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时间，中国手机用户从零发展到了4亿，电信运营商从2家变成6家，而1995年初开始酝酿的中国3G标准TD-SCDMA，在沉寂了11年后，2006年初仅用了3个月时间，就彻底改变了这项中国自己3G标准的命运。

一年前，如果你从来没听说过TD-SCDMA很正常，尽管在业内大家都习惯用TD来简称，但这个由中国提出的3G技术标准至今还没在任何一个地方商用，并且在诞生后的10年里饱受业界冷眼和质疑，成为国际标准后两三年里还找不到多少厂商真正在做。而另外两大3G标准经营多年，各自拥有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高通等一批坚实的拥趸，这些欧美电信巨头们在推销自己的标准上从来都不遗余力。他们的中国支持者中国移动和联通也早已分别对WCDMA和CDMA2000芳心暗许，因为这两种标准在发展时间和技术成熟度上都领先TD-SCDMA，而且已经有了商用先例。如果采用这两种标准，移动和联通要做的只是升级现有网络，平滑过渡。

但仅仅一年后，TD的命运便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成了中国通信业的“神六”。当2005年12月，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奚国华明确表态说TD肯定会在中国3G中占据一席之地时，等于提前把至少一张3G牌照发给了TD，这被视作TD标准翻身的决定性时间起点。两个月后，为了给TD开道，信息产业部甚至联合发改委命令运营商们拆除私搭乱建的WCDMA网，专心进场测试TD。在这之前，信息产业部已经专为TD组织了若干次测试，测试结果一次好过一次，给TD提气的同时让唱反调的人泄气。3月中展开的TD-SCDMA最后一次外场测试，更被视作这次翻身仗的最后一幕。一连串明确无疑的信号已经让所有怀疑论者都不得不闭上了嘴，接下来的唯一悬念是，谁将荣幸地成为全球首家以TD-SCDMA为技术标准的3G通讯运营商？

TD-SCDMA商用前的最后一场演习

2月21日，原定开放的TD-SCDMA产业经济年会突然改成了内部会议，让赶去的100多位媒体记者吃了闭门羹。可会议过后，各种消息还是纷纷出炉，其中最重磅的是三大运营商进场的预商用测试启动。“预商用”提法今年换成了拗口的“规模网络技术应用试验”，原因是信息产业部觉得预商用说法太敏感，容易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联想，比如把参加测试和拿TD牌照对号入座，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次测试就是TD商用之前的最后演习。

和之前六大运营商参与的外场测试不同，这次测试参加的运营商少了一半，只有中国电信、网通、移动三家。测试地点则从两地扩展到五地，除已经建有试验网的北京、上海两个特大城市外，中国移动选定厦门建网，电信、网通则分别在保定、青岛建网测试。按照信息产业部要求，三家各建一个大约100个节点、覆盖3000人的测试网络，建网工作在2006年3月底前完成，全部测试在6月底完成。参与测试的厂商除了大唐、鼎桥、凯明等系统和芯片厂商，还有三星、夏新等10多家手机厂商。

虽然最后测试结果尚未出炉，但官方对TD的态度已经明朗得不能再明朗。去年12月，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奚国华在中国电信年度工作会议上表态说，TD要交给“有实力的运营商”的一番话引起外界震动，近水楼台的中国电信顺理成章成为拿牌大热门，尽管它自己不见得情愿。2006年2月28日，信产部在一年一度的政策通报会上再次吹风，2006年将加快3G牌照的发放，并加紧制定有关3G资费、监管、频率指配等政策。科技司司长闻库说，TD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今年将继续推进TD产业化，其中规模网络测试就是工作重点。

从副部长娄勤俭开始，每个上台发言的嘉宾都不忘先向台下端坐的老领导们致意，这场面不禁令人想起当年吴基传老部长在3G问题上留下的十六字方针，“积极跟进、先行试验、培育市场、支持发展”。在这十六字精神指引下，中国一方面在欧美两大3G标准的强势公关下坚持挺住，另一方面在资金和政策上无条件支持大唐，加紧发展自己的TD-SCDMA。6年后，中国3G终于从发芽抽枝走到了开花结果，而诺基亚、爱立信、高通等巨头在眼看TD修成正果之后，也只得接受了与其共存的局面。

