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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艺”之乱

2006-03-21 11:42 作者:马戎戎 2006年第9期
在首都剧场对面,北京人艺副院长濮存昕的笑脸和鲜红色丝带依然在艾滋病公益广告牌上灿烂地绽放。但是对人艺领导来说,这几天,这个人和这张笑脸,已经成为“敏感话题”。

在首都剧场对面,北京人艺副院长濮存昕的笑脸和鲜红色丝带依然在艾滋病公益广告牌上灿烂地绽放。但是对人艺领导来说,这几天,这个人和这张笑脸,已经成为“敏感话题”。

悬而未决的辞职

一切都是一篇访谈惹的祸。2月中旬,濮存昕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出了“人艺的现状就是一锅粥”,重新提出了他在人艺的种种苦恼:辞职迟迟得不到批准,工作无法展开,让70岁的林兆华做艺术总监的提议得不到响应等等。在访谈中,他这样描述他成为副院长之后的痛苦:“我二楼开完会,上三楼排戏,我真的背不下来词儿,多痛苦呀!平时我跟这些演员相濡以沫,心贴心,但是你当了院长,站在这位置,‘哟,院长来了!’他们刚才站在那里说着话,全部打住。我很不喜欢这个感觉。演员做工作就是表达角色生活很微观的心理过程,可是我带着满脑门子官司,这种关系那种关系协调,矛盾的解决,一看到这演员,集体利益啊,剧院利益啊,个人利益啊,人家说‘放我一马,我想在外面拍电视剧去’,我不同意,然后我还要跟他们一块演戏,怎么演?没法演!”

这篇访谈在人艺引起的反响可想而知。人艺党委书记马欣说,这几天,接记者电话都“接怕了”。3月2日是首都剧场建场50周年新闻发布会,记者提问环节,他特别提示:“只谈和剧场建设相关的问题。”

“那天我一看报纸,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不是两年半以前的事么?’”几经追问之后,终于开口的马欣无奈地说。

所有人艺人都知道,濮存昕提出辞职,已经是两年半以前的事了。2003年4月11日,濮存昕被北京市委任命为北京“人艺”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院长。在饰演过《雷雨》里的周朴园、《屠夫》2005年人艺版的老导演顾威回忆中,当时的场面是相当正式的:“市委来人,正式开会宣布,市委组织部和宣传部的负责人都来了。”“那时候,大家对小濮还是很寄厚望的,因为他人缘好,又有一定的名气和资源。”戏剧评论家童道明说。

不到4个月,在抗“非典”之后他参加的第一出戏《北街南院》上演当天,濮存昕就向上级递交了辞职书,同时通过电子邮件告知全院。然而辞职书交上去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同意,也没有拒绝,上级单位没有任何答复。

在旁人看来,这是一件太好解决的事。但是在书记马欣看来:“哪有这么简单。”顾威则进一步解释了这一种不简单:“北京人艺是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这是个意识形态的单位,和工厂不一样。历史就是这样。‘文革’之前,剧院和文化局平行。‘文革’以后,北京人艺属于市委宣传部领导,干部都直接由市委宣传部任免。人艺的党委是没有这种权力的。在我的印象里,濮存昕的辞职,只是向全院发了一个电子邮件。可是他没有向市委宣传部提出正式书面申请,或者他提出过,但是市委还没有批准,他的辞职就不可能生效。”

这一拖就是3年,3年里,濮存昕就一直被“挂”着。童道明很同情他的状况,他对记者讲起,有一次,他去探望病床上的于是之,于是之病况很严重,不能讲话。他问于的夫人李曼宜,如果不是因为做院长,于是之的舞台生命会不会更长?他的健康状况是不是也会更好。李曼宜没说什么。

人艺的“槽”

濮存昕辞职的诱因,是他在人艺设置艺术总监、并让林兆华担任这一职务的提议无法实施。林兆华70岁了,为什么就不能当人艺的艺术总监,给他更多的艺术创作空间?这是濮存昕总也想不明白的问题。他认为,林兆华是人艺仅存的还能排戏的前辈艺术家,让他来做人艺的艺术总监不算过分。但他没有想到,在人艺内部,林兆华的反对者几乎和他的拥护者一样多。

“人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像曹禺、于是之这样的艺术权威。有艺术流派,没艺术方向。人艺到底怎么发展,应该怎么看待传统,继承传统?在传统的基础上怎么创新?没人知道。”这是导演李六乙对目前人艺的看法,“混乱,就是混乱。”

“三驾马车”的不和,在人艺早已不是新闻。“三驾马车”指的是:任鸣、林兆华和李六乙。人艺中流传这样一种说法:据说任鸣刚进人艺的时候,是林兆华的助手。但是后来任鸣的艺术观点与林兆华不再一致,二人逐渐交恶。代表事件是,有一次林兆华在饭桌上愤然当众责骂任鸣;当时院长还是刘锦云,试图调和矛盾,反而也被责骂。从此林、任二人矛盾日深。有“人艺之友”之称的评论家童道明对二人关系描述是:“他们在我面前倒是谁都没说过对方坏话,但是也没跟对方说过话。”童道明叹息说,“关系不和不是新鲜事,但是没见过这么僵的。”

