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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德纲:一个被夸大的相声现象

2006-01-17 13:40 作者:王小峰 2006年第4期
最早有关郭德纲个人的报道出现在去年10月30日(网络搜索为准),是关于他回天津答谢天津观众的报道。之后,有关郭德纲的报道便大面积降临,在短短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媒体对他的报道就已超过百篇。郭德纲,在这一时间成了一个文化现象。

最早有关郭德纲个人的报道出现在去年10月30日(网络搜索为准),是关于他回天津答谢天津观众的报道。之后,有关郭德纲的报道便大面积降临,在短短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媒体对他的报道就已超过百篇。郭德纲,在这一时间成了一个文化现象。

媒体之所以对郭德纲如此厚爱,完全是出于对相声这门传统艺术的厚爱,相声在最近20年间的表现的确让许许多多喜爱这门艺术的人失望、厌恶。而郭德纲只不过是亲手擦去了蒙在相声上面的灰尘,重新恢复了相声原貌,让喜爱相声的人又找回了相声带给人的亲切感。在这一点,人们是感谢郭德纲的。

采访郭德纲,话题是从他那个《论相声50年之现状》开始的。当记者问他为什么会写这么一个破坏行规的段子时,郭德纲深深地长叹一声:“唉——”这一声叹息,叹出了他的无奈、愤怒、失望,声音显得那么沉重。

郭德纲自小就喜欢相声,说了10多年相声,把基本功打得很扎实,而且他不仅能说相声,评书、戏曲等旁通的曲艺形式他都能拿得起来。在天津,他就像一个远离尘世习武练功的青年,在把自己练得差不多之后,感觉自己该出山了。1988年,郭德纲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当时他在全总文工团。但由于冻结人事关系调动,只好又回到天津。回到天津后,他左思右想,如果在天津呆着,娶妻生子,也能活一辈子。但转念一想,不行。“可是到老了就会后悔,80岁了,带着孙子,看着电视,你瞧见里面这个说相声的了吗?当初还不如你爷爷呢。孩子会问我,你早干嘛去了。所以为了活一辈子不后悔,哪怕磕个头破血流也要再来一次北京。当时也想,要是自己不行会怎么办?我想我会说相声、说评书、写东西、唱大鼓、唱戏,能会七八十出,有这些我死不了。”郭德纲谈到他为什么再来北京的时候说。

于是,郭德纲再次到北京。没想到的是,他的这一步就迈进了艰辛,“到北京之后四处碰壁,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谁会无故接纳你呢,这个圈儿本身就是名利场是非地”。

郭德纲回忆道:“正好蒲黄榆那地方有个小评剧团,剧场能坐四五十人,舞台也就俩席梦思床那么大,我去了,答应一个月给我1000块钱。唱了俩月,一分钱没给。这时候你要不唱,这钱就拿不回来了。当时住在大兴黄村,骑个破自行车,车带上有个眼儿,舍不得补,这一趟打三回气也能坚持到。后来没法骑了,就坐公共汽车。终于有一天,散了夜戏之后没有公交车了,只能往回走。路过西红门,当时没有高速路,都是大桥,上面走车,底下漆黑一片,桥上面走大车,我只能走旁边的马路牙子,不到30厘米宽。站在桥上往下看,应了那句话了:残星点点,斜月高悬,眼泪哗哗的。那会儿真是坚持不住了。当时我就想,郭德纲你记住了,今天的一切是你永远的资本,你必须要成功。我这个人耳朵根子硬,多少次身临险境,多少次一点辙都没有,我都咬牙挺过来了。所以到今天,我说除了我自己谁也害不了我。”

德纲的这段忆苦思甜的故事跟很多人讲过,就是这段艰苦生活,彻底打碎了他一鸣惊人的梦想。“当时进北京的时候是急功近利,要当大腕儿,我也想当大腕儿,我也想一场挣多少钱,发财。只不过来了之后,现实把我敲醒了。”为此,他当时还写了一首诗:“数载浮游客燕京,遥望桑梓衣未荣。苦海难寻慈悲岸,穷穴埋没大英雄。”

