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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家庭”的总理记忆

2005-12-31 13:25 作者:吴琪 2006年第2期
他们的大儿子周七月,因为对当时形势不满,带着“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叛国”的罪名坐牢九年半,两次被判死刑。1976年1月8日晚上19点多,当“新闻联播”里哀乐响起,正在河北衡水劳改队的周七月感觉当头棒喝,“完了,全完了,国家也完了,我也完了”。

即使在周恩来逝世30年后的今天,提起当年的总理,从延安一路相伴的夫妻(89岁的前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与80岁的歌唱家王昆)仍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他是一个那样亲切的人,自然会勾起中国文人‘士为知己者死’的相知。”而在“文革”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总理成了拯救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唯一的希望,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的骤然离世,让几陷绝望的人们“觉得天一下子塌了!”

他们的大儿子周七月,因为对当时形势不满,带着“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叛国”的罪名坐牢九年半,两次被判死刑。1976年1月8日晚上19点多,当“新闻联播”里哀乐响起,正在河北衡水劳改队的周七月感觉当头棒喝,“完了,全完了,国家也完了,我也完了”。

隔了几十年的光阴望回去,这个典型的“红色家庭”,两代人,有着关于周总理的不同情感与记忆……

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相知

1976年1月9日,北京医院的小会议室里,接到通知的干部们排队来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由于“四人帮”控制着不能扩大周总理逝世的影响,安静的队伍慢慢向前移动,从小会议室一直排到医院门口。周巍峙与王昆的小儿子周八月则在医院门口,哭着求警卫放他进去,最后看一眼自己的“周伯伯”。头一天,当街上哀乐开始盘旋的时候,正在家里的周巍峙和王昆夫妇抱头痛哭。总理病重的消息一直对老百姓严格保密,周巍峙夫妇通过朋友得知总理身体不好,“虽然有精神准备,但是一听到哀乐,那种悲伤的情感止不住啊”。

到了遗体前一看,总理“脸是黑的,满脸老人斑,那么瘦”,周巍峙说他双腿一下子软了,“总理他走得这样惨,过去他跟我们讲了那么多豪情壮志,现在都没了。我想,若不是‘文革’,总理不会走得这么快”。王昆则说她在总理逝世时哭了一个星期,“造反派也知道我哭得最伤心,天塌下来了,这一辈子也还不了清白了”。

看着形容枯槁的遗体,周巍峙不由得想起了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样子,“两个对比太强烈了,那种儒雅和潇洒,让人不由得不亲近他”。

那是在1938年9~10月间,周恩来在太原商议抗战大计,曾做过李公朴秘书的周巍峙也从上海转移到太原。在上海参加救亡运动时,周巍峙听到过关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宣传,“不过都是毛、周被扭曲的形象”。李公朴与山西军阀阎锡山那时共同办了“全民通讯社”,一共只有两个工作人员,周巍峙就负责与八路军在太原的办事处联系。“一次我去‘八办’,看到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站在防空洞上指挥大家转移进洞,避免敌人炮弹袭击。别人告诉我,这就是周副主席。当时我还暗暗纳闷,这就是‘大胡子’周副主席,胡子还没有蓄起来啊。”

不久太原形势告急,周恩来给各界干部做“武装保卫山西”的动员,一开口,“同志们啊——”,身为苏北人的周巍峙就被乡音感染了,“一下子情感上靠得很近”,“讲话时的那种激昂全是真情实感,非常有吸引力”。

一直做文艺工作的周巍峙真正与周恩来有近距离接触,是在1944年。前几年,已经加入八路军的周巍峙带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前线演出宣传,人们熟悉的诗人田间、作曲家李劫夫、电影导演凌子风、电影演员陈强都是“西战团”成员。在重庆领导抗日斗争的周恩来偶尔回延安进行汇报。等到1944年“西战团”回延安,毛泽东、周恩来经常和大家一起聊天,偶尔也一起跳舞。周恩来对话剧很有兴趣,常和周巍峙他们一起讨论剧本。“他在窑洞前坐个小凳,戴上眼镜就翻剧本”,和大家面对面接触时,“感觉他对人很诚恳,有什么说什么,在他面前完全没有拘束”。

