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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家》与家

2005-10-25 12:47 作者:李菁 2005年第40期
巴金与大哥的最后一面是两年前,那时巴金刚刚结束他在法国20个月的生活不久,分别六年的哥哥从四川赶到上海来看他。两兄弟相见甚欢,手足之情并未削弱,但巴金感觉两人思想的差异“却更加显著了”,哥哥“完全变成了旧社会中一位诚实的绅士”。

活了一个世纪的巴金给后人的印象温和而谦逊,但在那个时代的那个家庭里,像他小说《家》里的觉慧一样,巴金却扮演了一个激烈的“叛逆者”的角色;与他资质及成长背景极其相似的两个哥哥,并非没有反叛的冲动和决心,只是在更激烈的弟弟面前,他们不得不各自去“认领”这个大家庭必须有的那个隐忍的、委曲求全的角色。或许也可以这样说,正是两个兄长作出的精神牺牲和物质牺牲,才成就了巴金和巴金的小说。

大哥之死与“觉新”之生

不知是巧合抑或暗示,1931年4月19日下午收到大哥自杀的电报时,27岁的巴金正写到《家》的第六章,那一章的标题恰好叫“做大哥的人”。就在一天前,巴金这篇最初以《激流》为名发表的小说在上海《时报》第一次开始连载,大哥“觉新”刚刚开始了他在纸上世界的生命,并借助于《家》自此获得延绵不绝的生命力,生活中的大哥李尧枚却在第二天用自己亲手配制的毒药切断了他与这个俗世的一切牵绊。

巴金与大哥的最后一面是两年前,那时巴金刚刚结束他在法国20个月的生活不久,分别六年的哥哥从四川赶到上海来看他。两兄弟相见甚欢,手足之情并未削弱,但巴金感觉两人思想的差异“却更加显著了”,哥哥“完全变成了旧社会中一位诚实的绅士”。

那时的巴金并不知道,此时的大哥,正很吃力地维持着这个庞大的家族。不知是出于好面子还是怕自己寄予厚望的弟弟失望,李尧枚也从不让巴金知道家里日渐窘迫的经济状况。1926年,巴金专程赴苏州东吴大学探望已放寒假的三哥尧林,跟三哥谈起准备去法国留学,但怕增加大哥负担的尧林不置可否。巴金考虑了一两个月之后,“终于向大哥提出要求,要他给我一笔钱作路费和在法国的短期生活费”。李尧枚收到弟弟的信,先是强调手头拮据,无法筹款,后又写信劝巴金推迟两三年出国。但巴金“当时很固执,不肯让步……坚持要走”。

大哥李尧枚是家中长子,“过着一位被宠爱的少爷的生活”,喜欢化学的大哥以第一名成绩从中学毕业时,他的人生规划是投考上海或北京的名校,再赴德国深造。但父亲却令他早早成婚。虽然已和一位姑娘有了“旧式的若有若无的爱情”,但他还是遵从父命,娶了父亲抓阄定下的张家小姐。为了补贴家用,他虽然伤心地大哭一场,却只能再一次遵从父命,为了24元的月薪踏入社会。

巴金形容自己在这个大家族里的生存哲学是“我要做自己的主人,我偏要做别人不许我做的事”。革命家丹东的那句“大胆、大胆,永远大胆”也成了鼓励他对抗家庭束缚的精神信条。

但作为一个大家族的长房长孙,李尧枚没有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虽然早年的他经常买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阅读并带领弟弟们热烈讨论,从而在无形中扮演了启蒙者的角色,但父亲遽然去世后,二十出头的李尧林就开始艰难承担这一大族的生活。巴金发现大哥在那时的环境下变成了两重人格的人:一会儿是旧家庭暮气十足的少爷,跟弟弟谈话时又是一个新青年了。“当时他们还把我看作一个小孩,却料不到我比他们更进一步。”

也正是在最后一次相聚中,巴金告诉来上海探望他的大哥李尧林,他想一部小说《春梦》(即后来的《家》),把自己家的一些事写进去。“《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回川后的大哥写信告诉弟弟,自己看了《新青年》那些文章后,自己就想写一部书,但实在写不出来,既然弟弟想写,“我简直欢喜得不得了”。

