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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村宁次为何“只审不判”

2005-08-30 13:19 作者:王恺 2005年第33期
战犯监狱的典狱长孙介君的到来,宽慰了冈村宁次的心情,孙尊称冈村为先生,“先生前在塘沽协定时和在停战投降时,均未采取对中国不利的措施,中国有识之士甚嘉许。”孙并且把大人物的话传递给他,“绝不会处以极刑,至于无期也好,10年也好,结果都一样,请安心受审。”

1948年8月23日,尽管抗战胜利已经3年多了,但是冈村宁次成为中国政府的战犯角色不过只有短短的两周时间。8月9日,他才作为战犯被关进上海的高境庙战犯监狱,战后一直在南京极其僻静处隐居的冈村宁次这时候才刚刚尝到监狱的滋味,他喜欢的钓鱼生活也在几年中不得不突然终止。按照冈村宁次自己的回忆,只有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那几天,他才处于这样的焦虑状态中。“我原来睡眠状态极好,但是这两三天来,不知是90华氏度的酷暑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夜半总是醒来。”

战犯监狱的典狱长孙介君的到来,宽慰了冈村宁次的心情,孙尊称冈村为先生,“先生前在塘沽协定时和在停战投降时,均未采取对中国不利的措施,中国有识之士甚嘉许。”孙并且把大人物的话传递给他,“绝不会处以极刑,至于无期也好,10年也好,结果都一样,请安心受审。”

8月23日,公审冈村宁次的日子,不仅审判场所上海市参议会礼堂内挤满了听众,外面的广场上也挤满了人。研究这段历史的上海社科院学者吴健熙说,参议会礼堂修建于上世纪30年代,典型的意大利风格,当日,在礼堂外面的大立柱上悬挂了两个高音喇叭,“市民都站在外面,想弄清楚这个战犯头目怎么拖这么久才受审,他一直躲在何处。还想弄清楚他为什么没有被送到远东国际法庭上去”。

确实,冈村战后几年的经历成为当时各大媒体的热门话题,《申报》、《大公报》一连几天一直在询问,他究竟躲藏在哪里?当8月14日他在军事法庭露面时,数百名记者都围着他,都想弄清楚这个问题,甚至有几个记者趴在押运他的囚车上,一路到监狱门口才作罢,酷似电影镜头。

9点半,审判准时开始,冈村穿着西装出现,没有站在规定的被告围栏中,受到了优待,“审讯中与我无直接关系时允许坐到旁边的椅子上,候审室专为我备有大扶手椅,如此照顾周到,感激莫名”。之所以在这样的小事上都受到优待,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投降“有功”的派遣军最高军事长官

1944年11月底,冈村宁次出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时年60岁,这是对他多年在华战功的奖赏。他继续进行着劝降工作,并且制订了进攻四川的军事计划,但大本营并未采纳。

“当时日本国内的事情,既不知道也不让我知道。”他在法庭上这样为自己辩护,虽然冈村对世界局势内的战局前景觉得不妙,但中国战场上他觉得还有相当的余力。根据日本国防部编写的《日军对华作战纪要/投降前后的派遣军》记载,1945年8月9日,冈村从欧洲、重庆等地的无线广播中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并没有传达给一般军官,还准备按照大本营的命令,在中国北方重新开始针对苏联的全面作战。8月12日,冈村开始布置他在中国的最后一战,“苏联参战早在预料之中,我数百万神锐皇军正严守皇土及大陆”。张家口地区的日本军队于是开始集结,炮兵和坦克旅都严阵以待。他在总长命令中写道:“中国派遣军以一军司令部与至少两个师团为基干的兵力为其所需的军用品尽速转运至朝鲜方面,大陆铁路应全部使用于作战方面。”

与此同时,8月14日夜晚,他和福田中将还在讨论怎样在最坏的情况下,把陆海军兵力向山东东部集结,形成半占领状态,等待日本的命运终结。

这谈话并不轻松,他在日记中写道,“谈话中间噩耗频频传来,但仍然未能掌握真相”。几个人谈了4个小时。准备在中国坚持最后的占领。

在上海全市的骚动中迎来了8月15日,冈村宁次明白大势已去,一向标榜有修为的他声称自己这段的生活是:“午后如果天气好,就到兵器厂大水池垂钓,夜间读书、下围棋来消磨时光。睡眠状况极好,足睡8小时左右。”但是8月15日的投降消息传来时,他终于“辗转不能成眠,醒来就考虑国家的前途和如何处置这百战百胜的105万大军的善后”。

