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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广场断代史

2006-03-27 13:41 作者:舒可文 2006年第11期
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历史事件决定了它在中国人情感上占据着重要位置,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得到的广泛认同,不是来自建筑艺术上的意义,而是百年风雨中浸染出的政治象征。2006年年底,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国家大剧院就要破壳而出了,而国家博物馆的改扩建方案仍在修改中。无论是面向传统还是现代,心脏部位的这两座文化纪念碑的竖立,正悄然改变着天安门广场的民族想象和日常体验。

1949年

◎舒可文

1949年2月,沈勃作为中共北平地下党成员刚刚迎接解放军入城几天后,被任命为北平第七区区长,着手接受国民党地方政权。当时第七区的范围,东起东单和崇文门,西到西单和宣武门,南到正阳门,北到长安街,天安门广场刚好处在第七区的中心位置。到任第三天,沈勃就去了天安门广场,他当时看到的广场是坑坑洼洼的土地,里面杂草丛生,垃圾遍地,中间有些地方的草长得比人还高。正阳门内的顺城街一带,垃圾堆得和城墙一样高。那时候的天安门地区是一个没人管理的地方,许多往城外运垃圾的车走到这儿就倒了。他们用了3个月时间才清理了垃圾。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开国大典将在这里举行,也还没有定都北京的决议。到了5月,虽然还没有建国,北京就成立了一个“都市计划委员会”,叶剑英兼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给都市计划委员会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整理广场,然后就是讨论北京的中心放在什么地方。1949年8月9日至14日第一届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上,做出了整修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的计划,并要求这项工程务必在9月份完成。沈勃印象里,当时有上万人次参加了这个工程,参加人来自周围的居民,各机关干部,各学校的学生。那时已经有传闻说开国大典要在广场举行,虽然一直还没有接到正式文件,“建设人民首都”的大横幅已经挂在了广场北侧。

1949年9月27日,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决议,即日起北平改名为北京,并决议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

天安门广场当时还是一个面临着层层宫宇、重重宫殿,540米长的丁字型广场,曾以其纵长深远的封闭空间向世人显示皇权的威严神圣,也曾是朝廷礼法所系之地。辛亥革命后,百臣上朝的场面消失了。《北平都市计划设计资料》记载:担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督办市政公所,他不顾当时物议,开放旧京宫苑为公园,兴建交通,出于城市交通方面的考虑,对广场及其周围进行了改造。其举措之一是,1913年将广场两侧的千步廊拆除,拆下来的木料用来建设北京的第一个公园——中央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园内来今雨轩、投壶亭、绘影楼、春明馆、上林春一带廊舍用的都是千步廊的木料。举措之二,1915年拆除了正阳门城楼与箭楼之间的瓮城,在正阳门两侧城墙处开4个券门,以缓解正阳门及东西火车站的交通紧张。之三是在皇城的南城墙开出了南长街门洞和南池子门洞,后来又打开了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两旁的红墙,并拆掉了三座门的门扇。这一系列改造不仅方便了北京城东西的交通,并且也在物理形貌上象征着皇权的消解,平民从此可以进入和穿越这个封闭的广场。

正因朱启钤对天安门广场进行的第一次改造,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才可能在天安门广场上展开。

广场的禁锢瓦解了,混乱随之开始。尤其是1928年北伐成功,首都南迁,北平市政府替代了京都北洋政府之后,《北平都市计划设计资料》记:市政进行尚未顺利,又以市长屡次易人,故市政范围无发展可记。1935年日寇猖獗,当局苦于支撑残局,市政方面更无所作为。1937年后,日本人占领北京,到1939年时,北京的日本人已增加到4万多人。日本人为了回避混居造成的摩擦,开始编制北京都市规划,这个规划以佛香阁为轴心的南北向100米宽的兴亚大路为城市新轴线,与出复兴门的长安街延长线为新区的主干道,重新设立了一个新城中心。该规划从1939年开始实施。1948年北平工务局所编资料上写道:“这个规划的实施,旧城完全不顾,……使北平旧城区沦为死市。8年间,北京积存垃圾160万吨。”1945年后,国民党北平市长何士源的市政规划基本沿用日本人的思路。天安门广场由于长期无人管理,就凋敝成了沈勃上任时所看到的情景。从天安门广场的处境中,可以看到当时整个国家的状况,仅仅30年时间,这座布局端庄的广场就沦为了荒凉的野地。