郭德纲发现,想成腕儿不是说你苦练几年就有人认你的。当他逐步接近相声这个圈子的时候,才发现,很多说相声的人跟他并不一样,一代代继承下来的相声传统,在今天已经变了味道。让他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自己天天练基本功,底子打得那么好,却没有人认可;而那些喜欢钻营的,连20个段子都说不出来的人却能大行其道?他不平衡,凭什么会这样?当他清醒过来,才一点点看出相声界的怪现状。看清了这些,他就不想成腕儿了。但他不能容忍别人糟蹋他喜欢的这门艺术。

如果了解了郭德纲的经历,大概就不难明白他为什么会向那些假冒伪劣相声开炮了。“唉,怪就怪在相声是一个让人开心的表演形式,但是不光别人开不了心,它自己就很尴尬。”郭德纲说,“人必须要混,演员嘛,干什么吆喝什么。演员要爱这行,看你拿相声当什么,相声对有些人来说是游戏,对有些人来说是工作,对有些人来说是手艺,对我来说就是命。我从小就喜欢这个,为它付出了很多。所以说这么多年过来,到现在,无一日能离开相声,太爱这行了。人需要敬业,爱这个,才能把它搞好。而且还不能急功近利,它是慢工出巧活。”

郭德纲的直言不讳自然会遭到一些既得利益者的攻击,因为他破坏了行规。尤其是曲艺界,江湖规矩比较多,说白了,即便相声在今天成了一种光明正大的曲艺形式,但是过去的一些江湖规矩仍然在起作用,你郭德纲的所作所为显然是在砸别人饭碗。“我领教过江湖规矩。这些年遇到的坎坷和障碍,太多了。比如我们正在朝阳区某个剧场演出呢,有人打电话过来:‘我们是西城区政协的,命令你们停止演出。’当然他的这个办法很弱智,西城政协的怎么管得了朝阳区的剧场呢?这种小儿科的事情他们也干得出来。他也能买动某协会的秘书长之类的人,到我们的剧场说,‘我们准备把这里包下来搞什么贸易会’,来阻止你演出。甚至他们找到剧场,拉拢演员,不要跟他一起干,没有出息没有用。这样的事情每周有都有个三五回的。这个你让我说,说不过来,太多了,从来没顺过。”但是倔强的郭德纲不信这个邪,愣是给扛过来了。

停顿了一下,郭德纲又说:“很多人混到这个行业,他们有很多办法,他们按照他们的理解去表演相声,而且他们也运作得很成功,无论他们在台上的表现还是台下的手段,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这方面我们做不来,这跟个人秉性也是有关系的。这得让我骂人,不骂人不行。”他又停了一下,“骂累了,不愿意当祥林嫂。”

“我看他们很可笑,他们不说相声可笑,说相声更可笑。”说到这个行业深不可测的行规,郭德纲说,“我没有破坏江湖规矩,只是当初人们成批破坏的时候没有人提出来。比如说有一帮人开车在条大路上走,这时候来了批人把司机打跑了,然后把车开到麦田里了,在里面开了30年,我只不过又把车开回到大路上而已。”

现在很多说相声的演员在二三十岁之前从事的是别的工作,比如厨子、木匠、瓦匠、电工……后来混不下去了就去说相声了,很多笑星也是这么来的。郭德纲说:“凡是专业不好的他都要在别处瞎琢磨,他在人际关系上想办法,这点你不可能不服。他脑子有限,他光琢磨相声琢磨不了别的,他琢磨不了相声就能干别的。为什么相声不好听?就是这个原因。”如果真有人把现在的一些相声演员在30岁之前从事的职业列出一个单子,你大概就知道相声为什么不景气了。一门最需要基本功的行业,这些人都没有练过就说相声了。

凡是去过郭德纲天桥乐茶园听相声的人,都会开心得乐个没完,甚至,这种开心的笑声都是久违的。这个场面会让人想起当年侯宝林或刘宝瑞说相声的情景。一个会说相声的人,一站在台上,他身上散发出的那股气场就能感染周围人,而这个气场必须靠多年的修炼才能出来,郭德纲做到了,而他所做的一切,本来就是一个相声演员分内的事情。其实观众对相声演员的要求,不过就是能把他们逗开心了而已。