大唐的苦尽甘来

“TD-SCDMA是中国信息产业领域的神舟六号”，奚国华曾在一次大会上这样形容。可如果抛开宏观的国家利益不说，谁将成为TD的最大受益者？大唐集团董事长周寰应该是笑得最开心的人。

曾担任邮电部科技司司长的周寰早在1995年就力挺TD，在TD冲破层层阻力成为国际标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他走到台前执掌大唐集团，上世纪90年代大唐与巨龙、华为、中兴并称中国电信制造业的“巨大中华”，此后巨龙销声匿迹，华为、中兴依靠成功的市场策略迅速崛起，而大唐则承担了TD旗手的重任，从此进入漫长的投入期。负责TD业务的大唐移动总裁唐如安说，公司在TD上的投入已经接近20亿元，其中大部分来自银行贷款、国家专项基金以及集团自筹资金，而由于TD还没有商用，相关收入则是零，资金的紧绷让他始终感觉到一种沉重的压力。

TD已经成为整个大唐的“名片”，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大唐电信业务范围虽然和TD无关，也理所当然被看成是国内3G潜力股，股价涨落和TD任何一点风吹草动紧紧拴在一起。就在TD年会召开前不久，大唐电信在2月21日以9.96%的幅度放量涨停，虽然其主要原因在于股改方案披露，但有证券分析师认为，受3G牌照发放临近和TD单独组网呼声高涨等有利因素刺激，大唐电信也将从母公司大唐集团受益。

曾经对TD冷眼旁观的国际巨头们也终于按捺不住向TD伸出了橄榄枝，原因很容易理解——谁也不愿意跟销售额过不去，何况是中国这样庞大的市场。过去的2005年几乎就是跨国公司向TD集体“投诚”的一年:3月，西门子与华为的合资公司鼎桥通信正式挂牌;5月，爱立信与中兴宣布在TD-SCDMA上进行战略合作;10月，诺基亚与中国普天成立TD-SCDMA合资公司;11月，大唐电信与朗讯结盟。至此，国际上几乎所有的电信制造巨头都进入了TD阵营。就连国外运营商也对TD保持密切关注，在近两年来召开的TD重要会议上，总能在嘉宾席上发现一排从不发言的国外运营商代表，BT、NTT Docomo、T-Mobile、法国电信等等。他们默契地保持着沉默，明眼人都知道那是在等待中国首先商用TD。

运营商的猜谜游戏

就连最挑剔的国外分析机构都认定，TD将首先在中国得到商用。在2月举行的西班牙巴塞罗那3GSM大会上，研究机构Pyramid Research预测TD-SCDMA即将在中国商用,未来三年内将发展5000万用户，用TD产业联盟秘书长杨骅的话说，中国3G三分天下TD有其一。

至于由谁来担负起运营TD的重任，则逐渐演变成为重在参与的无奖竞猜。最主流的观点是，中国电信应该先拿到一张TD牌照，但国资委研究中心信息产业战略研究部部长卢奇俊认为，实力雄厚又有丰富的运营经验的中国移动才是最合适的选择。还有专家提出，由中国的五大电信运营商共同出资成立一家新公司，统一建设TD网络，统一运营。信息产业部电子科技委委员李进良说，中国应该统一建一张TD网，充分发挥自主技术的优势，确保信息安全。前不久甚至还传出了由中国电信建设TD，然后交给中国网通运营这样匪夷所思的消息。

除了铁定用CDMA2000的中国联通，联通甚至都没有参与这次预商用测试，剩下的三大运营商都无法避开TD。在牌照问题上众望所归的中国电信对TD心态颇为微妙，一方面在南方多个省份积极建设WCDMA试验网，另一方面又难以割舍对全业务运营商的渴望。中国电信副总经理李平2月底说，固话收益近年来下降很快，必须争取拿到移动运营牌照，至于这张牌照是什么内容则是下一步要考虑的问题。中国移动钟情WCDMA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中国移动CEO王建宙在不久前的3GSM大会上表态说，3G最初阶段中国移动会将重点放在WCDMA/GSM双模手机上，以便在同时提供2G和3G服务，确保现有用户向3G平滑过渡。中国网通自诞生以来历经融合、上市、分拆几番波折，实力在四大运营商中并不靠前，主打宽带概念的网通把精力放在开发增值业务上，甚少对3G牌照公开表态。