天安门广场对当时的中国人,具有一种政治上的象征意义。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从大清门穿越广场举行阅兵游行,天安门广场被当成了入侵者屯兵耀武之地,中国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屈辱时刻。《庚子记事》记:从此,“东交民巷一带……俱划归洋人地界,不许华人在附近居住。各国大兴土木,修盖兵房使馆……而我国若许祠堂、衙署、仓库、民房俱被占去拆毁矣”。因此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人才到这里集会庆祝以雪前耻。1919年5月4日,几个月前刚刚在广场听了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先生庆祝胜利讲演的学生,再次来到广场,开始示威游行。由此开始的科学民主启蒙运动被作为中国命运的一个新的起点,而它的爆发点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再次欺侮,进而是民族独立、反封建主义观念的一步步深入。

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历史事件决定了它在中国人情感上占据着重要位置,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得到的广泛认同,不是来自建筑艺术上的意义,而是百年风雨中浸染出的政治象征。

1949年8月,北平各界代表会议后,北京都市规划局接到任务,选定第一面国旗旗杆的位置。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董光器先生介绍说:“当时的负责人是陈干,他把旗杆定在南北中轴线与丁字型广场南墙东西相连的交接点上。因为时间仓促,也没有很多方案来比较,旗杆也就是用四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管焊接起来的。本来设计的旗杆高度是35米,与天安门等高,但焊接完后的水管只有22.5米高,他汇报之后,指挥部决定就这么高了,没时间再改了。竖起旗杆后他发现,旗杆与天安门之间将来要过游行队伍的宽度不够了,需要挪动华表和石狮子的位置,这就与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建筑界泰斗梁思成的思路有矛盾,梁思成要原封不动地保护故宫一砖一瓦。他就查阅《自然辩证法》,以恩格斯关于解析几何坐标中0的地位的观点,解决旗杆与周围建筑物的关系。”陈干曾撰文说:“从把旗杆的位置定下来的那一刻起,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的中心就历史地被规定了:天安门广场的改造也就要从这一点和这一天开始;随之而来的,就将是整个北京城的改造和新中国首都在亚洲大地的崛起。”旗杆是新中国坐标中0的位置,华表和石狮子必须随它而移动。这在当时是必然的。

10月1日之前,装修了天安门,在御河桥两边搭建了临时的观礼台,沈勃说,“那时就是个架子,都构不成颜色”。9月30日政治协商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主席和会议的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10月1日下午15点钟,天安门广场30万人听到了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毛泽东在10天前的9月21日政治协商会上说:“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压迫和剥削的结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他对诸位先生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我们的工作将表明:“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谈及从鸦片战争失败,中国人就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求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可是,他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他曾回忆他崇拜过的英雄康有为,康有为写过《大同书》,但是,毛泽东说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大同的路”,而在这之前五四运动的学生对孙中山说过类似的话:“先生的革命,仅仅把大清门的牌匾换作中华门,这样的革命不算彻底。我们这次,要做彻底的革命!”

中国共产党以及当时大量的知识分子和普通平民都把新中国成立看作是民族革命的胜利,而不是一般的政权更迭,所以鸦片战争被作为这个革命的起点。在访问参与新中国北京规划的规划师、建筑师时,他们都认同这一点,后来任10周年国庆工程五人领导小组成员的刘小石是开国大典的游行一员,当时还是清华大学梁思成的学生,他说,“梁思成也参加了大典,他看见国旗升起来的时候,不住地流泪”。

1976年

记者◎朱文轶

毛主席纪念堂兴建是天安门广场第三次重要改建。

在1958年天安门广场的改建工程中,中轴线上的中华门被拆除。这处明代建筑,形制与长安左门与右门相仿,位于天安门原“T”型广场南端,明朝时称“大明门”,清朝时称“大清门”,中华民国起称“中华门”,故有“国门”之称。中华门被拆除后,其址成为广场南部的绿地——一大片从外地移植过来的成熟松树林。

1976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毛主席纪念堂建立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南”的决定。6天后,正式确定了这个建筑面积不到3万平方米的二层建筑。其位置在中华门原有位置上,松树林被再次移植到其他地方。

第三次扩建后的天安门广场,形成了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中心作辐射状的整个建筑群,人民广场作为新城市中心的地位更被突显出来。

天安门广场的“收”“放”之争

国庆10周年,天安门广场扩建后,对广场的进一步规划仍在不断地被讨论。主要针对广场南部的不同处理,包括广场南部建筑性质、建筑平面布局、立体轮廓、正阳门的拆与留及广场的交通处理等方面。

北京市城市规划局在1960年和1964年两次组织北京和外省市建筑专家共同研究探讨这些问题。参加过北京整体规划的北京规划局高级顾问张敬淦说,探讨焦点最后集中到了“收”和“放”上。“‘放’,是针对广场上已经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南面未来的建筑位置和布局方式;所谓‘收’,是使未来建筑凸出于已有的两大建筑,使广场南部形成封口”,“但是直到1976年,‘收’‘放’之争一直没有定论”。

