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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奋剂检测:另一场竞技

2005-11-25 09:26 作者:蔡崇达 2005年第42期
记者专访了担任十运会兴奋剂检查部副部长的国家体育总局综合处处长赵健、原运动医学研究所所长张长久

要理解兴奋剂检测工作的难度可以从这个比喻开始——“就好比在一个20×50米的标准游泳池中加入一勺糖,你必须在池子的任何一处都可以测到糖的存在。”原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元老张长久这样对记者说,“因为这些药物在人体体液中的浓度常常是毫微克(即十亿分之一克)或更低的水平,所以对检测的灵敏度要求很高。”而与此相对,“大部分兴奋剂其实就是普通药片,很便宜的,有的甚至几毛钱一片药。低成本的药那边连着的是运动员一辈子的追求,怎么绕过中间的检测便成为许多运动员打主意的地方,而我们这些人就是在中间防守的人。”

正是张长久参与创建了中国的反兴奋剂机构,他毫不讳言,“兴奋剂检测从来就是赛场上的另一场竞技”。这中间有运动员和检测人员之间的逃检和反逃检,兴奋剂的研发和检测技术的追赶,最让反兴奋剂机构备感压力的还是“事实上,我也不敢笃定,世界上有没有我们所不知道的或者检测不出的违禁药。”张长久说。美国著名女飞人琼斯被检测出THG是在她囊括了大小金牌多年之后的事情,而1994年广岛亚运会上共计11名中国选手被查出服用兴奋剂的背景是“比赛举行之前,诺龙的检测技术还没有掌握,而广岛亚运是第一次实行检测的新技术”。“兴奋剂在两个领域上和检测技术在赛跑,一个是开发出不被检测单位知道的,还没有被列入禁药名单的新型兴奋剂;一个是研发难以检测出来的药。”事实上,张长久第一次接触兴奋剂时,当时的禁用药物只有60多种,“而现在这个数字已经翻了一番,上扬到了138种,而且名单还在增加过程中。”在这样的对抗与反对抗中,反兴奋剂工作是怎么进行的?对此,记者专访了担任十运会兴奋剂检查部副部长的国家体育总局综合处处长赵健、原运动医学研究所所长张长久。

三联生活周刊:是通过怎样的检测步骤确定孙英杰服用了兴奋剂?根据前中国奥委会秘书长在接受采访时的说法,兴奋剂不断在通过加入添加剂或者掩蔽剂翻新,有人就曾经分析,孙英杰可能吃了掩蔽剂才会前两天检测的时候没事,而禁用药物名单在不断增加,怎么才能守住检测关呢?

赵健:要解释这个过程之前,我先要澄清一个事实,兴奋剂检测并不是检测出到底吃什么东西,我们检测的是本来身体不应该有的、或者原来有但是超标的东西。比如孙英杰这次的问题就在外源性雄酮。雄酮并不是一种药名,而是一种物质,它是雄性激素的代谢物。雄性激素无论男女身体都会产生。但是我们在孙英杰的尿样中检测发现,她的雄性激素的某种比值严重超标了,按照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规定,这一比值应在4以内,孙英杰却是8点多,也就是说,这中间发生问题了。但是我们还不能就此确定她服药了,还要通过同位素质谱分析等等方法确认,她身体产生这种问题是自己身体的生理或病理因素,还是外源性因素,也就是药物刺激导致的。事实上,有时候的超标不排除自己身体生理或病理的原因,拿个例子来说,刘国梁一度某些物质也一直超标,国际乒联经过半年多的调查,最终确认他是身体的生理因素造成的。而孙英杰产生的原因,根据最终检测结果证明,她是外源性的,也就是说她肯定是吃了什么。很多报道说我们宣布的结果是孙英杰吃雄酮了,这种说法不科学。我举一个例子说,就像警察抓酒后驾车,检测的仪器可以检测出酒精超标了,但至于是喝啤酒、威士忌还是白兰地,就检测不出来了,如果直接说检测出某某吃了酒精这对吗?

我不确认你关于孙英杰的说法。不过确实存在掩蔽剂。我们对掩蔽剂的检测有信心,如果检测到掩蔽剂,那就直接认定违规。现在的兴奋剂确实在有些有心人士的改造下产生变体,但他们改良无非是为了更难检测出来了,我们并不需要弄懂每一种药的全部成分,而只要抓住它的关键——也就是它产生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有这么一个比喻,兴奋剂检测等于“在一个25×50米的标准游泳池中加入一勺糖,你必须在池子的任何一处都可以测到糖的存在”。我们知道兴奋剂检测一般是通过尿检,如何才能通过尿检找到“游泳池的那一勺糖”?能介绍一下兴奋剂检测的过程吗?

