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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宁矿难调查:65个股东与123条人命

2005-09-01 13:01 作者:程义峰 2005年第31期
对家属和官员们而言,矿难给他们带来了痛苦的集体记忆。现在每个人都想知道:在这种创痛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

8月7日的粤东北小城兴宁那场煤矿透水事故,使123名矿工生还渺茫,他们的800多位家人(绝大部分是妇女和孩子)从不同的地方闻讯而来。广东省、市、县三级领导在事故发生后立即向公众道歉,表示愿意接受事故调查组的处罚。事发仅3天,梅州和兴宁的两个市长就被停职,高规格的国务院调查组成立后,大家都明白“严厉、更大范围的处罚还在后面”——对家属和官员们而言,矿难给他们带来了痛苦的集体记忆。现在每个人都想知道:在这种创痛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

8月11日,当记者赶往离兴宁城区40多公里外的矿难现场时,沿途看到的是空空如也的煤棚,无货可卖的煤商们三三两两凑在一起。此时,大兴煤矿井下矿工已经被困100小时以上。8月13日,在接连几天的高温后,兴宁市迎来了台风和暴雨,矿井水位开始急剧回升,虽然每个人都知道抢险代价很大,纠缠具体的水位数字也没有任何意义,但现场救援队仍在努力。

正午,奔腾的地下水

兴宁市黄槐镇大兴煤矿矿工石勇是整起事故的权威叙述者,8月7日中午1点半钟左右,他正准备和其他四名矿工下井接班,看到了事故的发生。“刚下到井口,就听见轻微的轰隆隆声音,而且巷道的风很大,我赶紧报告了矿长:井底透水了。”“后来风越来越大,我们抱着水管保证不摔倒,这时候看到三个矿灯在远处闪,不知道有多少人。我们知道出事了,就摸过去救,当时他们已经走不动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三个工友正在上井换班,快要出井时候被水冲倒了。”

三名幸运者之一的付昌告诉记者,当时他正在水平面下26米处作业,听到上面有人大声喊叫,急忙扔下手头的工作,拼命往井口方向跑,结果逃生成功。除了被营救的这三名幸运者,矿工曾怀标因为当时离井口不远,被突如其来的强大水流冲到井口,经及时抢救也幸免于难。记者在医院看到,曾的腹部、额头、胸部及手脚处有大片擦伤。他在接受采访时仍惊魂未定,呼吸也有点困难,“我一看水来了,赶紧抱起一根木头,然后什么也不知道了”。被送到医院后,曾怀标呼吸衰竭、血压下降,双肺和肾损伤。医生想把他的喉咙里的痰吸出来,结果吸出很多黑色异物,里面有煤炭,杂草,还有泥沙。不仅如此,兴宁医院监护室副主任罗伟文说,“矿井下缺氧,又漂浮有大量的炭粉颗粒、煤灰粉尘,导致病人出现吸入性肺炎”。

“我这次是大难不死。”32岁的蓝卓洲因为矿灯没电逃过一劫。他说,7日早上7时左右,他和来自江西省的叶祥发、赖祥东以及来自四川的张军、杨同组成一个采煤班进矿井作业。“采煤组的工作就是用炸药去炸煤,首先我们在煤区打出一个3米深左右的炮眼,放几包炸药,然后点燃雷管,将煤层炸塌。”“我们带着大约3公斤炸药进矿井,准备放两炮。到了矿井,发现地下的电线坏了,根本无法开工,就坐等电工来维修。一直等到12点左右,我发现自己的矿灯快没电了,就坐车上井。换灯之后,想再次下去的时候,就发现里面已经透水,人根本就下不去了!”