张敬淦说,毛泽东去世后,中央最终选定纪念堂的位置在天安门广场,“因为天安门广场北部是开群众大会的地方,纪念堂于是只能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南部。这样,加入这个因素考虑,广场必须仍然根据195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生前审定的规划向南扩建,即将天安门广场的东西两侧路向南打通”,“这种建筑布局,也解决了争论多年的‘收’、‘放’问题”。

因为毛主席纪念堂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正阳门中间,为此修缮了正阳门,同时将广场东西侧向南一直通向前门东西大街,广场的区域就向南一直延伸到了正阳门城楼下。

“改建的结果,天安门广场的集会面积由11万平方米扩大到21万平方米,集会人数从40万人增加到了可容纳60万人。”参与毛主席纪念堂设计建设的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工程院院士马国馨说,因为毛主席纪念堂的体量比较大,它处在原来“T”字型广场的狭长处,便使得广场空间显得有些局促了,这样才拆掉了广场左右两边邻近东、西交民巷的一些建筑:一家德国医院、几个单位和使馆的房子。“这样,原来那个‘T’型宫廷广场成为现在面貌的长方形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成为这个广场的中心,也成为这个新城市的中心。”

历经三次扩建后的天安门广场规模越发宏大。史景迁在他的著作里说,如果把这个现代广场的布局“搬到美国,就好像将纽约的时代广场,扩展为一个占地长10个街区、宽4个街区的空间”。

纪念堂的“天安门广场方案”

被选进“毛主席纪念堂工程”时候,马国馨才30来岁,他当时正在前三门工地,参与前三门住宅工程建设。马国馨是北京建筑设计院被抽调的5名建筑师之一。

马国馨回忆说:“从9月10日开始。我们跟副市长赵鹏飞一起去做毛主席纪念堂选址方案。当时我们做了这么几个方案。一个方案是在景山,一个是在中南海里的瀛台。一个是在天安门里,一个是在天安门外面的金水桥。一个是在天安门的南边。就是现在毛主席纪念堂的地方。方案大概做了4天4夜。到了14日,全国各地的建筑师都请到北京来,住在前门饭店,每个地方又提出两三个方案。”

“我那时还很年轻,负责从地下室到顶上全部施工平面图纸的绘制。我们有几个负责人,徐荫培是总负责。下面有几个人分别负责不同的工程,方伯义同志主要是负责内部几个主要大厅的装修,吴观张同志主要负责外檐,整个外立面从花岗石到台基整个立面,到花纹大样的做法。耿长孚负责总图。设计组基本上就住在现场。当时工程指挥部的总指挥就是李瑞环同志。我记得那时候经常晚上加班到很晚,下班后大家就去吃夜宵,汤圆和面条,在前门饭店的顶楼。有时候还碰到李瑞环同志,大家在一起开玩笑,随便聊。那时候全国人民对毛主席有非常崇敬的心情,所以听到要建设毛主席纪念堂,大家都抢着要把自己最好的东西贡献出来。很多单位为这个真是打得头破血流,都说一定要用我的材料,不能用你的材料。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当时北大厅整个地面用的是杭州出的杭灰大理石,但我们觉得加工是上海做得比较好,但杭州就坚持说他们一定要加工,不能让上海做。结果我们协调了半天,两家都采用了一部分,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汇集各地专家的建议来自于1959年设计北京十大建筑和天安门广场首次扩建时的经验,而此次所有关于设计、规划的讨论都是更为机密地进行。前门饭店有一层楼朝西的半层被设计组包了。时任“毛主席纪念堂设计组”副组长的袁镜身对记者说,设计组的设计要报给“中央保护毛主席遗体领导小组办公室”,再由他们上报,等待最终决策。“当时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是这个小组的主任。这个总指挥部设在西城区西皇城根南街九号。为了对外联系方便和保密,名称叫‘国务院第九办公室’,又叫‘九办’。”

袁镜身说:“当时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让我搜集世界上所有名人纪念堂和中心广场的资料。中央领导特别想了解莫斯科红场有关列宁墓以及红场的建筑格局。当时我组织建筑科学研究院情报所的同志,专门找了美国林肯、杰斐逊纪念堂,保加利亚季米洛夫墓,越南胡志明墓的资料和照片。”“列宁墓的史料没有找到,但是找到了苏维埃建筑师舒谢夫关于设计列宁墓的意图和构思的一段文字,大概是说斯大林称列宁是人类最下层普通群众的领袖,这样,陵墓建筑要体现列宁的朴质和平易近人的形象。所以陵墓的伟大,不仅表现在结构物外形尺寸上,而且表现在列宁与人民的息息相关上……”“我请陆玉清连夜加班译成中文,铅印清楚,报送顾明、谷牧副总理和中央领导同志参考。”

