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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军国主义

2005-09-08 14:32 作者:蔡伟 供图◎秦风 2005年第33期
自1860年来逐步消沉破碎的中国,终以连续14年血战和2000万人卓绝的牺牲赢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1945年8月的胜利给现代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荣耀,彻底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的心理,让古老的民族浴火重生。没有抗战的血泪崛起,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繁荣富强。

 

抗战胜利:中华民族的凤凰涅槃


抗日战争激战正酣的1942年2月19日,访美的中国第一夫人宋美龄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通过介绍中国的抗战来推动罗斯福政府明确支持中国。当罗斯福表示,美国“将用全部智慧,以上帝所允许的最快速度来做这件事”后,宋美龄曾回答说:“上帝帮助那些自助者。”

在此之前几天,罗斯福2月7日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中国人民,武装起来的和没有武装起来的都一样,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面对在装备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差不多五年坚决抗击所表现出来的顽强,乃是对其他联合国家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之后,在这一年“七七事变”5周年之际,罗斯福又致电蒋介石:“5年前,你们在卢沟桥开始了对你们国家及其文明冲撞而来的黑暗势力的反抗。你们知道,并且全世界都知道,你们的仗打得多么好,这是一场全人类的战争。”

这意味着:在孤独地与疯狂的日本帝国进行了5年抗战之后,中国终于赢得了盟友的赞赏和帮助。这一看似悲凉的成果,其实是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百多年里最大的成果之一。

谁能忘记在1840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时,世界上竟没有一个国家支持甚至声援中国的反侵略战争,倒是列强的侵略尾随英法纷至沓来。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寻遍世界,竟也找不到一个能不顾日本压力向中国出售战舰的国家。后来甲午战败、三国干涉还辽,列强开始效仿日本瓜分中国。类似局面再次发生在1931年:“九一八”日本占领东三省后,国联并无有效、切实的行动。1937年中国爆发全面抗战,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演说,宣称当战争这场人类的瘟疫开始蔓延时,美国的策略是“把瘟疫患者予以隔离,以保卫居民的卫生,防止瘟疫扩散”。

当时,无论是美国、英国还是苏联,或早或晚都因为本国的利益而不惜牺牲了中国。然而中国近代历史与抗战现实的反差却让全世界始料不及——自1937年全面抗战以来,中国军队虽然屡遭重大战役的失败,却全无半个世纪前那种一战即溃、一溃即降的迹象:抗战全面爆发之际,日本无论是在工业总产值还是主要工业产品指标上都超过中国数倍乃至十数倍,但差距与日本愈加扩大的中国,从1931年至1942年却已经独立抗击日本侵略者达11年之久!日军试图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不但早已破灭,在此前刚刚结束的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还取得了击毙击伤日军5万余人的长沙大捷。在法西斯如日中天、日本陆海军横扫东北亚、南洋和西太平洋的这个1942年,软弱的西方世界何曾想到,曾经孱弱的中国,此刻却让日军发出“此次作战,动摇了一部分官兵必胜信念”的哀叹。

从“七七事变”到1942年初,中国正面战场已经进行了淞沪、忻口、徐州、武汉、长沙等十余次大型会战;在敌后抗日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建立起越来越多抗日根据地,对日军进行了大小上万次战斗,大量牵制与削弱、打击了其有生力量,彻底挫败了日军的信心。正如宋美龄在洛杉矶进行的演讲中所说:“在当今世界上,还有什么别的民族能够如此之长和如此勇敢地忍受这种战争的苦恼,如此不屈不挠和坚定地捍卫中国人民的原则?并且面对着这样在战斗装备上的优劣之差?”