但接下来的事态发展证明，任何用既成事实挟持决策层的意图都是多余的。2006年2月，国家发改委和信产部联合下文，责令运营商叫停和拆除违规建设的WCDMA试验网络，并称运营商私自搭建的WCDMA网络已经超出了试验范围。以北京为例，有人经过试验后发现WCDMA信号已经覆盖了二环主路，这个范围大大超过了TD在学院路一带搭建的试验网。此后信产部就指定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网通分别选择城市开始进行TD预商用测试。考虑到政府此前对TD的大力扶持，在商用之后也不会完全撒手不管，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提出，TD商用后必要时政府可以采取一定措施，比如在一段试用期内给予税收优惠，由政府买单减轻运营商的顾虑。■

做3G手机是“人算不如天算”的问题

对话“夏新”总裁李晓忠

当国产手机普遍陷入2005年的生存危机时，坚持等待3G到来，成为了包括联想、夏新、多普达等国产手机企业的一线生机。几乎除了中兴、华为等国产电信大亨外，只有韩国的三星和LG对TD-SCDMA手机很积极，包括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国际手机巨头对于TD-SCDMA都持观望态度，虽然他们不排斥TD-SCDMA标准，但是却并没有在目前的测试阶段就拿出对应的3G手机样品。而夏新对于国产3G标准TD-SCDMA的狂热，几乎成为目前TD-SCDMA手机终端上最大的支持。为此记者专访夏新总裁李晓忠，试图揭示TD-SCDMA手机终端幕后的最激进的支持者为什么押宝在中国自己的3G标准上。

三联生活周刊:在牌照还没有具体落实的情况下就如此投入TD-SCDMA，是不是一次战略冒险？

李晓忠:在3G的投入上，肯定是投入越早风险越大。对3G的投入，什么时候是最佳的投入点？实际上一直都有争论，夏新投入是早还是晚，几年后才能看清楚，这个是人算不如天算的问题。但是到今天，我们要坚持做下去，毕竟我们不是投入最早的，跟华为和中兴比起来，我们已经是投身TD-SCDMA很晚的了。夏新做3G手机，绝不仅是把它当作一个“形象工程”或者是装点门面的事情，对所有的中国手机厂商而言，发展3G业务是一个战略选择的方向，是肩负着带动中国手机产业在3G时代再度辉煌的必然。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夏新要如此之早涉足TD-SCDMA手机终端研发，要知道3个月前，TD-SCDMA能否拿到牌照还是空中楼阁。

李晓忠:在2G和2.5G时代，国产手机并没有和洋品牌处于公平的竞赛，所有国产手机的起跑都要晚于洋品牌一大截，不可避免地陷入技术落后的被动。在这样前提下，唯一选择就是依靠市场运作优势进行竞争，想办法活下去，然后再回过头来补齐技术短板。

在过去几年里，我们最深刻的体会，就是技术上的被动会带来全局被动。而在3G时代，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内部的决策就是在3G上，砸锅卖铁也要发展技术和研发上的优势。经过几年的追赶和技术积累，希望在3G发令枪响之前，我们能够和洋品牌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其实在3G手机研发上，我们制定了“三箭齐发”的策略，三种3G技术标准都同步发展。而作为国产厂商，把我们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提高到一个重要位置，既是国产厂商应该担负起的责任，更能为我们在与洋品牌竞争中增添一个重要的砝码。

三联生活周刊:夏新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同时在三个标准上发力的厂商，在其他两种标准上所做的工作对你们研发TD-SCDMA有帮助吗？

李晓忠:同时做三种3G产品确实非常累，TD-SCDMA是中国自己的标准，信息产业部、发改委都支持，所以一定要做。WCDMA现在国外市场启动的状况不错，绝对不能不做。EVDO在北美地区还是很有竞争力，很多韩国企业的EVDO是重要销售利润来源，所以也不能不做。但好在资源是可以整合的，比如说我们的制造资源是百分之百通用，一部分研发资源，也可以整合。

