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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奋剂事件背后的孙英杰

2005-11-17 09:25 作者:蔡崇达 2005年第41期
这是这对金牌师徒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最后一个场景。然而事隔两天,和他们检测前轻松的笑容形成对比的尿检结果出来了,孙英杰尿检呈阳性。有媒体记者因此在第一时间就打了个电话给王德显,“感觉电话那头的王德显惊讶到说不出话,而孙英杰则在一旁有点歇斯底里地哭”。

孙英杰的兴奋剂事件引起巨大反响的原因,除了运动员的高知名度之外,“确实存在着太多太过戏剧性的反差和无法理解清楚的疑点”。而事实上,兴奋剂背后扯动的各方利益也提供了种种猜疑的空间。“全运会早已经不只是全民运动会了!”采访中,前中国奥委会秘书长魏纪中对记者毫不讳言,“它已经成了考核地方官员体育政策的潜在体系,也成为大大小小地方运动队伍中的教练员、运动员赖以生存的基础。”从官员的角度,他们需要更多的金牌为自己的政绩写上一笔,这成了他们提升的重要指标;从教练员来讲,他们如果没有培养出金牌的选手就可能一辈子拿不到千元的工资而且没有任何的出路。而从运动员来说,得金牌意味着可以免试上大学,可以拿到几十万元的奖金,退役以后分配个好工作,而如果没有成绩,他们将面临只懂得一些体育技能而没有其他技术,却必须重新在现实中找到生存办法的窘迫境地。

或许在这样的背景分析下,才更理解这个至今看起来疑点重重的兴奋剂事件。“其实是否要吃兴奋剂不仅在于运动员,细化下去还有这么几个选择个体——教练员、体育协会,而且运动员自己往往不敢吃兴奋剂,因为他们背后牵涉到一个教练一个团队甚至一个体育部门的政绩,如果随意作出决定而被教练员或者所属部门抛弃,那将永远无法参加比赛而不是禁赛多久的问题。这种类似赌博的选择往往是几个个体的共谋,如果我们一个个落实下去,就可能分析这些选择个体吃兴奋剂的可能所得与所付代价,或许就能推断出哪个链条上出问题。”一个参与到这次检测工作的体育官员对记者这么分析,“不过在真相还没有进一步调查清楚的时候,我们不提倡想象,从理论上或许还有另一种可能——确实是有人‘陷害’的。如果真是‘陷害’的,我们只能说十运会确实存在不正当竞争,而且已经到了需要遏制的程度了”。

反差与猜疑

10月17日下午,南京十运会赛场上的天色越来越暗,检测室外响起一个“像机关枪一样说话的声音”,说话的是孙英杰。她很兴奋,“上句还没有完就接着要说下一句话”,拉着邢慧娜一路上比比划划,“因为那天女子万米比赛结束得比较晚,所以获得亚军的孙英杰和冠军邢慧娜以及第五名到兴奋剂检测站时的时间已经很晚了。当时陪伴她们俩到兴奋剂检测中心的还有一名国家队的队医。”参加十运会检测工作的一名官员在接受采访时描述。关于要检测谁,“比赛前就定下来,女子10000米要检测前两名和第五名。”按规定,孙英杰她们要在兴奋剂检测站取水,她们必须当场喝下这些经过检测合格的饮料,然后当着两个同性检测官的面取出尿样。“能够看出来像孙英杰这样一位经历过多年比赛的名将,对赛后尿检的程序非常熟悉,到底取哪部分的尿样,怎么样才最方便,都是很有经验的。整个取样过程中,孙英杰只用了七八分钟。有的初次参加大型赛事的年轻选手可能要一小时,而且整个过程,孙英杰一直在笑,看得出很放松很开心。”

这个时候外面赛后的通道上,邢慧娜和孙英杰的教练王德显也笑眯眯地在等着两个弟子尿检,他还和前来采访的记者半开玩笑地攀谈。“您觉得这个结果在您的意料之中吗?”记者问,王德显笑眯眯地回答:“定的就是邢慧娜拿冠军。”“定的?就是说赛前说好的?”“对呀,孙英杰昨天不是已经拿到一块金牌了吗?不过邢慧娜的速度确实是好呀。”“你认为孙英杰尽全力了吗?”王德显笑了:“不可能,尽全力不是这样的。”“孙英杰只使出了七成的力气。”“那么邢慧娜呢?”“邢慧娜也就六成吧,后面还有1500米呢,今天不用拼得太狠……再说,在国内跑那么高的成绩干吗?让人家外面说,在国内跑得那么好,出了国就不行。”