矿工们不会想到他们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地下水。在事故现场,梅州市常务副市长蔡小驹向记者介绍了事发时的情况:“根据专家组估算,当时矿井内积水在1500万立方米到2000万立方米之间,相当于一个中型水库。”也就是说,在很短时间里,矿工们工作的平台就被地下水完全淹没。

现场救援人员告诉记者,尽管连续多日从井下抽水,但效果并不明显,水位经常在十几米的范围内反复。而另一个现实是,受难的100多名矿工“不止在地下500米左右处,可能会更深,大概有700米左右”。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明白,在那样的深度和水量下,矿工们生还的机会已经微乎其微了。

伤感之后的疑问

王丽是大兴煤矿一名矿工的妻子,她说,今年春节她还来矿里看过丈夫,没想到半年后就再也不能见面。“煤矿容易出事,我也知道,我劝过他很多回,回湖南做点小买卖都比这个工作强。但他说,今年攒够了钱就回家,做生意也有本钱了。”

另一位矿工刘小明的家庭同样悲惨。“他7号吃了午饭,快1点时去上班,结果半个小时后就出事了。”刘小明的妻子林添娥哭着说,“就留下我们母女三个,该怎么活啊?”与刘小明同样来自江西的矿工柯小平和赵显明表示,为了挣钱,工友们常每天两班、三班轮流上岗。“矿难发生时,矿里的负责人还在现场,小车就停在矿里,那些头头打了几个电话,不知道打给谁,很快就上车跑了。”

来自湖南的矿工张兵有着和煤一样黑的皮肤。他读过初中,在矿上算是“有知识的人”。他说,6月份发现井下有些地方透水后,他和几个矿工就曾要求算清工资,回湖南老家去。但老板说:“走可以,但‘安全金’不退。”张兵说:“我们出来,都是为了挣点钱,老板要扣钱,我们也只能忍气吞声,不再提结工资的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煤矿的“安全金”应该由矿主向安监部门上交,但在大兴煤矿,这笔钱被转嫁到每个矿工身上。张兵说:“每个月工资的5%,也有好几百了!”据介绍,大兴煤矿规定,“如果在一年之内没有发生任何工伤事故,工人将拿到全额的安全风险金”。工人们为了能在年末拿到一笔为数不少的安全风险金,只能冒险开工。另外,为了挣到更多的钱,不少矿工铤而走险。一位矿工告诉记者,如果在水底下作业,每个月就能拿到3000元到4000多元,而在水上作业,最多只能拿到一半。

10日凌晨,救援人员发现了第一具矿工遗体。一位在场的人士向记者描述说:“(那具尸体)全身都是黑色,浮肿得很厉害。”根据专家分析,在透水事故发生时,这位死难的矿工可能离井口不远,但被汹涌而来的地下水扯了下去。

回想起来,也许这起事故可以不发生。早在两个月前,“水”已经警告过大兴煤矿。井长石徐文说:“当时我们在井下发现好几个地方有渗水,反映给矿上,但只停了几天,矿上就又让复工了。期间有几个专家来察看过,专家走后,领导说没有大问题,渗水的地方已经用水泥做的注浆堵住了,专家临走时也做出了‘可以开采’的研究报告。”矿工们犹豫之间,矿主又鼓动说:“井长和电工都下去了,你们还担心什么?”很显然,安检人员和矿领导对井下的透水很清楚,却仍然要求工人们下井。矿工们也很无奈,张兵向记者抱怨说:“苦点累点真的不算什么,大家都要吃饭啊,很多工友为了攒更多的钱,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在被困的123名矿工中,主井36人、副井87人,副井的被困人数是主井的两倍多。但是,副井按规定仅是一个通风井,不能出煤,更不能有矿工在里面。实际上,它是两个主井,而不是一主一副,严重违反了安全生产的操作标准。

除了6月的小型透水,很多人还记得今年7月14日发生在罗岗镇福胜煤矿的透水事故,那起事故共造成16人死亡,当时广东省有关部门下令兴宁的矿井全部停产整顿,当时兴宁市长曾祥海也对媒体表态:绝对不能出现第二次事故。但不到一个月,更大规模更惨烈的大兴特大透水事故发生了。

