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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病床的价值:为什么大家都要选择大医院?

2005-08-16 12:58 作者:李菁 2005年第31期
8月12日星期五,上午,小雨。北京某著名大医院的门诊大厅里,人潮如织。

8月12日星期五,上午,小雨。北京某著名大医院的门诊大厅里,人潮如织。

只需在外观上粗略地观察,便会轻易地得出这样一种结论:这家著名大医院的硬件设施,与它在外界拥有的巨大名气之间,形成一种极大的反差——明显斑驳发黄的墙面,地面早已被磨得黯淡无光并凹凸不平,候诊室外一些已掉了油漆的木头长椅似乎时刻在提示着这家医院的资历与“高龄”。

不同年龄、各种装扮的人将大厅塞得满满的,一张张擦身而过的面孔,除了焦急,更多的是茫然甚至是呆滞,或许,每一张面孔后面都是一长串的故事。身着蓝色服装的护士与白衣大褂的医生穿梭于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每个人都是神色匆匆。也许是过了高峰期,排得最长的队并不在挂号窗口,而是“交费处”。

“没办法!就这个条件!”在这家医院工作的高主任一边扭过头说话,一边左推右挡,躲过不时从身前身后出现的轮椅或担架床。“这个医院当初的设计能力只能容纳800人,现在,你猜每天有多少人来看门诊?——6000人!总说大医院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你们想过没有,我们是多少倍地超负荷运行?!大医院垄断?我们愿意这样吗?你看,所有人——北京的,外地的,所有人都涌到大医院了!”

那些艰难的求医者

瘦瘦小小的史原坐在离诊室最近的那张椅子上,只要“吱”地门声一响,他马上直起身、两眼紧紧盯着诊室,见不是自己要等的人出来,神情立即稍有缓和,从一个略显破旧的大包里拿出笔,在装有病历的材料袋上记着些什么。虽然从外表上不难看出他是一个地道的农村青年,但一手漂亮的字也提示了他某些与众不同之处。

“我是两年前来北京作客座研究的,正在读博士学位。”史原边回答问题边拘谨地低下头,继续在那张纸上写写画画。

史原是带母亲来看病的。母亲来自内蒙古赤峰某乡村,患糜烂性胃炎多年,两个月前,母亲从老家过来为史原照顾其刚出生的孩子。借此机会带母亲来大医院看病。“坦率地说,以我的经济条件,不可能专门带母亲到北京来治这个病。”史原微微涨红了脸,有点窘迫地说。

像许多慕名来这家大医院求医的病人一样,为了得到有限的专家号,早晨6点史原就带着母亲从位于丰台的住处出发,中途倒了两次公共汽车,早早地找到了这家医院的“特需门诊”。

虽然母亲此前曾在家乡的县医院做过胃镜检查,但这份检查报告拿到北京却并不能作为治疗依据,一切常规检查还要重新来一遍。而没有拿到化验报告的专家又不能为病人提供具体的诊断和治疗,所以这一次花200块钱、颇费周折拿到专家号的结果,其实只是得到一张做常规检查的通知单。而史原为母亲找到的这位专家每周只出诊一次,这意味着史原必须在下周同一时间,带着母亲再一次地重复这一周的辛劳,而下一次是继续得到一张检查通知单还是如他期望的得到专家的诊治,则仍是一个未知数。

“希望院方能多给病人提供些信息。”史原说,他是有过这一次经历才知道,母亲完全可以在普通门诊那里完成基础检查、再带着结果找专家诊断,“对我们来说,每次200元的挂号费也是笔不小的开支;更重要的是,这样专家的效率也提高了不少。”

“我母亲嫌这里太贵,一直嚷嚷着要回老家看去。”盯着母亲离开的背影,史原语气中有几分无奈。仅仅几项检查过去,加上每次200元的挂号费,史原已经花费了800多元。“在我们那儿,我妈一年的收入也就800~1000左右,这几天的检查已是母亲一年的全部收入,搞不好,一年的收入都抵不了这两次的检查费。”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原的母亲在村里已是众人羡慕的对象,“很多乡亲得了病,也就在村里买点药,不少人长期积累成了不治之症,他们连县医院都很少去。”

提起到大医院就医之难,从某市级医院来北京另一家著名大医院进修的姜医生也感慨连连。“虽然医院方面每天都安排专家出诊,但这些专家经常去国外学习或赴外地会诊,这样一来,不少慕他们名而来的病人经常扑空,又几乎没有病人是自己一个人来的,所以好几口人只好找旅馆住下继续等,又增加了一笔费用。专家的出诊费相对要贵、挂号困难,更麻烦的是,大医院就诊的人太多,即便做完检查,等结果又要费很长时间。如果拿到结果需要住院,那还得继续等,这一等短的几天、长的数月,可就不好说了。”姜医生直言,对托到他门下希望其帮助联系大医院的,“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我建议他们去、也会帮忙联系;但那些经济条件不太好的人,我直接劝他们放弃来北京的想法。”

