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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北京国际车展

◎  李三  尚进  苗炜 2006-11-27

11月16日,丰田第十代花冠车的全球首发式在北京举行,它再次提醒汽车记者们注意,北京车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首发地。240辆,这是1990年7月3日开幕的第一届北京国际汽车展参展车辆的总数,其中还有将近一半的特种工程和客车。而16年后的第九届北京国际车展,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556辆,且包含92款准备上市的新车,92辆新车中还包括6辆汽车跨国巨头的全球首发车。北京车展组委会秘书长王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北京国际车展的分量颇为自信,原本普遍认为北京车展在全球车展中老六的位置,似乎悄悄在发生变化。有媒体称,北京车展已是全球第三个大展。

当然,也常有汽车专业记者来比较北京车展与国际上其他一些知名车展的不同,说“北京、上海的国际车展感觉更像一场面对所有人的大杂烩,而法兰克福、日内瓦、底特律还有东京的车展,则更像一场面对小众和行家的技术说明会”。如果以全球首发车型、概念车的多少衡量,北京车展虽有进步,但离所谓国际A级还差着档次。

事实上,有什么样的汽车传统、什么样的汽车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车展。北京车展多年来形成的第一印象是——千万不要开车去国展附近,那里本来就堵得够戗,有了车展,更是一锅粥。展厅中向来摩肩接踵,票贩子总有办法给你带来各种证件。也许观众并不那么专业,他们不是去看发动机、不是去看汽车配件,他们去看玛莎拉蒂、兰博基尼,也是去看长安笨笨、奇瑞QQ,但更多时候,他们去看的还是一个抽象的“汽车”,一个幸福生活的标尺与工具。车展本身也展示着中国消费者对汽车的热情到底有多高。

就在北京车展开幕前夕,北京市长王岐山在香港说,北京堵车问题严重,关键是“公交”问题未解决,公共交通不行,大家都开私家车,城市会很难管理。有数据显示,过去几年,尽管北京大力发展公交,但其承担的市民出行总量的比例一直没超过30%。王市长说:“我们巴士公司的空调车,虽然有电视,但是坐得人不多,而月票有效线路的公交车却老挤着。这样不和谐,必须改变。”

如果是在一个环境美丽的城市,坐公交车出行也许是心情愉快的。小资情调一些来说,我们可以从车窗处抚摩街边的树叶。但北京早已被改造为一个适宜汽车的城市,马路宽阔,桥上垒上高架,但每天的通勤依旧是困难重重。如果一个人每天要在路上花费两小时,那么他必须想办法改善这两小时的生活质量。政府可以出资,降低空调车的票价,个人则会梦想自己的汽车。如果条件允许,他还会想买一辆好点儿的车。

11月13日,北京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部联合发布的北京市经济运行统计数字——2006年10月北京二手机动车的交易量第一次超过了新车的售卖数量,卖掉自己的第一辆车,升级第二辆私家车,正在成为中国车市新的机会。

11月14日,中国质量协会发布了2006年度全国轿车用户满意指数,通过对购买轿车2至6个月用户故障发生情况的调查表明,在纳入参与测评的34个国产品牌车型中,所有品牌新车平均故障率达77.1%,接近八成。每百辆新车平均故障次数为338次,比去年的246次大幅上升,并且用户抱怨率由去年的21.1%上升到29.0%。从具体故障类型看,操控系统和制动系统故障远高于其他类型,该类型故障发生率为57.8%;其次是空调和通风系统故障,故障发生率为43%,再次是配置和操控设备故障,故障发生率为41.8%。

有汽车专业媒体的记者说起他的经历:“在四川的大山里,我们开着一款进口豪华车试驾,碰到一起车祸,是某国产品牌的汽车,现场没有任何事故痕迹,那辆车就是开到了悬崖下面,三个人都死亡,分析结果就是车速过快,制动失灵。如果大家都能拿出对付本田雅阁断裂的那种态度,来分析国内的众多车祸,我相信会对国产品牌提升质量有很大帮助。遗憾的是,这样偏僻地区、便宜车造成的车祸,很难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如果把全国的统计拿出来看看,会是很触目惊心的。”

中国质量协会的满意度调查,说明国产车排在前列的故障与问题为:轮胎磨地噪音太大,座椅腰部支撑不足,刹车噪音,车窗结雾,空调有噪音、异味,座椅有声响,门锁不好,怠速时方向盘抖动。以往,这些都算不上问题。此报告意在提醒汽车企业在新车型推出周期缩短、竞争压力加剧下不要忽视产品质量。