最近20年,人们的确听不到好相声了,这一方面和说相声的人素质有关,另一方面跟相声走进电视有关。郭德纲说:“我们的传统节目有1000多种,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能在台上表演的也不过十几种了,这个比例就说明快完了。我们从解放前的老段子当中就能听出来,很有生命力,到现在还有人爱听。而新相声,能让人永远记住的,我伸出10个手指头数不上来。比如说有人写个《植树造林就是好》,这东西记不住,太有时效性,而且没有完全按照相声的规律去创作。这50年,一方面是作品数量在下降,一方面是演员素质在下降,可是他们还要撑着中国相声界的这面旗帜,难免出现比例不协调和尴尬,这是相声怪的所在。简单地说就是好作品没有了,好演员少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相声这门艺术,靠的是师傅带徒弟,但是,在建国后,由于种种原因,不让说相声的带徒弟了,至少这种传帮带的形式不让正规化了,这多少影响到相声的承传。“文革”10年,耽误了一批人,所以在90年代,断代和电视相声的“繁荣”时间相吻合,导致相声成了一个最早不能让人发笑的幽默艺术。

按照郭德纲的性格,他目睹相声的怪现状,是咽不下这口气。至今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都在说,他没有想振兴相声,能把相声界震动一下就行了,他只是想继承相声的传统。而继承相声传统的唯一出路就是让相声回到剧场。

一次偶然的机会,郭德纲在剧场里说了一次相声,才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好多人说,电视相声没法看,相声算完了。观众说什么的都有。观众心里不是滋味,我坐在那里看了会儿,也不是滋味儿。我们自己都不爱看。偶然有机会到茶馆里说,发现,观众很喜欢听啊。谁说不能说传统节目?我们一试,发现不是啊。可为什么他们这么说呢?那不是我对就是他们对,不是我错就是他们错。我想了想,观众还是认的。你得给人家,你不给人家,还瞪着眼睛说什么啊。”这次经历让郭德纲有信心把相声带回剧场。

从另一方面来看,电视相声正逐步让相声失去它传统的魅力,电视可以传播相声,但是不能承传相声。“从10年前发现这个行业不学无术的人太多,那时候我们想把相声带回剧场。首先相声就应该在剧场演,相声不在剧场演,指望相声在电视上大红大紫本身就是个错误。电视是快餐,它不能炖出佛跳墙来。相声在电视上伸不开腰,我们一个节目四五十分钟,电视台哪个栏目能给我四五十分钟啊?而且电视要求快,我们为了适应电视,要剪裁一下,40分钟的节目,要求三分半搞定,这本身都是违反艺术规律的。当然这种事情也不是不能做,最起码它普及一下还是有好处的,但是你单指着它活下去就是演员的不对了。电视是可以抬人的,但以后走的路是你自己的问题。不怨观众,不怨社会,不怨网络,不怨外来文化的侵入,都不怨,就怨你自己。”

郭德纲看清了这一点,便招兵买马,搭起班子,“相声回剧场还是很舒服的,很火,好多节目都伸得开腰。于是从1996年开始,正式招兵买马,开始在剧场里说相声。这条路一走就是10年,当初我不知道今天会这么火爆,当初也不是为了什么,说坚持下来会怎么怎么样,就是一条道跑到黑,小车不倒自管推。刚回剧场,那时候没人,台下一个人的时候都有过。那时候,有人看就好,也有火爆时候,五六十人,可了不得了。不像现在,场场爆满。剧场里面坐600人,外面还有200人在等着”。

