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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罗德·品特

2005-11-03 09:27 作者:薛巍 于萍 2005年第39期
品特在现实主义的外表之下,探索的是翻腾于表面之下的复杂的心理状态。场景通常很普通,人物在封闭的房间里诙谐地谈论日常生活。比如在1964年的《还乡》中,特迪和他的妻子鲁思一起回家去见他的家人。品特在这部剧作中像在其他剧作中一样,想“从自然主义的根源中找到一个诗意的、隐喻的维度。戏剧开头好像非常的自然主义,但是变得越来越神秘”。

10月10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仍未揭晓。这一天,博彩网站Ladbrokes上的赔率发生了新变化:叙利亚诗人阿里·艾哈迈德·塞得的赔率是7∶4,排第一;随后为美国作家乔伊斯·卡洛尔·奥兹,赔率7∶1;菲利普·罗斯,赔率9∶1;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赔率9∶1。同一天,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迎来了75岁大寿,他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参加名为“哈罗德·品特戏剧艺术节”的开幕式。后来品特这样记录这一天:“那是我经历的最奇妙的周末。戏剧艺术节让我十分激动,可由于健康原因我必须拄着拐。结果下车的时候拐滑了一下,我摔在马路沿上,血流了一地,我磕破了头。这让我在医院呆了4个小时,左额缝了9针。一瞬间我觉得生活真美好,一瞬间又觉得自己快死了……”3天后,哈罗德·品特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通常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宣布于各项科学奖之后、和平奖和经济学奖之前。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宣布时间推迟了一个星期。瑞典学术委员会否认这跟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克努茨·安隆德在11日宣布退出评委会有关,克努茨说去年的得主耶利内克公开做淫秽描写。诺贝尔文学奖也屡屡曾被指责太过政治化,品特曾公开批评布什和布莱尔,今年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是否也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呢?《标准周刊》一篇文章说:“瑞典以高自杀率而闻名。但是漫长、黑暗的冬季令一个普通瑞典人心理崩溃只是一场个人悲剧。相形之下,一个像瑞典学院这样的公共机构道德上的自杀更让人烦恼。”这份鹰派杂志的见识也真是令人不胜其烦。

得奖后的品特在伦敦的家门口迎接蜂拥而至的探访与祝贺。他左额头贴着胶布,表情很僵,这样的喜事从天而降对他来说像个折磨,他似乎没有及时地将心里的内容反映在脸上。他反复说的一句话是:“我被这个消息深深打动了,不知道说什么好。”当天英国SKY新闻频道播报新闻时用了这样的方式:下面是一条关于哈罗德·品特的重要新闻,品特怎么了?他死了吗?不,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英国《卫报》的评论是:“哈罗德·品特是硕果仅存的伟大剧作家,他的名字甚至被用来代表英国戏剧创作的一个流派‘品特派’。他获得过‘托尼戏剧奖’、‘纽约戏剧批评家奖’等,诺贝尔文学奖将荣誉授予他,是挽回了这个总是犯错误的奖项的声誉。”而来自美国《The New Criterion》说法却是:“诺贝尔文学奖又一次证明了它的荒谬。品特的戏剧完全是萨缪尔·贝克特的翻版——过于热情洋溢,又是彻头彻尾的二手货。他能够名存于世全依靠那些偏激的政治言论,他疯狂攻击美国政府,却搞不清楚布什究竟是个恶魔还是个天才。”

品特在1980年以前即以剧作家的身份闻名。他与贝克特相提并论,是因为二者都曾被认为属于荒诞派。品特作品中的人物常常身份不明,或言行举止缺乏明显动机,而清晰、中规中矩的情节以及结尾在他的剧中并不多见。他曾这样阐述戏剧:“现代戏剧的主要任务不是塑造人物,剧作家没有权力深入剧中人物的内心深处,妄想诱导观众通过其塑造的人物的眼睛去观察外界事物,剧作家在剧中能够给予观众的,只是他自己对某一特定场景的外观和模式、对随着剧情不断变化的事物的一种印象,以及他本人对这个奇妙的、变幻中的戏剧世界的一种神秘感觉。”这种神秘感觉在品特27岁写成的第一部戏《房间》中就已展现:一个神秘来客闯入一间半地下公寓,场景集中于逼仄狭小的房间,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剧中人物绝望恐慌。这些特点被总结为几个关键词:“品特式的房间”,“静默”,“胁迫感”,汇集一处被叫作“品特派”(Pinteresque)。