三联生活周刊:研发和筹划TD-SCDMA手机的时候，具体遇到了什么问题？

李晓忠:我们决策做3G手机是在2003年，从2004年到2005年的上半年，是我感觉是最痛苦的时期。那时候国外厂商已经开始了在市场和渠道上的反攻，我们在2.5G手机上的技术瓶颈还没有完全突破，还要分出一路人马去做3G手机研发。无论是对相关技术的掌握，还是研发人才的积累、调拨，确实是有些力不从心。和另外两种美国人和欧洲人的3G标准相比，在研发TD-SCDMA产品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真是强烈。毕竟那两种标准在国外已经取得了成功的商业经验，多少会有可以参考和借鉴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做3G不光是解决一个突破技术和产品瓶颈问题，如何在未来3G市场拓展国产手机的生存空间问题接踵而来，您如何看？

李晓忠:在市场开拓方面，我们采取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两条腿走路的策略。如果将眼光仅局限于中国市场，我觉得未免狭隘了一些。在目前国内3G市场的商业环境尚待成熟的情况下，夏新会着眼于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上同步发展3G业务。我们的3G手机已经在西欧、东南亚和台湾地区实现了批量出货，其不乏欧洲的一些主流运营商。所以在未来中国3G手机市场立足，先去境外成熟的3G市场磨炼，才能掌握未来在中国3G时代生存的法宝。■

总得有第一次吧

——TD-SCDMA之父李世鹤如是说

64岁的李世鹤戴一副大黑框眼镜，重庆口音浓厚，讲起话来逻辑清晰，仍是一派工程师作风。对于外界给予他的“TD之父”称号，李世鹤看得很淡，他说，“TD不是我一个人搞起来的，这里面有很多人的努力”。

作为中国最早一代移动通信专家，李世鹤是“文革”后第一批留学生，1982年他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获博士学位，第二年便决定回国。那个年代中国的固定电话普及率还很低，可李世鹤却从一开始就选择了移动通信研究，“在固网业务上中国已经落后得太多，而在移动通信上有机会实现赶超”。李世鹤的预感很准，正是这个当时看上去有些超前的大方向，让他有机会主持中国3G标准TD-SCDMA的研发，并成为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1994年，李世鹤从邮电部调到北京担任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6月的一天，在美国工作的中国留学生陈卫和徐广涵回国找到了李世鹤，双方共同的想法是从无线通信技术上实现突破，区别于当时主流的频分双工(FDD)，李世鹤他们决定采用时分双工(TDD)，并准备采用智能天线、同步CDMA等新技术。经过一年改进，这项新技术被命名为SCDMA（同步码分多址），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当时还很粗糙的技术框架会担当起中国3G标准的重任。

1997年4月，国际电信联盟(ITU)向全世界征集3G技术，3个月后，邮电部成立了由政府部门、运营商和研究机构组成的3G技术评估组。据评估组组长曹淑敏回忆，当时没有人指望中国能提交候选技术，中国在标准问题上已经沉默得太久了。

尽管希望渺茫，但以李世鹤为首的TD研发队伍并不打算放弃这次机会。在邮电部科技司司长周寰的支持下，1997年底，李世鹤提出在SCDMA的基础上引入时分多址（TDMA），并将其命名为TD-SCDMA，它的优势是不需要对称频段，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带宽和系统资源。

TD能不能代表中国去争3G标准？李世鹤认为当时的TD已经具备了这个能力，但是在1998年邮电部召开的香山会议上，围绕TD还是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成本高、难度大，许多人担心中国玩不起标准游戏，最后还是科技委主任宋直元拍了板，他说，“中国不能永远依靠外国的技术，总得有个第一次。即使失败了，我们敢于创新就是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也是在这一年，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改制为大唐集团，由周寰担任董事长，从此大唐的命运就和TD紧紧拴在了一起。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努力，TD终于在2000年5月正式被ITU认可，成为中国移动通信第一个国际标准。“参与国际标准的竞争绝不仅仅是技术因素起作用，这当中还有国家利益的较量。”李世鹤对这段历史这样总结。