65个股东,也许更多

最令记者意外的是,大兴煤矿在当地只能算中型煤矿,但股东却有65人之多,包括大兴煤矿主井负责人曾昌泉、主井副矿长曹汉松、副井主管曾伟平、副井矿长何云山等。而且事故发生后,因为怕追究责任,65名股东几乎全部逃逸。兴宁市政府不得不发出特别通告,敦促65名股东尽快返回。

而未得到证实的消息是,这65人可能还不是大兴煤矿的全部股东,因为在兴宁市的几十个煤矿里,很多矿“都有上百个股东”,有些持股者是政府官员,甚至“覆盖公检法和安监部门”。一位梅州当地的同行告诉记者,他也曾被邀到兴宁的一个煤矿入股,但被他谢绝了。“凡是可以为煤矿生产出力的人,”这位同行说,“一般都会受到邀请,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上级部门的多次要求下,兴宁市的煤矿仍然能开工生产,因为‘多生产一天,股东们就多赚一天的钱’。”

张兵向记者反映:“7月的那次事故后,大兴煤矿停了两天,然后开始转换生产时间,白天休息,晚上生产。”“采煤用的炸药,在政府来查封之前,已经转移到老板指定的地方了,被查封的炸药库基本上是空的,这些情况,大部分工友都知道。”

国务院调查组8月11日在兴宁成立后,中纪委、国家安监总局有关负责人多次表示,将对矿难背后的各种腐败行为严惩不贷。广东省有关部门介绍,今年6月初,大兴煤矿被颁发了今年的“安全生产许可证”,越来越多人开始置疑许可证发放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兴宁市煤炭局副局长陈桂浪说,在1999年转制后,大兴煤矿就一直没有办理采矿证和工商营业执照,应该属“非法经营”。这也就意味着大兴煤矿从1999年转制为私营以后非法生产达6年之久,这6年中,很难说当地有关领导“一点都不知情”。

关于大股东曾云高身家和背景的传言越来越多。其中最令人惊讶的一个版本是:矿难发生后,曾云高想出3亿元摆平此事。是真是假暂且不论,曾与当地一些官员保持着良好关系,却是事实,38岁的曾云高是梅州市和兴宁市的两级人大代表。

“官煤勾结”已经由一种模糊的想象逐渐变为现实,兴宁市一家煤矿的矿长对记者直言不讳:“现在办矿,就必须给一些当官的送钱。”而一位知情人说:“兴宁的矿主们都有各自的渠道,他们控制的煤矿多年来一直不交税,这些钱有很多流入了一些干部的腰包。”

尽管“已经开采了30多年”,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作为一个熔岩地形的山区市,兴宁市其实并不适合原煤开采,因为地下水系众多,很容易发生透水事故。可事实上,由于“煤”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支柱,地方政府对煤矿已经欲罢不能。兴宁市近年来的整顿报告显示,该市几乎每年都会停产整顿一批私人煤矿,往往第二年会更加兴旺——市场的供求决定了这一切,记者离开兴宁时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8月7日矿难前,当地原煤的市场价是每吨180元左右,但在矿难之后,随着广东省政府宣布全省煤矿停产整顿3个月,煤价已经飞速蹿升到600元。

一个富省的煤矿生产现实

“对于富裕的广东而言,采煤是一个再小不过的产业。”8月12日,一位知情人在矿难现场对记者说,“小到它的产值可以忽略不计,但对于经济上长期落后的兴宁县来说,煤却是它的经济命脉。”

简单而直接的观察,作为广东的后进县市,兴宁就像“一个富庙里的穷和尚”,一直徘徊于现代化大门之外,令他们陷入发展焦虑的最主要原因是“缺钱”,而煤矿资源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带来资金。记者采访时获知,在106万人的兴宁市,“煤”每年给政府带来的财政收入是3600万元。如果没有这笔钱,公务员和教师就领不到工资,兴宁市似乎也无从发展工业。“兴宁市的领导日子也不好过。有煤,他们担心出事故,因为一出事就是大事;而一旦采煤产业消失,他们可以支配的财政收入将直线下降。可以说,‘煤’不仅左右着兴宁的经济,也决定着兴宁的政治。”

