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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改善世界

2005-12-27 16:46 作者:余为 2006年第1期
怜悯之心能感受到苦难,希望有权力的人能去干预。但更多的行动者要用宗教般的热情去改变世界,这种热情要改变不道义的局面,每个行动者都从心底意识到:如果我们不行动,这世界还是愁云密布

怜悯之心能感受到苦难,希望有权力的人能去干预。但更多的行动者要用宗教般的热情去改变世界,这种热情要改变不道义的局面,每个行动者都从心底意识到:如果我们不行动,这世界还是愁云密布。

20年前,在那场援助非洲难民的“LIVE AID”义演中,波诺不过是众多参演明星中的一个。但随后他成为受“LIVE AID”影响最深的一个。演出之后,为了更真切了解非洲饥荒,他和妻子到达埃塞俄比亚,在一个孤儿院工作了6个星期。“清晨的时候,薄雾弥漫,”他这样回忆,“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出帐篷,清点饿死的儿童的尸体。有时候更糟糕,会有父亲抱着他奄奄一息的孩子走向你,说:‘收留他吧,如果他是你的孩子,他就不会饿死。’”

很少有人能有如此直接的感受,感受到贫穷与灾难是怎样剥夺人们最后的希望。多数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组组冷冰冰的数字:每30秒,有一个非洲儿童死于疟疾;每7秒,有一个人感染了HIV;每18秒,有一个人死于结核病;每60秒,一位怀孕的妇女未能等到新生命的降临就已去世。我们不知道这些死去的人都在哪里,他们的故事是怎样的,但心头会掠过一阵怜悯。

比尔·盖茨说:“我想,人们必须对这些数字有感觉,如果邻居因病去世,如果是孩子或者孩子的朋友患病,大家会比较关心,但,每年有400万婴儿在出生1个月内就夭折,我想大多数母亲都能感受到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

在过去的几年中,比尔·盖茨夫妇基金会已经花掉60亿美元,致力于提高全球范围针对贫穷人的医疗保健水平。美国前总统卡特说,盖茨夫妇基金会是世界上有关公众健康最为重要的组织。事实上,卡特中心也致力于这一事业,他们这几年的一项中心工作是帮助非洲根除麦地那龙线虫病。全球麦地那龙线虫根除运动(global guinea-worm eradication campaign)正在与仍存于世的最后1%麦地那龙线虫病作战,自从1986年开始这一根除运动,该病已从350万减少到2003年所报告的近3.5万例。

在盖茨的心目中,疟疾与艾滋病是最为重要的两个目标。在过去的20年,疟疾致死的人数已经翻了一番,新药的研制与疫苗的推广没有得到强有力的支持,疟疾处在公众健康的真空地带。

怜悯之心能感受到苦难,希望有权力的人能去干预。但更多的行动者要用宗教般的热情去改变世界,这种热情要改变不道义的局面,每个行动者都从心底意识到:如果我们不行动,这世界还是愁云密布。高耀洁、桂希恩就是这样的行动者,保尔·法默也是这样的行动者,他1983年前往海地,立志要做一个为穷人治病的医生,22年后,他受克林顿基金会和卢旺达政府的邀请前往卢旺达,为这个东非国家贡献自己的医疗经验。

保尔·法默曾经在海地接待过到访的盖茨夫妇,他说:“这对夫妻是在认真倾听穷人与病人的故事,是真的在听,并期待着答案,他们对那些穷人是开放的,而另一些人不是。”许多医生,在一线与疾病战斗的,在实验室里研究新药的,都曾受邀参加盖茨夫妇基金会组织的会议,当他们被询问到最缺乏的帮助是什么时,最常见的回答是:钱。

对好心的有钱人的描述总有想象的部分,比如说盖茨经常坐出租车、坐经济舱,似乎是个节俭的榜样。曾经有记者问盖茨:“挣钱与把钱捐出去,哪一个更带给你责任感上的挑战?”盖茨的回答是:“挣钱与捐钱都是很大的责任,也同样让人享受。与聪明的人谈论一个长期的规划和挑战,取得一些突破总是开心的,不管我们谈的是一个伟大的软件还是一个新的药物或新的治疗方法。”

12月6日,世界首富坐着私人飞机而来,下榻于豪华酒店的套房,最后要穿过穿梭的人力车和牛群来到印度的某个贫民窟,那里有9000名居住者,5个半职业的医生,盖茨问的问题是很资本主义的:谁是这土地的主人?——大概是政府。医生挣多少钱?——每个月10美元。当他离开这座贫民窟时,《时代》周刊的记者问刚刚接待盖茨拜访的妇女:“你知道那个人的名字吗?”她说她不知道,但他们是好人。记者说:“那个穿卡其布裤子的家伙是世界上最富的人。”印度妇女笑:“所有外来人都比我富裕。”