“我记得我们的方案加上地方报送的方案一共是107个,领导都看过一遍,然后说了一个很基本的原则,比如说,毛主席是要活在人民心中,不要给他做陵园,不要给他做墓碑,要给他做一个纪念堂。在这时候。纪念堂的形式已经基本上肯定下来。”马国馨说,这个思想也基本上决定了纪念堂选址定在天安门广场的决定。

袁镜身和马国馨都和赵鹏飞一起勘查过纪念堂的备选地址,他们曾调查了天安门前后、劳动人民文化宫、景山、陶然亭公园、香山公园这些地方,进行比较。袁镜身回忆,现场考察后,意见主要是5种方案,“建在天安门前,像苏联列宁墓建在红场一侧的做法。但是金水桥以北,地方很小,建在这里不仅影响天安门视觉上的雄伟,破坏广场的视觉整体性,还会造成天安门前交通的阻塞。建在天安门北面端门的位置上,这里倒是空间宽敞,可以大兴土木,前有天安门,后有午门,东西还可和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打通,连成一片,组成一个整体。但考虑纪念堂要有很多人瞻仰,如果建在这个位置,一定要拆掉端门,这就把完整的故宫建筑群破坏了”。

天安门前后这两个方案都被否决后,袁镜身说,意见比较集中的就是景山方案和香山方案了。“景山的想法出于可以远离广场,代表了天安门广场建设‘收’的思想。我们想把景山南北打通,这样纪念堂建在景山里面,人们的瞻仰路线是从景山前面进,后面出,在景山顶部建一高塔。但是整个建筑下来体积庞大,故宫后面有一条河和一条路,留下来的空间已经很小了,这个方案最终放弃了。香山是备选方案里认同度比较高的一个,因为那里风景好,而且像中山陵布局一样,纪念堂的位置考虑在半山中的玉华山庄,那里居高临下,可以遥望北京城,从大门沿山势修一条大道,通往纪念堂,很气魄。瞻仰完之后,由南山下来,一路修一些纪念性景点,如井冈山、延安、西柏坡,沿着香山饭店下来。但香山方案的缺点主要是离北京城太远,虽然当时已经打算把往西郊机场到香山的一条路拓宽修缮,但最后和天安门广场方案相比,还是舍弃了。”

毛主席纪念堂和天安门广场

选址的工程相当繁琐,但还是被紧迫地压缩在了一个月内。袁镜身回忆说,到11月6日,中央政治局听取纪念堂选址问题的汇报后,做出“毛主席纪念堂建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的决定。

地点定在纪念碑南侧,仍然有3个方案需要选择。“在南侧,但在南侧的偏南,还是南侧的偏北处”,袁镜身说,这涉及到纪念堂和整个天安门广场的关系。一种方案是偏北,纪念堂紧靠纪念碑,纪念碑作为纪念堂的序幕,优点是可以保留广场南端的那一大片松林,松林作院,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纪念环境。但这样设计,会使两个不同内容的纪念物形成一个,从而失去各自独立的政治意义。第二个方案,是纪念堂位置偏南,建议拆除正阳门,将纪念堂建在正阳门的位置上,意图是使纪念堂和天安门处于南北对称,纪念碑恰似一座天平的支点。但这样的布置,纪念堂受南面交通的干扰大。第三个方案,纪念堂靠正阳门。但这样,由于正阳门城楼高42米,会有压倒纪念堂的感觉。

在3个方案争论之时,又出现了正阳门城楼的存废问题。“这座北京仅存的保持完整的城楼古建筑,与天安门城楼南北遥遥相对,可以明确广场的南北界限,起到丰富广场南面轮廓线的作用,而且它的存在可以使纪念堂与交通稠密的前三门大街有所分隔,起到作为纪念堂南大门和‘影壁’的作用。从门洞远眺纪念堂,仿佛是个画框,更会增加景深。这样,在决定不拆除正阳门的前提下,最后决定将纪念堂放在纪念碑与正阳门之间的正中。”袁镜身说。

关于纪念堂的建筑形式,当年担任纪念堂工程设计小组领导成员的沈勃曾回忆说:“当时大家对毛主席十分怀念,认为只有宏大的建筑才能体现毛主席的伟大和崇高,设计都偏大。只有时任江苏省副省长、南京工学院教授杨庭宝提出的方案是50米见方的建筑,他的方案给人以很大的提示。”最后,沈勃在各个意见基础上,用了一整夜时间,勾画出纪念堂实施方案的草图。