从新闻的纵深背景上观察,韶关、清远、兴宁等广东的山区县市,人多地少,十分穷困。新华社的一位记者分析说,“在广东,可以发现全国最富的地区,也可以找到全国最穷的村落,村民们穷得裤子都没得穿”。对于政府和百姓而言,煤矿的存在提供了一个起跳的可能性。

即使从历史上看来,兴宁煤矿的存在也是政府极力争取的结果。2001年7月,省政府要求兴宁的6家煤矿关闭(包括大兴煤矿),但这些小矿在兴宁地方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政府需要它,矿主需要它,似乎矿工们也十分需要。用广东省劳动厅劳动鉴定委员会主任孙同华的话说,“重叠着太多的利益关系”。在地方势力的坚持下,省市双方博弈一番后达成妥协,兴宁的多家煤矿得以继续生产。

地方保护主义在2005年得以继续。在7月份的一次透水事故后,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曾向省政府建议,关闭兴宁市及附近的煤矿,理由是“当地地质条件不适合开采”、“井下工人多达1600多人,一旦发生事故易造成群死群伤”。但文件通过梅州市传达到兴宁市和黄槐镇,却一直没有得到落实。直到发生8月7日的特大透水事故。

扩大到整个广东,全省有200多个煤矿,大部分是转制后的民营小矿,每年的总产量也不过810万吨左右,“还不到河南、山西或黑龙江的一个中型煤矿产量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正因为产量和产值都很小,广东至今没有设立“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在投入上,也严重不足。”

不过,出现在官方文件中的“810万吨”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数字,可能仅仅出于统计的需要,事实上的产量也许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拿此次发生事故的黄槐镇大兴煤矿来说,政府额定的年产量只有3万吨,但事实上超规模开采很严重,“仅今年上半年的产量就超过了五六万吨”。

多次处理矿难的专家谭泽永表示:“如果在兴宁真的存在官煤勾结,那程度肯定是很严重的。”关键是,当一些官员们用太经济的眼光看问题时,共谋很容易发生,官员们也很难逃脱矿主们的控制。记者在兴宁调查时了解到,管理煤矿开采的政府部门多达三个,其中以煤炭工业局为主,但知情人介绍,“真正说话管用的,只是政府里的主要决策者们”。

广东矿难的消息传出,令无数人意外,因为这“不符合人们的想象”——矿难只是北方一些经济落后省份的“专利”,但现实还是击碎了人们的想象。国家安监总局培训司副司长张平远是其中的一个,张以前在国家煤炭部工作,对全国煤炭行业的布局十分了解。“在我印象中,广东好像已经完全退出煤矿市场了,怎么现在又冒出来这么多,而且出了这么严重的透水事故?”

目前,虽然广东省政府要求全省煤矿停产整顿3个月,但很难说这一措施不会再次陷入“超产—事故—停产—进一步超产—再次发生事故”的怪圈。“退一步说,即使这边的整顿很有效,但整顿后原煤产量变小,其市场价进一步上升,肯定会有煤矿顶风加倍生产,危险等于被转嫁了。”谭泽永说。至于被转嫁的对象,有可能是广东省的煤矿,也可能是来自其他省份。

虽然停产才几天,但市场对原煤的饥渴已经显露无遗。记者了解到,由于电与煤的共生关系,“关煤就等于关电”,原来供电给兴宁数家煤矿,并从这些煤矿得到燃料的某电厂已经接近停产。也许电厂现在最想知道的事情是:停产的那些煤矿何时能复工?记者挨个拨打兴宁市多个煤矿的电话,询问再度开工的时间,多位受访者表示,整顿完毕后一定会再开工。岗背镇煤矿一位看矿者说,已经给矿工放假两个月,目前这种形势“没有条件、也不适合再开采”。“这些矿工一定会回来吗?”“他们没有领到全部工资,当然会回来。”

