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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流感疫区的湖南控制

2005-11-15 13:43 作者:王鸿谅 2005年第43期
山峦和丘陵所形成的半闭合环绕,成为射埠镇湾塘村的一道天然屏障,在中国南部版图上,这样的村落并不稀奇。而当突如其来的禽流感疫情随候鸟的迁徙造访这个村落的时候,这种相对半封闭的地理结构,成为了一道天然哨卡,“把仅有的几个出入口一围”,“除了天上飞的没办法,地上走的我们都能管”——这成为湘潭政府部门对于此次禽流感疫情防控颇为满意的一种描述。

山峦和丘陵所形成的半闭合环绕,成为射埠镇湾塘村的一道天然屏障,在中国南部版图上,这样的村落并不稀奇。而当突如其来的禽流感疫情随候鸟的迁徙造访这个村落的时候,这种相对半封闭的地理结构,成为了一道天然哨卡,“把仅有的几个出入口一围”,“除了天上飞的没办法,地上走的我们都能管”——这成为湘潭政府部门对于此次禽流感疫情防控颇为满意的一种描述。

在射埠镇所辖的50多个村落里,湾塘村无论是经济水平、人均收入或者人口密集程度等各个指标的比较,在镇政府工作人员的评价里,也就是“一般,中等”。而在整个湘潭县22个乡镇的辖区内,射埠镇获得的评价也是如此。两者都是那种在地方基层财政体系中,并不会被寄予太高希望,但也不会带来太多问题的地方。即便是突发的禽流感,对这个区域的地方经济,同样并不是最有杀伤力的灾难——成为核心疫点的湾塘村和平组,全部20多户百余名村民,饲养鸡鸭的不过15户,存笼家禽总数687羽——农作物的种植和生猪养殖才是当地人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弥散于当地政府部门的紧张情绪,很大程度上还是源于出现了那三例凑巧都食用过鸡鸭的不明肺炎病患者。

追溯不到元凶的疫情

湾塘村并不是一个偏僻的村落,它与一路之隔的鹤霞村紧挨着射埠镇的繁华地带。村里人通常都会带点得意地告诉外来人,“射埠镇上有的,就是我们这两个村”。进出村仅有的那几个路口,都紧邻着潭花公路——一条贯穿湘潭至花石的交通要道,湾塘与鹤霞两村正是隔此路相望。公路前年刚休整过,因为被雨水洗刷过的缘故,水泥路面看起来平整而洁净。湘潭至花石的客运中巴车都沿这条路经过射埠镇,当然,也经过湾塘村村口。

在禽流感到来之前,这里的生活不过是农闲时节南方农村最常见的模样,地里的庄稼早已收割,年轻人外出打工挣钱,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孩子上学、老人看家,日子波澜不兴,人们习惯性的等待着即将到来的阴冷而潮湿的冬季,把更多的希望和打算放在来年的春天。打破这平静的,是湾塘村和平组里发生的异常。

“大概是(10月)7、8日左右,鸭子回来以后脑袋一扯一扯的,开始死就到了10日、11日了”,这是村民刘立秋的母亲张清莲面对摄像机镜头的回忆。最开始并没有太在意,等到鸭子大量死亡,全家人才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一次死一二十只”,根据当地政府部门后来统计,到10月18日,刘家总共饲养的鸡45羽、鸭390羽中,死亡总数超过400羽,其中鸡42羽,鸭360羽。或许因为刘立秋算是组里的家禽养殖大户,所以疫病在他家显出的杀伤力更为明显,全组只有15户养殖家禽,总数也才687羽,发病的死亡数字总共是545羽,刘家占到绝大多数。

家里剩下的活禽屈指可数,对于刘立秋一家来说,等于花费在这批7月初刚从外地购买回来的鸭苗身上的努力全都泡汤了。不仅如此,三个多月辛劳,最后竟成为全组、全村、甚至全镇灾难和恐慌的间接源头——根据当地防疫部门的调查结论,刘立秋家的家禽,是最先出现发病症状的。10月21日,湖南省兽医总站检测的结论是“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疑似病例”。10月25日,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公布“此次疫情为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初步怀疑为水禽带毒所致,疑与候鸟迁徙相关”。

于是这场追溯不到元凶的疫情,最直接的损失,都落到了那些还闹不清楚什么叫做“禽流感”的村民身上——按照传统方式在水边放养的鸭子,怎么就突然被那些天上飞的鸟儿感染了呢?大规模的家禽扑杀,开始于10月19日,远在湖南省兽医总站的检测结论之前。“以和平组为中心,对周围3公里范围内的家禽全部实施紧急扑杀,按照自然村地形地貌涉及121户,扑杀、焚烧、深埋家禽2487羽,其中鸡1663羽,鸭824羽”。给村民的赔偿标准,是每只10元。

