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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与一部书的传奇

2005-08-30 13:17 作者:李菁 2005年第33期
“父亲临终前告诉我:‘我把40年来一天不落写的日记烧掉了,我的传记不必写了;当年我写的社评和收集的图片资料也全部被我烧毁,只有这部书保留下来,它是我留给世人最后的绝唱。’”

“父亲临终前告诉我:‘我把40年来一天不落写的日记烧掉了,我的传记不必写了;当年我写的社评和收集的图片资料也全部被我烧毁,只有这部书保留下来,它是我留给世人最后的绝唱。’”

在木樨地附近的一幢民居里,68岁的王芝琛平静地讲述着父亲王芸生最后的心愿。客厅角落的书柜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排《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都是一样的由赵朴初题写的书名,但3种不同颜色的装帧提示了它们经历的不同岁月。王芝琛的目光落在这套最新的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书上,又缓缓看了墙上的那张父亲的黑白老照片,“这也是他的心愿”

“1931年”,是王芸生重述自1871年始、以60年为时段的中日关系的终点,却是他个人对纷繁复杂的中日关系开始研究的起点。

说起王芸生与这部书的“缘起”,离不开中国新闻史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原《大公报》总编张季鸾。

1931年在沈阳爆发的“九一八事变”令举国震惊。当时在国内颇有影响的《大公报》除了在第一时间报道了事变、第一时间采访了张学良外,据王芝琛介绍,事变第三天,《大公报》很少有地召开了全体编辑紧急会。会上张季鸾宣布两项决策,一为“明耻”,二为“教战”。“明耻”即尽快开辟一专栏,记载自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直至1931年的重大事件,帮助读者了解甲午以来的对日屈辱史,栏目名称定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那时刚刚30岁、算不上名气很大的王芸生成为张季鸾期望的人选。20年代,为《华北新闻》写社评的王芸生,因与《大公报》笔战而被张季鸾赏识,进而进入《大公报》,成为一段佳话。

“张季鸾对父亲一向很赏识,这是他把这个工作交给父亲的首要原因;另外,张季鸾可能也意识到这个任务工作量浩大,年轻又刻苦的父亲也是一个合适的人选。”王芝琛说。当时王芸生还只是《大公报》地方新闻编辑,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很坦诚地写道:“我当时只是一员编辑,对历史并无研究。但以义不容辞,率尔操觚,实甚浅陋。”

按照筹划,新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如果每日刊载一段,大约需要两年时间。王芸生的办法是边搜集材料、边写作、边发表。从1931年10月开始,王芸生连续三个多月,奔走于京津之间,往来于故宫博物院和北平各图书馆,此间,尤其得到了故宫博物院单士元老先生的帮助。“父亲与单士元很要好,他把压箱底的史料都拿给父亲看。”如果说王芸生在后期的名气与《大公报》本身的名气彼此辉映,那时尚属无名之辈的王芸生,更多的是凭借《大公报》得到了这些帮助。

单老先生曾著文回忆这一段,他说,清朝后期编写的一些外交材料,“已无忌讳”地系统地记录外交来往文件,而这些历史档案又在溥仪出宫后公之于世,所以他也毫无保留地提供给了王芸生,这也使得我们后人得以窥探很多重要历史人物几乎原汁原味的对话。

“我父亲后来跟我开玩笑说,他自己‘史运亨通’。”王芝琛微笑着回忆。但在儿子眼中,使父亲最终有所成就的因素,除了天分和运气,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为外界所忽略的,其实还是“勤奋”。

那时王芸生面对的是浩如烟海的史籍和档案,白天在这些未加整理、杂乱无章的材料中耐心寻找、精择细选,晚间还要伏案写作,经常是通宵不眠。同在《大公报》的老报人曹世瑛后来回忆,《大公报》迁到法租界电灯房后,“王芸生坐在没有自然光线的数据室里”,终日孜孜不倦地写作。

这种品质从王芸生的早期开始,一直伴随了他一生。“父亲真是太努力了!”王芝琛感慨。出身贫寒的王芸生只读过几年私塾,在茶叶店打工时捡小蜡头留晚上读书用,“他身旁放一盆冰水,发困时就把脑袋放在水里泡一会”,在王芝琛的印象中父亲好像无所不知,“我随便提起某个历史人物,他就能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一大堆故事,还有古人诗词,甚至可以倒背如流,我真的服他!”