1942年4月18日,宋美龄在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如是我观》,让西方世界放弃对中国的偏见。宋美龄写道:“西方人往往以为中国是一个富于美术的和哲学风度的民族,必不会表现斯巴达式的尚武精神。我们的行动和事实已经证明,这种观念是错误的。投降一事,为今日中国词汇中所没有的;‘成仁取义’这句话深深地铭刻在我中国每一个国民的心中。”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里提到她刚到重庆时日机来袭的见闻,那正是如同“风萧萧易水寒”般的悲壮:“多达24架的中国战斗机升空拦截那些轰炸机,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中国战斗机的数目越来越少。有一次,我看见单独一架中国战斗机追逐一群溯江而上的轰炸机。在那样一种时刻,我曾希望有能力为那一架小小的飞机写一首不朽的诗。”

1942年,《晋察冀日报》记者、诗人方冰为一个出生在河北涞源山村的13岁儿童写了一首歌。这也是上小学时的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第一首歌,歌名叫《歌唱二小放牛郎》。歌里传唱的那个山村牧童,没有受过中国士大夫舍生取义的感召,也断然不知道武士道七生报国的宣传。他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国民,舍命将日军引入了八路军的伏击圈。他的命运正如歌里所唱:“秋风吹遍了每个村庄,他却睡在冰冷的山间。”时至今天,每年仍有许多人前往那个遥远偏僻的山村,去凭吊那个二小放牛郎的坟茔。

正如毛泽东所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也许,当时的四万万中国民众正是被日本军国主义所发动的这场狂妄、野蛮、血腥的战争所唤醒,就像一只在屈辱中逐渐苏醒的睡狮,开始展示出全民族抗战的深厚潜力。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在战火中沦陷时,投降和败亡的迹象在日军看来却越来越遥遥无期。无论是淞沪战场的高级将领,还是白山黑水的普通士兵;无论是山沟里在战争中成长的儿童,还是海外远离战火的炎黄子孙,抗战成为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责无旁贷的义务。正如罗斯福的特使、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埃文斯·卡尔逊在1937年8月的淞沪战场上给罗斯福写信,这样描述了他对中国近十年的观察,“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

曾经“洒向人间都是怨”的军阀混战被各地部队的抗日行动所取代。“七七事变”后第三天,四川军阀刘湘便通电全国,要求各省军政首脑精诚团结,联合抗日。刘湘最终抱病誓师,出川抗战,并病逝于前线。川军、桂军、滇军、粤军、晋军、西北军、东北军和中央军,这些曾经混战不清、恩怨不断的中央和地方军阀武装都暂时放弃前嫌,尊崇国民政府的抗日统一领导,从各地开赴抗日前线。各地主要军阀虽然面对日军的各种诱降,却最终没有一名显赫的地方领袖背叛国家和民族。曾经进行多年内战的国共双方抛弃政治前嫌,携手抗日。战争始得在敌前和敌后全面展开。

在华侨界,就在“七七事变”当天,美国纽约华侨就成立了“纽约华侨救济总委员会”,通过捐款筹资报效祖国。以陈嘉庚为代表的南洋爱国华侨不但为了祖国抗战慷慨解囊,还大批回国参战。数万华侨活跃在滇缅公路、驼峰航线、医疗救助的岗位上,甚至有许多人直接参加了战争。他们对祖国的捐款,在1939年几乎占到当年全国战费的十分之七。许多人从此牺牲在战场,或者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在宗教界,“九一八事变”不久,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驻京代表成立“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通电全国各族同胞一致抗日。1933年,作为国民政府“西陲宣化使”的九世班禅深入蒙古地区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劝导蒙古族旗盟王公和宗教界人士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九世班禅还亲做表率,个人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捐献战马190匹以供抗战。此后当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再次从青海玉树捐款3万元,购买公债2万元。1937年,正在拉萨的第五世嘉木样活佛闻讯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曾电令其弟率领拉卜楞所属108个寺院的僧众组成二十余人慰问团,制作八面锦旗,携带大批慰问品,分赴各个战区慰劳作战的前线将士。中国佛教协会第三任会长赵朴初在上海“八一三”抗战中,曾秘密动员和掩护300多名青壮年奔赴抗日前线。上海沦陷后,他再次冒着生命危险把千余名中青年难民分批送往皖南新四军总部参加抗战。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说:“在文明的起源中,挑战与应战的交互作用乃是超于其他因素的一个因素。”自1894年甲午战争以降一场又一场的侵略战争,一次又一次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也一次又一次地让中国人思索如何挽救自己的命运。抗战的残酷洗礼,让中国这个被孙中山所感叹的“一盘散沙”的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终成为民族的新生。1939年在昆明举行的抗战两周年纪念日当晚,爱国作家朱自清曾富有远见地写下了《这一天》,歌颂“七七事变”后的全面抗战对于中华民族的意义:“这一天是我们新中国诞生的日子。”朱自清写道:“从两年前这一天起,我们也能和东亚的强敌抗战,我们也能迅速地现代化,迎头赶上去,世界也刮目相看。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大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