长久以来,几大汽车跨国公司一直占据北京国际车展的主要位置,而自主品牌汽车的政策性规划,让自主知识产权成为中国汽车制造商们新的任务。2006年车展上可以充分领略到自主品牌一些成果——从占据中国汽车销量8%的奇瑞,到国产整车出口的长城,本土汽车厂商始终在努力让自己成熟。不论是纯粹自主研发,还是通过收购的技术引进,越来越多的纯国产冒了出来,其中技术上颇具优势的有比亚迪电动汽车和奇瑞A5混合动力车。

北京车展开始前两个月,东风雪铁龙C2、天津一汽威志、雷克萨斯LS460L、雷诺梅甘娜CC、上汽荣威750、三菱戈蓝、新沃尔沃S80、标致407等30多款新车纷纷下线或上市,因为年底是汽车销售旺期,众多新车不希望在车展上被淹没,他们希望更早杀入车市。而车展上亮相的新车型更多。

一位英国的专业汽车记者,每周试驾一到两款新车,他在《老爷》杂志上写文章说,我试驾了那么多汽车,搞得我眼花缭乱,最想要的是一辆2.5万美元的宾利跑车,“告诉我,为什么我买不到一辆2.5万美元的宾利跑车?”

北京车展上能看到宾利的欧陆飞驰,是目前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四门超豪华轿车,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333公里。售价是300多万人民币。这是一种太普遍的奢望,想拿一辆富康的价格去买一辆宝马3,想用一辆宝马3的价格去买一辆宾利。从这一点看,全世界的车展也没什么不同。

为什么迟迟买不到2006款大切诺基

在中国的汽车消费市场,要想用合适的价格买到您喜欢的车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比如最早的合资汽车企业——北京吉普,曾打算引进“牧马人”车型,但有内部人士透露,这款车因为像是“国民党开的”,所以未能引进,您只能卖进口车。北京吉普生产的大切诺基,也算满足了很多消费者的需求,但国家政策《构成整车特征零部件进口管理办法》把大切诺基这只鸟给射了下来,此政策外行人根本看不懂,专业记者的解释是——“跨国公司想获得本地化生产的优惠税率,政策方面不再采用过去的40%国产化老指标,对于那些只想进口整车散件,然后在中国装上轮子,从而享受本土化优惠税率的跨国公司来说,是一种有效制约”。

对于大切诺基这样的产品来说,批量小、零部件要求高、国产化成本高难度大,如果进口散件组装,则要执行整车进口税率,加上生产、物流成本,比按直接进口整车照章纳税还要高许多,因此,放弃本土生产反而是一种解脱。北京吉普现在已改为“北京奔驰”了,但国产奔驰依旧要解决此政策的难题。

2006款大切诺基早在去年初的美国车展上就露面了,去年年底就在美国上市,在北京车展上才首度亮相于国内。今年6月,有消息说,可以预订新“大切”了!因为自7月1日起,中国汽车进口关税将从28%下调到25%,这3个百分点是各进口汽车经销商推迟轿车进口计划的潜在原因。可车展前一周,清理旧大切诺基库存的促销还热闹着呢。

奔驰在北京找到主场感觉

——专访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集团董事长蔡澈

25天前,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集团(简称戴·克集团)董事长蔡澈(Dr. Zetsche)博士挥动发令旗,36辆梅赛德斯-奔驰轿车在埃菲尔铁塔下开始了从巴黎到北京的“欧亚之旅”。11月17日中午时分,留着德国人传统胡子的蔡澈,穿着一件浅色的风衣,独自驾驶着奔驰E350轿车穿过了北京永定门,他的车牌为“00101临时入境”。

对于奔驰公司来说,北京早已不是旅途的驿站,继德国奥迪和宝马两个豪华品牌成功登陆中国市场后,奔驰公司也已经在这座中国最重要的城市安营扎寨,北京奔驰-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有限公司已经成为奔驰的“中国车间”,奔驰轿车贴上了“北京造”的标签。蔡澈表示:“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成长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汽车市场之一,我们在这个迅速成长的市场里有非常坚实的基础,这也确保了我们在中国长期的成功和利润的持续增长。”

2006年北京车展,第一次成为奔驰的“主场”。备受关注的新一代梅赛德斯-奔驰E级轿车在车展前夜正式登陆中国市场,最王牌的迈巴赫62S型顶级豪华轿车的处女秀放在中国北京车展亮相。在北京车展现场,蔡澈博士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

三联生活周刊:用“奔驰欧亚之旅”这样庞大的活动拉开2006北京车展序幕,您希望这个活动给中国消费者一个怎样的信号?

