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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陵——窥看历史的侧面

2005-09-20 14:11 作者:朱步冲 2005年第36期

从郑州巩义市驱车,沿着新开设的开洛高速公路往南行驶大约半个小时,一些郁郁葱葱的覆斗型丘陵就逐渐出现在地平线上,与周围嘈杂的工地,翻斗车和新兴工业区极不和谐。“这些陵墓统称七帝八陵,除了北宋灭亡时被金朝掳去的徽宗、钦宗皇帝,从宋太祖到宋哲宗七个皇帝,再加上太祖赵匡胤的父亲,都葬在这里。”陪同我们的郑州市文物处前处长于小兴说。整个宋代皇陵区的面积大约是150平方公里,从孝义镇,一直绵延到蔡庄、常村与西村镇。在8月午后的烈日下,已经荒废成土堆的鹊台、角楼与石像生(神道石雕)稀疏地散布在农家的玉米地与杂草丛生的田野里,于小兴告诉我们,为了防止1996年永泰陵“客使”石像头被盗的案件再次发生,河南省文物局已经耗费巨资在这些4米高的庞然大物下安装了先进的警报装置,不过由于陵区面积太大,且常常开垦为耕地,所以无法对其进行系统保护。靠近公路,位于蔡庄地界内的真宗永定陵算是保护开发最好的,好歹有一处简单的工作站,不过依然有劳作后的村民懒散地躺卧在石狮底座旁乘凉,享受一下短暂的午休。对于他们来说,这些千年以上的遗迹所承载的意义已经变成了一些记忆的碎片,“宋朝皇帝的坟”,是他们对陵墓的统称。

不过,在宋人眼中,这片靠近310国道,黄褐色黏土到处可见的土地并非是随意选定的,“按照宋代的五音利姓说,巩义最符合建‘阴宅’,赵姓属于角音,对应五行中的木,木生东方,阳气在东边的开封,所以皇帝必须在西方安葬,且陵区的地势必须东高而西下。巩义东南山多,峻极峰海拔1440米,比西北的邙山高得多,西有洛河北流,进入黄河。从堪舆学角度讲,南山北水,是富贵不断的地势。而且从太祖开始,宋朝许多皇帝就想把都城迁到洛阳,已经把洛阳称为西京,选定皇陵在临近洛阳的巩义,已经是在为迁都做准备”。

尽管如此,宋陵的风水并未给这个王朝带来足够的好运,1126年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攻破京城汴梁,也顺便焚毁了宋陵的建筑,并“小墓揭顶”,“大墓挖洞后缒绳而下,”公开盗掘。南宋文人韩在《涧泉日记》中记叙,1148年南宋太常寺少卿方庭硕,乘出使金朝的机会,到宋陵察看时候,发现各陵均被掘开,宋哲宗的尸骨竟露掷在永泰陵外,方庭硕不得不脱下身上袍服,将先帝的尸骨包裹起来,重新置放陵中,所谓“先帝侍臣空洒泪,泰陵春望已模糊”。南宋遗民的愤怒与悲伤,都浓缩为一句岳飞《满江红》中的名句,“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此种悲剧的原因何在?常人一提起赵宋朝,无非是“丧师割地,积贫积弱”等笼统评判。笼统看,北宋南宋长达319年的历史记录中,的确充满了军事上的挫败和退却,和平与安宁不得不以“岁币”与“赐”为名向北方少数民族购得。然而北宋的人口已达1亿以上,常备军力在11世纪中期之后,经常在百万以上。即南宋快要覆亡之前夕汪立信仍上书贾似道,称江南之兵抽之过江“可得六十万矣”。无论契丹、女真与蒙古,都无此庞大的人力。赵匡胤谓契丹精兵不过10万,靖康元年金军围汴京时,其人数也只6万,而各地勤王之师已经在20万以上。在装备方面,当时宋军已有三弓床弩、神臂弓、斩马刀等利器;盔甲也常常优于自己的对手,根据宋代《武经总要》所提供的图案,已有金装甲、连锁甲、明光细钢甲等样式。即便在北宋气运已衰的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拱卫京畿郑州(西辅)等四郡各有马步军2万人,为这支庞大军队所储备的粮草也达每镇500万,通过荥水输送。而传统意见称宋之岁币、军费使国库为之一空,也不准确。南宋经年向北提供岁币银绢50万,只占国家收入之一小部分,不过2%。《宋史·食货志》提及神宗朝各仓库物资都超过储藏的量限。哲宗时苏轼说:“元丰及内库财物山委,皆先帝多方蓄藏,以备缓急。若积而不用,与东汉西园钱,唐之琼林大盈二库何异?”大体上的意思即是金钱物资既已积蓄丰富,则要经常流通,经济的幅度才能宽裕扩大,彼此有循环性。公元1021年,北宋国家收入总数为15000万,每一单位代表铜钱1000文。根据当时折换率,以上总值黄金1500万两至1800万两之间。