当时的中国局面是,蒋介石的中央军还远在西南,而共产党已经壮大起来的新四军和八路军反而靠近大城市,便于接管。蒋介石8月16日即电告冈村,要他坚守岗位,并负责维持秩序,所有武器和装备移交中央军,遇到不法者,可做自卫反击。冈村宁次于是在给天皇的报告中宣扬自己的长期对华政策,强调“重庆政府与延安政府之相克更形激化”。“正是他的这种预测和他的表现,被蒋介石和他的军事集团看中,才让他在战后有了喘息的机会。”研究者王辅在他的著作《日军侵华战争》中这样分析。

冈村立即电复蒋,遵令执行,命令对任何共产党军队的要求,坚决予以拒绝,必要时可采取武力,毋须踌躇。8月18日,他起草了“对华处理纲要”,表示要加强对重庆政府的支持,促进重庆中央政权的统一,关于移交武器、弹药、军需品等问题,要根据重庆政府的命令按时间地点,“完全彻底地交付重庆政府军队”。这自然赢得了蒋介石的好感。从8月份开始,在蒋介石“以德报怨”的思想指导下,200万日军、日侨开始陆续返回国内,冈村宁次说:“中国民族敦厚善良之性格,值得日本人学习。”

1945年9月9日,冈村宁次代表中国派遣军在南京原军官学校礼堂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签订投降书。当时在场负责保卫工作的国民党军官王楚英回忆说:“冈村宁次进来,我已经在大门口迎接他,他们一共7人。”中国军训部次长王俊将他们带领到投降席,冈村站在投降席的中央,到齐后,向何应钦鞠躬,何手一指,他们就坐下。

王楚英记得,当时冈村把章盖歪了,好像很抱歉地冲何点了点头。当时中央军校礼堂门口的大道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三色旗杆,上悬联合国旗,下面站有手持冲锋枪的武装士兵。投降后,冈村当晚发出了交出武器装备的最后一道训示,结语是:“处于异乡瘴疠之区,望全军将兵诸子,多自保重,忍吞血泪。”

日本投降后,其陆军大臣决定,从8月25日开始,军旗一律奉烧,所以,中国战场上缴获的军旗不多。再就是日本皇室的徽号“菊纹章”,在军人的武器上都有这种章,也同样命令他们销毁,于是日军武器上都有锉痕。

隐居的战争理论贩卖者

1945年9月9日刚举行投降仪式后,10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率高级将领和冈村见面。何的第一句话是,“日本现在已无武装,我想今后将能实现真正的中日和平互助,愿我等共同为之努力”。冈村在自己的回忆录里称当时“感受颇深”。他还记得美国方面仅马库奇中将一人参与,“会谈始终在和缓的气氛中进行”。

何后面的口气可以用“亲切”来形容。“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尽管如此,我等应停止一切争议,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而此时的合作,就是冈村宁次一直在宣扬的如何合作对付“延安政府”,最要紧的是进一步争夺“受降权”。

中秋节,何应钦派人送上两卡车月饼和水果,还派上校王武单独给冈村宁次送了香烟和一箱茅台酒。10月21日,冈村宁次再次和何应钦等人会谈,按照他的记录,在座诸位都会日语,“谈完公事后,拿出甜酒,大家闲聊天了两个多小时,席上,何应钦极力高唱中日合作”。他说的一段话给冈村留下了深刻印象,“由于贵官认真负责的态度及贵司令部职员热诚勤勉,使接收工作顺利进行。应趁此机会培育中日合作的趋势,使子子孙孙继续合作下去”。何的话的重点还是在于让他们认定的“军事天才”冈村宁次帮助制止“共产党势力的扩大”。

1945年12月23日,秘密前往南京的蒋介石召见了冈村宁次,一见面,蒋就对他在接收过程中的合作表示感谢,并躬身问安:“贵官健康如何?生活上有何不便?请不要客气向我和何司令提出。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提出。我们会尽量给予便利。”蒋和何这一系列被称为“以德报怨”的行为被冈村宁次深深记在心上,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蒋和蔼之情溢于言表。以好言相慰,深感钦佩。”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共中原根据地,国共战争爆发,冈村宁次也终于有了新职位,他被秘密聘为国防部高级军事顾问,专门用他的“军事天才”来对付共产党的军队,他在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编的《剿共指南》被翻译后大量印发给国民党各级军官。