盖茨夫妻将这样的拜访称为“学习之旅”,他们为此受到认真而特殊的款待,当他们的私人飞机降落在孟加拉国时,停机坪上布满了警戒的军队,并树立着夫妻两个巨大的油画像,盖茨对妻子美林达说:“画得不够好,但真大,只有毛的画像能这样。”在决定优先给予哪些项目以资助方面,盖茨有更大的决定权,但在深入一线与患有霍乱、肺炎等疾病的儿童接触时,老婆在前扮演更亲善的角色。

1992年,盖茨的资产是80亿美元,他向西雅图慈善机构和学校捐助过2100万美元。1994年,他和美林达结婚,盖茨的母亲写信给儿媳妇,提醒他们两个人共同面对巨大的责任。这位母亲一直在西雅图的慈善机构工作,盖茨的父亲最怕听到别人抱怨说他的儿子冷漠,他想建立一个基金会,盖茨同意了,以父亲的名字命名,当时基金会的地址就是在父亲的住所,但很快邮局就抱怨世界各地来的信太多了。

盖茨本打算,20年或30年,他退休后再弄一个基金会从事慈善事业,美林达说,“他是世界上最忙的人,他不想再有一个实体,要每天为其奔忙”。但在父亲的推动下,盖茨说,早一点开展慈善事业也好,有他可以相信的人来管理,2002年,他对《财富》杂志说,干慈善不要等到60岁再开始。

起初,父亲和盖茨夫妻将他们的捐助重点放在人口控制和生育保健上,1998年盖茨的父亲看到纽约一家艾滋病疫苗研制中心的进展报告,在这份报告的空白处,他做批示:我不知道我们能为这事做什么,但这正是慈善事业要做的。比尔再做批示:同意。基金会向这家小研究机构捐助150万美元。

很快,基金会的一个顾问给盖茨拿来1993年世界银行的一个发展报告,今天来看,那份报告就是盖茨基金会的蓝图。那份329页长的报告是盖茨最喜欢的那种分析方式,报告列出导致贫穷国家数百万的人口死亡的疾病种类,从艾滋病到营养不良。这份列表就是基金会目前主要捐资的领域。

1999年,盖茨的纸面财富达到了1000亿美元,他也成为反垄断诉讼案的主角。他拿出170亿美元的启动资金,比尔和美林达的基金会开始运作,“当你写支票的时候,你会想,这只是好多个零呀”。那一年,盖茨对美国《人物》杂志说。

医学能挽救数百万贫困者的生命,盖茨基金会就是挽救行动的推动剂。而这个目前资产290亿美元的世界最大的私人基金会,引发了各国政府的捐助行为,被盖茨称为“杠杆作用”,基金会许诺在10年内,向“疫苗与免疫全球联盟”投入7亿美元。很快,挪威政府也给出大笔捐助。2003年,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在5年内投入150亿美元在世界范围内防范和治疗艾滋病,欧盟拿出40亿美元给贫困国家儿童注射疫苗,世界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管理者说,全球公众健康的历史正被重写,而转折点就是盖茨夫妇二人。

也许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富翁们会更关心他们以及他们的企业将被如何记载入历史。发布中国富翁榜和中国慈善榜的胡润先生曾分析,“关系型企业”向“价值观企业”的过渡将决定中国富人的慈善行为,富翁要让他们的企业更符合主流价值观。但在历史评判、价值观这些大名词背后,富人要面对的却是一个简单的私人问题:如何处置自己的财产。

在婚姻头几年,盖茨夫妻仔细防范他们的隐私,几乎拒绝了所有记者采访。1996年,美林达辞去工作照顾家庭,她说:“我想送孩子去上学的时候,和其他的母亲一样。”他们最小的孩子菲比1岁之后,美林达开始在公共场合出现,“比尔和我认为,要让大家认识到我们两个都在基金会背后。”经历了许多国家的“学习之旅”后,她要为沉默者发出声音。盖茨说:“我们讨论过孩子的问题,希望他们安全健康,对孩子最坏的事就是把钱全留给他们。巴菲特说过,要给孩子足够的钱不让他们担忧未来,但也不要多到让他们觉得不用工作和奉献,这个自相矛盾的说法是个好想法,但我们还没有决定给孩子留下多少钱。”

2005年11月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美林达说,没有比挽救新生儿更好的投资回报率。这对夫妻每人每周花15个小时处理与基金会有关的事务,每天,盖茨夫妇基金会收到140个救助函件。作为一个非赢利组织,他们不能向立法者游说,但他们能较为方便的见到布莱尔、施罗德、希拉克和赖斯。还有他们的朋友波诺。

在2005年倡导减免非洲国家债务的“LIVE 8”义演中,波诺不仅是参演一员,也是“LIVE 8”的重要发起人之一。他与英国歌星鲍勃·甘道夫成功组织了义演,并分别与英国首相布莱尔、美国总统布什就减免非洲国家债务进行了会面。八国首脑在G8高峰会议上达成一致:免除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400亿美元债务。