伤感是这一次重逢,李尧枚送了弟弟一支价格不菲的钢笔,巴金为他买的一张唱片,他知道弟弟喜欢听,临别时又执意还给弟弟。“文革”后,巴金发现了四封大哥李尧枚写给他的信。从李尧枚留下的文字来看,他也是位极其细腻而柔情之人。“亲爱的弟弟,当你们送我上其平轮(注:李尧枚离开上海返回四川时乘坐的船)的时候,我的弱小的心灵实在禁不起那强烈的伤感,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下来,把许多要说的话也忘记了……弟弟,我人虽回到成都来,弟弟,我的灵魂却被你带去了……”

为了振兴家业,李尧枚卖了田去做投机生意,害了一场大病后却发现钱已损失了一大半。“他回到家里,等着夜深人静,拿出票据来细算,一时气恼,又急又悔,神经病发作,他把票据全扯碎丢在字纸篓里。”第二天清醒过来,碎纸早已被倒掉,家里彻底破了产。李尧枚不愿死,三次写了遗书,又三次毁了它。在第四次写了一封二十多页的遗书后,他终于喝下毒药。

《家》中高家长子那个隐忍而懦弱的“觉新”,早已定格在一代又一代读者心中,“我责备自己为什么不早把小说写出来,让他看清前面的深渊,他也许还有勒马回头的可能。我不曾好好地劝告他,帮助他。”巴金后来说,关于小说里的觉新自杀还是不自杀,他斗争了好久,最后在《秋》里几次把觉新从自杀的危机中拯救出来,“觉新没有死,但是我大哥死了”。巴金借《家》中的“觉慧”之口说,“为不是大哥的自己十分庆幸”。

三哥之死与巴金之痛

14年后,巴金再一次体验了突失手足之痛——1945年,三哥李尧林因病在上海去世。

大哥破产自杀,家里只剩下16个银元。而身后是一个支离破碎、却有十几口要养的大家。养家的担子落在次子李尧林身上。1904年出生的巴金之上有二兄二姐,李尧林本是巴金的第二个哥哥,依照大家庭习惯,巴金则称李尧林为“三哥”。

巴金其实是与三哥李尧林一道,走出那个大家庭的。1923年4月,已在成都外专读了两年半书的尧林和巴金得悉,由于没有中学文凭,因而不能领毕业证书,尧林就想出了赴上海读书的主意。他们说服了二叔和继母,一起乘船驶离了家乡,从此开始各自不同的人生漂泊。

一端是不得不负担家里重任的大哥,另一端是一心要冲出旧式家庭桎梏的弟弟,处在中间的李尧林无奈地扮演着调和者的角色。当年,在弟弟巴金执意让大哥筹钱为自己去法国后,李尧林写信给巴金,劝他经常给家中写信,此外,“你自来性子很执拗,但是你的朋友多了,应当好好的处,不要得罪人使人难堪,因此弄得自己吃苦……”

“这些话并不是我当时容易听进去的”,李尧林死后,巴金在纪念文章里不无懊悔地写下这句话。李尧林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家中经济已发生困难,他便靠做家庭教师缴纳学费和维持生活。“我回国后才知道三哥的生活情况比我想象的差很多”,1929年,巴金与大哥在上海相聚之前,也曾邀约三哥。但李尧林告之因暑假要给学生补课并没有赶到上海,那时的巴金并不能体会,从北京去上海的路费对三哥来说实属困难。为此,他也错过了与大哥的最后一面。

毕业于燕京大学外文系的李尧林资质并不在巴金之下,但在十几口人的生计面前,他放弃了可能的“自由”生活。在天津南开中学做教员,每月领了薪水便定时寄款回家,支撑十几口人的生活。稍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那时的巴金已经在文坛有了足够名声,但不知是因为名声并没形成经济能力,还是已决心彻底走出旧家庭的他在此方面并不在意,家庭负担全部压在三哥身上,“那些未实行的计划像空中楼阁似地一下子完全消失了”。

如果说大哥是为了巴金作了精神牺牲,那么二哥李尧林则为巴金更多作了物质牺牲。三哥李尧林在南开中学的宿舍里住了十年,巴金来天津三次看望三哥,每次都看出哥哥的“疲倦,寂寞和衰老”,但李尧林总是淡然一笑,对自己的生活从无抱怨。“生活费越来越高,他没有力量维持下去,然而不开口,他只是剥夺他可怜的最低的享受。”李尧林的朋友李健吾说。不仅如此,李尧林也不敢回应周围投来的那些或明或暗的含情目光。