1946年底,冈村宁次被安排隐居到鼓楼以西的金银街4号。这是幢独门独户的三层楼别墅,抗战期间,主人到美国去了,长期无人居住,院子里满是杂草。按照冈村宁次的记忆,金银街以北是坟场,白天行人稀少,晚上更无人迹,据说是何应钦亲自为他选中此地。当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已于1946年8月、10月两次发出传票,要求中国政府将冈村宁次送往东京审判,国内许多报纸也强烈要求公开审判冈村宁次。《解放日报》早就把他列为第一号战犯,一些民间武术团体也开始派遣杀手追捕他,强烈的声讨之势使冈村宁次简直无地容身。何应钦为保护这位接收“有功人员”和“军事天才”,几次安排他迁居,直到最后选中了隐蔽的这幢别墅。

到1946年12月,日本军队和日侨已基本上遣送完毕,各联络组织也都回到国内,冈村宁次按道理也应该接受审判了。但是此时正是他忙碌的时刻,据他自己说紧张程度甚至超过了当年任总司令官时期,每隔几天,就有国民党军政大员来讨教、询问作战问题。冈村宁次不仅现场教授,还写了《毛泽东的兵法及对付办法》、《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以集中兵力对集中兵力歼灭共军》,据他自己回忆,这些著作也算呕心沥血。其中,《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一文,“几易其稿,历时颇长”。“自少佐时代来中国,相当通晓中国内情,又屡与中国军队交战,对其缺点也充分了解,既受嘱托,有愿为改善中国军队略陈己见,故直言不讳。”这些文件用机密来称并不为过,很多只有三份,两份交出、一份留底,后来留底的那份也被烧毁,两份文件只给蒋、何审阅。

就在他在小楼里加紧他的战争理论著作时,外界对其去向也一直紧盯不放,起初,国民党政府一直以“目前在华仍然有部分日本军民和征用的技术人员尚未遣返完毕,冈村现仍以联络员身份协助处理未了事宜”等语予以搪塞。但1948年3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派人来到了南京政府国防部,声称一定要将其带走,当时整个战犯的审理工作将要结束,4月解散法庭前一定要将其带回受审。

此时的冈村宁次正患肺病,国民党政府以其患病为理由,说他正被监视居住,病好后送回日本审理。到了6月,远东军事法庭并没有解散,国民党政府仍拒绝送交冈村,新理由是“冈村宁次并未参加日本侵华的中央系统组织,其行为仅与在中国战场上发生的事实有关,因此不须送往东京审理”。

1948年7月7日上午,他终于接到了国防部军事法庭的传票,要其12日到上海商会礼堂进行受审。

惊惧中的冈村在8日上午收到何应钦的口信:蒋主席、陈诚参谋长包括他自己对冈村在战后的工作甚为满意,表示感谢;上海审判是为了应付舆论,毋庸挂虑。

12日,在副官和翻译的陪同下,他来到法庭,检察官对他的作战经历和与之相关的部下的不法行为进行了调查,“大体上似乎没有我个人的犯罪事项”。审判后,庭长和翻译之间为他是否应该进战犯监狱进行了激烈争辩,石美瑜庭长坚决说,既然他能够受审,且健康状况良好,应该立即送往监狱。有着何应钦保证的翻译说现在寓所是国防部指定的,要搬离需国防部同意,最后居然还是国防部出面保释。

8月9日,不知道底细的石美瑜庭长向国防部继续提出冈村宁次应该被拘押在战犯监狱的建议,最终获得批准。对冈村的关注成为这个时期报章的特点,大批记者成天聚集在法庭之外,看见冈村就迅速围上去,但是,守口如瓶的冈村只是匆匆忙忙地在法庭和监狱之间进出,绝不多言。

被宣布“无罪”的战争罪犯

8月23日正式公审的名单公布:石美瑜任庭长、王家媚任检察官。除了他们之外,还有法官陆起、林建鹏、张体坤、叶在增,当时这批司法人员年轻气盛,一心想通过审判冈村宁次为民族伸张正义。“他们对冈村和中国的上层军政大员所做的交易并不知情。”研究者李福田说。王检察官在取证时,国防部、外交部都没有提供什么具体材料,他只能把冈村宁次在1944年指挥部队进攻桂林、柳州时的罪行拿出起诉,其部下有7个师团长和1个旅团长已经被判刑,冈村以连带罪被起诉。

为冈村辩护的是上海当时几个著名的律师:江一平、杨鹏、钱龙生,杨和江由国防部出面聘请,江一平的父亲也是上海著名的律师,他极力反对儿子为冈村辩护,不想让他被世人唾骂,冈村也担心他不能按时出庭。但是,“在此情况下,江一平律师不顾其父反对,毅然出庭,并列举我在华北方面军任司令官时为供给农民棉布、打击奸商等事例,为我辩护。使我永铭肺腑”。冈村在多年后仍然不忘江一平为其开脱之情,1961年到台北访问时,还到其家访问。