没有人做过统计,在北京究竟漂泊着多少怀揣一线希望到大医院求医的病人和家属。但有一点现象却是显性的:大医院滋生了一个与其共生的附属产业链,小旅馆便是其中一项。

“我们没想到,大医院附近的旅馆也这么难找!”从湖南陪姐姐看病的肖女士一开口便忍不住地抱怨。因为要等待一周一次的专家门诊,她和姐姐想就近找个住处,结果在这家医院附近找了很久都没有合适的:条件稍好、能支付得起的,早已住满;剩下的很多都是半地下性质的,一下台阶便一股潮热之气涌上,公共卫生间和公共浴室又是她们忍受不了的。无奈她们只好在离医院稍远的地方找到一个四人间,一个床位一天收32元钱。肖女士说,如果不是因为占了大医院的便宜,这种条件的房间在她眼里只有20元钱的身价而无论如何达不到100多元。

“但没办法,既然来了,有个落脚之处已经不容易了。”肖女士说,小旅店里充斥着全国各地的口音,从谈话内容一听,便知绝大部分是这家大医院的“客户”。

为什么选择大医院

“在我看来,到我们医院来就诊的外地病人,只有20%是真正有这个必要的。”高主任是这家大医院某大科室的主任医生,在他看来,这20%的病人大体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地方医院无法确诊或从未诊治过的疑难杂症;另一种是“被那些小医院治得乱七八糟收拾不了的”,继而求到大医院门下。

在这家医院五楼某病房住院的郑强和段雨恰好印证了高主任所说的这两种类型。

来自黑龙江佳木斯的郑强已连续四个多月被胃疼和胸疼所烦扰。郑强属于林业系统,从地方林业局医院、管理局林区医院,到哈医大一院、二院检查,都查不出结果,“地方医院的医生说你这病怪了,查哪儿哪儿没毛病”,一个多月前郑强出差去外地,又被这种莫名的疼痛折磨了十几天,家人最后决定转到北京来治疗。

“来之前,我们兄弟姐妹召集一起开了个会,决定不管花多少钱,我们都要把我哥的病之好。”坐在床边照料他的妹妹说,于是,在爱人和妹妹的陪同下,三个人坐飞机来到北京,直奔这家医院。至于为什么求到这家医院门下,郑强说,他们认识的一位当地医生就在这家医院进修,帮他找了位老教授看病历。可就在这时,他已经疼得无法行走,紧急转到急诊,医生告之须住院观察,但要排队等号,于是郑强也作好了为等待住院而“长期抗战”的准备,没想到第三天他就接到了可以住院的通知。

郑强记得同时接受诊治的还有一位妇女,“我比她运气好,先住了进来,可能是医生看我疼得太厉害了吧!”

脸色蜡黄、形容憔悴的段雨斜靠在郑强相邻的病床上,虚弱得将一句话近乎分成三次才能说完。

一个多月前,50多岁的段雨在肿瘤医院接受了一次大手术,术后身体出现了某种不适,回到老家唐山某县医院又住了半个多月,花了8000多元也没治好,“县医院治不好了,让我们转院。”当时家里包了一辆车,来了5个人把他送进医院,因为费用问题,只有女婿留下来,“住在离这儿一里路远的地下室”,每天给他买饭、送饭。

对段雨来说,选择大医院实属是迫不得已。“在肿瘤医院的手术费花了我5万多元,我就是一个庄稼人,年轻时攒下了两三万,剩下的钱是儿子、女儿各自凑的,他们也是种地的,出这个钱也不容易啊。”半晌,他又说,“我是不想来这儿治的,县医院床费、药费都比这儿便宜,再说都50多岁的人了还治什么?净浪费钱!可儿女们不答应,又凑了一万块钱交了押金,我也不知道这一万块钱能治几天,钱少了还好说,要是再花个3万、5万,儿女们再孝顺也没这个条件啊。”

如果让高主任判断,史原应该属于“不是真正有必要”的80%之列。来北京之前,史原的母亲在家里的县医院做过几次治疗。“我不是专业人员,不懂得他们的专业设备先进与否,但我能明显感觉到医生水平上的差异。”史原说,在家乡的县医院,医生用了十几分钟就为母亲做了胃镜检查,报告也写得极为笼统、简单,带到北京后,也没有任何诊断价值。

史原承认,自己跟许多人一样,有这样一个心理:“大医院就是比小医院强。”史原坚持认为自己到大医院的选择没有错。史原说,县医院的硬件设施还算可以,医生也有不少毕业自内蒙古医学院这样的专业院校,还有一部分是原来的赤脚医生通过各种途径转成的正式医生。“一般老百姓没有别的途径,可能也不会对他们的医疗水平有多少质疑,但像我这样走出来以后,就不太相信他们了。”