建成后的纪念堂比最初的计划是缩小了,是长宽各105.5米的正方形建筑。这种正方形的建筑,平面布局平整,造型简洁。建筑形式是对称而立,由于它是在广场中轴线上,中轴线是对称的中心,这样,“纪念堂的修建,扩大了天安门广场”。袁镜身说,“从广场的任何一处瞻仰纪念堂,都是很清晰的。纪念堂75米宽的柱廊同人民大会堂东立面中部的柱廊和革命历史博物馆西门空廊的宽度基本一致。从天安门向南望去的透视效果,高耸的纪念碑碑身略突出于横向扁平的纪念堂,两个建筑一竖一横,突出了天安门广场纪念性的特有风格”。

马国馨说:“因为是我们自己的广场,所以我们在设计纪念堂时要考虑作为广场建筑的中国特色。现在有很多人都讲这个纪念堂像美国林肯纪念堂,实际上是因为这种柱廊的形式,大家都认为比较具有纪念性,因为它比较庄严、肃穆。但是我们还采取了很多中国自己独有的手法,比如西洋的柱式,所有的柱间距是相等的,而中国是不相等的。当中那个开间是特别大的,最两边上两个开间是小的,这就是中国传统的样式,就像太和殿一样,叫明间,次间,稍间。就是在这样细微的变化当中,体现出我们东方和西方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袁镜身说,在纪念堂的高度确定上,是经过严格的视线分析确定的。规划设计人员首先考虑到,站在天安门下、金水桥畔正视纪念堂时,纪念堂的高度要恰如其分,既能遮挡住正阳门屋顶,又不能过高,否则会压倒纪念碑。为了做到这一点,经过视线分析,纪念堂高度约在30米左右较为合适,这个高度与广场其他建筑高度也大致相称。最后确定为33.6米。“纪念堂的竖向标高的确定,是根据中轴线的特点决定的。中轴线是东西方向排水的分水岭,中轴线的石板通道,是广场上的一个脊背。而中轴线的另一个特点则是由南向北逐渐升起,到建筑群中心部分地势逐渐抬高。如正阳门箭楼南口到太和殿台基前在长达近2公里的距离中,逐渐升高达3.12米,在广场范围内,正阳门北洞中至纪念碑这一段平均以2‰坡度上升,这肉眼是很难觉察的。在广场上的大的建筑标高处理不当,就会使建筑物不挺拔。所以经计算,纪念堂标高比原标高挹高了1米,即从纪念碑至纪念堂北口保持水平,自北入口至纪念堂阶梯以9‰坡度上升到纪念堂,这样在北广场一带看纪念堂就显得地势高亢,而在南小广场上从正阳门洞中看纪念堂,就争取做了5步台阶,使纪念堂显得更加雄伟。”

纪念堂打破了我国一般建筑物坐北朝南的习惯,正门朝北。当时有人提出,正门朝北,如果天安门广场进行群众集会时,群众面向天安门,背对纪念堂,似乎使人感到心里不安。设计组领导成员之一赵鹏飞当时提出的一个解决办法是,把纪念堂庭院东西两侧向里收缩,使两侧广场面积扩大,一旦举行群众大会,在纪念堂东西两侧和南北方向都有群众环绕,这样就形成了毛主席在群众中,背向问题就解决了。

纪念堂建设速度惊人。从1976年11月24日的奠基仪式到1977年5月24日正式竣工,仅用了6个月时间。马国馨说,因为所有施工单位和设计单位都是24小时昼夜加班,考虑到建设人员的辛苦,谷牧上报中央,经批准,指挥部可以给参与成员发一次奖金,在调查了各单位的平均工资之后,确定的奖金数,平均到每个人头上大约是20块钱。当时马国馨的月工资是55块钱,这是一名本科毕业生的国家工资,一名中专毕业生的月工资是37块5毛钱。但最终还是有很多单位在党组开会认真讨论后拒绝了指挥部的奖金,“开会时,大家讨论说,在全国各地都在为纪念堂建设做贡献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拿这20块钱?只有极少数的人表示作为加班费,应该拿奖金”。

2000年

记者◎贾冬婷

在北大建筑研究中心教授王昀的体验里,90年代末天安门广场最大的变化就是增加了两大块草坪。

这两块草坪对称排列于广场北半部东西两侧,面积各为4800平方米,建于1999年建国50周年广场第四次改造之时。这一次的天安门广场改造工程,最初方案包括地面铺装,改善照明状况,更新扩声系统,改造金水河喷泉。随着改造工程的进行,又陆续增加了近万平方米的绿地,改造广场地下公共设施,清洗人民英雄纪念碑,维修天安门城楼、观礼台和天安门院内各种设施。1999年10月1日,国庆50周年,修葺一新的广场迎接了自1984年以来的第一次国庆阅兵和群众庆祝游行。