13岁时在家乡河北唐县参加妇救会的王昆,因为一副好嗓子,1939年被吸收进“西战团”。1944年在延安,活泼的小姑娘王昆到组织部去玩,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正和彭真一起散步。王昆的三叔王鹤寿之前已经参加革命,邓颖超看到王昆乐呵呵地说,“哎呀,侄女长得这么像叔叔”,周恩来就主动和王昆打招呼,自然而亲切。

1945年歌剧《白毛女》的演出,让王昆一下子成了名满延安的“喜儿”。王昆清晰记得当年4月28日在中央党校大礼堂首演,刚演完,打着赤脚的她正泡脚盆子洗脚,周恩来来了,“大家围着他说话,他说戏很好,但还要不断改进,变得更紧凑”。后来王昆从张瑞芳那里得知,周恩来在重庆提到这出戏时,说“延安最近演出了一台戏,感人至深,许多人看后都忘不了”。王昆一直牢牢地记着周恩来的这句评价,看作一辈子的荣耀。

“那时候见领导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人和人的关系非常近,也很自然。”到了联欢会上,毛泽东、周恩来总会和大家跳跳舞。年纪最小的王昆几乎总是第一个被周恩来邀请,“他喜欢和我们拉家常,比别人还要亲近些”,周到的周恩来总会把在场的每位女士都请到。

忙碌而亲近的一国总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任中央歌舞团团长、中央实验歌剧院院长、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等职务的周巍峙家很早就有了电话,周总理往往一个电话直接打过来,交待工作。那时在初中寄宿的周七月,周末回家时住在父亲的办公间里,有时半夜会接到总理的电话,“我是恩来啊,周巍峙同志在吗?”周七月便赶紧去敲父母的房门,放下电话的周巍峙披上外套就出门了。

50年代一次开会,周恩来和管理文化工作的周扬、周巍峙一起探讨民间艺术问题。说着说着,总理突然一乐,“我们三人都姓周,我是老周,你是小周,那周扬就是大周了”。等到后来见到周巍峙的两个儿子,总理又乐呵呵地跟孩子们说,“我还是老周,你们是小周,你爸爸是大周了”。又给孩子们送来大贝壳做礼物,孩子们非常喜欢这个慈爱的周伯伯。

周七月当时从一个孩子的眼睛里看,“首先是一个叔叔伯伯的形象,其次才是领导人”。那时候领导们经常去北京饭店、人民大会堂、天桥剧场看文艺节目,上小学的周七月爬到周总理的腿上坐着,周总理让服务员送来冰淇淋,前面就坐着毛主席,“他们都是一起打天下的兄弟,随随便便坐在一起,根本没有太多讲究,领袖们常常混坐在群众中间”。老百姓自然会从信息中感受到领袖的魅力,“1966年3月8日,邢台大地震,我早上躺在床上有震感,晚上听广播,总理就已经到了邢台灾区了”。

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周巍峙,感觉和总理相处愉快,总理非常关心人,布置工作时会顺带问问,“吃饭了吗”。但是和总理一起工作又会紧张,“他对情况非常了解,布置工作问得很细,我们如果不知道就得说‘不知道’,若是敷衍他,他发现了会发脾气的”。一次某国元首来访,当时安排的演出节目是《红色娘子军》。陈毅元帅一看着急了,“这个元首就是个大地主,怎么能给他看娘子军的故事呢”。总理连忙叫来周巍峙,准备换成传统戏剧,“他不放心,一定要我去把演员找好,让他们表演一下拿手把式,看到不出错才拍板定下来”。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练过程中,总理十几次到现场指导,担任总指挥的周巍峙说,“他才是真正的总导演”。