700万矿工的培训难题

“这些矿工对自己的处境没有清醒认识。”连日来一直关注兴宁矿难的广东省劳动与社会保障厅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主任孙同华说,“两个月前已经有过透水警示了,他们还在井下工作,尽管有矿主的威逼利诱,但从另一方面看,他们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

记者在兴宁矿难现场采访了多位矿工,问及井上井下的培训,他们满脸惊讶。“平常老板只是口头讲,让我们多注意安全。”矿工张兵说,“集中的培训,一次也没有过。”“采矿的任务那么紧,哪有时间考虑工作的危险,更没有时间去培训了!”

矿主不想投入,矿工不爱参与。矿工培训,似乎成了一个越来越沉重的话题,特别是在如今我国原煤供不应求的大背景下。国家安监总局培训司副司长张平远称我国煤炭行业的安全生产形势“已经到了40年来最严峻的地步”,其中,从业人员素质是最大的问题之一。他说:“我国有700万左右煤矿工人,很多矿工就是随便招来的农民工,他们不守纪律、难于管理,也不按规程操作,有的甚至没有经过一天培训就下井了,给事故埋下很大的隐患,发生危险只是迟早的事情。”

兴宁市一位矿长对记者说,作为一个高危行业,煤矿招工越来越难,招来的要么是文盲,要么是别的行业淘汰下来的人。而这些人在工作几个月、积累一定经验后,却马上跳槽到别的企业。煤矿不得不新招一些人来补充人力,这些人都是从头开始,没有任何安全经验。至于矿上稍微复杂一点的机器,更令很多矿“抓瞎”。

2004年底的两个月,辽宁、山西分别发生三起煤矿瓦斯爆炸事故,造成21人死亡。事故原因完全一样:矿工在井下工作时吸烟。据记者调查了解,现在一线矿工队伍的素质过低,已经成了导致煤矿安全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广西梧州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谭泽永说:“现在煤矿普遍实行临时招聘的用工制度,很多农民工进入矿工队伍,在工头的带领下下井作业,他们没有任何专业知识和自保意识。”另一方面,张平远副司长说,“矿主不愿意投入”。由于培训期短则15天,长则几个月,每个矿工要花费数百元,很少有矿主愿意出这个钱,特别是在一些私营的小矿。

更为重要的是,如今煤矿技术人员的流失越来越严重。“哪里的效益好、工钱高,就往哪里去。”张平远说,“相当多的小煤矿没有技术人员,或者由其他矿的技术员兼任,这根本不可能满足生产要求,要知道,大多数煤矿的生产是长时间、高强度的,没有技术人员的现场指导,很容易出问题。”

兴宁市鹿湖煤矿的管理人员刘罗该在电话中告诉记者:“技术员难招,是我们这边很常见的情况,更多时候,大家只是请其他矿的技术员来帮帮忙。一方面我们请不起,另一方面也没有必要。”联发煤矿的张天云矿长在电话里的回答更直接,“招技术员也不难,有钱就好招,没钱就不好招。”

具体到源头上,张平远说:“煤矿技术员的紧缺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像黑龙江、山西等煤矿大省尤其严重。因为招生不足,很多大学撤掉了采矿专业,这个专业毕业的学生也不愿意去煤矿,纷纷改行,煤矿行业成为一个新的人才洼地。原因只有两个,一是待遇太低,二是危险性大。”据了解,1999年中国矿业大学毕业生到煤炭行业就业的比例是40%,到2002年,这一比例只剩下12%。在产煤重点省区河南,5年来没有进一名采掘专业的本科生,专业技术人才却流失了2200多人,造成许多专业机器无人操作。一方面是矿主的吝啬、矿工的低素质和技术人员的短缺,另一方面煤矿开工的强度和时间不断增加。两者的反差越来越大,发生危险的可能性也不断增加。