细心的史原通过简单计算得出了一个结论:在这家医院花的费用,是其老家县里医院的4倍。“比如肝功能一项,这里的化验费是150块钱,我们那才40块。”但他并不后悔把母亲送来看病的决定,“我就一个母亲,很多方面是不能用钱衡量的。”“中国人不都是这个心理吗,就一个母亲,自己吃点苦没关系,只要能负担得起,花再多的钱也得给母亲治啊。”

在高主任看来,大医院与小医院存在医疗水平之差是毋庸置疑的。不少基层医院在硬件设施上毫不逊色于大医院,“医疗水平的差异,更多体现在软件上。”高主任说,以他自己所在的科为例,拥有博士学位的医生占了80%~90%。

“大医院的优势在于能够最大限度地延揽人才,另外大医院的信息来源广,国外很多新的医学信息我们很快就可以下载,也很快就可以用于临床。”高主任说,如今已形成这样的“怪圈”:在大医院不断有新的病例出现,医生得的病源多了,能够确诊的病例也多;而地方医院或小医院,则因为“实战”病例太少而使病源流失,从而不断陷于萎缩。久而久之,大医院更大,小医院更小。

寻找大医院的途径

一脸沮丧的李云夫妇坐在骨科的候诊大厅里,默然相对。

李云夫妇来自广东湛江,李云患颈椎病多年,“我们在地方医院反反复复查了几次都不能确诊,所以我们决定来北京治疗。”考虑到丈夫的普通话不是很好,担心与医生沟通有困难的妻子也请了长假过来“给他作翻译”。

8月11日一早,两口子在结束了38小时的漫长旅程后风尘仆仆地直奔北京积水潭医院。挂号窗口的一纸告示让他俩傻了眼:一直到8月24日的号都已排满。待他们从积水潭医院一路打听再找到这家同样以治疗骨科闻名的大医院时,才知道骨科的专家门诊每天只有15个号,当天的号早就一发而空了。

“没办法,我们只好找个地方先住下,等星期一再来了。”但星期一万一挂不到这竞争激烈的15个号,是否要日复一日地继续等下去?究竟要排到哪一天才能挂上号?再想到老家托付给亲戚照料的女儿,夫妻俩便一脸愁容。

对北京完全陌生的李云夫妇,是通过何种途径找到这家大医院的?“我们来之前上网查了很多资料,网上说积水潭医院和这家医院在治疗这方面是最好的;另外,中央电视台《健康之路》也介绍过,说它是‘全国最先进的’,我们就慕名而来了。”李云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说。

对许多前来大医院就医的外地病人来说,媒介的宣传与民众对大医院“名气”的口耳相传,是他们寻找大医院最直接的途径。

不过,李云夫妇认为,北京的大医院在利用现代化方式提供信息方面存在不少欠缺。“像积水潭医院,如果它能把每天的挂号情况公布在网上,我们就不会那么早地跑到北京来;而这家医院,‘就医指南’上写的时间与实际出诊时间也不一致。”

说这些话的时候,李云妻子手里一直拿着一本绿颜色的《最新北京就医指南》在看,这本书是夫妻俩在积水潭医院门口花26块钱买到的,“这本书把北京医院的特点、就诊时间、地址和乘车路线等都列得很详细,对我们这些对北京一无所知的外地人来说,这本书很实用,但其实对大医院本身来说,我觉得他们也应该在网上更可能多地提供类似信息,这样我们就不会这么被动。”

寻找大医院的另一个途径是熟识医生的帮助。

在由地方医院(地方病人)向大医院的流动中,进修医生往往扮演其中重要一环。北京的大医院每年都有从全国各地招收进修医生的名额,对来自地方医院的医生来说,这样的机会弥足珍贵,尽管仍觉得大医生们对自己有知识上的戒备感和骨子里的优越感,但“至少在表面上保持着客气与尊重”,“因为他们心里清楚,很多病源都是我们介绍给他们的”。

高主任说,自己的一部分病源即是进修医生介绍的。除了被直接介绍到本院求医的病人外,而另外一些则直接请他去外地会诊,这也是地方病人寻找大医院、大医生的另一种方式。高主任的几乎每个周末都是在外地度过的,有会诊有手术。“很多手术都是地方医院做得不成功后请我们去的,对我们来说,这样的手术也是冒了一定风险的。”高主任坦率地说,在自己收入的构成中,医院薪水与他在外面挣的手术费基本是1∶1。

“我手里每天都捏着几十张住院通知单,每个病人先住后住的决定权完全在我。”高主任直言不讳地介绍他决定让谁住院的“潜规则”:“一些‘压床’的病,像肝硬化之类的,一般都会拖着让他们后住;而像胃结石这种小病,治得快、出得也快,大夫的奖金也来得快,这种病人就比较容易住院。没办法,医院也要抓周转率、病床使用率这些硬指标。”当然,无论什么样的规则,都阻止不了一拨又一拨的病人和家属,寻着各自的途径,向他们的最高目标——大医院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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