周恩来经常带着周巍峙等去演员家里看看,赵青、于蓝等人都受到过周恩来的直接关心。有一次,周恩来让人请一位演员来给排练提意见,等到开研讨会时,又忘了通知这位演员。周恩来发现后,特意让周巍峙到演员家里,代表他对自己的疏忽表示道歉。周巍峙回忆,那时没有夸张的宣传,总理平易近人的故事似乎更多来自老百姓的口口相传,“总理对北京饭店的理发师傅、扫地的工人都很亲热,对不起眼的小人物很关心,这类小事非常多”。

一直受周总理喜爱的王昆,二十多年来直接得到周恩来对民族唱法的指点和帮助。1954年文化部让王昆去中央音乐学院向苏联声乐专家学习。王昆临行前偶然跟总理提及此事,周恩来说:“你只能学好,不能学坏,要唱得更好,更不费劲。如果哪天无线电里传来一个声音,我不知道是谁,别人告诉我是王昆,那就失去了你的特色。我们不能损失一个王昆。”苏联专家想改变王昆“原始的”“村野的”状态,王昆自己也被“洋嗓子”“土嗓子”的争论弄得有些迷茫。1962年底王昆试着用新学到的发声方法演唱了三首歌,总理听了不高兴,“哎呀,你怎么学成这种不洋不土的样子了?”直到半年调整后,王昆写信邀请总理夫妇听她演唱,总理听后才高兴地说:“谢谢你,你的歌声使我们今晚回了一趟延安。”

“为人民歌唱”是周恩来当年在延安送给王昆的一句话。1964年看了《东方红》后,总理说王昆,“她是二十年前的《白毛女》、二十年后的《农友歌》呀”。这几句饱含感情的话,成了一个文艺工作者一辈子享用的精神支柱。

“为他担忧 他在希望在”

人们对周总理情感的起源,如今细细追究,似乎来得不露痕迹。在大家眼里,周总理和当时别的领导人一样,没有架子,受人喜爱和尊敬。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随着政治形势急剧变化,老百姓逐渐把信任和希望都集中在了周恩来身上。那种真挚的情感,既有对国家命运的惶惑和担忧,也掺杂着个人申冤的强烈诉求。

“文革”初期,直率的王昆就对江青一些言行很不满意,在朋友中几次议论,说“主席夫人怎么提倡武斗呢”。后来周巍峙和王昆都成了江青亲自点名要狠狠整的对象。大儿子周七月为王昆的事,被扣上“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叛国”等莫须有罪名,蹲了9年半监狱。小儿子周八月,“文革”开始时才10岁,父母被专政,由好心的保姆偷偷保护起来,根本没法上学。周巍峙说,“我们一家四口常常分住四处,是典型的夫离子散,天各一方”。

周七月形容当时人们的心情,一方面非常替周总理担心,一方面又把最后的希望全部放在了总理身上。在人人自危的年头,小道消息满天飞,“有些小道消息传了几天就变成真的了,谁都很难说下一个被整的是谁”。虽然这时一家人分散各地,但是对总理的担心却非常一致。周巍峙说,总理做的决定经常被否掉了,总理说的话又被批判了,一会让他抓生产力,一会又不抓,尽管没有确凿的消息,但是“我们都明白他的处境非常艰难”。

在监狱中的周七月,饥渴地通过报纸上的简短消息来判断局势。“有时候就在茅坑旁边捡报纸,看所有领导人的排名,今天提到谁了,明天又不提谁了。”眼看着毛主席周围的一个个领导人倒下,周总理渐渐承载了大家绝望中的希望。那时候挨整的人要往外写信,几乎全部想到的是递给周总理。在“文革”严密的消息控制中,普通人被训练得对信息相当敏感。到了1975年,周恩来在报纸上出现的相片,“人已经相当消瘦了,一副力不从心的样子”。

周七月在1974、1975年两次托人偷偷向监狱外送信,都是直接写给周总理的,很多人也写信向总理求援。周巍峙在咸宁“五七干校”的艰苦岁月里,曾两次梦见了总理。“头一回梦见他时,见他很忙,而且更瘦了,我便上前去诉苦,总理安慰说,‘事情都过去了……’第二次做梦,是总理找我去分配工作。”后来周巍峙和王昆团聚时,两人说起来,差不多在同一时间,王昆也梦见了总理。