《纽约时报》的剧评记者本·布兰特利写道:“品特先生被恰如其分地视作他的朋友和老师、爱尔兰剧作家贝克特真正的继承人。像贝克特一样,品特创造了一个悲喜交织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意义飘忽不定,记忆谎话连篇,人们不仅背叛他人,还背叛自己。不同的是,贝克特的戏剧的背景大多是荒凉的劫后之地——《等待戈多》中的枯树和荒野,《美好的日子》中的小丘;品特先生则坚定地将无边的忧虑置入日常世界之中。”1969年贝克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如今,品特成了第103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品特在现实主义的外表之下,探索的是翻腾于表面之下的复杂的心理状态。场景通常很普通,人物在封闭的房间里诙谐地谈论日常生活。比如在1964年的《还乡》中,特迪和他的妻子鲁思一起回家去见他的家人。品特在这部剧作中像在其他剧作中一样,想“从自然主义的根源中找到一个诗意的、隐喻的维度。戏剧开头好像非常的自然主义,但是变得越来越神秘”。

在《还乡》中,已经成婚6年的特迪和鲁思遭到他的弟弟和父亲的言辞攻击,甚至离动手也已经不远了。首次见到鲁思的特迪的弟弟蓝尼要拿走她的镜子,发生了如下对话:蓝尼:现在也许我要拿走你的镜子。鲁思:我还没用好。蓝尼:我觉得你用得够久的了。鲁思:我不觉得很久,列奥纳多。(静默)蓝尼:请你不要这么叫我。鲁思:为什么不能这么叫?蓝尼:那是我妈给我取的名字。这就是典型的品特式的对话,如诺贝尔委员会的颁奖词所说:“在简单的情节中,戏剧性从斗争和躲藏与追问的对话中涌现出来。他让我们看到在最通常的谈话中包含的支配与降服。”对话说说停停,吭哧吭哧,如细流穿越堵塞的沟渠。它们所说的,用一个字就可以概括——权力。剧中人,无论是丈夫和妻子,还是父亲和儿子,或者是愚蠢的罪犯,他们之间控制权的交替制造出高度的紧张。品特曾经说他的戏剧写的是“酒柜下的黄鼠狼”。在不确定的威胁之下,男男女女尽力争取通过控制不可知者来控制他们的同类。

本·布兰特利说:“所有的学术刊物和时事通讯都在全力探究品特作品的主题和创作意图。但是,是他的形式让他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家。内疚、移情、侵犯、困惑、无尽的恐惧——这些都不仅通过戏剧的形式和结构、而且通过剧中的对话和静默传达出来。脱离上下文引用他剧中的对白捕捉不到这一过程。他的对话的力度来自简单的语词和句子的累积,他们在被重复的时候会变化色泽和形式。”

观众就是从静默中感觉到对话背后的可怕和危险。品特曾向英国演员迈克尔·霍登抱怨说:“迈克尔,我写的是停顿,停顿,停顿。你给我演的却是停顿,停顿。”一位导演说:“我们都从品特那里知道了停顿的力量。它们甚至比语句还重要,因为它们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在剧场里。”

品特甚至催生了一个英语单词“品特派风格”,用来指充满威胁的情境,日常对话中包含凶狠的争夺。“品特不动声色、永不妥协的风格让我们想他之所想,从而迫使我们在表演在我们脑海中挥之不去之时,去追问最简单的社会交往的方方面面。品特打开了一道通往没有尽头的走廊的感知之门。”

品特还有另一个与控制相对应的主题:记忆。对一个已经消失的、安全、确定的世界的记忆反复出没于我们的生活。在让品特名利双收的《看门人》一剧中,一位徒步旅行者受到一个大脑受到损伤的人的款待,后来这个人利用他来对付比自己聪明的弟弟。该剧讲的是权力和白日梦:控制欲和人对虚幻的需求。他不断写到时间、记忆、过去对现在的凌驾。

