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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安然命案”:并非情杀

2006-03-13 15:37 作者:李翊 2006年第8期
2005年6月25日早上5点,当安然向同班同学崔培昭砍下数十刀时起,两个孩子,两个家庭从此再也无法安然

安然,北京人,北大医学部预防医学2002级2班学生。安然母亲之所以给儿子取这个名字,是希望孩子能“平平安安,安然无恙”。然而,2005年6月25日早上5点,当安然向同班同学崔培昭砍下数十刀时起,两个孩子,两个家庭从此再也无法安然。

谁该对这起命案负责?崔培昭的父母认为,北京大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案发前,崔培昭的同学们都向学校反映过安然的种种异常行为,联想到马加爵一案,2004年12月,预防2002级2班学生曾集体写了一封要求安然退学的信给学校,但是学校没有积极采取行动。而北大则认为,安然在校期间并没有违反校纪校规,医院诊断其并非精神病人,学校不可能因为学生的联名信随意开除学生。因此,学校并没有法律责任。

2006年2月10日,崔记春夫妇将安然与北京大学告到法院,要求依法追究安然的刑事责任,同时,北京大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与被告安然共同赔偿损失。2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安然命案”的两个版本

2002年,安然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预防医学专业2002级,分在2班。这个班共有32个学生,男女生各半。安然和崔培昭分在同一个宿舍。宿舍里共住4人,另外两个同学分别来自新疆和福建。据同学们回忆,安然给人的最初印象挺好,“虽是北京人,但是对外地来的同学都很热情。会说话,懂礼貌”。然而,时间长了,矛盾开始显现。

安然喜欢晚睡晚起。他有两个台灯,晚上大家都要睡觉了,他却开着看书。买了电脑后,安然只用音箱而且声音开得很大,有时候一吵就是通宵。同宿舍同学说:“每次跟他提意见,他也会听,也会跟我们道歉,但是一到晚上,他依然故我。”

在北大,学期末学生成绩排名是根据综合评分,如果想拿到好名次,除了考试成绩要出类拔萃,还有其他各项指标评分,其中就有一项是“卫生检查”。卫生检查每个月有一次,每到那时候,各个宿舍的学生都很积极地大扫除。而在安然那个宿舍,一般都是三个人打扫卫生。“最可气的就是,他不但不做卫生,而且经常在我们把玻璃擦干净,把地拖干净后跑进来,把地板弄得脏兮兮的,自己的桌子和床也不收拾,乱七八糟的。害得我们的卫生检查老不及格。”崔培昭的母亲邱春花记得儿子曾在电话里跟她抱怨过,“妈,我现在考不到第一名了。文化考试我是班里前五名,但是因为卫生分低,总积分不高”。

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安然与宿舍同学的矛盾并不是很大,但是日常琐事累积下来,同学们觉得跟安然生活在一起很不舒服。安然与同宿舍同学都发生过争执,与崔培昭也不例外。

邱春花说,2003年儿子回家过春节的时候可高兴了,对她说,北京市的同学准备出国了,如果他走了,那从此就不用跟他住一个宿舍了。邱春花当时责备儿子说:“我真伤你的心,你怎么这么跟同学搁不住呢?”崔培昭委屈地回答:“北京市那个同学品质太差劲。你不信去问问,他跟我们班好多同学都打过,吵过。”为了不让母亲担心,崔培昭说,“妈,我忍忍,我躲着他还不成吗?”