蔡澈:灵感的源头在1907年,法国《晨报》登了一则挑战书,“今年夏天,有人想从巴黎开到北京吗?”这个挑战引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横跨欧亚大陆的汽车竞赛。

2006年,我们从巴黎出发回访北京,从埃菲尔铁塔到北京永定门,整个旅程就像一部穿越时空的列车,几十个国家的记者和后勤保障人员通过25天的欧亚旅行,不但全方位测试了奔驰轿车的性能,同时我们也许还能为文化交流做一些工作。

与99年前的轿车比较,今天的轿车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现在的轿车更舒适、安全和快速。早在1936年,奔驰公司已经开始在轿车上装备柴油发动机,我们今天的柴油发动机经济性能和环保性能非常优越,如今欧洲的柴油轿车市场份额已经达到50%,有些国家甚至超过80%,从环保和节能的角度出发,我们没有理由不把这个被奔驰称作“蓝色技术”的柴油发动机轿车带到中国。

三联生活周刊:德国的奥迪在中国生产轿车已多年,宝马也有所作为,奔驰实现“中国制造”则比较晚一些,对此,您如何看?

蔡澈:我们与北京方面开展工业合作的动作的确比另外两个德国同行晚了一些,我们也能理解有关方面,他们需要一些时间对我们在中国的投资和许诺进行必要的审批。在经过一段时间磨合以后,我们终于在北京建立了现代化的工厂和必要的轿车研究开发部门,我们有信心在中国快速发展,后来居上。在本次北京车展上,我们推出了4款轿车。

其实,作为最具传统的豪华轿车品牌,奔驰来中国远远早于宝马和奥迪,我们有成为中国高档轿车领头羊的雄心。我们希望在两年内超过宝马公司,我坚信无论在绝对价值还是相对价值上,奔驰都有信心比宝马做得更好。鉴于奥迪公司在中国本土化生产的时间较长,也许,我们追赶上奥迪还需要一些时间,但也许只是时间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您以前曾成功拯救了克莱斯勒公司,现在您是戴·克集团董事长,目前这两个公司都在北京生产轿车,您如何定位两个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地位?

蔡澈:克莱斯勒是一个量产轿车制造商,奔驰公司是一个豪华轿车制造商,两个公司的产品服务于不同需求的消费者,换句话说,它俩各有各自的地盘。

克莱斯勒正与中国汽车制造商开展合作谈判,我们希望与合作伙伴的谈判能尽早有结果,300C轿车也将在中国投产。另外,克莱斯勒92%的市场在北美和墨西哥,我们希望在进口轿车方面,中国能占到25%左右的市场份额。

奔驰品牌E系列的轿车已经亮相北京,我们即将开始在北京生产。2007年,我们也将把奔驰C系列的轿车引进中国生产。我们进入中国的速度虽然慢一些,但在中国生产奔驰轿车速度一定不会慢。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政府规定,高档轿车的国产化率需要达到40%,奔驰是否能满足这个条件?

蔡澈:作为戴·克集团董事长,我当然会要求我的中国同事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定,实现国产化率40%的目标。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奔驰公司董事长,作为一个有着120年豪华轿车生产历史的奔驰公司,我们永远把质量看作生命线,奔驰车在质量上从来不妥协。为达到这个要求,我们需要与中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密切合作,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已经有很好的产品供我们选择。

三联生活周刊:近年来全球汽车制造商有一种“中国热”,他们几乎都在大幅提高在中国的投资,您如何评价中国轿车市场的未来走向?