“第四次改造中,天安门广场的格局和功能并无太大变化。实质性的变化开始于国家大剧院。”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一直承担广场规划,城市设计所所长宋晓龙对记者说,“1997年开始的国家大剧院筹建把天安门广场严肃庄严的气氛撕开了一个口子。接着是2003年国家博物馆的改扩建。”

“天安门广场向文化广场转向,更理想化的设想在90年代末曾提出过。”宋晓龙说,“当时的争论焦点在于公安部搬迁,甚至还提出过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搬迁的设想。想想看,西面有国家大剧院,东面有国家博物馆,再添上国家美术馆,往南延伸有历史保护街道东交民巷,前门大街,首都的心脏就真正成了文化中心。”这样的想象被2000年公安部新楼的动工打破,如今,这座广场东侧凸向长安街的巨大方盒子即将竣工。宋晓龙说,正在编制的广场规划中,大会堂南侧将作为全国人大新办公楼所在地。

2006年年底,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国家大剧院就要破壳而出了,而国家博物馆的改扩建方案仍在修改中。无论是面向传统还是现代,心脏部位的这两座文化纪念碑的竖立,正悄然改变着天安门广场的民族想象和日常体验。

现代变异的国家大剧院

1997年的天安门西侧,是一片高墙围起的基坑,就在这一年,这片荒芜的空地重被指定建设国家大剧院。

其实早在1958年,周恩来就曾站在天安门城楼,指着这片空地踌躇满志地对说,“将来,这里要建一座国家大剧院”。这也是计划中的十大建筑之一。为准备施工,实施了居民搬迁,开挖了基坑,清华大学当时的设计是:正立面是一座冲天柱式牌坊,象征着大跃进时期的“冲天干劲”,终因财力不足而搁浅。80年代末,曾想利用此地建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厦。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扩大、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文艺界倡议建设国家大剧院的呼声越来越高。1990年,文化部再次提出在原址上兴建国家大剧院,专门做了可行性研究报告,预算10亿元,但因财力不足再次搁浅。

直到1996年10月,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有计划地建设国家大剧院等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重要文化设施”,国家大剧院的建设被才正式确定下来,并组织了国内几家设计单位做了方案。1998年1月,成立“国家大剧院建设领导小组”,同时从建设部、文化部、北京市各抽调两人,成立“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负责工程的组织实施。1998年4月,国务院正式批准立项建设,公开进行建筑设计国际招标,这也是政府项目第一次举行国际性竞赛。历时1年3个月,法国建筑师安德鲁设计、清华大学协作的方案当选。

“湖上是一座由玻璃等材料组成的半透明、椭圆形、外壳呈银白色、曲线的构图则像是含苞欲放的花朵的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和地面不相连接,它就像是横空出世、浮出蓝色水面的一颗珍珠。”安德鲁用语言似乎难以描述清楚这个天外来客。

大剧院业主委员会规划设计部部长周庆琳说,《中国国家大剧院建筑设计方案竞赛文件附件》设定了三条“城市设计要求”:“应在建筑的体量、形式、色彩等方面与天安门广场的建筑群及东侧的人民大会堂相协调;在建筑处理方面需突出自身的特色和文化氛围,使其成为首都北京跨世纪的标志建筑;建筑风格应体现时代精神和民族传统。”这一要求,被通俗地转述为“三看”:一看就是中国的,一看就是北京的,一看就是天安门的。然而,第一轮过去,69个方案中最终没有一个能够满足这些条件。

历经3个月,1998年7月31日评委会发布“国家大剧院第一轮竞赛评语”,强调“设计造型上如何与周围环境结合,而又‘和而不同’,富有鲜明的个性,表现出既具有民族文化特色又有时代精神;既具备庄重典雅而又亲切宜人;既具有开放性,便于群众交往,又利于运营管理;既能选用先进的技术,又能保证建设与长时间使用的经济合理性等等”。

第二轮14个方案仍没有惊喜,周庆琳说,各方反而缩手缩脚了,安德鲁也是如此,有网友调侃道“第一轮方案像火烧,第二轮成了铁板烧”。

“苛求所有这些东西在一栋建筑上,历史的,政治的,要求既老又新,既传统又现代,是否是个乌托邦?”参与安德鲁方案的清华大学教授吴耀东说。独自沉思几天后,安德鲁干脆抛开了这一切,拿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几何完形”,把高低起伏的4个剧场包裹在一张最简单的表皮里。

吴耀东说,这其实是一个“赌气方案”,用的也是安德鲁最惯常的圆形和水面的手法,对于能否被评委接受,他完全没底。周庆琳记得第一眼看到这个新方案的时候震惊不已,“距离太大了”。后来看内部设计才开始接受,“经过一个80米的水下长廊,这个长廊里面可以布置很浓厚的这种艺术氛围,让人一进去就能感受到艺术的熏陶,之后再去看戏。起承转合,不觉得平淡”。