张长久:为什么通过尿液就可以判断运动员是否使用了兴奋剂?原理很简单。由于人体服用或注射药物后,这些药物及其代谢产物在一定的时间内或多或少地会出现在尿液中。现在全世界已经有33个实验室通过国际反兴奋剂的考核确定有这样的能力,而中国是最早通过的其中一家。

兴奋剂按照化学结构和检测方法被分成7个大的组别,针对这些组别,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设立了6个相应的实验室,每个实验室重点负责检测其中一个组别。检测样品到达后,每个检测组提取2至5毫升尿液,同时取样,同时检测,这样可以保证不会失误。目前所运用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只要把尿样的一小部分经汽化后,经过检测仪,样本的化合物分解通过高性能的液相色谱仪分析,就可以分析出里面到底有没有违禁物质了。按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规定,从1997年开始,检测的精密度从过去每毫升10纳克提高到1~2纳克,灵敏度提高了5~10倍。就如同一个25×50米的标准游泳池中,过去加一小匙糖能正确测得含糖量,现在5~10个标准游泳池放满水,同样加一小匙糖,照样能测出。过去停止服用兴奋剂两周后查不出来的,现在即使间隔50~60天,也难逃高科技的法网。

三联生活周刊:有没有检测不出的兴奋剂呢?根据美国一些媒体报道,有些著名运动员背后有时候会直接挂钩一家医药公司,研发最新的药,而使得检测技术检测不出来。这种说法存不存在,我们国内有没有发现运动员通过其他途径购买这种药?

张长久:或许需要这么回答,凡是被列入禁药名单的兴奋剂都可以检测得出来,最难检测的就是EPO和生长激素,全世界只有为数很少的实验室掌握,我们国内的实验室已经掌握并通过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考核。中国的反兴奋剂能力可以说位居世界前列。至于你说到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应该这么回答,不是检测不出来,而是不知道要去检测。首先是不知道,后来才是能不能检测出来的问题。我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存在,但我说不知道去检测的意思是因为这种物质既然‘不为人知’——没有被列入禁药名单,那一般就不会检测。不过也不是说就对它无动于衷,对于能提高成绩的异常物质,检测机构都是会关注的,如果发现新的物质会提交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才决定是否列入名单。

三联生活周刊:怎么把兴奋剂列入名单?还有人说反兴奋剂是一场国家间的竞赛,比如THG,事实上掌握这种兴奋剂制作工艺的只有美国,而美国有些田径选手通过这种药取得很多好成绩。而且根据外刊报道,它并不对身体产生多大的威胁,却被列入名单,这是否是国家间的竞赛呢?

赵健:决定一种药是否列入禁药有三个标准:它是否有助于提高成绩,它是否对身体有害,它是否违反体育道德。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有一个工作委员会,专家组委员会依据三个原则从专业上讨论并最终初步推选列入禁药名单的物质,然后由工作委员会向所有成员国征求意见,公开讨论并依据大多数意见决定。我并不直接参与这整个过程,不过我相信在这样的体制下,结果会是相对公平的。专家委员会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一个任期不断交流换人,这样能保证一定的公平。

三联生活周刊:不过据说除了用化学方法外,运动员有时还通过在膀胱中注射尿液等方式掩蔽,请问是否出现过这种情况,在检测过程中怎么应对?

赵健:为了试图瞒骗过兴奋剂检测技术,少数运动员确实研究了各种办法。雅典奥运会就有运动员在检查前将预先准备好的干净尿样装在一个封闭的软质容器里,下面有导管连接,在检查时,故作排尿动作,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干净尿样取出,置入送检的尿瓶内。还有一种方法叫导入法,将干净尿通过导尿管注射到膀胱里,在取样时可以轻松排出干净的尿样以备检查。为了减轻疼痛,一些男性兴奋剂服用者想到了另一种替代方法:穿刺术。即在腹部穿刺,向膀胱中注入事先准备好的别人的干净尿(一般为其教练的)。在比赛结束后和进行尿样采集检查前,他们还是有足够时间来完成穿刺注射。

对于这些我们已经在赛事中积累足够多的经验,我们检查谁是在比赛后马上临时通知的,一般要求要在前往通知的那个检测官陪同下一小时内到检查站,这就不给运动员有机会作弊的时间。有时候可能比赛后马上举行颁奖仪式,我们会有人一直保持监督,直到运动员到检查站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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