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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5日—王文澜:用相机定格历史

2006-03-21 13:01 作者:李菁 2006年第11期
坦率地说,30年前,当我按下相机快门时,根本没意识到它们日后会有多大的影响和意义。

30年前,清明时节的天安门广场,见证了一群为国家民族命运担忧、再也不愿沉默的勇敢者情感大胆爆发的历史一瞬。由于专业摄影记者的缺位,由那些摄影爱好者冒着一定风险记录下的天安门广场便成了1976年最真实的历史写照,自此也揭开了“文革”后中国新闻摄影真实报道历史事件的开始。有评论这样说:“没有这样一批照片,新闻摄影简直无法面对那个逝去的年代。”那年的王文澜只有25岁。

天安门的政治风暴

坦率地说,30年前,当我按下相机快门时,根本没意识到它们日后会有多大的影响和意义。

30年前的这场政治运动被定义为“四五运动”,但运动其实早在3月底就开始了。我那时在河北保定定县38军的一个部队当兵,坐火车3小时到北京。因为经常要去军报送稿子,所以可以时常回北京。总理去世后,“四人帮”不许开追悼会悼念,但北京市的黑布、白纸都卖光了,民间的不满情绪一点点在酝酿,已接近爆发。

天安门是中国政治一个特殊的晴雨表,只要有空回北京,我就赶紧往天安门广场跑。那段时间第一次到天安门广场时,已经开始有花圈摆放,起初这些花圈都集中在纪念碑附近。我一回北京就把军装脱下来,那时的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后面都是松树,一直到前门,形成一片很大的松林。

有个词叫“花如海,人如潮”,的确就是那种情形,每天都是上百万人聚集在广场上,那时人们穿的衣服也大都是灰色、蓝色或是军绿色,打眼一看,广场上就是这几种色调构成的人海。

从人的表情看,好像每人内心揣着一团火,只要相互一碰撞就能擦出火花来。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但他们已经很不得民心了,民间对他们也敢公开议论,“愤怒出诗人”,这些情绪都写成了诗,在广场各处贴着,大家互相抄诗,争相传诵。

我是穿便装进天安门广场开始拍的,拿着很老很破的机器,因为各大媒体专业记者都不允许到天安门广场拍照,所以那时在广场上拍照的也都是像我这样的业余摄影爱好者,这也是平反后官方没有“四五运动”照片的原因。

我们边看边拍,那些正在讲演的、悼念的被拍摄者也不反对,更准确地说,是他们根本不在意拍摄者的存在,因为他们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讲演内容大多是对国家形势的分析,对前途、命运的忧虑。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跑到天安门广场拍。眼看着广场的人群情绪越来越激烈,我想清明节一定会有更大的悼念活动。同时,“四人帮”要镇压的风声也不断传来,但没人在乎。

4月5日那天一早到广场,突然发现广场上的花圈被清空了,连原来有的焊在栏杆上的花圈,也不知被如何取下拿走了。广场上的宣传车一遍遍在广播,要观众离开。但人群却越聚越多,大家喊着“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有人高喊“打倒江青!”——那时已经开始有零零星星的胆子大的人公开表达对江青的不满。愤怒人群冲击了人民大会堂,广场宣传车也被掀翻、起了火,广场南部的指挥部小楼也被烧了。

到了晚上,我和哥哥还想去广场,父亲不让去,说肯定要镇压,但我们还是骑车离开了在月坛的家。也许是无知者无畏吧,我之前也没经历过什么大的政治运动,所以一路上并没有紧张和担心,反倒充满了兴奋,半个多小时后又回到了天安门。

白天十分混乱的广场到了晚上终于安静下来,纪念碑前还有人在抄诗。晚上也照不了相了,我们几个朋友就坐在纪念碑下聊天,边上有好心人过来劝我们:“你们别聊了,这里危险!”但我们那时也年轻,并不在意。

那一天,纪念碑北侧拉起了直线,纪念碑附近聚集的人群只能往南跑,但前门一带已经给围上了,所以人全都被围在松树林里了。北边广场没有人管,广场上也很安静,大喇叭里正在播放北京市领导的录音讲话,说“赶紧退出广场、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之类的话,可是广场上还有人在喊口号。

坐了一会儿,我们从纪念碑下来,沿长安街向西往家骑。骑到天安门西侧的28中附近时,从学校传出一阵“哐哐”很整齐的跑步声,原来是北京市组织了工人民兵从学校里出来,准备到天安门清场,每个人手里拿着木棍一类的东西,那个整齐的跑步声在夜里显得非常特别。

要出事了!这时看见从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都出来了组织好的工人民兵,分几路同时向广场前进。出于好奇,我们又回到了广场中间,不知为什么,一点都不害怕。这时,突然看到纪念碑后面跑出几个小学生,身上背着书包,后面跟着几个人,抡着木棒就追着这几个小学生打。我们大声喊:“打人啦!”那几个人就冲着我们来了,我们赶紧骑自行车一直到回家,我还往回看有没有人追过来。