大二下学期,安然开始采取报复。一位同学说,“有一次,他躲在自己的床里不知在摆弄什么,弄出‘咔嚓咔嚓’的金属碰撞声,还故意问宿舍里的同学,‘你有刀吗?’崔培昭当时在宿舍里吓得不敢说话”。崔培昭的柜子在靠门的位置,安然开门的时候,一脚踢上去,门把手将崔培昭的柜子门给撞裂了,崔培昭没有吭声。大三上半学期,崔培昭便搬到了另一个更便宜的宿舍去住了。他跟母亲打电话说,“我惹不起他躲得起”。在崔培昭留下的半本日记里也提到,有个周日,崔培昭坐21路车从实习医院回学校,刚上车就看见了安然,他赶紧下车,改乘下一趟。

但即便如此,崔培昭还是没有躲得开厄运。安然为什么要杀崔培昭?存在两个版本的解释。

2005年6月25日上午11点,安然在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接受讯问时,承认自己用刀砍了崔培昭,原因是为了同班一女生。安然说:“当天早上大约5时许我睡醒了,本打算利用9点前去做家教的这段时间看看专业书。想起穿的白大褂脏了,就把白大褂放在宿舍一个粉色的塑料桶里,拿到四层水房泡上。之后我想到因我住的宿舍较热,就下楼到二层自习室看看空调开没开。我打算,如果空调开着的话就去那里看书。下到自习室后,当时室内没开空调,我就又上楼返回自己的宿舍,呆了一会儿,突然想到,昨晚我在三层的电脑房用完电脑后可能没关机器,就又下楼到了三层的电脑房想把机器关上。进了电脑房后我看见我们班的同学崔培昭正坐在电脑房内东墙处一台电脑旁用电脑,我进屋他也看见我了,但我们没说话。当时我就想找他谈谈关于我们俩共同追求的也是同班那个同学的事。我和那个女生是在2002年10月19日那天确定的恋爱关系,直到2004年我发现她在有意回避我,不搭理我。后来慢慢我发现她和我们班的崔培昭开始有很亲热的举动,而且崔培昭经常当着我的面与她做亲热的动作,故意来刺激我。我总是装作不在乎的样子,因为我太爱她了。我怕当时我表现出难过的样子,她也会不高兴。今天早上正好看见崔培昭单独一个人,那个女生没在他身旁,于是我就想利用这个机会单独找崔就我对她的感情做一次当面的表白,想让崔明白我有多爱她,让他一定要对她好。而且我想让他知道我会一直等着她回头。”

然而,无论是那个女生还是别的同学,都认为,自始至终都是安然在一厢情愿地纠缠。

2005年3月,那个女生和崔培昭开始谈恋爱,一位同学说:“他们挺热烈的,我们还以为这下好了,她有人保护了,没想到。”

决定了要跟崔培昭谈话后,安然“回了趟宿舍,换了一条浅蓝色运动裤,一件深灰色前胸有‘大力水手’卡通图案的短袖圆领T恤衫,脚上穿了一双白色袜子,鞋是棕黑色德国产不知牌子的皮鞋,是系带的,鞋带很长”,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当时光着膀子,穿了一条大短裤,脚上是拖鞋,“觉得不够正式,不想让崔瞧不起我”,“换完衣服后,我将头发梳了梳,之后我想到如果和他单纯地谈可能起不到感动他的目的,就想带把刀,在和他谈的过程中用刀对自己进行伤害,想以自伤的这种手段在他面前证明,我的血也是红的。我是真心爱她”。因此,安然将平时做饭用的菜刀拿在手里,又带上了从网上订购的单刃匕首,别在了右后腰的皮带上。因为担心“出门被别人看见不好”,他从宿舍里随手拿了一个空的白色塑料袋,将右手拿着的菜刀卷了起来。“T恤衫没有掖在裤子里,可以对腰间的匕首起到遮盖作用。之后我就要出门,也不知怎么想的决定戴手套。”

根据安然的描述,当他带着刀再次找到崔培昭的时候,崔培昭不愿意跟他谈,两人之间发生了争吵,崔培昭用很难听的话骂了他,所以在崔培昭下楼的时候,他抄起菜刀一顿乱砍,期间菜刀掉在了地上,他就换用匕首接着砍,这一过程持续了约十几分钟。之后,安然仓皇逃回了自己的宿舍。