这是这对金牌师徒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最后一个场景。然而事隔两天,和他们检测前轻松的笑容形成对比的尿检结果出来了,孙英杰尿检呈阳性。有媒体记者因此在第一时间就打了个电话给王德显,“感觉电话那头的王德显惊讶到说不出话,而孙英杰则在一旁有点歇斯底里地哭”。

第一个引起争论的就是被检测出来的兴奋剂,根据十运会组委会兴奋剂检查部部长杜利军对记者的介绍,孙英杰被查出的药叫做雄酮。“这是一种类雄性激素,作用是促进运动员恢复、提高人体承受负荷和运动能力。”北京体育大学运动生物化学教研室主任曹建民副教授对记者说,“这一种类雄性激素对女运动员的作用较男运动员更为明显,长期服用会导致体毛增重、外表男性化特征增强等现象,而且这种兴奋剂并不像麻黄素等兴奋剂那样服用一次就能明显提高运动成绩,而是需要服用一段时期来保证运动状态。这种药物的检测并不具很大的难度。”

“雄酮在田径界被认为是一种比较低级的违禁药品,而且此前英杰和邢慧娜的女子10000米比赛中,还传出了让金的传闻,既然服用违禁药物就是为了金牌,那么为什么还要让金呢?”孙英杰的父亲孙有凤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这么表达他的质疑,他正在家里焦急地等着消息:“这几天英杰没有和我联系,但公布结果第二天曾经打个电话给我,哭着向我发誓她没有吃药,我相信她。”事实上,这样的疑点王德显也表达过,“这么高水平的运动员在世界大赛中不用兴奋剂,干吗在全运会上用?而且对手其实就邢慧娜,有必要吗?”“即使孙英杰要吃药,也要吃高级一些的药,被检查出来的雄酮太容易检测出来了,而且它只是用来增加爆发力的,对长跑运动员有什么作用?”“两天前在马拉松比赛后的药检中还是呈阴性,为什么仅仅一天后在女子10000米决赛后的药检中没有过关。”——事实上孙英杰的兴奋剂之所以引起这么巨大的争议和猜疑,就是因为中间有这么多戏剧性的反差,而对此,孙有凤和王德显都用了一个词语来回答记者的提问——“陷害”。

疑点与争议

“我不大相信王德显的这种说法。”还在澳门参加东亚运动会前,魏纪中在电话里就对记者说,他的理由是,“即使再好的运动员都不大可能跑完马拉松比赛没几天马上跑万米比赛,而且不仅没事,还能取得好成绩。”事实上,他非常气愤,“谁这么不负责任让她继续跑的,跑完一个马拉松人耗费多少?再高水平的运动员都要消瘦个三五斤,怎么可能在两天后继续跑万米,这简直不对运动员的身体、生命负责任,简直是玩命,如果说可能服药我想也是万不得已。不过我还是希望她没有服,在我印象中,她是个很质朴的孩子。”

“王德显的很多话是不成立的。”这个以前曾经奋斗在中国打击兴奋剂第一线的体育工作者分析说,“这种药不是如他所说的对耐力型的运动没效,它在一定程度上能抗疲劳。而且他从动机上解释也不大说服人,其实咱们全运会的奖金在一些地方体协里甚至超过一些国际大赛,可以和奥运会相比了,而且对高水平的运动员来说,在国内拿奖把握更大些。我个人怀疑的主要点在于我不相信一个运动员能有这样的体力负荷,这点不太正常,至于他提出的为什么前后两天检测出来的效果不同,从技术上完全可以解释,任何药物从使用到能被检测出,都有一个在人体内释放代谢的过程。运动员使用违禁药物,不可能立刻被检测出来。而且孙英杰如果是在女子马拉松结束后到女子10000米决赛前服用了违禁药物,那么这种状态其实是成立的。”

至于为什么要吃这么低级的药,魏纪中告诉记者:“我觉得现在运动员如果吃药,不会仅仅吃这么低级的药,实际上现在兴奋剂有两个方向,一个是研究名单上没有的新药,一个是变异,把以前的药加上添加剂使它变种,从名称上还叫原来的名字,但成分已经改变了。我觉得如果查出来的是雄酮,可能已经是变种的,而且吃药也不会这么简单的单一药物,可能还加入了掩蔽剂——就是用来产生掩蔽作用,试图让药不检测出来的。这种东西有个弊端,有时候有效果有时候没有。”