标准通过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产业化才是TD最大的挑战。“有标准只是圈了块地，至于这块地方能不能盖得起楼，要看后面的产业化，而当时我们甚至连技术验证都还没做。”李世鹤的学生，也是最早投入TD研发的张代君后来回忆说。富有戏剧性的是，在实验室里首次打通TD电话那天正好是李世鹤的生日，那是2001年4月27日，当天晚上李世鹤和项目组一起喝酒庆祝，现在他已经不记得当时都说了些什么，但那种喜悦的心情却记忆犹新。

2002年2月，大唐集团将TD业务独立成为大唐移动，李世鹤成为大唐移动首席科学家。同年TD-SCDMA产业联盟成立，大唐、华为、联想、中兴、普天等8家企业成为首批成员。2004年到2005年，在信息产业部组织的两次外场测试中，TD最终顺利达标，单独组网能力得到肯定，曾经被视为瓶颈的终端数量也增长到了二三十款。如今TD-SCDMA终于修成正果，李世鹤也从大唐移动首席科学家位子上退了下来，但他现在仍是大唐移动高级技术顾问。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TD正在进行预商用测试，您如何看待商用前的最后一次大考？

李世鹤:TD发展到今天，从信息产业部组织的专家测试到现在运营商参与测试，离最终用户越来越近。我想这次测试结果不可能差，但不是说完全没问题。任何技术发展到大规模商用都需要时间去完善，举一个例子，10年前的手机什么样？外观笨重不说，还会经常掉话，功能很简单，和现在的手机没法比。

TD刚进入市场肯定会有不成熟的地方，现在有成千上万的工程师都在努力，厂家也在想办法改进，尽量在测试阶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即使进入市场，我想还需要两到三年时间去不断改进，到2008年奥运会时候，TD的产品会很成熟，网络也会很稳定。

三联生活周刊:外界认为，TD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3G进程，您同意吗？

李世鹤:3G本身是移动通信行业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未来移动通信的发展方向是更加智能、更加个性、更加移动，手机会成为随身的信息协调终端，而不仅是打电话的工具，运营商的经营模式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这和采用哪种技术无关，是整个产业的发展趋势。

TD作为3G标准是国际的，它不是某一个人的也不是某一个国家的，不只是中国，其他国家也可以用。但是TD是基于我们自己的技术提出来的，然后被国际电联ITU认可成为标准，这一点很清楚。我想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希望在通信技术上始终受制于人，都希望能由自己来主导。

三联生活周刊:1983年您回国时，国内的固定电话普及率还很低，您为什么会想到去做相对超前的移动通信研究？

李世鹤:移动通信并不超前，这是通信业发展的趋势。至于后来TD申请成为3G国际标准，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的研究已经达到了这个程度，可以去申请。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你提出了申请不一定能通过，这里面不光是技术问题，还涉及到非技术因素，比如不同的国家利益。最后TD能成为国际标准是我们国家集体力量的成果，有专家、企业、运营商各方面的努力。

三联生活周刊:其实在TD发展过程中一直有来自国内国外的怀疑声音，您怎么看待这些异议？

李世鹤:这和技术无关，就是利益之争。你要做一个新标准，就要威胁到既得利益者，他不只是怀疑，甚至要污蔑、中伤你，不断地攻击TD。这些年我们遇到太多了，回击不过来，也没地方去澄清，只能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用事实证明TD的前途。我相信怀疑的声音过去有，现在有，将来在TD商用之后也还是会有，不足为奇。

三联生活周刊:您曾经说，用20年时间做成一件大事足够了，您觉得现在TD是否已经算是成功？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算成功呢？

李世鹤:现在还不能说大功告成，也很难说到什么时候就是成功了。技术本身在不断发展，作为企业必须及时跟进，如果不保持跟进，即使你原来有很好的基础也可能会被别人超越。我们向国际3G标准组织3GPP提交了TD的长期发展路径并且已经被接受，初稿估计今年之内就会完成上交。TD会继续朝着更大数据传输的下一版本发展，另外商用之后还有很多应用需要开发，所以TD的发展不存在一个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