1932年1月11日起,《大公报》隆重推出专栏“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每日一段,连载长达两年半之久,无一日中断。首篇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这16个字,铿然有声,爱国之忱,跃然纸上。这一系列长文虽然以“中日关系”为切入点,但实际上是在60年来远东国际关系的大格局上,推演出中日关系的来龙去脉。

“这一系列文章受到的欢迎和造成的轰动是我父亲没有想到的。”王芝琛说。王芸生借此文章一下“声名鹊起”。“那段时间找父亲的人很多”,王芝琛说,包括一些仍旧“扎小辫”的前清政府的官员,也包括袁世凯的一个儿子,他们把自己掌握的史料提供给王芸生,由此形成了一个良性效应,王芸生手上的材料也越来越多。

记者笔下的历史,与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有何不同?王芝琛说,也许是得益于做记者敏锐,王芸生能从纷繁复杂的史料中抽丝剥茧,找出大众关心的故事,再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出来,“每一段历史都是一个故事”,较之于板起面孔说话的历史学家,更易为大众所接受。

但很显然,王芸生影响的受众并不仅仅是普通大众。1934年8月,由张季鸾介绍,王芸生到庐山,为蒋介石讲了两个多小时的日本问题,王芸生后来告诉儿子,蒋介石似乎对“三国干涉还辽”特别感兴趣,问了很多细节;同在庐山见到的汪精卫则对王芸生十分客气,表示需要资料的话他也可以提供。而那时已经开始长征路的毛泽东据说也在阅读此书,它的影响可见一斑。

自1932年起,《大公报》将已连载三个多月的文稿汇集成册,出版了第一卷。以后又陆续推至第七卷;但王芸生的专栏并没有如愿将60年写完,1934年5月,写到1919年的时候,已擢升为编辑主任的王芸生搁下了笔。“他实在太忙了,《大公报》一篇篇社评写得很吃力,他不得不停下来,想着以后有时间再写。”虽然只写了48年,但在结集出版时,这套书仍定名为60年,这也预示着王芸生,也是大公报的一个心愿。

但对王芸生而言,这一“等”已是匆匆数十载。1957年,周恩来遇见王芸生,重提此事,王芸生与历史学家刘大年商议的结果是:大改困难太大,小改意思不大,倾向于中改。所谓“中改”,其实也近乎重写。“父亲从那时开始为第二版做准备,积累了很多资料”,但如王芸生自己所言,“到1966年5月,国家形势有了变化,个人遭遇也很不平常,于是再度搁笔”。

此前,王芸生“受邀”为《大公报》写史,在那个历史时期,王芸生也不得不学会用最流行的政治用语,后来也致力于研究《大公报》史的王芝琛说,他有一次留心观察了一下,父亲在短短两页的篇幅竟有14处把他热爱的报纸定义为“大资产阶级”报纸。晚年的王芸生告诉儿子:“那是我最违心的文章。”私下里,王芝琛得知王芸生对写史已有了本能的抗拒。

被视为自由知识分子的王芸生虽然被毛泽东“钦点”而免去“右派”,但境遇不佳。对王芸生一家而言,“最戏剧性的变化”来自1972年。“那年田中角荣访华,和毛泽东谈话时,数次提起父亲的这本书,毛主席扭头问周总理:‘王芸生现在干嘛?他还可以为中日关系再做贡献嘛!’”第二天,王芸生就收到了参加国庆23周年招待会的请柬。所以后来有人议论,究竟是毛泽东、周恩来还是田中角荣“救”了王芸生,而王芸生在晚年流着泪告诉子女的答案是:是这本书救了我,让我多活了好几年。

修订之事再次被提起,1979年,自感身体不支的王芸生,后经历史学家建议,从1920到1931年中日关系史用大事记形式补上。1980年,三联书店在最短时间内将这套书出版、发行。3月,王芸生终于在病榻上见到了由赵朴初题写书名的新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八卷本的第一卷样书。弥留之际,老人捧着书,执著地要将书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5月30日,王芸生在北京病逝。“第二版只是在史料的细致和真实性上有修改,并没有太多地受意识形态影响。”王芝琛说,但他也承认,王芸生在第二版中对李鸿章、袁世凯的看法做了调整,王芝琛坦率地说,王芸生在再版序言中也刻意加上“国无常仇”这样的话,很显然也是出于70年代末中日友好的大局而写的。

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2005年,《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第三版由三联书店出版。在中日关系更加错综复杂的今天,这套书却仍然可以冷静地引导人们重新寻找历史的枝枝蔓蔓。“现在很多人提及日本只知道盲目发泄一种情绪,却并不知道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什么,这些现实问题是如何产生的。父亲的这套书对此提供了‘透明’的材料,如果说过去它的历史功用是‘明国耻、救国难’,那站在今天再看这套书,显然它又具有更丰富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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