1933年,李尧林从天津到上海探望巴金,兄弟两人有了充分的交流时间。那时巴金的《激流》已在报纸连载完,三哥也知道弟弟对“家”的看法。“我说,我不愿意为家庭放弃自己的主张,他却默默地挑起家庭的担子。”巴金后来才意识到,三哥李尧林“不单是承担了大的牺牲”,“应当说,他放弃了自己的一切。他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往前走多么困难,他毫不后悔地打破了自己建立小家庭的美梦”。

1939年某一天,正在上海的巴金听到楼下喊自己名字的声音,从窗下看去,正看到仰起头看自己的三哥,他几乎没认出来又黑又瘦的面孔。李尧林在上海住了下来,开始动手译书,但身体已每况愈下。那时的巴金也开始写《秋》,每写完一章都要拿给李尧林看并请他提意见。《秋》出版后,巴金动身去了昆明,李尧林继续他在上海孤苦的生活。

1945年,已经在贵阳结婚的巴金在得知抗战胜利的消息后,马上打电报给已失去联系多日的三哥。李尧林回电:大病初愈,盼速归。巴金夫妇多方奔走,花了两个多月赶到上海后,才发现三哥早已病倒。李尧林起初不肯进医院,巴金也没有再坚持。待后来听三哥自己念叨“我觉得体力不行了”,“还是早点进医院吧”时,才急急把李尧林送进医院。
躺在医院里的李尧林日渐衰竭,但对探病的朋友总是说“蛮好”。去世前两夜,三哥突然醒来,对陪伴自己的巴金长叹一声“没有时间了,讲不完了”,有点害怕的巴金劝他好好睡觉,有话明天说。这却是他们兄弟的最后一面。

李尧林只在医院坚持了七天便离开了人世。病因是“肋膜炎”,身边的人却相信他其实是死于长期的营养不良。闻讯赶来的巴金站在三哥旁边,“没有流一滴眼泪,却觉得有许多根针在刺我的心”。“是我封了他的嘴,让他把一切带进了永恒”,“我抱怨自己怎么想不到他像一支残烛,烛油流尽烛光灭,我没有安排一个机会同他讲话,而他确实等待着这样的机会”。

生活中的“觉民”也死了。把有限的全部收入都贡献给老家的三哥,死后只有一把“金钥匙”留给弟弟。这是他当年因成绩优秀而在毕业时得到的燕京大学的奖励,这把“金钥匙”,见证了三哥的优秀,也铭记了他为家庭所作的巨大牺牲。

“他并非不是斗士,我们一直把他看作《家》里面的觉民,随着三弟觉慧打出腐朽的世纪,独自、孤单单一个人,在燕京大学念书,在南开中学教书,以李林的笔名翻译外国杰著……他没有‘琴’,永远也没有那一位鼓舞他向前的表妹……”李尧林的朋友、著名作家李健吾形容他眼中的三哥。很多人问三哥,谁是他的生活中的“琴”表妹,李尧林总是淡淡一笑,回答,那是弟弟的“制造”。

三哥死后,那一大家子的生活依次落在巴金身上,也许这时候的他对两位哥哥的处境才有了更多了解。“我们三兄弟跟觉新、觉民、觉慧一样,有三个不同的性格,因此也有三种不同的结局”。巴金后来通过大量文字,表达他对两位兄长深深的负疚之情,他懊悔自己有些任性的执拗,不体谅大哥的处境,也没有多分担三哥的负担。

李尧林被巴金安葬在上海虹桥公墓。后来,李尧林以“李林”名义翻译的《悬崖》和别的书出版,巴金用这笔稿费为他两次修了墓。墓上用大理石刻了一本摊开的书,书中有字:“别了,永远别了。我的心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家。”那是巴金从李尧林以“李林”名义发表的译文中挑选出来的一句话。1945年底,巴金与萧珊的第一个孩子出世,巴金将她取名为“小林”,以纪念在这一年逝去的三哥。

“文革”中,正在牛棚里的巴金听说虹桥公墓在“破四旧”风潮下被砸毁,石头搬光,尸骨遍地,惊得一身冷汗,“只希望这是谣言”,却连打听消息的时间和权利都没有。待终于恢复自由时,却发现整个公墓已荡然无存,三哥李尧林连那最后的小小的“真正的家”也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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