试图彻底改变宋代屈辱的神宗赵顼于1068年登极。当时他年方18,但已有了励精图治的声名。他一生的志愿乃是洗刷国耻,扫除北方边境的蛮夷之邦,光复中国的疆域。为此他在宫廷内建造了一批库房,又自作诗一首,以每个字为库房之名号: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译成白话文,就是“五代十国之间缺乏计谋,以致蛮夷戎狄猖獗。有创造天才的祖先创立朝代,企图挽回这种颓局,所以开设内殿中的府库,作为募兵筹饷的基础。我做曾孙的继承此业,岂敢忘记他的遗志?”当他与文学之臣王安石对谈时,因为两者都志在调动经济力量以充实军备与国防,所以一见如故。然而,为期九年的“熙宁变法”最终告于失败,王安石两度入阁,两度罢相,后被授予无关紧要的尊贵头衔“荆国公”在金陵度过晚年,虽然王安石本人“属文动笔如飞”,又“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却仍然无法明了失败的真正原因:商业资本无法在一个以自耕农为基础,其官僚机构无法保障财产权,又缺乏弹性和现代功能的传统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最先进的部门如果无法与农业基础和衷共济,则只能成为拖累。

宋人既然不能产生这样的历史眼光,就只好不断地把责任归咎于个人道德,并企图从中寻找出路。在北宋皇陵区可以远眺的峻极峰下,就是程颐、程灏兄弟曾经授业的嵩阳书院。这里之所以成为北宋理学发源的中心,无疑与它处于西京洛阳与二程故居伊川之间的地理位置有关。虽然书院经过历代士人“毅然修葺,读书于内”的举动,宋代的遗迹已经荡然无存,然而仍然不能抵挡游客们高昂的兴致,过了山门,就是面阔三间,祭祀孔子的先圣殿,以灰色筒瓦覆顶,青砖搭建而成,管理部门还专门安排了女工作人员姚飞科在廊下抚琴,以飨来客。于是在婉转的丝竹之声中,先游历一下画有“程门立雪”掌故的讲堂,再凭吊一下书院东角的“二程手植槐”和汉武帝御封的两棵“将军柏”,最后登上位于最后一进院子里,修于清代康熙年间的两层藏书楼,在导游的讲解中读读焦钦宠所题的七言诗:“书院藏书书有楼,楼环三色望中收,不才幸坐春风里,立雪程门许我游。”似乎也算是一次“理学速成班”了。

不过理学在北宋当代的名声并不见佳,英国汉学家葛瑞汉认为,它不能与宋初富于战斗精神,对形而上学不感兴趣的范仲淹与胡瑗相提并论。理学的代表人物程灏因与王安石冲突而被放逐,程颐则与苏轼意见相左而遭贬官,不但是神宗皇帝,一般士人也不习惯他们的僵硬作风:“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嘘枯吹生。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杆边者则为鹿材;读书作文者则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则为俗吏。其所读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说、东西铭、语录之类。”似乎除了为先哲立祠堂,注解古书,理学家的作用就是将反对者称为“小人”、“奸党”。在南宋偏安东南后,诸如陆九渊等理学后继者甚至比二程或朱熹或更为激进,他们认为只要发现道德之理,省察内心就可以“万物皆备于心”,不需要对外部世界有所研究。直到元朝大军逼近临安时。理学家的做派还是“每见所谓达官朝士者,必愦愦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望之知为道学君子也”。这样的滑稽现象虽不能说明二程开创的学派为“狭隘”或“反动”,却说明宋代知识分子在激进,务实了一番,却无法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众多方面打开局面,才不得不主张反求诸己,内向闭塞,认为“人欲”与“天理”相违背,君子必须“主静、主敬、慎独”。这种拘谨作风,与今后700年中国社会整体的保守性格具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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