不论过程如何,这其中损失,射埠镇政府部门也承认“十分严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农户按照传统方式饲养的土鸡,在市场上交易能卖到七八块钱一斤,而现在每只补偿10块,农户心里并不乐意。而另一方面,家禽补偿不过是一个环节,由疫情而来的连锁反应远不止这些,防疫、消毒以及疫情监控,地方财政需要面临的考验显然更为深远。

突如其来的不明肺炎

湾塘村的15个生产小组里,经济状况最好的是白云组,原因很简单,按照射埠镇政府工作人员的说法,“因为白云组是生猪养殖的大户”。在整个湘潭县,生猪养殖和农作物种植才是村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平均养一头猪可以赚150元到200元”。这是惯例,只是今年的情况十分特殊,因为四川猪链球菌感染事件影响,整个生猪销售链环都受到波及,今年养的猪,非但不能赚钱,反而还得倒贴,用当地人的说法,好比“卖一头猪,还要打一个包封(红包)”。村民们寄放在家禽身上的致富希望,远没有生猪养殖来得多。在候鸟迁徙的这段时间里,真正困扰当地人的问题,并不是鸡鸭。

事实上,单就家禽的死亡数量而言,湘潭的疫情相比辽宁黑山不过是冰山一角,之所以会吸引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归结起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刚巧出现了3例不明原因的肺炎患者。患者之一,12岁小女孩贺茵的死,成为诸多猜测和惊恐蔓延的起点。

对于这3例病患,卫生部新闻发言人11月6日作出正式通报。这份官方文件措辞十分严谨,死者贺茵是通报中的“病例一”,这个12岁女孩的所有事情被简化成这样一段不带情感的叙述:“湘潭县射埠镇某中学一年级学生。10月16日上午以‘重症肺炎’收入湘潭市妇幼保健院,当日中午转入湖南省儿童医院,17日上午因‘双肺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抢救无效死亡。采集患者发病后的标本,H5N1禽流感相关检测结果为阴性,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相关检测阴性。”她9岁的弟弟贺俊尧,是“病例二”,相关描述同样简单:“湘潭县射埠镇某小学三年级学生。10月17日入住湘潭市妇幼保健院,18日晚转入湖南省儿童医院,并隔离治疗。从10月22日开始,体温恢复正常,临床体征和各项检查指标趋于正常。患者咽拭子标本和血清标本检测,除1份H5可疑阳性外,其余H5N1禽流感病毒相关检测均阴性,SARS相关检测阴性。”“病例三”是36岁的中学老师宋湘波,“10月24日到湘潭县中医院就诊,胸部X线显示‘左下肺肺炎’,同日下午到湘潭市中心医院就诊并被收入住院。经抗生素治疗,患者体温恢复正常,病情稳定好转。患者咽拭子标本和血清标本,H5N1禽流感相关检测均阴性;SARS相关检测阴性”。

关于这3例病患的结论,显然经过字斟句酌,“经流行病学调查,贺氏姐弟家属的湘潭县射埠镇湾塘村发生了禽流感疫情,姐弟均与病死家禽有过密切接触”,“鉴于湘潭县射埠镇湾塘村最近发生H5N1禽流感疫情,专家综合分析认为,3例病例目前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但不能排除人感染H5N1禽流感的可能,确切病因需要实验室进一步检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有关实验室检测正在进行之中”。

小女孩贺茵之死带来的诸多猜测,现在似乎已经慢慢平息下来,随着贺俊尧和宋湘波的逐渐康复,相关当地政府部门,乃至医院系统,都从最初的紧张状况中缓解下来,转而将矛头对准那些依旧对病因充满好奇的探究者,这种探究被认为是“无聊的不依不饶”,甚至“干扰了医院的正常工作和患者的正常生活”。曾经因痛失爱女而哭诉的贺家人,态度也变得出奇地平静,记者把电话直接打到贺家,贺茵母亲的答复显得更像是新闻发言人,即使不谈论贺茵,只询问关于贺俊尧的近况,答复依旧是“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好发言”,或者是“这个我们不好说,新华社会有统一的新闻发布”。而同样被频繁打扰的宋湘波老师,对于需要一再重复回忆发病之前杀鸡时的诸多细节,的确也显得不太耐烦,病房白天有专人值守,到了晚上才会有空档,所以可以想象,宋老师病房中的夜晚,并不能给他足够的宁静。

11月11日,9岁的贺俊尧得到了省儿童医院的专人护送返乡,继而受到了当地政府官员的迎接,最后家人还宴请了附近的邻居,这是一个气氛融洽的晚宴。

湾塘村的“疫区生活”