郭德纲很怀念当初的剧场,“30人、50人坐在下面听你说相声是件很享受的事情,那时候我的初衷就是没指着说相声挣钱,就是想尽一个相声演员的良心和责任。我能多拉拢一个观众是一个,能多抢救一块活儿就是一个,当时就抱着这目的。能走到今天说明我们的道路是选对了,说明这10年来我们的工夫没有白下”。但是,郭德纲每次在说相声时候都要强调自己是“非著名相声演员”,一方面他要把自己和那些混在电视上的“著名相声演员”区分开,以此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另一方面他希望观众能通过这个标签明白,他骨子里是瞧不起那些“著名”相声演员的。在郭德纲看来,他佩服的人是那些真正认真学过相声的人,“不光是大师艺术家们我佩服,正式学过相声的人我都佩服,不管他水平高低,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郭德纲倒是什么本事都有,在剧场里说相声,名气慢慢大了,就有影视圈里的人找到他,让他写点剧本什么的,这时他才发现:“嗬,这圈太好混了,瞪眼说瞎话,好歹写点东西就给钱。我现在不平衡的就是,写剧本一集给你好几万,我在相声上费这么大劲,没有这么大收获。”不过,他把从这方面挣到的钱都投到相声里面了,“在进剧场初期,请演员来说相声,卖多少门票人家不管,但是人家的钱一分不能少,所以开始一个月赔八九千跟玩似的。所以相声对我来说不是我挣钱的工具。我从小学的相声,是相声教会了我一切,我怀一种感恩报恩的心态去说相声。我没指望相声挣钱,只是到最近不赔钱了。”

郭德纲在逐步恢复相声的魅力,其实相声这门艺术,最大的魅力就是能让人听了发笑。他常说,都是说话,凭什么人家愿意花钱听你说话呢?这就是相声的魅力所在。相声的表现手法有很多,但是都有规律,这些规律一旦被听众了解了,它的可笑性就可能会减弱。尤其是,现在人们在审美上和过去不一样,能引人发笑的点也随之改变。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台湾的相声演员说的相声,很关键一点是台湾相声把传统相声和戏剧表演结合在一起,同时在制造笑料方面手法也与传统相声不同。相比之下,大陆的相声在革新方面就很缓慢。即便是郭德纲,他现在力所能及的也不过是恢复相声原貌。毕竟这几十年相声被糟改得有点不成样子了。

所以,谈到如何让观众笑出来,他说:“首先你不能轻视观众,现在观众知识面广,如果你跟不上,还不如台下的人懂得多,你怎么能把他提得住呢?演员对观众来说要有神秘感,你必须要提得住他。他花钱听你说话,这就要求你必须有比他高的地方,所以就需要研究里面的奥妙。可是有些演员天赋摆在那里,天生就不是干这个的。不过中国地大物博,干什么都好干,今天去山西榆次,演一段,拿3万块钱,这地方这辈子都可以不来。明天去内蒙古。我到死中国都转不过来,我够了。所以他就不用去考虑这些奥秘了。为什么说剧场相声没人敢干呢,难就难在这儿,它要求演员会得多。这周说20段相声,下周这20段就不能说了。一个演员会的少,你干不了的,过去更是如此。”

在电视上说相声也是一次性的,其实无法跟观众产生真正的互动,有时间的限制,导演的限制,遇上不懂相声的编导,后期再给掐掉几段,这样的相声自然没有剧场里锻炼人。在剧场里,观众就在几米远地方,随时可以互动交流,这需要演员随时即兴发挥,才能体现出相声的特点。而几十年来,相声从广播到电视,人们听到的都是录音重复,对相声的魅力缺少了一个了解方式。郭德纲说:“每次说相声,都不一样,都是临场编的。如果观众没反应,是抻得太长,那就紧上去。如果这儿还能加东西,那就撕开,有时候现场我能把节目给改了。有一回说《文章会》,说康有为来学校谈论诗词歌赋,后来出丑的故事。现在你再说康有为来学校就不现实了,我就改成金庸,但那天我说着说着就发现它跟往常不太一样,该有的包袱都不乐,再一看,台下半堂的观众都是民工。我们不是小看民工,相对而言这个节目不适合他们,于是我马上就改了,金庸来我们学校干嘛来了?来猜谜语来了。你们大家一块猜,看能不能猜着。后半段就是打灯谜、智力测验了,大家乐得很开心。所以这需要演员应变能力很强,这种事情几乎每天都有。总之,一定要让观众开心。”

