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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音乐是不够的

2005-08-25 09:14 作者:马戎戎 2005年第30期
“第一次过了一个没有听音乐的音乐节。”电话里,健崔说,语调里带着点调侃

一场意外重重的音乐节

“第一次过了一个没有听音乐的音乐节。”电话里,健崔说,语调里带着点调侃。作为一个热爱各种PARTY,并顶着“乐评人”的名义时不时为各种杂志写点音乐评论的年轻人,在得到7月29日到7月31日,在国家“4A”级景区的内蒙古格根塔拉大草原上将会有一场包括崔健、窦唯的“不一定”、瘦人、二手玫瑰、SUBS、声音与玩具等30支乐队在内的户外摇滚音乐大PARTY的消息之后,满揣着对草原、蓝天、狂欢的美好想象,他“兴冲冲地就去了”。然而,在经历了19个半小时的长途颠簸之后,仅仅在当地停留了一个白天,他就决定离开这个地方。走的时候,他已经听到了开场的乐声,但是他当时惟一的念头是快点回北京。在用260元价格包下了一辆“小面”之后,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在午夜之前回到了128公里以外的呼和浩特,搭上了回北京的火车。

和健崔一起走的,还有数名和他在同一辆大巴上颠簸了19个半小时的同伴;对他们来说,这实在是一场意外重重的音乐节。

第一个意外就是花在旅途上的时间。根据7月29日之前主办方格根塔拉草原旅游中心在网上提供的信息,从北京到草原旅游中心有两条线路:从北京驱车走110国道,到呼和浩特后经过武川、乌兰花、沿呼赛公路前行128公里到格根塔拉,全程需7小时;驱车走北京—大同高速路,经丰镇到达集宁,走乌拉特前旗到达格根塔拉,全程需5小时。健崔不知道自己这趟大巴走的究竟是哪条线,但可以肯定的是,两条线路的时间全加起来也不够实际花的时间——事实上,这趟7月29日早上9点发车的大巴,到达草原旅游中心的时候已经是30日凌晨4时半;更为悲惨的是,事先预订的蒙古包已经被内蒙古当地一家媒体抢占;一车的人在寒凉的内蒙古大草原上等候到上午9点半,才有了安身之所。

第二个意外是这里的后勤。根据主办方事先的承诺,这里会专门为媒体和乐评人安排一间可以上网、充电、发稿的房间。和七八个人在蒙古包里打通铺休息到下午之后,健崔拿着随身携带的电脑想写点东西,这时他发现,蒙古包里根本没有电源,别说写稿,连给手机充电都不可行;而传说中的媒体专用房间始终没有露面。
据比健崔提前一天到来的乐评人、“铁观音”成员颜峻介绍,当地人很快发现给手机充电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数处简陋的手机充电点很快出现在草原上——一条电线加一个接线板,每手机20元充电一次。

歌迷纽扣是从云南来的,她先坐火车到北京,再从北京坐火车到呼市。下车的时候,她意外地发现,火车站周边并非如主办方所说,每半小时有大巴接送至演出地。在火车站等了几个小时之后,她和几个同伴包了一辆车到格根塔拉。

来自北京的赵先生和他的女友是自驾车来的,他们在路途上的时间最短:13个小时。他们不必承受没有大巴接送的慌乱,却着着实实被旅游中心的高物价吓了一跳:平时旺季150元/天的传统毡包这几日要400元;带卫生间的蒙古包平时280元,这几天飙升到1200元;最贵的是一种叫做战车包的蒙古包,标价从2000元至4000元不等。在呼市,一套小户型的月供也不过500元。

赵先生很快听到了著名的羊肉串的故事:28日,第一批到达的人去买羊肉串,1元1串;当日下午,3元一串;第二天,5元1串。健崔说,他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做“坐地起价”。歌迷纽扣从29日到31日三天里没有吃过一顿正式的饭,一直以啤酒和带来的零食度日,因为这里盒饭要20元/盒,米饭占了2/3的容量;在旅游中心的餐厅里,套餐500元/套的字样赫然在目。