然而,庭审时候,安然又说了一个版本。原告律师,北京澍华律师事务所的沈腾回忆,安然曾在法庭上说,“我根本不是为了她,为她吵架不值”。沈腾说,问安然问题,他不是哭就是不回答。安然总计说过十来句话,主要意思就是“我始终不是为了她,我是为了信”。沈腾问:“有没有追求过她?”安然咬着牙,没表情,样子似乎是要说不,又说不出来。再问:“假如以上你的很多违反校规的行为被学校处理,杀崔培昭的行为会发生吗?”安然咬了咬牙,依然不说话。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2005年11月2日的讯问笔录细化了安然的这一版本。

安然说:“崔培昭偷了我一封信,2004年6月份还给我了。案发当天早晨,我起床后发现崔培昭在我宿舍偷东西,所以发觉原来我丢的35封信是他偷的。”“这些信,是我写给一个老师的。”“他想跑,我堵住他,他就威胁我。”安然由此推测,班里同学曾经因为丢东西而怀疑自己是崔培昭栽赃陷害,两人为此发生争吵以至最后挥刀相向。

安然与崔培昭

安然出生于单亲家庭。7岁时候,父亲因病去世,母亲从此没有再婚,与儿子相依为命。“安然在性格上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安然的母亲说,“这孩子有点敏感,看问题比较偏执。”

小时候的安然个人意志很强,不到5岁开始练习书法,学弹钢琴,别的孩子一天顶多坚持40分钟,安然可以坚持一到两个小时。“要做什么事情就非得做。”安然母亲说,“孩子小时候任性,个性突出。我觉着独生子女,可能都有这样的毛病。也没觉得是个问题。”

安然上初中时候,自控能力上明显不如同龄人,而且爱钻牛角尖,他有一个想法后,别人很难纠正他。有一次,母子俩看电视,运动员得奖奏国歌的时候,安然非要她起立。母亲跟儿子讲道理,说是否听到国歌就要起立得分场合。安然却不依不饶,坚持认为,老师说了,甭管在什么地方,奏国歌就非得起立。最后,母亲不得不妥协。但是,安然一吵起来就没完没了,脾气大,摔东西砸墙,以至于经常搞得四邻不安。到上高中时候,安然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经常为一些小事和同学打架,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说个不停,不考虑别人反应。为此,学校老师多次找过他母亲,指出,“这孩子与别的孩子不一样,得带他去看看心理医生”。于是他母亲于1999年就带着安然去北医六院(北京专门的精神病院)接受心理治疗,坚持了两年,因为面临高考中断了治疗。

安然唯一让母亲感到自豪和安慰的,是学业上始终如一的优秀。他母亲说,安然小学毕业的时候是全校第二名,只比第一名低0.5分,还在北京市“迎春杯”数学竞赛上得奖。因此,安然被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五中录取。母亲的同事还曾羡慕地对她说,“你儿子真争气,省了你8万块钱”。高中,安然念的是有名的景山中学,并曾在全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得奖。“安然从来不觉得学习是苦差事,在学习上不用我操半点心。”

他母亲说,安然很喜欢学医,想当一名好医生。上北医后,安然看了《吴阶平传》,对母亲说:“我选择学医真是选对了。我很希望在学术上能有一番成就。”案发后,他母亲清理安然的书本时忍不住潸然泪下,“那么多书,做了那么多笔记”。

安然经常会问母亲:“妈妈,你爱我吗?是真的吗?”“姥姥说我不是坏孩子,是吗?”虽然安然从来没有说过希望有一个父亲,但是母亲能感觉出安然是渴望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有一次安然和母亲发生争执,安然曾抱怨:“人家同学在学校受了委屈,一打电话,爸爸妈妈一块开着车来了。我能跟人家比吗?”