蔡澈:中国轿车市场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市场。截止到2006年10月,我们在中国销售了近19000辆梅赛德斯-奔驰轿车,全新S级轿车是我们的旗舰产品,它的表现尤其突出,在中国上市不久,就已经销售了7000辆,大约占到全球奔驰S级的7%。

我们此次把北京车展定位为世界级别最高的A级车展,我本次携20款车型来到北京,我想,就是对中国市场未来充满信心的表现。

120辆的宾利问题

当《福布斯》杂志刚刚总结出中国富豪榜正在向年轻化趋势转型时,中国汽车界也悄悄出现了针对这些财富新贵们的特殊空间。

从56辆到120辆,顶级豪华轿车宾利在中国大陆地区3年翻倍的销售现实,恰与各类财富榜上的财富数字增长成比例。谁在购买500万元级别的顶级轿车,中国顶级轿车市场空间到底有多大,记者为此独家专访了宾利汽车中国区总经理安德鲁·史密尔。

三联生活周刊:宾利作为顶级豪华轿车,最近3年来在中国的销量令人吃惊,你预计明年宾利会在中国卖掉多少车?

安德鲁·史密尔:从338万元人民币的欧陆飞驰到668万元的雅骏敞篷版,宾利在顶级豪华车领域已经牢牢占住了王座。2004年我们卖掉了56辆,2005年是64辆,2006年则是120辆,这种增长绝对是惊人的,是与财富积累和汽车品位息息相关的变化。我预计2007年宾利将会卖掉170到180辆。

三联生活周刊:据我所知,俄罗斯一直是宾利增长最快的市场,俄罗斯富豪们似乎不仅在奢侈品上一掷千金,豪华车领域他们一直是“大狗”级别的买家。那么你如何评价中国富豪新贵们的汽车态度?

安德鲁·史密尔:莫斯科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宾利车最密集的城市,目前中国是宾利的第四大市场,但我认为,中国顶级豪华车数量早晚会超越俄国,这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发达程度有很大关系。内敛始终是中国消费者最本能的特色,而全球很多豪华车却都以张扬个性作为特征,宾利恰恰颇具内敛气质,古典的标准轿车外观,内在的纯手工才是真正的奢华。

三联生活周刊:罗尔斯·罗伊斯,以及兰博基尼这些顶级轿车厂商都相继打算设计投产SUV轿车,宾利呢,你们是不是也会投身SUV的奢侈热潮?

安德鲁·史密尔:宾利没有任何SUV计划,因为那种大轮子高底盘的越野风格,即便设计得再豪华,也不是宾利的风格。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的财富新贵们越来越呈现年轻化趋势,他们对汽车上繁多的电子功能更偏爱,像BMW 750、雷克萨斯LS460加长都很受欢迎。宾利似乎显得太老成,你们会不会为迎合财富分配的年轻化,而发生设计上的变化呢?

安德鲁·史密尔:如果你尝试过宾利的欧陆飞驰,就会知道宾利照样也能跑得飞快,尤其是欧陆飞驰的GT版。前两天我碰到一位上海车主,一问才知道他只有28岁。其实在塑料磨具和冲压流水线化的汽车年代,纯手工的意义绝非一般。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石英手表取得了技术成本上的突破,机械手表突然没人要了,可20年之后,最受欢迎的顶级手表却又都是机械式的了。宾利车也如此,对完美的追求才是永远的主题。

我们从不与国产轿车竞争

——专访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长安福特总经理汤德为

11月19日清晨,长安福特总经理汤德为(David G. Thomas)很早就来到福特公司的展台前,在观众还未到来之前,就已经开始仔细查看每一款轿车,并亲自动手擦拭轿车玻璃。在福特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布局中,长安福特是一粒重要棋子,他所执掌的长安福特在今年头10个月就取得了106%的销售增长。

汤德为把记者引导到簇新的S-MAX运动型多功能轿车跟前,“这款新型动感设计理念的轿车是第一次与中国消费者见面,它刚被评选为欧洲年度轿车。明年,这款轿车就将在长安福特生产了”。

经过几年的调整,福特汽车公司的元气渐渐恢复,而从中国市场获得的惊喜几乎可以用好戏连台形容。福特公司是最早在中国建立全球采购业务部门的跨国汽车公司,这个采购中心肩负着为整个福特集团降低成本的重任,到2006年这个采购中心在中国采购了价值200亿汽车零部件,以供应全球各地福特汽车所有品牌的生产和售后服务。在车展前发布会上,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程美玮先生宣布了另一个大新闻:福特在中国建立汽车工程及研究开发中心第一阶段的投资就要超过2750万美元,“为把福特汽车全球的产品研发能力在中国市场上转化为现实的竞争力,我们已经准备再向前迈出一大步,最终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设计’”。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北京车展,福特集团可以说是倾巢出动,福特希望通过北京这个舞台传递什么信息?