卫生条件同样不容乐观。尽管等到9点半才终于得以进入蒙古包休息,健崔依然无法入眠,因为包里的被子竟然是湿的;服务人员解释说是因为7月29日那天下了大雨。然而在一对从包头来的情侣看来,健崔和这些媒体记者实在是太舒服了;为了省下住宿费,这对情侣在舞台对面的草坡上就地扎了帐篷,在他们的帐篷后面,是用一块塑料编织布围起来的空地,空地上挖了几个坑,编织布上写着四个字:“公共厕所”。离厕所10米远,就可以闻见一阵强烈的臭气,塑料布内更是堆满了生活垃圾。山坡上,这样的厕所一共有10个,围绕在帐篷区。

一次“缺乏经验”的操作

其实,最有“意外重重”的感觉的,是这次音乐节的组织者们。

“太混乱了”,张晓舟坐在蒙古包的门槛上,烦恼地说。张晓舟本来是以乐评人的身份来到这里的,由于人手不够,他也帮忙做一些舞台协调方面的工作。接受采访时,他手中拿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乐队的排序:“你看,这是今天乐队的演出顺序,刚刚才定下的,这怎么可以呢?而且居然还有乐队一唱一个小时不下来。”

张晓舟说的是30日的演出情况。那天晚上,一支蒙古乐队一时兴起,唱了“一张专辑外加一张EP”(颜峻语),剩下的9支乐队由于电压不足,每支乐队只能唱3首歌,用乐队成员的话来说:“嗓子还没打开呢。”

类似的意外情况不时发生。“痛苦的信仰”这次的确很痛苦,他们的演出本来被安排在29日晚上,可惜演出当晚下了一场大雨,为了保护灯光音响不被破坏,他们的演出被取消了。

在张晓舟的眼中,这一切都是因为“不专业”:“在欧洲的音乐节上,乐队的演出顺序一个月前就能定好的,这里太不专业了。……老崔跟我说,他在日本音乐节演出,才超了几分钟就被主办方骂。舞台监督哪去了?就算是语言不通,也应该请蒙语翻译。”

张晓舟是来帮唐蕾的忙的,在组委会里,被称为“摇滚教母”的唐蕾似乎是惟一有过摇滚乐组织经验的人。所以,舞台、乐队等方面的组织协调工作主要由她来进行,她在成都的酒吧“小酒馆”也成为协办方之一。

张晓舟的这些问题,唐蕾也遇到了不少。这些天,唐蕾已经被种种意外弄得焦头烂额:直到演出前三天,她一直担心的演出现场的供电问题还是没解决。唐蕾说,她现在深刻体会了什么叫做“心力交瘁”:“做小酒吧的演出,做若干城市的巡回演出和做这么大规模的演出,其艰难困苦是几十倍的增长。我曾给‘雪山音乐节’做过义工,但是自己开始做这个,我才发现,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让唐蕾发愁的还有:组委会分工的混乱,拿媒体宣传来说,内蒙古方面承诺过给新闻媒体以接待支持,并提供了一个电话号码,让所有要来报道的媒体给这个号码打电话;为以防万一,唐蕾冒充媒体给这个号码拨了电话,对方很奇怪地说:“我不负责这个啊。”但大批媒体已经陆续抵达,唐蕾的电话都打爆了,唐蕾只好临时把媒体接待也接了过来。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资金问题。唐蕾说,她从做过类似活动的朋友那里得到的第一个忠告是“资金一定要到位”,可是直到演出开始,有部分承诺的资金还是没有到位,很多麻烦事情都靠唐蕾的各路朋友帮忙协调。

音乐节投资方代表之一、总策划人阿敏布和有着一张典型的蒙古人的脸,语气也带着蒙古人特有的诚恳。音乐节开始前两天,在电话里采访他,他一再邀请记者:“来这儿我请你吃羊肉。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的羊肉。”和阿敏见面的方式绝对是个意外,31日演出现场,记者和另外一名乐评人出场买水,在入口处,乐评人被一名大汉拦住:“证件呢?演出证,你是哪个乐队的?”大汉的胸牌上写着四个大字:“阿敏布和”。

阿敏站在这里是为了拦逃票的人。演出现场选在格根塔拉草原的赛马场上,围栏颇为粗糙,很多人可以轻易地偷翻进去。阿敏联系了当地的警察来负责保安工作,可往里带人最多的往往是这些警察。因此,尽管场里每天有3000至5000左右的观众,真正持票入场的只是很少一部分。