周庆琳说,一个重要的选择因素,是安德鲁对整个天安门地区提出的规划设想:在广场周围设立绿地和水系,建成中心公园。“但因为牵扯到公安部搬迁的原因,没能实现。后来只在大剧院周围小环境里实现,大剧院区域11.89公顷,建筑本身只占3公顷。”

“最初设计上的条框很多,怎么也逃不脱天安门广场环境的影响。比如,最初设想大剧院跟公安部大楼左右对称,退长安街红线40米,使天安门广场形成‘凹’字型。第一轮的69个方案里没有评出结果。”周庆琳反思说,规定对称太牵强了,是不是干脆让大剧院往后退?第二轮规定从长安街退红线70米。安德鲁新方案提出,将大剧院再次南移80米,使大剧院的东西轴线与人民大会堂重叠,这不仅将大剧院编进了天安门建筑群系的网格之中,从长安街上的退隐也使它能拥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

最令人侧目的,是安德鲁不与传统对话的姿态。安德鲁解释说,面对围绕着天安门广场的完全对称,风格近乎划一的建筑群,如何在紫禁城的对面插入一个延续这一古老传奇的历史的章节呢?他说,“我要为这段历史增加一个新章节,就是要切断历史,要保护一个古老文化,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逼到危机边缘”。

“如果选不到一个历史延伸的好方案,宁可选一个现代的;选不到一个结合得好的,宁可要一个前卫的。”西班牙评委包菲尔表述了安德鲁方案入选的根本原因。周庆琳说,这也是西方评委们的共同想法,看了太多的大屋顶,希望在北京能看到历史发展的脚步。

最终,在1999年7月22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审定了送上来的3个方案,确定了安德鲁方案。这一大胆选择让安德鲁和周庆琳都有些震惊。“这传达出强烈的面向未来的信号。”周庆琳说,“最直接的影响是,国家大剧院打破了天安门地区政治性广场的禁锢,也冲破了长期以来建筑设计的束缚,有了它,才有了后来的CCTV新楼,鸟巢,水立方……”

历史包裹的国家博物馆

2003年2月28日,天安门广场东侧,人民大会堂对面,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合并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同时,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由国务院批准立项。

作为对50年代经典建筑的改造,国家博物馆项目绕不开传统。任务书中明确提出保留原建筑的外衣,“应保持原有建筑西、南、北三个里面的设计,应注重新建筑的有机衔接及和谐统一”,“充分利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现有建筑,将其改造向东扩建并且在原室外庭院上加建天顶,在保持原有建筑风格的前提下,将其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博物馆”。

国家博物馆老馆1958年由张开济主持设计,属建国10周年的十大建筑之一。因当时经济困难,革命历史博物馆面积压缩为6.5万平方米,还要与对面17万平方米的人民大会堂在外观上平衡,张开济采用了巧妙的手法,“做了两个空心的院子,这样就把它的面积撑大了”。

“由于大楼本为一馆设计,却为两馆共用,加之建设时受历史条件局限,造成文物库房、展厅、办公和其他设备功能不全、互不配套、互相挤占等问题,基础设施陈旧、老化,这种状况同国家博物馆应有的地位和形象很不相称。”国家博物馆方面希望,新的现代化的建筑将从6.5万平方米扩建为15万平方米。40年,历史转了一个轮回。

2004年2月,国家博物馆进行国际招标,这也是历次竞赛综合水准最高的一次。赫尔佐格和德穆隆(H&D)事务所中方合作人艾未未说,赫尔佐格和德穆隆(H&D)、库哈斯(OMA)、福斯特(Foster)3个大牌很少聚齐在一个项目上,“一个50年代共产主义国家的博物馆在21世纪的改造,很有吸引力”。

同样是国家意志和象征的重要建筑,然而,与国家大剧院的漫长和喧嚣不同,国家博物馆的评选过程快得有些不可思议。3个月后,初选在6月的最后3天进行,要从10个方案中选出3个入围,每个不到1小时的阐述和答辩,用艾未未的话说,“比公安局审问小偷的时间还短”。

最终中标的GMP方案以“北面、西面共同作为主入口”及“传统屋顶的挑檐”造型博得专家们的青睐。评委们认为:“该方案功能布局比较合理、实用。半露天的屋顶有着传统‘虚实结合’的味道,并与天安门广场和周边建筑十分协调,既不会破坏整体风格,又能满足国家博物馆的功能需求。”但业界就这一方案对原有建筑的破坏存有异议。