汤德为:其实,我们在2004年的北京车展上就已经开始投入很大的力量,当时福特的几乎所有品牌都来到了北京。这次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展台位置在2号大厅,所以非常引人注目,六大品牌福特、林肯、捷豹、路虎、VOLVO汽车和马自达等52辆轿车,中国的消费者可以在这5000平方米的面积上全面了解福特汽车公司。

福特公司对中国的不断追加投资以及把最新车型几乎同步带到中国,正说明我们把中国市场的位置已经放在非常重要甚至是最为重要的位置。中国已经是福特汽车全球战略的重心和关键,这个判断是有根据的,专家预计在未来十年中,世界轿车市场50%的增长来自中国。

三联生活周刊:您认为北京车展与其他几个主要的国际车展有什么不同?

汤德为:每年,我都要参加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的车展,我觉得,北京的车展已经可以与巴黎、法兰克福、日内瓦以及底特律的车展叫板了。福特公司已经把北京和上海的车展定位为国际车展,所有投入车展的车型数量在高层重视程度上都是一样的。

北京车展和其他几个车展比,不同的是车展特色,法兰克福车展以规模取胜,日内瓦车展比较小,但新车型比较多。从总体上来看,北京的车展要比纽约、洛杉矶等一些二流车展地位要高。

三联生活周刊:您认为长安福特在中国的潜在竞争对手有哪些?

汤德为:我们从来不与国产轿车制造商竞争,无论是技术还是价格,长安福特的轿车与中国本土的企业没有重叠。另外,我们也不认为与韩国的轿车制造商有什么要竞争的地方。我们主要的几个竞争对手是日本和欧洲汽车公司在中国的合资品牌。

没有中国元素,就像生活里缺了调味品

——专访奥迪公司董事施米特

60岁的年龄还依然喜欢飙车,在大雪纷飞的湿滑的高速公路上,他敢狠踩油门把轿车加速到200公里以上(德国高速公路不限速),而且,他老人家专门爱飙那些还没有上市的车,这个人就是奥迪公司董事会成员施米特。

1988年就开始频繁往来于中国与德国,施米特说他已经记不清到底来中国多少次了,“记得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肩负着与中国汽车行业开展合作的重任,当时,主要是与中国方面的高层领导人探讨在中国制造高档轿车的可能性”。在中国造汽车,这是德国公司市场开拓的一部分,是一项战略性决策,但敲开中国的大门非比寻常。

如今,施米特虽然已经成为大众公司旗下西亚特集团董事长,但他依然还负责德国奥迪的中国业务,他这样表达对中国的感觉以及自己在整个奥迪集团的地位:“我的汽车生活里如果没有中国元素,就像生活里缺少了调味品。德国大众最权威的两个人,一个是大众集团监事会主席,另一个是大众最大股东保时捷的董事长,他们两个人都认为我是奥迪在中国的品牌,我这张脸在中国特有人缘。”

谈起他自己在汽车行业的感受,他说:“我不可以想象没有汽车的生活,在汽车行业工作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职业选择。激情、动力和冒险为一个男人提供了几乎所有的可能性,我最大的爱好是测试还没有上市的轿车,当我把轿车的速度提到最高的时候,我还希望我的轿车能够快些再快些。在德国,从事汽车行业的人,大都有一种忘我的热情,特别是像奥迪这样注重开发新技术、永远要保持最高技术标准的公司,人和机器的关系已经达到了完美的结合,说真的,我非常热爱他!在我眼里,奥迪已经不是一个品牌、不是一个单纯的交通工具,奥迪是我们家庭里重要的一分子。”

也许是频繁往来加深了了解,也许是因为投入了很多情感,施米特流露出很深的中国情结:“作为战后出生的德国人,因为历史的原因,经常下意识地回避着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德国人对中国有一种莫逆知交的感觉。上世纪70年代初,德国政治家施特劳斯访问北京并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以后,施米特开始关注中国。我这一代人经历过德国经济崛起的整个过程。当今中国的发展似乎与六七十年代的德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人们强烈渴望成功,对美好生活有一种近乎于饥渴的迫切。我非常高兴成为中国经济崛起的一个见证人。”


以上文章内容选自《三联生活周刊》,详情请见《三联生活周刊》总410期 (2006-11-27出版)     欢迎网上订阅《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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