明星关心公益,总会引发疑问: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世界?2005年11月,刚刚获得国际人道主义奖的安吉丽娜·朱莉,与希拉里·克林顿、美国国务卿赖斯都出现在全球企业抗艾滋病联合会的酒会中,共同为抗击非洲地区艾滋病而慷慨陈词。安吉丽娜的这一行为遭到网络杂志《Slate》的讥讽。她的动机值得怀疑:“明星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服人们购买可口可乐或者耐克,但他们的行为中从来没有‘无私’这个字眼。金钱赋予了他们责任感。”安吉丽娜的演讲逻辑也遭到耻笑,与共同站在演讲台上的希拉里和赖斯不同,她的主旨是“那些用于伊拉克战争的军费应该用于帮助非洲的艾滋病患者”。《Slate》认为即便安吉丽娜有公益心,也站错了地方,“对于支持伊拉克战争的希拉里和赖斯,她应该到她们的办公室外去抗议,而非并肩而立”。在《Slate》的刻薄论调之下,明星将生活的任何一个角度都当成舞台,通过自我表现来给世界留下印象。慈善,不过是个手段,为了表明他们在外貌与艺术之外,还富有智慧与使命感,这与1930年代明星热衷参与共产党集会并无二致。这些浮华之徒,在保持优雅风度享受奢靡生活的同时,谈论饥饿、疾病或者灾难是可笑而没有实际意义的。这一论调在网络上遭遇众多反对,大部分人对明星投身公益持赞扬态度,对于安吉丽娜·朱莉,有一个说法:“不能因为信使是个美人就杀掉她。”而更多人提到了波诺。

与其他热衷公益事业的明星不同,波诺的慈善之举给人留下更加严肃、更身体力行和富有成效的印象。1999年,他加入了慈善团体“福音两千”(Jubilee 2000 Movement),该组织的主要目标是号召发达国家以及世界银行减免世界上52个贫穷国家的债务,这些国家主要位于非洲。2001年“福音两千”更名为“债务减免”(Drop the Debt),波诺成为最具号召力的发言人。同年他创立了DATA(分别为债务、艾滋病、贸易及非洲的英文单词字头),与“债务减免”一道致力于游说发达国家减免第三世界国家债务。波诺将DATA的宗旨与“马歇尔计划”相比,2001年1月,他与美国国务卿柯林·鲍威尔会面时说:“在欧洲,你依然可以见到我们父辈的人在谈论‘马歇尔计划’。这是欧洲对美国恩惠的记取,这比武力更有威力。”DATA所推行的减免非洲国家债务被比称为“非洲马歇尔计划”。“我们能否做点令我们这代人骄傲的事?”他对柯林·鲍威尔说。

2002年初,波诺在超级碗中场秀中来了一次流光溢彩的表演;两天后,他又作为DATA的核心人物,出现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年会上。他与比尔·盖茨夫妇共同站在演讲台上,向众多经济首脑做了一番“减免非洲国家债务是符合美国最大利益”的演讲。之后他与比尔·盖茨夫妇进行了第一次私下会面,共进晚餐。虽然他们喝掉了上千美元的加州黑葡萄酒,但也就10亿美元可以救助多少非洲饥民进行了详细的计算。在“比尔和美林达·盖茨基金会”的非洲项目上,波诺是推动者。

在“LIVE 8”义演举办前后,对波诺的质疑从没停止过。与20年前以筹集资金为目的的“LIVE AID”义演不同,“LIVE 8”与G8高峰会议相对应,义演的舆论压力使G8达成免除债务的协议,但政治评论家将这一协议形容为:“在一张满是伤疤的脸上抹口红。”

LIVE 8”的咏唱使人误以为非洲国家的贫穷仅来自于自然灾害,而G8协议对债务的减免则掩盖了发达国家的附加政治条件对非洲国家发展的阻碍。波诺与鲍勃·甘道夫被称为布莱尔与布什身边的两个“游吟诗人”。与安吉丽娜·朱莉在抗击艾滋病问题上的逻辑相似,一旦用政治思维衡量明星的公益举动,他们似乎显得空有激情却缺乏全局考虑。虽然不会用政客的头脑思考,但波诺仍将推动政治决策视为慈善事业富有成效的关键:“艺术意味着‘不可能’,而政治则是‘可能’的艺术。我相信与政客进行面对面的谈判,比在万人体育馆唱几首歌更有效。”

2005年底,波诺、盖茨夫妇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人物”,克林顿与老布什因在海啸后的慈善行动而被称为“年度伙伴”。在稍早一期的杂志上,有文章说:“如果你是比尔·盖茨,你捐了钱(2005年一年内超过10亿美元),也给出了脑力上的支持,判断那些苦难是最需要解除并如何去解除;如果你是波诺,你给了钱,也让人们看到了那些生活在阴影中的人;如果你是克林顿,你给了钱,并给出一个权力的信号,他能与政治对手老布什在慈善行为中达成一致。”

该文援引丘吉尔的名言开头:“人们因所得的东西而活,因所奉献的东西而打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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