在药检结果刚出来的时候,王德显反复提到一个像小说中一样的情节:“(10000米)赛后有人给她递上一瓶水,她放松了警惕,就喝了。”对此十运会兴奋剂检测部副部长、原国家运动医学所所长张长久对记者说,“作为一名参加过无数大赛的老运动员,在赛前不接受任何陌生人的食物和饮料,这些都是最最基本的一条规则,很难想象像孙英杰这样的运动员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根据他的介绍,惟一有可能被陷害的是检测前的环节,“种种方式简直无孔不入”,检测前的运动员都要很警惕,比如拿来给你搽汗的湿巾、盛水的一次性纸杯,甚至别人找你要签名的时候都有可能被人用特定方法陷害,所以可以看到各种比赛尿检前,运动员都不随意和外人接触,都要教练员或者工作人员紧紧护在旁边。

“而到了检测过程,我敢保证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检测分在赛场采集和实验室检测两大步骤,从赛场采集上分析,首先要采集谁比赛前是没有人知道的,它有一个量化标准。因为兴奋剂的检测能力是有限的,而且检测成本也相对较高,由此不可能所有选手都检测,而是根据兴奋剂的多发项目及重要程度安排,重点集中在游泳、田径、赛艇等项目上。像乒乓球、羽毛球兴奋剂作用并不大安排也比较少。而所谓的安排也是量化的,都是在比赛前就确定这个项目检测第几名,往往重点项目是检测第一、第二名,然后抽查前十。比赛结果后,按照规定需要检测的选手到检测中心来,运动员自己挑选一个干净的留尿杯,当着一名同性检查官员的面,留取至少75毫升的尿量,取尿时不得有其他人在场。运动员自己从几套未使用过的、有号码的密封样品瓶(A瓶和B瓶)中挑选一套,先将留尿杯中的尿液倒入A瓶50毫升,再倒入B瓶25毫升。运动员盖紧并加封A瓶和B瓶后,将瓶子号码和包装运输盒密封卡号码记录在兴奋剂检查正式记录单上,然后将A瓶和B瓶装入包装盒并在盒上插入防拆密封卡。运动员本人、兴奋剂检查官员和有关体育组织的医务代表均需在兴奋剂检查正式记录单上签字,以证明上述留尿过程是按规定准确无误地进行的。装有尿样的包装盒必须由指定的监护人运送,运送人和兴奋剂检查站的负责官员应在运送单上签名。尿样包装盒送到实验室后,必须由专门的负责人检查有无破损和偷换、核对运送单与盒内尿样的号码,签字验收,然后才能送交检测分析。在十运会的时候,每天早上都有一趟飞机把这些尿样送往北京检测中心,进入检测中心,首先接收的人看到的只是号码而不知道后面的运动员,然后他们还要重新编码,所以就不可能有问题了。要做手脚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张长久说。

在接受采访中,有资深人士甚至对记者说,“其实即使是孙英杰真的在赛前服用了那瓶含有违禁物的矿泉水,她在赛后的尿检也未必会呈阳性。一般来讲,固体物质在进入体内后,会吸收得比较快,而液体物质在进入了人体后,需要经过6~8小时才能被完全吸收。我们现在假设孙英杰是在比赛前两小时服用了那瓶矿泉水,那么到比赛后的尿检当中间隔最多只有三个小时,而在尿检前三小时摄入人体内的物质其实对于尿检的影响不是很大”。只不过“这种说法太过专业,我也无法确定。”魏纪中说。

兴奋剂,谁的选择?

直到9月30日晚上,记者才再次拨通关机已久的王德显的电话,然而这次他只是给记者透露,已经约定要开启B瓶的时间,“一切等B瓶结果出来再说。”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曾对专家的质疑提出看法:“看看我的训练,就了解孙英杰的能力了。比如说多巴高原,国家队为了我们训练专门修了条盘山路。那里海拔2400米,山顶是2800米。从下面跑到山顶是5公里,下来是5公里。就这样的海拔,我们每天一上午要完成40公里,下午还有场地,主要练速度,至少要15公里。这样一天下来就是50多公里,况且这是高原,高原的耗氧量大。咱们实事求是地说,孙英杰的马拉松是有打破世界纪录的实力的。平时训练的时候就是(两小时)20分。一到大赛经过全面的调整,她就不只是这个水平了。在北京马拉松上,她跑21分是轻而易举的,而且她也保留很大一部分体力,用来跑第二天的10000米。”情绪激动的他甚至说,“可以说孙英杰一直是一个刻苦的选手”。根据他的介绍,孙英杰的生活如同清教徒般,每天的日程安排是:清晨4点50分(夏天4点30分)~7点训练,然后梳洗吃早饭,9~12点训练,12~18点看书、洗衣服,18点吃晚饭,20点30分睡觉。“就这些!除大年初一、初二,每天都这么过。”记得一年冬天去海拉尔训练,雪没过小腿肚子,寒风吹到骨头里,她的左脸及双耳都冻伤了,流着浓,现在脸上还有疤痕。“孙英杰患有先天性贫血,从小血色素没到过10克,再加上营养不良,体质很弱。到火车头体协不久,血色素才4克,那时腿像灌了铅似的,根本不能训练。但她都能熬过来。她天赋可能不如一些选手,靠的就是这种努力。”