第二天已经宣布“四五运动”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也被打倒了。好几十万人被组织起来到长安街上游行,支持“镇压反革命运动”,有意思的是,我在那个队伍里看到了很多原来一起在天安门广场活动的人——被单位知道的,已经被抓起来;没被发现的,又被组织到这个队伍里,大家互相见面,也都心领神会地不吭声。

小摄影员的大历史

1976年的“四五运动”是国家命运的转折,也是我个人命运的一次转折。现在想起来,当时是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天然的力量驱使我在拍,我只是朴素地觉得,这些场景应该被记录下来,但记录下来有什么深远意义,那时的我还没有想。

我们家四个兄弟,大哥王文泉,二哥王文波,弟弟王文扬,我们王家四兄弟后来都从事了摄影。舅舅韩学章是位老摄影家,在水利电力部工作,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下到基层,闲来无事,他就写信给我们几个,传授摄影知识。我们院里一个孩子的爸爸以前是驻外官员,家里有一台照相机,我们就借来学着拍。

那时候我们拍照片用的胶片,实际上是从“代代红”电影胶片上剪下来的,从里面抽出1.5米自己一缠,就相当于135相机一个能拍36张胶卷的长度。相纸,买的是印着毛主席像的白纸边,1斤两块多钱,一次买半斤。家中的小储藏室挂起个红灯泡,布置成暗房,用吃饭的碗盛上显影液、定影液,开始拍着玩。

1967年,在机关做干部的父亲一下子被打倒,进了牛棚。那时院里的孩子们也都没学上了,我们兄弟几个一有时间,就带着这些孩子骑自行车去八达岭、十三陵……让他们穿着军装、拿着语录到处摆姿势照相,这样一直玩到1968年底,上山下乡大潮袭来,我到煤矿、蚕厂做工。大哥王文泉因为长得高,被北京军区招去打排球,他把我和二哥也走后门拉进了部队。怕邻居知道我们这种问题家庭出身的人还当了兵,每次一回北京,我就把军装脱下来。

我是靠打篮球进部队的,但还是想搞摄影。后来部队原来的摄影员复员,我接替了他的位置。

1976年1月,周总理去世的消息一传出来,我立即泄了气,觉得一点希望都没有了——都知道总理是保护老干部的,他一死,我爸的问题更没指望了!所以我的这种情绪肯定会带到广场上,成为我拍那些照片的潜在动力吧。

要说这些照片能够保存下来,还在于我“善于斗争”。4月7日,我从北京回到部队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把30个胶卷给冲出来,我在天安门拍了这么多,父母都不知道。

我刚刚在暗房里把卷冲好、挂起来准备晾干时,就有人过来找我:“保卫科的人让你去一趟!”我一猜准是这事,那时候部队已经开始清查。

保卫部门的人见到我问:“听说你刚从北京回来?”我说:“是啊!”他又问:“那你去天安门拍了吗?拍了的话就把胶卷交出来!”我没承认,只说坐公共汽车路过了天安门,看到那里很乱就没下来。保卫干部说我“不老实”,说已经有人举报我了。我暗想,广场上也许有录像,会查出我来,但还是抱定这样一个念头:只要还没有证据,我就不承认。

一想到胶卷还晾在那儿,我搪塞了几句话后赶紧回去,拿吹风机吹干后,包起来送到二哥王文波那里。二哥在另外一个部队,他不是搞摄影的,没有人会怀疑他。转移走这些胶片后,我就踏实了,再什么人问我,我都一口咬定说没去。

胶片就这样一直放在二哥那儿,直到1978年下半年,邓小平要复出、要为“四五”平反的消息在民间越传越广,我和哥哥才把照片送到《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洪克那里。看了这些照片,他特别惊讶。但当时也没有用的可能,他说,先放在他那儿。

1978年11月15日,新华社发出一条新闻稿:“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在第二天的头版头条刊了这条消息。虽然正式的“平反”是在12月,但很多报纸已经开始了对天安门事件的回顾报道,我们这些非职业记者拍的照片成了主要来源。1978年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的头版用了我的一张照片——很多人聚在纪念碑下面,上面是一个飘动的气球拉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怀念人民总理”。后来新华社、《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都用了我的照片。

那时,我还在部队做我的摄影员,也没觉得自己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回到部队,头儿跟我说:“你当年一口否认自己去过,真是不老实!”我也只能一笑置之。不过这一次拍摄让我对相机担负的社会功能有了更深的认识,以前在部队宣传摄影,都是摆拍一些宣传画面或是演习摄影,从“四五”以后,我开始将手里的相机对准了历史变革的大场景。1976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天安门运动”之后,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我又幸运地成为那一个历史事件的记录者。

给《红楼梦》作曲的王立平,当年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他拍的那张“让我们的血流在一起”也堪称“四五”经典摄影作品之一。前两天我碰到他,我们还一起提到“四五”,这时我们才意识到,一转眼,已是整整30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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