童道明说,林、任之争的背后,其实不过是长期以来对人艺传统两种不同看法的集合。作为1982年就排演出《绝对信号》的以“新锐”姿态崭露头角的林兆华,曾经指责过人艺对斯坦尼表演体系的理解是错误的,几十年来都是“伪现实主义”。这种话在人艺这种讲究“槽”的地方,所引起的反感可想而知。

“人艺的戏是有个‘槽’的。”演员何冰这样形容,“很难说这个‘槽’在哪儿。但是这么说吧,后台一个工作人员,拿起剧本来一看,都会摇头说‘这不是我们人艺的戏’。”能入这个“槽”并不容易。何冰出自中戏和人艺合办的“87班”,那个班就是为人艺培养演员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从那时算起到现在,他已经和人艺“发生了18年的关系”。可即使如此,“梁冠华和鄙人,都还没挑过一次大梁”。曾是人艺演员的王姬则用“跑龙套”来形容自己在人艺的日子:“每天只能跑龙套,最多时候一人身兼5场戏的龙套。好不容易有个戏,主角找不着感觉了,我才顶上去,大家也给了很多掌声。我冲进厕所号啕大哭,觉得我被埋没太久了。出来一看,龙套还要继续跑下去。”

顾威给出的“入槽”条件非常苛刻:“导演起码要在人艺待上15年,演员起码要5年,才能入这个‘槽’。”

显然,按照这个条件,1982年的林兆华和1995年的李六乙都没办法在“导演”后面署上这个名字。李六乙说,他在人艺已经5年没有排戏了。5年间,他提出的剧本,不是通不过,就是迟迟没有答复。他把这个原因归结为2000年实验版话剧《原野》。

对于2000年版的《原野》,顾威非常直接地批评“胡来”:“有一句别拿经典开涮,就是打他这儿来的。演员从马桶里拿出一可乐,喝了。《原野》写的是什么时候的事?仇虎和瞎老太太居然还有一腿。他说这是解构主义,我觉得是胡来。曹先生的女儿看完,打电话给我们说,这一版,请注明是北京人艺2000年版。人家不承认这是曹禺的《原野》。”

在人艺很多人眼中,顾威这位在舞台上扮演“周朴园”的老演员,在人艺也属于“保守派”。200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顾威排演了《屠夫》。有个记者问他,《屠夫》中有什么创新。顾威的回答是:“没什么创新,经典里很深,挖都挖不完呢。”

《屠夫》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三位老主演:朱旭、郑榕、周正,他们都是人艺第一代演员。人艺有句话:“拉开大幕看真的。”何冰说:“拉开大幕一看,我就震了,朱老爷子给我们呈现的是教科书式的表演。可是转念一想,三位老先生加在一块230多岁了,就觉得有点……”

其实“三位老先生加在一块230多岁”的局面,也不是老演员愿意看到的。老演员郑榕已经80岁了,他的腰有毛病,2002年就已经宣布退出了舞台。排《屠夫》出自他的提议,但是他开始时候并不想出演其中角色。他所扮演的纳粹头子的角色,最开始的时候,找了院里一位明星演员,但是该演员一口回绝:“我以后不会再演别人已经创造过的角色,只演别人没演过的角色。”后来曾想到AB角轮换,但小辈们也没有人愿意演B角。无奈之下,郑榕上了台,为了预防万一,演出时候,舞台后面还放着一张床。

“现在的年轻演员,院里根本留不住,都拍影视剧去了。他们不演,我们演了,还要被说成是不给年轻演员机会。我都80岁了,有这个必要么?”说着说着,老先生有点激动。

“有一次王岐山市长来视察工作,我发言,说现在的年轻人浮躁。王岐山说,不是浮躁,是狂躁。”顾威也有点愤然,“我现在在中戏教一个班,才学了一年半,汇报演出的时候就学着别人献花!献什么花?都说人艺现在排戏时间短,艺术质量上不去。排戏时间为什么短?《白鹿原》从去年2月就开始建组了,现在还没开始排,这是为什么?还不是因为演员都不来。

演员都到哪里去了呢?一个很简单的现成答案是,都出去拍影视剧了。《北京人》也是去年就建了组,李六乙最初想的是,用全院最好的阵容来排这部经典,因此他提出了一个40人“全明星阵容”。可是在顾威和院方看来,这根本就不可能:“那些人全在外面拍戏,叫都叫不回来。现在的演员,尤其是成了明星的,即使来也是等上台时才回来演。有时候连带妆彩排都不来!”对顾威这样的老同志来说,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我看到宋丹丹在报上说,五六十年代的精神已经过时了。我要说,人艺能有今天,靠的就是五六十年代的精神,爱剧院,为剧院奉献,怎么也不过时”。