根据冈村宁次的回忆,当日午餐十分精致,让他和手下的几个师团长证人十分满意。

下午6点半,正在审判中,一件令冈村宁次十分惊异的事情发生了,接完南京电话的石美瑜庭长突然宣布,“今日只审不判,到此休庭”。

24日的战犯监狱中,孙介君典狱长再次前来通报:“对先生公审判决的时机,政府内部有两种意见,外交部方面主张等国际上对其他方面的战犯处决后,斟酌情况再做宣判;而国防部方面主张从速轻判。因此,只能等待蒋总统做决定。”

外交部一批官员当时决定按照国际法庭的相应处理来判决冈村宁次,庭长石美瑜也十分不满,认为不判冈村舆论上不行,自己会被后世唾弃,他要求辞去此职位,但是未获批准。

法庭背后的争论远比法庭上的交锋更加激烈,冈村经常通过孙介君典狱长知晓这方面的消息,这个从前总是靠钓鱼来缓解心情的人此时也不免紧张起来,他忠实地在回忆录中记载了当时的动态。

“10月11日,孙典狱长来我监室说,‘最近去南京面诣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及二厅厅长曹士澄少将,他们认为,现在情况与前不同,社会上众目注视’,并说,此时对先生的宣判以等待东京军事法庭结束后再做处理有利。”

“11月30日,汤恩伯军参谋龙佐良少将来访透露,目前,汤将军将面谒蒋总统,力陈冈村在停战时有功,对其应判无罪,蒋大致同意。”

后来,汤恩伯在自己的一篇札记中写道:“对冈村大将进行审判时,正值华北局势恶化,共产党对此审判也极为注意……我从反共立场出发,主张宣判无罪,并要求主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特别是部长何应钦出席参加审议,结果我的意见获得胜利,并经蒋总统批准。”

冈村是这样记载汤恩伯的。“我和汤作为军司令官曾有4次对战的机缘,战后相见,宛如故交,十分亲密。”1954年,汤恩伯在日本治病时亡故,70岁的冈村还担任了治丧委员会副委员长。

搁置6个月的冈村宁次案在1949年1月26日最后一次公审,石美瑜庭长此时已经接到蒋介石署名的电报,“据淞沪警备司令员汤恩伯呈请,将冈村宁次宣判无罪,应予照准”。下午16时宣判判决书,主文就是“冈村宁次无罪”。最主要的理由则是冈村受命晚,许多战争犯罪他没有参与,“自不能仅因其身份系敌军总司令官,遂以战罪相绳”。

冈村到庭前,对自己是否能无罪释放并不知情,“因为耳闻军方以外各方面有的主张判无期徒刑,石审判长曾拟判徒刑7年,我自己思想上已经做好服刑的准备”。

喜出望外的冈村在法庭上陈述了意见。“对贵法庭判决无任何意见,但内心对日本官兵的罪行给中国国民造成物质、精神上的灾难表示歉意。”

法庭上一片哗然,众多人拥进庭长室提出抗议,躲在里面的石美瑜庭长和律师混乱成一团。这时候,“聪明的法庭副官向我耳语,宜趁此混乱时机从后门走脱为妙,我乃与随行的松冈从后门走出,徒步返回寓所。”冈村自己回忆。

晚上,他在日记中记录自己的感激之情,“东京国际法庭将我列入战犯名单,传我到庭受审,中国政府以有病予以拒绝,以后等待东京审判的进展,并考虑国际关系及舆论动向最后才使我入狱,随后又因病情恶化准予秘密保释,恢复狱外生活,以迄今日,宣判无罪。除对中国政府、蒋总统、国防部各位将军的一贯好意永志不忘外,并愿病愈之后,献身于日华友好,以酬夙愿”。

1月28日,中共中央通过新华社发表声明,谴责对冈村的判决,要求重新逮捕他,并负责押送人民解放军。国内外舆论普遍赞同,此时蒋介石已下野,代总统李宗仁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汤恩伯当日派副官来到冈村在上海的寓所,通知他于次日晨到战犯监狱集合,与其他一些犯人乘美国轮船回国。

当时上海市各处都已经贴出“不许把日本战犯运走”的标语,冈村在一片声讨声中悄然离开。回到日本后,被送进医院,护士告诉他,回来的正是时候,因为当时日本战后极度贫困,不少肺病患者因营养不良而死亡,他回国的时候,经济刚刚复苏,有了多余的营养品,不善理财而囊中无物的冈村如果提前回国,很可能也无法救治而死亡。他再次在回忆录中感谢了蒋介石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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