很难办”。编剧蒋丽萍也认为,“一种文艺样式越纯粹,风格化越顽强,越成为改编障碍”。初稿是另一个编剧写的,他的本子节奏很快,有暗杀,有枪战,丁黑看了不高兴,说:“如果想搞快节奏的东西,可以再弄一个新东西,干嘛要费这个劲?”直到蒋丽萍拿来新大纲,他才豁然开朗。她把故事总结为“一个女人和四个男人的感情经历”,把片断化的小说打散,增添了许多人物和巧合。

比方说,王琦瑶的家庭背景被扩充,她的母亲成为很重要的角色。她的四个恋人中,程先生被提到男一号的位置,陪伴她一生,书中这个人物在1966年就自杀了;李主任添了票友身份,以京剧结识王琦瑶,这是为了表现他在屠夫阵地外寻找柔软,从而命丧温柔;老克腊一直定不了稿,书中五六十岁的王琦瑶与20多岁的老克腊相爱,在今天仍是惊世骇俗,投资方考虑到电视观众只从道德评判出发,肯定会觉得这段感情很恶心,但是几经反复,还是保留了原剧情。只是书中的王琦瑶被活活掐死,剧中的她却活了下来。蒋丽萍的理由是:一个陪伴了观众那么多天的女一号死于非命,观众会受打击,电视毕竟需要温情。虽然王琦瑶没有死,她的那个时代还是被历史的车轮碾碎了。

像这样的改动数不胜数,很多来源于蒋丽萍的生活。在筹备期,剧组请了民俗顾问给主创人员上课,这些老师就是“老克腊”、优雅的老太太。丁黑还记得一个活脱是王琦瑶再世的李阿姨,给他们讲中产阶级的大老婆怎么联合姐妹们斗争外室,这个情节就被用在了李主任的老婆身上。还有一个细节,程先生在80年代陪王琦瑶参加舞会,他穿了一身旧工作服去,王琦瑶很不高兴。进了舞场,程先生打开黑皮包,拿出两个袖套各装一只皮鞋,用弹簧楦头撑住,一脱外衣,里面是背带西装裤,这也是蒋丽萍搜集材料时听来的真事。从另一方面也验证了小说对上海人入木三分的刻画。

何谓上海精神

解放前,葛薇龙、白流苏一直是上海女性的代言;解放后,再没有超越她们的形象。程乃珊描绘吃穿用度的杂文,陈丹燕无限惋惜、带有自恋、陶醉情绪的上海闺秀,殷慧芬笔下的女工,是另一种上海女人,却没有成为经典。丁黑认为,王安忆把人性的悲剧残酷地展示给人们看。对于上海女人,丁黑有个很有意思的总结:“王琦瑶们精明而不聪明,开局很大,路越走越窄,开埠很早的上海和这女人的命运一样。”王琦瑶螺蛳壳里做道场,把小世界搞得轰轰烈烈,看似心疼自己,实际可着劲儿地糟蹋自己。她世故又浪漫,敢于飞蛾扑火,这些特质在张爱玲的小说里都有体现。

《长恨歌》的班底基本是北方人,丁黑是陕西人,对于上海,他是站在对岸的人。开拍前他看到一份调查,上海的处女率一直是全国最高的,尤其是市民阶层的女儿。这是因为她们把嫁人当作第二次投胎,处女身份是投胎的筹码。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正随着王琦瑶、老克腊们的故去渐渐消亡。电视剧中,王琦瑶的扮演者分少女和中年阶段两个演员,少女是内地的黄奕,中年是香港的张可颐,李主任和程先生也都是港台演员。令人惊讶的是,这几个港台演员得到了极高的评价。丁黑分析说,香港、台湾比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保留更纯粹,张可颐接受的英式教育,无论何时腰部都笔直、聪明又冷兮兮、神情淡定,反而更接近于想象中的王琦瑶。黄奕是年轻的上海一代,她一演完戏恨不能立刻躺在地上,怎么舒服怎么来,她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法入戏。这也说明上海的年轻人已经不是王琦瑶,她们更愿意按照自己的意愿活着。

与女人相比,上海男人是北方文化长期揶揄的对象,长久以来,他们受到的待遇并不公正。丁黑举了一个例子:直到上世纪80年代,广东才上交国库十几个亿,上海一直是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这样的城市里的男人肩膀怎么会软呢?程先生看似窝囊,可他有坚硬的地方,他的一生不曾受制于人,不用理会世俗眼光维持单身。他貌似谦恭,实则外圆内方。

蒋丽萍曾经也担心年轻人没法理解程先生的感情:他俩几十年手都没拉过是不是有病?“上海男人就是这德性,老知识分子对待女性有绅士风度,他们把爱内化为审美,没有身体接触一样会爱她,不把占有女性作为第一目标。”现在这种外柔内刚的男人又成为时髦,蒋的年轻女友看完戏后,激动地打电话给她说:“爱我知我的程先生哪里去了?”男人们也纷纷以程先生自诩。

在电视成为快餐的今天,《长恨歌》简直精致得有些过分,它的美术、灯光比电影还唯美;道具都是从收藏家手里淘来的真品,程先生用的相机就是当年的德国货;演员在表演前经过几个月的民俗、文学和艺术培训,营造出旧时代的氛围。丁黑觉得这一切正是上海风格的体现:世俗化的精致。在西风东渐的时代,上海人追求的个性解放不是上升到理论,而是浸淫到每个生活细节,而《长恨歌》尽可能地还原了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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