黄永玉老先生在《比我老的老头》一书里,描写到那个特殊年代人人惶恐不安的情形,张仃和陈布文夫妇的儿子郎郎,“在‘文革’期间被脚镣手铐地押到美术学院挨‘批斗’,大会几天之后分组讨论枪毙不枪毙他。我难以忍受决定孩子生死的恐怖,逃到北海,一进门就遇到王昆,她的孩子周七月那时也要被枪毙。我们默默地点了点头,说声‘保重’,擦身而过。那天雪下得很大,登临到白塔山头,俯览尘寰,天哪!真是诉不尽的孤寂啊!”

在那样的年月里,周巍峙形容,总理成了人们手里“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啊,大家都相信,只要总理在,希望就还在”。

“文革”中总理至少三次问到周巍峙和王昆,这也成了夫妇俩感激至今的记忆。第一次是在北京文化部系统开会,总理问:“怎么看不见周巍峙了,他到哪里去了?”总理又说:“王昆有多大问题?顶多人骄傲一点,群众关系差一点,本质是好的嘛!”最后一次是1973年周巍峙回北京后,在6月间周总理看了朝鲜艺术团演出后,他点了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泳,很生气地说:“为什么朝鲜还在唱《志愿军战歌》,我们中国反而不唱?周巍峙有多大问题?王昆就更没有什么问题了,她从小参加革命,在革命队伍长大,她在延安时演出了《白毛女》,对文艺事业是有贡献的嘛!”

理性与记忆中的两种情感

如今已到耄耋之年的周巍峙和王昆,在某种程度上,仍然继续着革命年代的工作方式。记者采访王昆时,80岁的老太太正在浙江忙着三天的演出,深夜12点才闲下来。今年在上海演出的交响合唱音乐会《东方红》中,王昆仍然登台亲自领唱她的经典歌曲《农友歌》。在1998年出版的《王昆从艺六十周年纪念画册》中,老人深情地写道:“总理去世,我流了有生以来都不曾有过的那么多的泪,我的泪真的哭干了。事过多年,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我捧起任何人纪念总理的文章,包括我自己写的‘犹闻总理击节声’在内,眼泪就又会夺眶而出。我们的好总理啊!我有多少话想跟您说呀!……虽然我现在已73岁了,但歌喉还依然年轻,还能在国家的大型的庆典晚会上演唱……我心中永远有一个思念不尽的周总理。”

而现今89岁的周巍峙老人仍然是中国文联主席,并担任总编委会主任主持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十年前周巍峙在出版社的要求下开始整理个人文集,但十年后的今天还没整理出来,“我太忙了”,书没出来,等待整理的文章在十年间又多了48篇。老人开玩笑地说:“我是一辆慢速行驶的大货车,旁边的人总是快速超车,我不停地赶,可还是赶不上啊。”

然而与依旧沉浸于旧时情怀的父母不同,1947年出生的周七月,会经常不自觉地跳开一段距离,来看待父母那一代人的感情。从一个孩子的感受出发,从小他的家庭就缺少普通人家的温暖,“直到现在我也非常不愿意在台下看妈妈演出,从心眼里害怕看到的不是她。只有在侧幕看她演出,才感到亲切。这毛病就是打小落下的”。

“文革”中两次险些被执行死刑、30岁才走出监狱的周七月,从头开始忙着创业、结婚、生子。过早经历了人生起伏的他,对曾经的政治气氛有着与父母不一样的冷静反思。随着“文革”中文献和个人回忆录的逐步公开,“周总理在‘文革’时的处境确实为难,但很多荒谬的事情他也是知情的”。当年对政治领袖的狂热情怀,会逐渐加上理性的判断和解读。但是周七月自己也不禁感慨,“感情这东西很奇妙,它有时候是和理性完全分离的”,即使在今天回想起来,他记忆中的周总理还是那个亲切和蔼的伯伯,“感情的因素很难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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