谭泽永说,我国对矿主、矿工和专业技术人员的要求都是比较明确的,基本的一点是“高危行业的从业人员要全员培训”,但这些政策在基层的落实很不容乐观。“所有的这些问题里,最急迫、最严峻的还是对农民工的培训,让他们有自我保护的意识,毕竟他们在采掘工作的第一线,哪怕是先教给他们一些最基本、最常识的内容。”张平远说。

一位救援队司机眼里的矿难

30岁的崔宏伟眼里充满血丝,他是郑州市交通运输公司司机,有着黝黑的皮肤和中原人的质朴。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刚从河南运来41根大型抽水管,每根“长11.86米,重1吨多”,他开的车是可载重100吨以上的“斯塔尔”,山东济南生产的一种特大型载重汽车。三年来,崔宏伟开着这辆车去过十几个省的几十个矿难现场。

“只要上级的命令一下来,我和另一名司机就不分白天晚上,往现场赶。”崔宏伟说,“这次到兴宁,是我们头一次到广东,路上花了两天两夜时间,到兴宁以后,因为山路狭窄,坡度太大,40多里地就开了4个多小时,累坏了。”“这还不是最困难的一次,我记得那次去陕西铜川,山路上的弯道特别多,我们的车根本无法移动,一不小心,我们就可能连车带人滚到悬崖下,但最后我们幸运地挺过来了。”崔宏伟与他的同事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山西、陕西、内蒙古、河北”等地,“因为河南的水泵质量好,管用,每次发生矿难,国家有关部门都从我们公司直接抽调”。

进入2004年以来,崔宏伟变得更忙了。“我以前只在河南运大宗货物,后来简直成了矿难救援的专业司机。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矿难这么多,有时候参加完一起救援,接到领导电话,不返回郑州,就直接转到另外一个发生矿难的省。尽管这样,我以前只在中部和北部省份参加救援活动,但现在像广东这种南部省区也开始有大型矿难了。”

“矿难现场去得多了,我也对救援有了更多了解。一般来讲,救援及时还是有效果的,记得有一次在山西,也是透水事故,因为事故发生后救援很及时,真的救出了几个人,但这些人差不多已经成为废人,他们的眼睛几乎都失明了,胃、肺等器官的功能也都出了很大毛病。”
“但这几个人能死里逃生,已经很幸运了,在更多时候,矿区的深井,就像无底的黑洞一样吞噬矿工们的生命。”说起这个,崔宏伟表情有点黯然,“一旦我运的水管被重新装到车上,我就知道救援已经结束了——这些年,在那么多矿难中,我见过的生还者还不到10个!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的,那些矿工为什么要过飞蛾扑火式的生活?每次在矿难现场看到紧急救援的场面,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这种事后的补救既耗人力,又费物力,效果也不好,为什么不把预防矿难的工作做好呢?”

美国如何预防矿难

在美国,尽管煤炭占国内生产能源的1/3,但采矿业已成为该国最安全的行业之一。

20世纪前30年,美国煤矿的安全状况也不容乐观,年均事故死亡人数在2000人以上。但由于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到20世纪70年代,年死亡人数降至千人以下,1990年死亡66人,1993年至2000年间,整个行业未发生一起死亡人数超过3人的事故。

美国摆脱矿难阴影的途径,首先是制订并执行严格、全面的煤矿安全法规,建立矿山安全与健康局,同时,实行煤炭资源市场化配置。1977年,美国国会对以往相关法规进行了合并和修改,大大加强了矿山安全与健康监察局的权限,并规定矿工代表可直接参与矿山安全事务。美国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监察员与煤矿无任何隶属关系,必须具备煤矿和现场工程师的资格,每年到安全培训学院轮训一周。各地的联邦安全检查员,每两年必须轮换对调。此外,美国每年还对矿山安全研究投入巨资,规定采矿企业必须严格执行矿工培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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