参与OMA方案的张永和认为,建于1959年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具有中国的社会现实主义的传统。他通过方案跨越40年与父亲张开济对话,表达了对传统的致敬:完整保存了原建筑的4个外立面,把功能区“浇铸”进原庭院空间,把所有问题在内部解决。“国家博物馆在天安门广场,有老建筑,这个问题有特殊性。这本来应该是比国家大剧院更能往前走一步的机会,它更敏感,很多问题应该处理得更恰如其分,而不是一味的‘猛’。”

“博物馆到底象征着什么?如何考虑与国家荣誉、国家尊严有关的设计?”艾未未说,国家博物馆在定位上充满着混乱与矛盾,他认为设计应更多从博物馆的使用角度出发。

按计划扩建之后,国家博物馆的总建筑面积将达15万平方米,与卢浮宫相仿。但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品330万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逾百万件相比,国家博物馆藏品现在仅有62万件,其中20万件还是大量重复的钱币;馆藏国家一级文物数只及故宫的1/5。史建指出,国家博物馆漫长的展示空间完全是为了对民众的中国历史教育,是一个图片展,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藏品展和人类文明展。

艾未未去了国家博物馆不下20次,他看到,除了那个巨大的鼎,国家博物馆现在所藏90%的文物都是1米以下的小件,很多只有二三十厘米。“照目前中标的方案,放在几十米的厅堂中展览不仅浪费,而且体现不出文物本身的魅力。这么巨大的厅堂,二三十米高的空间,百米的跨度和它的藏品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这一原计划于2005年动工的工程迟迟没有动静。据一位参与改建的负责人透露,因对新馆与老馆的关系、与天安门广场的关系各方面意见不一,方案正在进行比较大的改动。

文化纪念碑下的城市空间

从1997年来到大剧院西边的红砖小楼任业主委员会委员已经9年,周庆琳看着这个“巨蛋”一点点变大,在一波波声浪中即将浮出水面。他说,现在辩题的焦点已经转移,从质疑其风格又回到选址,似乎回到原点。代表观点是,“为什么40年前定在天安门,现在就必须在天安门?吸引更多的人流、车流加剧长安街的交通、环境负担?如果剧场同时使用,五六千人的疏散、车辆的停车场的出入都是问题”。

“纵有1000个理由不选在此,也有1个理由选在此:大剧院建在这里,天安门广场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周庆琳说,“选在这儿,就难免成为纪念碑式建筑,背负太多国家的、民族的,甚至时代的要求。”

安德鲁试图找到与城市的平衡,他通过建立树和水的环境削减“巨蛋”带来的压迫感,甚至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冬季,溜冰爱好者们将在冰面上留下无数弧线……”但在大多数时候,对这个怪异的蛋壳,人们只能隔水远望,无法触摸。吴耀东说,国家大剧院要不要“贵族化”,这也是他跟安德鲁之间爆发的最大争吵,他建议在水面上做些浮桥或者其他通道,但安德鲁坚决不同意修改,“国家大剧院,就是要一个贵族化的艺术殿堂”。

国家博物馆也同样面临国家形象与城市空间的权衡。艾未未质疑:“国博在未来的城市中扮演什么角色?现在的方案以巨大的、纪念碑式的厅堂取胜,然而对于一个更民主、更个性化的北京来说,这种纪念碑式的建筑是不是已经过时了?”

在他参与的H&D方案中,博物馆内建出一条贯通南、北出入口的街道,是市民无须购票随时可以进入的都市空间,两旁可设置书店、餐饮、纪念品商店等服务设施,由此还可直接通往顶层餐厅。这一广受好评的方案没能入围。清华大学建筑系副教授周榕认为它败在“天真”,“天真地认为北入口以后真的会这么使用;不知道入口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是存在于评委头脑中、认知中的。”周榕说,“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国家认同’,是一个泛文化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建筑问题。”

艾未未却坚持“城市空间”的观点:“虽然天安门广场一直以来是作为政治性场所,在21世纪都市化进程中,应该让市民去体会城市、参与都市生活。我们需要城市空间。”

建筑师彭乐乐的办公室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眼前经常是广场上参观人群的景象:累了的,席地而坐;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的,在广场上排起“S”形长队,一直排到前三门大街;看升旗、降旗的,倚在栏杆上苦苦地等。

她记得,2004年,国家博物馆举办“法国百年设计展”。她犹豫,“国博在文化宫斜对面,它们之间最近点的直线距离可能只有150米,但隔着长安街,实际步行走过去要走1公里,因为除了超级大的城市尺度以外,还有人为的路径设计”。挨到展出的最后一天,她终于绕出文化宫南门,跨过地下通道,再绕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西门,可以买票参观了。彭乐乐说,“这是纪念性的行走,这是民族自豪感的行走。可是,纪念性和城市生活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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