品特式阴冷狭小、四壁高耸、充满幽闭气质的房间,始终是他戏剧的表现场景,《美国戏剧》杂志说:“品特作品的变化只表现在房间墙壁的材制,以及布景由熏肉变成了鸡蛋,但显然房间的墙壁越坚固,品特就越受推崇。”这种场景下的人物总要迎来一个不速之客,要么吞吞吐吐,要么滔滔不绝,这种充满停顿的语言被称为品特式的“静默”——目的是掩藏真实意图,话里有话。按品特的说法,他是为了表达:“真实与谬误并无明确分界,它们不是非此即彼,却是时时共存。”《哈罗德·品特生平与作品》的作者迈克尔·毕灵顿曾将品特的语言与贝克特做了番比较:“在贝克特的剧本手稿中,总能见到‘vaugened’的标注,这是贝克特的自创词,意思是去除过于个人化的表达,换成更容易普遍理解的词汇;而品特的剧本却充满简短的、跳跃的词,非常个人化。”这样的戏看上去不是要讲故事,却是在谈哲学,因此品特的戏剧总以晦涩难懂著称。他与评论家的关系不好(他曾说:“评论家是没用的废物”),也在剧作《归乡》公演时引得观众大骂:“这也敢叫戏剧?”并纷纷退场。但高深莫测也带来景仰,他的御用导演Peter Hall赞曰:“那种痛苦、自私、无耻、胁迫感正是我们的写照。品特不是要提供答案,他的戏剧展示了人性,却不解释人性。”而《哈罗德·品特生平与作品》一书则将剧作家的作品内涵归纳为:拒绝富有逻辑的故事性,通过对人们生活的瞬间一瞥来展现现代人内心的惊恐。品特的戏到底演的是什么,剧作家曾用他那非常个人化、简短的语言总结:“你家鸡尾酒柜里那只夜夜不宁的鼬鼠。”

到2000年,品特已经写了29部戏剧,24部电影剧本,2002年患上食道癌,文学创作渐疏。但剧作家的政治“声望”却在提高。今年2月,他宣布停止剧本创作,主要参与政治活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用政治观点解释以往作品。品特将早期的《生日宴会》、《守门人》用人道主义、自由、民主这样的字眼重新阐释。这种做法招致猛烈抨击。《当代评论》杂志翻出品特1961年的一段访谈:“我从不为观众写作。如果总担心自己的作品能被多少人理解接受,那我该去干别的,比如传道士或政治家。我为自己写作,而不是为了宗教或政治。”这番言论,与品特如今政治化戏剧作品的做法对比强烈,品特对此也有解释:“在我二十来岁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些剧作是政治化的,但现在我认识到了。”戏剧之外,他也时时针砭时弊(主要抨击美国):1994年,他在《纽约书评》上撰文将美国政府称为“美帝暴政”;1996年,他以“不能接受争议政府”为由,拒绝了爵士封号;1999年,他针对科索沃战争抨击北约的干涉;2001年他加入了保卫米洛舍维奇不受审判的国际组织;2004年,他批判美、英联合发动伊拉克战争……

时常的偏激政治言论让品特多少有点不见容于世。1995年他在英国大卫·科恩文学奖颁奖礼上说:“我知道大家把我形容成一个高深莫测、沉默寡言、乖戾暴躁的人。你们都叫我‘那个愤怒的老头’。”

品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英国媒体开始为剧作家的为人翻案,《卫报》叫他“绅士”,美国人却坚持称他“无赖”。按照托尔斯泰的说法,探究一个作家的为人时常找不到要点,因为他的生命已经融进了作品中。正是品特剧作与政治的关联才引发了如此迥异的评论。诺贝尔文学奖艺术性与政治性的话题又被重提,二者关系也许可以套用品特的“真实谬误论”:艺术性与政治性并非永远界限分明,它们不是非此即彼,而是时时并存。获奖后的品特也将这番话重新演绎:“作为一个艺术家,可以容忍真实与谬误的模糊;作为一个公民,我必须知道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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