现在,六十多年过去,在刚刚结束的中俄“和平使命2005”军事演习中,一支名为“刘老庄连”的装甲部队在演习镜头中多次出现。是否有人知道,这支装备精良的中国精锐部队的背后,便是一段朱自清所说的“有血有肉的活中国”的历史?1943年3月17日,上千名日伪军兵分11路,合围苏北淮海抗日根据地驻六塘河北岸的中共淮海区党政领导机关。刚刚从游击队升级为正规部队的新四军第3师第7旅第19团第4连的82名官兵,在16岁就参加红军的连长白思才指挥下奉命阻击敌人,掩护机关转移。在多次激战后,4连突围至老张集西北的刘老庄地区,牢牢吸引日伪军兵力。4连官兵以“绝不给中华民族丢脸”的精神,反复抵抗着密集炮火的轰击和大队骑兵的反复冲击。在全部弹药耗尽后,82名官兵拆毁并掩埋了武器,与日伪军展开肉搏。在击毙敌军170人后,82名中国军人无一投降,全部壮烈战死。返回战场的官兵收容战友遗体时,两名战士的遗体因死死抱住两名日军的尸体而无法分开。

1945年2月23日10点20分,冲绳硫磺岛。当天登上硫磺岛的美联社随军摄影记者乔·罗森塔尔登上折钵山顶时,他连在取景器里看一眼的时间都没有就按下了快门,拍下了历经激战后刚刚攻上硫磺岛中央折钵山山顶,并在那里升起美国国旗的6名海军陆战队队员。这张被他预言为“历史性的”照片9天后发表在《生活》杂志上并引起轰动,为他赢得了当年的普利策新闻摄影奖。不过,此情此景对于刚刚赶到硫磺岛视察的美国海军部长福雷斯特来说意义远不止于此,因为“折钵山升起的国旗意味着海军陆战队从此后五百年的荣誉!”重建后被命名为“刘老庄连”的新四军3师4连82名烈士气壮山河的战斗,足以堪比法国外籍兵团战史中最引以为自豪的卡梅伦之战。他们的英雄气概,意味着中国军队在未来战争中的心理优势。

“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在14年的伟大抗战中,振作中国人精神的又何止“刘老庄连”?! 在去黑龙江省采访路经牡丹江市的途中,牡丹江边一座白色群雕便凝缩了东北在沦陷中反抗的缩影。石雕上八位年轻的女性搀扶着受伤的战友,在退却中仍持枪奋战。这是1938年,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第5军妇女团的指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杨贵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和被服厂厂长安顺福这八位女性在随部队西征被围时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们最大的25岁,最年轻的仅13岁。当部队在今天林口县刁翎镇柞木岗山下乌斯浑河西岸被日军包围后,八位抗联女战士在弹尽时刻宁死不降,集体投入10月末冰冷的乌斯浑河殉国。据说,在江对岸的抗联第五军参谋金石峰目睹了八女投江的壮烈过程。在他的指认下,1982年在林口县刁翎镇乌斯浑河畔的最终确认地点建起了八女投江纪念碑。

八女投江雕塑象征的正是中国人生命力根源中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精神。自1860年来逐步消沉破碎的中国,终以连续14年血战和2000万人卓绝的牺牲赢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1945年8月的胜利终结了百年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绝大多数不平等条约;洗刷了“一战”中作为战胜国而受到了侵犯的屈辱;收复了沦陷14年的东三省和被日本奴役了70年的宝岛台湾。它给现代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荣耀,彻底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的心理,让古老的民族浴火重生。

没有抗战的血泪崛起,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繁荣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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