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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8日—张振国:天安门下的普通人

2006-03-21 13:02 作者:葛维樱 2006年第11期
现为某公司职员的张振国是最早接受毛泽东检阅的红卫兵。1966年他16岁,是北京市25中学的初三学生,6月中考取消,张振国度过了最难忘的一个暑假——这个假期很长,直到10年后,他才重返校园。

现为某公司职员的张振国是最早接受毛泽东检阅的红卫兵。1966年他16岁,是北京市25中学的初三学生,6月中考取消,张振国度过了最难忘的一个暑假——这个假期很长,直到10年后,他才重返校园。

8月18日上午9点,天气晴朗。当女播音员报出“毛主席来到我们中间了”时,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拼命蹦跳着睁大眼睛。看不清毛主席的脸,天安门城楼的正中有一个小小的身影,穿着绿军装,当他开始挥动手里的军帽,我才确定了那就是毛主席。人群排山倒海似地向前涌,使尽全力压前面的人,脚离了地,鞋子掉了都不知道,疼痛啊什么都顾不了,心里面只有毛主席。每个人都热泪盈眶,被毛主席接见,在当时被我们视为人生最大的光荣,最大的幸福。每人脸上都洋溢着圣洁的光辉,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50万人的广场上只有一种声音震耳欲聋:“毛主席万岁!”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毛主席要来,没有心理准备。那次大会不像后来的正式接见,叫做“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的大部分是首都高校、中学和机关单位的革命群众。每一盏华灯上都挂个喇叭,女播音员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不时带领大家喊口号“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人群中自发地大段背诵毛主席语录,不过在毛主席出来之前,大家的情绪只是欢欣鼓舞,还没有特别激动的。最显眼的莫过于北京大学的方阵,他们站在毛主席视野最容易看到的地方。除了高举校牌外,还扛着一块聂元梓写的大字报的巨大模型,木框上装饰着红绸绣球。我们班去了十几个红卫兵,指挥部安排我们在广场东,历史博物馆前面。天安门广场当时的地砖不是现在这样的大地砖,很小,指挥的说,一块砖上站一个人,正好。

先于毛主席出来的是林彪和周总理。早上7点半大会开始,林彪先讲话,说“代表党中央、毛主席问你们好”,而周总理只说“问你们好”,我觉得有点突兀,后来才知道林彪的地位已经变了。我们一个劲喊着“我们想见毛主席”,语速很快很有节奏,但是没想到真的能见到。毛主席出来时候,我们还在齐声大喊:“刘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还不知道高层已经变了。主席出来,虽然没有人能看清楚,但都是眼含热泪,喊着万岁,从四面八方都向天安门涌过去。人群再怎么往前涌,到金水桥就停住了,警卫站成人墙。我旁边有人就抱着警卫的胳膊哭。

那一天穿军装的红卫兵还是少数,以后才流行起来。主席身穿那样鲜亮的绿色,他是建国后第一次公开场合穿军装,一下子就把我们的革命激情点燃了。聂元梓、宋彬彬这样上天安门城楼的一定要穿军装,两侧观礼台的也要穿。不过他们的军装和主席的不一样,红卫兵都喜欢黄得发白的旧军装,越旧越好,显得有背景有身份,血统纯正。

1966年8月18日开了大规模接见红卫兵的先河,但是那时候的红卫兵队伍是以高干子弟为主流的,统称为“老红卫兵”。我们学校就有叶剑英的孙子叶卫平,滕代远的儿子,我这样的工农子弟是很少的。所以参加“8·18”活动也是以这些人为主。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的红袖章,其实还不算最早的红卫兵袖章。最早的是三指宽,就印着“红卫兵”三个字。

我并不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早在7月29日,我们北京市学生代表几千人,就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毛主席接见了,那一次等级更高——刘少奇讲完话,忽然高喊一声:“毛主席万岁!”我当时都没反应过来,毛主席就走到台上来了。他穿灰色衣服,脸色是古铜色,有点黑,不像画像上那样,也没有什么笑容。从西到东,他一边招手一边走,然后又走回来。我们全场起立,拼命拍手,口号就喊起来了。我坐得离主席台很近,那是我看得最清楚、最近的一次。周总理走到主席台边,领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没有唱,也不打拍子,没讲任何话就下去了。我回去以后还总想着这一幕,激动极了,到处讲给人听。

那时候我还不是红卫兵,是学校的“文革积极分子”,负责我们班的“五人小组”,虽然6月就取消了高中考,我们还总是觉得运动常常有,上课是早晚的事。但是8月5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出以后,形势就变了,紧随其后的8月10日19点,毛主席走出中南海,去了中南海西侧的红卫兵接待站,“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讲话让我们情绪很激动。就在那之后,我们25中和灯市口女中、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组织了一次血统论的辩论会,我就成了最早的一批红卫兵。

天安门的接见一结束,第二天那里就贴满了大字报,空气中充满糨糊的味道。那时候有灰观礼台,不像现在的观礼台那么高,1米高,就全贴满了大字报。只有大会堂不能贴,用金属栏杆围住,博物馆墙上,天安门两侧的墙上都贴满,每次接见前都要处理干净。

1966年国庆节那次我也参加了,达到了150万人。因为中共中央于9月5日发出通知,决定全国各地的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全国很快就掀起了大串联高潮。外地来北京串联的学生越来越多,据说很多外地来的,有人拿红宝书蹭天安门附近的土,有人用绳子吊个瓶子到金水桥下灌水,还有数城门的门钉好回去详细描述的。红卫兵接待站号召北京人民“招待毛主席的客人”,然后安排到学校或者机关大院的老百姓家里住。接见时候,每个人会先领到两个鸡蛋、一个面包、一根香肠,然后带上军用水壶去天安门。那时广场外有很多临时厕所,用蓝色水龙布围起来。毛主席接见时候,大家的脚就都离了地,被人群裹着走,被裹着还倒不了,最后清场能收几卡车的鞋子。散场后,天安门广场边西交民巷的邮电局就播放通知“凡是拍发毛主席接见内容的电报概不收费”。

夏天很快过去了,北京越来越冷,南方来的人没有御寒的衣服。1966年11月26日,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从此,中央下达通告,以后再不接见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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