安然的大学同班同学说:“我们和他话不投机,跟他聊天不是交流,而是听他漫无边际地瞎扯。他是那种精力旺盛,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大冬天在公共水房脱了精光冲冷水,考试前整宿不睡。”在北大预防2002级2班的同学录里,安然经常在上面留言,一大段一大段的话像说给别人又像是说给自己听。但永远没有人回应。

2004年12月,在临去铁路总医院实习前,安然所在班级全体同学向学校写了一封求助信。在信中列及了安然的种种异常表现,如上解剖课不给动物打麻药而直接解剖,纠缠威胁女同学,随意翻看别人的物品等等,希望学校能让安然退学。实习的时候,同班没有一个学生愿意跟安然住在一起,最后安然一个人住一个宿舍。这些事对安然打击很大。他哭着对母亲说:“他们怎么这么对我?我都帮过他们啊。”“我真是心灰意冷。”因为安然的事,母亲经常被叫到学校,她当时曾想,既然都这样了,干脆这学期上完不上了。没想到就在学期即将结束时候,惨案发生了。案发后,警察在安然宿舍里搜出了5把刀。

在北京市看守所,安然曾被问及:“跟崔培昭之间存在矛盾吗?”安然的回答是,“不存在矛盾。我们关系很一般,没有过大的冲突”。问到:“和班里的同学关系如何?”他则回答:“我和班里的同学关系非常一般,但是也还算融洽。”

崔培昭的室友说,崔培昭身高不到1.7米,有点害羞,见了女孩儿还没说话脸就红。性格很温和,爱笑,是那种想逗别人笑,但是别人还没笑他就笑得不行了。有时打打排球,喜欢看书,特别是英文名著。每年都拿奖学金,乐于帮助同学。

2003年10月28日崔培昭过生日的时候,班委会代表全班同学送给他一张贺卡,里面写着,“总之,你的优点多得说也说不完”。崔培昭的父母在宿舍里整理他的遗物的时候,律师翻看其中相册,同宿舍的同学哭着恳求:“叔叔,你别看了。我们现在一看到照片都受不了。”崔培昭的尸体火化那天,全班同学自发去了昌平,集体写了悼词,为崔培昭开了个追悼会。

对于母亲邱春花而言,失去这个儿子就好比天塌了下来。邱春花说,崔培昭7个月时候就失去了父亲。5岁时,他就跟着自己下地,用小手捧着上土。后来家里不种地了,他就把全家的家务活都包了下来。“初中时候就会自己和面,包饺子。”“一到放假回了家,就帮姨家种地。上肥臭得很,但是每次姨打来电话说要上肥料,他就去了。”

邱春花再婚后,崔培昭和继父崔记春,以及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妹相处得非常好,感情很深。“一家人吃饭,他净拣弟弟妹妹不爱吃的菜吃。”高考前一天,邱春花去县城看儿子,崔培昭在看书,他对母亲说:“我要是考上清华了,学校能奖5000块钱,我就给姥爷买个老年摩托车。”

2004年农历腊月初八,崔培昭放假回家,听母亲说肚子不舒服,腿也肿了,立马带着母亲去城里医院检查。当时他就推断母亲的病是“子宫肌瘤”,并安慰母亲:“别紧张,子宫肌瘤80%是良性的,切除了就好了。这个年纪特别要注意的是乳腺,如果出现肌瘤,80%是恶性。”医院的诊断结果证实了崔培昭的推断。邱春花住院动手术的几天里,都是儿子在一边伺候。

邱春花说,临出事前一天晚上21点,崔培昭给继父发了条短信,询问河南省高考分数线,弟弟妹妹考得怎么样。他还给在天津师范学校读书的高中同学发短信,约他放假时候一起回河南。

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大半年,邱春花依然精神恍惚,无法坚持教师岗位的工作。她说:“没有不想娃的时候。晚上老梦见他笑,在跳水,在老娘舅家干活。”“想找娃的缺点埋怨他,找不到。”

而对于安然的母亲来说,纵然安然有心理疾病,纵然他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那依然是她的儿子,为了求得原告的谅解,为了法官在做出最后判决前能酌情考虑从而保住儿子的性命,51岁的她奔走在亲朋好友之间,希望能筹满原告提出的405768元赔偿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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