湾塘村里并没有水泥路,延伸到公路近旁的,也是一条两米左右,仅容一辆卡车通过的土路,这路的一侧是自然形成的土坡,另一侧是一排依地势而建的民房。村口被环绕得酷似一个瓶颈,村子里更广阔的腹地,在丘陵包围中,散布着全部15个生产小组,1300多人。站在村口公路上看得到的,只是很小的一个角落。这个原本在地图上也并不明显的标识,因为突然到来的禽流感疫情,现在已经被用特殊的方式突显出来。离村口最近的两层楼民居成了疫情防控的工作点,立起了白底红字的牌子,端坐着穿淡蓝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村口的路上撒满了生石灰,两天的大雨冲刷过后,土坡旁泥地里还是能清晰的看到掺杂其中的白色痕迹。

如果有车辆从村里开出来,会被喝令停住,穿着防护服的人员用装有消毒液的龙头把四个车轮喷射一番,然后放行,工作人员甚至并不需要核对车牌——“这么多天了,村里就这些人,怎么说也看了个眼熟了”。出来的车辆,基本上都是村民自己买的货运卡车,在附近揽些短途运输的活,湾塘村里拥有这种货车跑运输的人并不太多,也就十几二十户,所以,这个村口的车辆出入并不是太频繁。至于出入的村民,就更少了,农村原本就是相对自给自足的小环境,加上是农闲季节,没了鸡蛋家禽的交易,在镇上菜场上的蔬菜买卖,一般早上就结束了。除了生活必需品的购买,村民们更习惯在各自家中打发时间。实施医学观察的病例密切接触者和湾塘村病死家禽密切接触者共192人,也都留在村子里,他们的这种医学观察,简单说就是测量体温,并没有专门划出区域来隔离。到记者截稿时止,除一人患“急性支气管炎”外,其余均未出现异常。唯一需要频繁进入的,就是运送消毒用生石灰的卡车了,开车的年轻人说自己现在每天要去30公里外的射埠水泥厂拉三次生石灰,每次八吨,这些都是要给村里消毒用的。至于运输的费用,他笑而不答,“总不至于让我白跑吧”,至于为什么是自己能揽到这样的活,他笑得更厉害,“那肯定是认识,关系还不错,才会叫我啊”。

比较而言,这种疫情监控点更重要的任务,并不是控制本村人出入——村庄里的生活依旧保持着自己的常态;而是阻止外来人员的试图进入。这种防控显然才是最让工作人员头痛和紧张的,根据湘潭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虞也的说法,“这是国家有明确规定的,省里市里都有明确规定,疫区和疫点是不能随意进入的”。所以在畜牧系统的工作人员之外,湾塘村的监控哨卡还会配备县委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每当负责严防死守和巡查的当地公安和疫情防控人员“请出”试图进入村子的外来人员,便会交由宣传部门的人员来做协调。射埠镇村民的热心和积极配合,也使得这种对外来人员的识别和排查变得非常容易,穿着打扮口音和打听的问题,统统都成为村民们辨识外来人员的标识,他们的表现也变得出奇一致,或者笑容满面,或者十分不耐烦,结论都是一样——“去政府问”,更热心者,还会主动找来政府工作人员。某种程度上,村民们的这种抵触不难理解,想象一下,那些在隔离的疫点里,失去了自家财产,好容易从惊恐和难过的混合情绪中调整过来,重新回到先前生活节奏的村民们,面对那些能够从头到脚全副武装进入疫点的外来人员,心理是否能保持足够平静而不产生任何一点抵触?

射埠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开始表现出“不堪其扰”的压力,按照他们的说法,镇政府里140多名工作人员,除了后勤等几个部门有几个人留守外,其余人都已经下到疫区和周边的乡镇做各种协调工作去了。也许是因为这种“工作压力”,若是外来人员对政府部门的询问表现出不配合,这种询问就会开始往不耐烦甚至粗暴的方向转变。工作人员最津津乐道,却并没有机会使出的杀手锏是“强制隔离观察”,按照他们的说法,禽流感的隔离观察期限是21天,比SARS更甚。

这里的工作人员会自己感叹,近年来射埠镇经历过的最热闹的两件事情,一个是宋楚瑜回乡,一个就是禽流感了。前者是第一次有那么多外来人员汇集射埠镇,所以整个领导班子,乃至湘潭县的相关部门,都“经历了一次大练兵”。期间的种种经验,顺理成章地延续下来,在这次的禽流感事件中得到了充分应用和发扬光大。这些已经“见过大世面”的工作人员和村民们,显然已经逐步练就不会轻易受到外来人员干扰的本领。

一些闲散的村民聚拢在村口的监控点旁边拉着家常,如果碰巧有外来人员也在这里,他们还会饶有兴致开起玩笑,有对陌生人的好奇,也有对陌生人的不屑和不耐烦。他们努力的方向,跟政府有了异常的默契——回复到先去的平静和生活节奏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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