孙英杰之所以这么“玩命”,和她独特的身份和家庭出身有关,1995年,孙英杰“什么东西也没带,就带着自己这个人”来到北京,投入了当时还在火车头体育协会当教练的王德显的门下。从那次之后,在体育圈里有人开始称孙英杰是“个体户选手”。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孙英杰和她名义上所属的队关系并不是特别密切”,事实上,在孙英杰兴奋剂检测结果刚出来的时候,火车头女子田径队领队武小慰甚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们和孙英杰并不是有太多关系,平时他们自己训练,等到要比赛的时候挂靠在我们的名下,甚至连住都没有与我们在一起,自己安排地方”。

“火车头体育协会和我们印象中各个省的体育代表队性质很不一样,火车头协会是所谓的产业体育协会,也就是中国火车系统的群众性体育组织。它和公安系统的前卫火车协会是类似的,属于全国总工会,以前不是国家体委领导的,而是由全国总工会体育部主管的,后来总工会体育部撤掉,这些机构游离在社会上,各自独立。这些产业体育协会不像各个省的体育组织有系统的机构,他们不是扎根在地方的,没有选择体系,所以说不生产运动员,平时就是开展系统里面的群众体育活动,直到每次全运会、奥运会才临时组建队伍。他们常规的就一些教练员,这些教练员负责在比赛前四处网罗运动员,有的是省里面用不了的就送到这里。比如辽宁省现在的编制只有1300名,但是底下就有好多运动员,只有进入编制才有工资也才有系统训练的机会,所以有大量的运动员因此被卡下,这就成了行业体育协会选择的机会,有的是因为各种报名限制才临时以这个名义参加比赛。”魏纪中说。

孙英杰之所以在1995年离开辽宁体育协会这个体育大省的组织来到这个行业体育协会的背后原因是,“当时辽宁省队并不看好她”。孙英杰是参加小学的体育比赛上来的,不过当时进入市队的第一个星期,教练就曾对她下了驱逐令,说技术不好、动作不规范。后来,等要到省队的时候,她又再次因技术不规范的问题在马家军试训了三个月就被赶回来,这时候刚好碰到到处去物色各省备用人才的王德显。“这样的组织本身是松散的,它并不像其他地方协会系统组织训练,他们就是领着工资,自己安排训练,而比起地方体协,他们的资金力量相对薄弱,如果想要增加自己收入,就要四处参赛拿奖金。”

根据记者采访到的结果,一般运动员的工资即使拿了金牌以后也就1千左右,而奖金则是运动员、教练员和所属单位自己安排分配,“这些除了当事者谁也说不清楚”。而孙英杰家庭确实太需要钱了。根据之前孙英杰接受采访的说法,孙英杰的老家在沈阳市苏家屯区沙河镇的吴家屯,以前全家生活来源就是种的一亩旱地和七分水田,而孙英杰有姊妹三人,她还有孙英丽、孙小美两个妹妹,孙英杰的父母是靠10年时间在河里捞了5万多车河沙勉强养活一家人的,所以从小就特别能吃苦。孙英杰的荣誉一直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支柱。孙凤友2001年查出患肝癌后,两年来治病已经花去近6万元钱,大部分都是孙英杰的奖金和工资收入。“现在他的父亲还需要大量的治疗费用,而她的母亲因为胃病已经不能工作,整个家庭可以说都是落在孙英杰的身上。”一个熟悉孙的知情人士对记者说。

在采访中,一位国家队教练曾直接告诉记者,孙英杰的辉煌时期早已过去。“对她换了多种训练方法,但都不见效,孙英杰已经很难在世锦赛或者奥运会这样的比赛中获得好成绩了。事实上,火车头体育协会曾经在比赛前制定的夺牌目标很多需要孙英杰来完成,而教练和她本身的训练资金、养家的钱全都要来自于此,我也不能保证到底哪种压力可以促使孙英杰做出错误的选择——当然我还是要强调,从理论上不能排除被‘陷害’的可能,不过我个人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小的,其实有时候想想都觉得悲哀,在国内的十运会赛场上,还需要相互提防成这个样子,不管传言是真是假,我们应该反思的是本来口号是‘增强体质一致对外’的国内练兵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了?”
(本文感谢朱春明先生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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