只有每次都不一样,观众才能爱看,才会有回头客,不过在郭德纲看来,这些其实也不难,“包袱分好多种,有的就是一次性的,就今天让你乐一次;有的能说半年,有的是能用一辈子的。我写东西从来不写甲说乙说,主要把‘梁子’写出来,基本上一遍就完了。只要你熟练掌握这种技巧了,这东西不是很难。2003年我参赛的《你好北京》拿了一个组委会最高特别奖,写这个作品只用了1小时。今年我徒弟参赛,《我要幸福》是一个半小时。难者不会,会者不难。把理论的东西抛开,它本身没什么,它有一个规律,哪儿到哪儿是垫话,哪儿到哪儿是瓢把儿,怎么入进来、入正活儿,哪儿贴着底,哪儿催上去,我们有个公式,你会了就行了。中国语言够得成包袱和笑料的这些技巧,被100多年来无数相声前辈们都挖掘出来了。只要你说的是中国话,你说的是搞笑、包袱的地方,都在这里边,一二三四我都摆好了。到如今你说的无论是多新的笑话,我也可以告诉你这个包袱我们传统相声里面一九二几年就有。你比方说,话到节骨眼上多一个字观众就不乐,少一个字也不乐。有时差一个‘嗯’、‘啊’都不乐,神奇到这种程度。亲爹这么说乐,亲儿子这么说就不乐了;我今天剃这么一头穿大褂说这句话你就乐,明儿留一分头你就不乐,多神奇啊”。

而郭德纲能让人发笑还有另一个“秘诀”,“老实说,我看什么都可乐,看谁都可乐,为什么?这是基本功,从小就要练这个,瞧什么都可乐。这些东西不定什么时候在台上就会遇到。说刻意去学什么?没有”。

谈到发展相声,郭德纲觉得,不管相声怎么发展,传统是不能丢的。“相声不能断了他的脉!说这个人身上很脏,头发很长,躺在破泥堆里边,你要想救他你把他扶起来,换件衣服剪个头发洗个澡,里里外外  饬好了他就能活了。要是看他哪儿有毛病就割掉哪儿的话,他就死啦。救一个东西就不能断脉。拿相声来说,我们的相声,老年人也爱听,白领年轻人他也能听,包括附庸风雅的某些人也能接受,只要分寸拿捏好就行。”

据记者观察,在天桥乐茶园听郭德纲相声的人很多都是年轻人,可见,相声的确是一门老少咸宜的艺术,甚至,在媒体炒作下,听郭德纲相声已经成了时尚。对此,郭德纲说:“相声的观众不分年轻不年轻,因为它的功能是使人开心。谁不需要开心啊,什么工作的人什么年龄的人都需要开心,关键是你能不能让他开心和高兴。我的节目首先来说,最注重娱乐性。想当年清朝末年相声是干嘛使的,不是为了讽刺人,不是为了教育人,不是为了歌颂谁,什么都不为,就是为了活命。说相声的人是为了活命,观众是为了找乐。我们的节目更注重就是一个娱乐性,就是让人开心。如果说从我的节目中你感悟到什么是你自己的事,与我无关,我没有强加给你。观众很累,这个那个缺房的缺钱的缺德的缺什么的都有,你上这儿来,他花20块钱上课来了?胡说八道啊。演员不要拿自己当圣人和教师,知道自己是干嘛的,这点很重要。我就让你高兴,就让你快乐。”

郭德纲只是做了一件一个相声演员该做的事情,因为他热爱相声,把相声当成命来看。“我就让你高兴,就让你快乐。”这是一个相声工作者最朴素的想法。但是,从很多对郭德纲描述的文字看,人们对他的朴素想法心存感激,这种感激多是人们已经很久没有从相声中感到欢乐了。有篇报道曾经这样描述:“这个场景发生在今年的10月5日。为了纪念相声开山祖师‘穷不怕’176年诞辰,郭德纲和他的德云社组织了相声专场纪念演出。这天郭德纲表演的相声是《论相声50年之现状》,在嬉笑怒骂间,他痛陈了相声界目前的一些内幕和私弊。令他意外的是,这个段子赢得的竟然是台下相声爱好者的眼泪,然后才是全场如雷的掌声。”

人们感激的是郭德纲对相声不良风气的拨乱反正,他对相声感恩,人们对他感激。感恩于感激之间,郭德纲就成了一个因感情投入而被放大的媒体现象了。
(《北京晨报》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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