一切和阿敏设想的相去甚远。在第一次采访中,作为内蒙古方面的联系者和协调者,阿敏曾满怀憧憬地说,他已经准备好了足够接待1万人的设施;这其中包括来往于呼市和现场之间的公共大巴、1000顶帐篷、淋浴设施以及移动公共厕所。对于计划和现实的差别,阿敏诚恳地归结为“缺乏经验”。

和以往的雪山音乐节、贺兰山音乐节不同的是,无论是投资方成都红樱桃种植公司还是主办方格根塔拉草原旅游中心,都没有过承办大型音乐节的经验。阿敏布和承认,策划草原音乐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2004年8月贺兰山摇滚音乐节让他看到了摇滚乐在中国的商业潜力。阿敏是内蒙古人,有一个朋友叫牧人。1996年格根塔拉草原转为民营后,牧人成为格根塔拉草原旅游中心的董事长。阿敏说,牧人在草原上投资了一个亿,但是每年旅游季节其实只有4个月;这两年,草原沙化得厉害,来的人比前两年少了。今年内蒙古大旱,草都没长出来,格根塔拉的旅游业也受到了影响。所以,阿敏和牧人的另一个想法,是把音乐节做成格根塔拉的固定项目,像传统节日那达慕一样。阿敏说:“贺兰山摇滚音乐节只做了一次,其实是相当可惜的。我想,如果我来做,我会每年都举行,做成一个品牌。”

格根塔拉草原离呼和浩特128公里,对于一个户外音乐节来说,这不算一个合适的距离,因为会有电力、交通、住宿等种种方面的问题。阿敏事先并不是没有想到这些,只是他看到的更多的是正面的意义:距离是远了点,但正因为远,就“绝对不会存在扰民的问题”;何况筹备的时候,他听到的消息是从北京到呼和浩特的高速路即将开通。没成想:“开始的时候说5月通、后来说6月通,后来又说‘七一’通。但是我想,最慢年底肯定就会通的。这样明年来这里就只要五六个小时。”

阿敏是个乐观的人,对于今年的音乐节,他说:“就算是花钱买教训了。”而至于明年:“明年草原音乐节一定会再办”,而且那时“这里会建成一个永久性的舞台”。

“汉人的音乐节毁了我们的草原”

在三天的狂欢中,有一件事情似乎被所有人忽视了——被狂欢的人群踩在脚下的草原。

歌迷纽扣说,第一眼看到这里时,她无法掩饰失望的心情:“原来想象中的是那种‘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可来了一看,哪里有草啊,全是黄土,简直是沙漠。”没有了草,牧民似乎也不那么淳朴了。“废墟”乐队的周云山想体验一下在大草原上骑马的感觉,可是牧民的要价毁了他的兴致:“50元一小时。”“那半小时呢?”“半小时40元。”

一名北京过来的女孩则有另外的不满,她付给马的主人100元,结果在两小时内,无论怎样踢打,马就是不跑。马主人说,想要马跑起来,要另外付20元。牧民自有他们的道理:今年是几十年不遇的大旱,草长不出来,粮食也没有收成,一家人全指望着这两匹马呢。

不是所有的人都欢迎这次音乐节的。说过“摇滚误国”的窦唯和他的“不一定”乐队在7月30日下午彩排的时候遇到这样一件事:一位蒙古大汉喝醉了,晃晃悠悠地走到台上,冲着窦唯说:“你们汉人的音乐节毁了我们草原。”窦唯说,他听了很难过。

蒙古大汉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音乐节进行了三天,泡沫餐盒、塑料袋子、饮料瓶在草原上随处可见;而那些所谓的“简易厕所”里更是堆满了生活垃圾。阿敏在采访中就曾经感慨地说,人对草原的破坏程度,比马、比牛都要严重得多。当时,他说,他会招募义工来捡这些垃圾,可是,至少记者本人,并没有在现场见到这些“义务清洁工”的身影。

忘记了是三天中的哪一天,一位穿天蓝色蒙古袍的老牧民坐在一处草坡上,坡下是一弯清澈的湖水。“10年前,这里”,他把双臂开得大大的,对我们说:“全都是湖泊。”听了这句话,和窦唯一起来的一位朋友得意地对窦唯说:“怎样,我没有骗你吧。80年代我来内蒙古的时候,走不了多远,就有一个湖,牧民们都住在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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