然而,在演员看来,不是单纯为剧院奉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是人在讲奉献的时候先要讲生存。何冰告诉记者,北京人艺演员的固定工资只有1500元人民币,演一场戏给280元补贴,排练的补贴非常少。而与此相对的是行政人员的高工资:“他们的工资据说平均每个月有5000元,我不太了解具体的情况,但是肯定比我们高很多。院里说这是因为他们坐班。这是什么话,谁听说过要演员坐班?哪个演员还愿意听他们指挥?”顾威也说:“其实最可怜的是那些不出名的演员,明星可以在外面挣钱,他们只能在院里一场一场演。”

没人说了算

和李六乙一样,何冰不断强调,人艺现在缺的就是艺术权威:“有了艺术权威,我们可能会被领着向东,也可能会向西,但是碰上一个不懂艺术的,只能向南或向北。其实我们就是没有一个戏班班主。”

其实,濮存昕的初衷,也不过是想为人艺找到这个“班主”,可惜的是,就算没有内部的不合,在体制上,也是个冒险。“保守”的顾威道出了人艺必须面对的现实:“人艺从来就没有设置过艺术总监,这不是艺术问题,而是体制问题。在国外,艺术总监负责剧目、演出等一切艺术事务和艺术方向。但是在人艺,这不可能。因为关系没办法理清:艺术总监还要不要党的领导?你和党委谁服从谁,谁领导谁。不论谁做艺术总监,都要面临这个问题。宋丹丹也说要改变体制,但是你认为体制变得了么?党的领导不可能不要。”

顾威说,其实设艺术总监这种事,不是只有濮存昕想过。青年艺术剧院80年代中搞过艺术总监,当时的人选是女导演陈融。可是做了不到半年,只能辞职,因为这个关系没办法理清。

事实上,在于是之、曹禺之后,人艺一直在寻找这个既能服众又符合体制的“班主”,人艺前任院长刘锦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院长的。但在他退职之后,人艺就一直没有院长。一度,人们曾经把希望寄托给年轻的濮存昕,童道明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况:“濮存昕人缘比较好,大家觉得各派系都还能接受他;他的名气和形象也很不错,对人艺的形象也好。”但很快,濮存昕就要辞职。“客观地说,他也没能担负起一个副院长的作用。”这是顾威和郑榕对他的评价。顾威说他看了濮存昕的访谈后很生气:“我感觉他把自己‘摘’出去了。通篇都是‘你们人艺怎么这样’的口吻。可你也是领导啊,你说你辞职了,可是毕竟还没批,这个局面跟你完全没关系么?”

杨立新曾是人艺的演员队长,两年前,他也宣布辞职了,他说:“工作没办法干。”他举了一个例子,人艺的演员在外面演出要和剧院签合同。有一次,冯远征有一个很着急的合同,他拿着合同去找濮存昕,濮存昕说我已经辞职了;接着去找任鸣,任鸣说我不该管;最后去找书记马欣,书记说,先放这儿,研究研究看。

人艺的一位员工这样告诉记者:你去二楼数数,人艺不到300人,有13个处,28个处长,可是没一个说了算的。舒乙干脆表示:“人艺现在就是一个衙门。”

赏罚不明,是人艺里的常见事情。《可可西里》里的演员奇亮是人艺的青年演员,可是按照顾威的说话,除了报到那天,院里再也没有人见过他。“我当着那一批小孩儿的面说,这是个极坏例子,一定会处理,马欣书记也答应了。可是到现在也没处理,这不是打我的脸么?”顾威说。同样的事情一再发生后,院里就有了一批“特殊人物”,他们从来不在院里露脸,院里有戏也不来排。但工资照发,照旧是人艺的人。

郑榕说,每到这时,他就会怀念于是之。“那时候巍子和江珊总在外面拍戏不回剧院,于是之就说那你们走吧,把他们开除了。”

受这种混乱状况影响最大的,就是人艺的创作。多年以来人艺一直面临剧本荒,人艺出过10万元重奖征集剧本,入围的却没有一个。《天下第一楼》的编剧何冀平说,抓剧本,不是说抓就能抓的,要有办法,总想办法才行。正在开政协会议的舒乙这样回忆当年人艺是怎样“抓”老舍写剧本的:“赵启扬、曹禺整天坐在我家,逼着老舍给他们写剧本。有什么条件你说,一定满足到。”而现在,舒乙说,“我现在开会时候其实也经常看见人艺的领导,我主动向他们推荐,老舍还有哪些小说可以改成剧本,他们也就那么答应着”。而何冀平所怀念的是:“《天下第一楼》写完以后,于是之院长给我们题词‘你们用笔支持起了剧院’。”这样的场景也很久没有在人艺上演过了。

在“没人说了算”的情况下,书记马欣不得不成为目前事实上的“党、政、创作”一起抓的人物。由于他不是搞艺术创作出身,人艺很多演员对他的艺术造诣并不服气。

“想当年,曹禺,于是之在的时候……”现在,人艺众人总是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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