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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尤的世界

2005-08-09 13:36 作者:朱文轶 2005年第30期
为感受子尤的健康生活,记者先后在北大附属医院312病房和北京“粉子胡同”的一间老屋子里和子尤聊了两个上午。

为感受子尤的健康生活,记者先后在北大附属医院312病房和北京“粉子胡同”的一间老屋子里和子尤聊了两个上午。

子尤的母亲柳红为了让记者看一看她儿子这两年来是怎么在这方寸之地自得其乐的,从外屋给床上的子尤拿来一大捆圆珠笔,让儿子演示给记者看看。子尤仿佛迅速地进入了他的世界,两手拿起那些笔在床上舞起来,嘴里“呼哧呼哧”地念念有词。母亲看着儿子,在一旁乐不可支,“他从小就这样,都玩了十几年了”。柳红告诉记者,在子尤心里,这些笔都是有角色的,有主角和配角的分工。她说,子尤从小喜欢玩积木,不过他不是像别人那样去搭房子,而是把它们弄成一个个人物来演戏,没积木的时候就用圆珠笔代替。子尤8岁时写成的小说《一战时期的俄国儿童队》就是看完《拯救大兵瑞恩》后用积木排演,再把故事口述出来的。

从一出生,子尤就很容易沉湎于自我的世界。和自排自演“笔偶剧”一样,与记者讲几句话,他会情不自禁地开始唱起孙燕姿的《绿光》。子尤总是用“精彩”和“神奇”来概括自己,他以自我为中心,他告诉记者,像他这样有趣的人,哪个女孩子都愿意和他做朋友,“我受徐志摩从西湖给友人寄花的影响,和妈妈一起跑到医院美丽的后花园捡树上落下的花瓣,装了一巧克力罐,作为给一个女生的礼物。”“我让她闭上眼睛,在电话里给她背‘当你老了’,现在能找到几个像我一样浪漫的人?”他说着就从床上坐起来,撑着头,旁若无人地背起这首叶芝的诗——“多少人爱你年轻漂亮的时候/真假爱只被你的美貌引诱/只一人爱你年轻圣洁的心灵/也爱你年老时脸上痛苦的纹沟”。

“单亲家庭”的子尤

快中午的那会儿,柳红被子尤弄哭了。

整整一个上午,两人还都笑作一团。子尤一直躺在温暖的阳光下望着柳红的眼睛。

一大早,姥姥和姥爷用轮椅推着子尤去菜场买菜,快到家,子尤坚持要下来自己走一段。从“粉子胡同”里姥姥家的那道铁门走进屋,这一小段路他走得一瘸一拐,脸涨得微微发红。子尤有十个月没正经在家里呆过,也没正经地下床走过路了。他有些气喘,就又爬上床,埋怨鞋不太衬脚。柳红说,“宝子长得快,脚大,鞋老买不准”。比两天前在北大医院看到的子尤,他的气色好了不少,看得出,比起病房,即便那些白色的墙面总被这对母子装扮得富有生机,姥姥家还是更让他兴奋。他说他自己喜欢金黄色——“姥姥家从小在我心里就一直是这种颜色的,阳光的色彩”。

两个人的眼睛里都闪着活泼而明朗的光。子尤肯定是这个世界上最让柳红自豪的“事物”。2002年柳红结束了13年半的婚姻,她曾在年度回顾里写道,“婚姻带给我的幸福、痛苦和伤害正在随风飘逝,惟有儿子——这一婚姻的创造,翻新着我的生命”。

2002年,子尤12岁,那年9月,这个少年身高1.63米,体重51公斤,到2003年底,就蹿到了1.78米,体重65公斤。“差不多一个月长一厘米”,柳红从电脑里调出一堆照片给记者看,都是2002年的7月到8月母子俩在欧洲玩时拍的,其中有一张俩人站在维也纳一辆大游览车前的合影。子尤健康地站在宽阔的天空下,结实的块头,被太阳晒得黝黑的皮肤,个头刚好到柳红的发梢。“一年功夫,他就高我一大块了。”柳红说。他们一起看过一部英国电影《第三个人》,讲的是维也纳的事,到了维也纳,子尤拼命拉着她找电影镜头里出现过的那台大转盘,最后终于被他们找到了。

对柳红来说,陪同儿子成长的快乐至高无上,甚至婚姻破碎的痛楚都变得微不足道。现在的子尤个头又长一点,体重却降到了53公斤。除了生病的消瘦,减去的体重里包括去年3月26日从他身体里摘除的那颗重达两斤的瘤子——这个巨大的瘤从子尤在胎腹时就已经埋下。

慢慢说到两年前离家出走的父亲,子尤和柳红第一次有了争执。柳红说:“父亲离开家招呼也没打一声,一个家突然之间就少了一个人,我不知道怎么跟儿子说这件事。我不说,子尤也不问,我们俩就这么过了不短一段日子,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4月份子尤急性阑尾炎,要做手术,他父亲回家了一次。我把子尤叫到一边,第一次跟他提起离婚这事,我说,‘儿子,爸爸要离开我们了’。子尤说,‘妈妈,我没事’。说着眼泪就下来了,接着问,‘妈妈,你什么时候再结婚’。我说,‘妈妈再也不结婚了’。”

“不对”,在床上很长时间默不作声的子尤带着点撒娇打断了柳红,“明明是你先哭的,你抱着我说‘爸爸走了我们以后怎么办’,哭得一塌糊涂”。柳红被说得有点脸红,瞪了儿子一眼,“胡说,你看现在这些小孩,什么都赖大人”。她边说边笑,子尤也在床上捂着肚子嘻嘻地笑起来,仿佛这个重大的变故对他们来说曾经并不是一次磨难。

柳红第二次被打断,是她讲述从去年9月下旬,除了偶尔接上几回电话,子尤就很少见过父亲的面了,她有意无意地加了句,“他身体也不好,老生病感冒”。没料到儿子这时候会突然发起脾气来,“什么身体不好”,他把拿在手里不停翻来翻去的一本书重重地扔下床,几乎用命令的语气说,“你说,他住在哪儿?”“你平时不说,现在说起来,又不把话说完,我要对你失望了。”

柳红仍然像一个理屈词穷的母亲回答儿子质问那样认真地回答,“他的家,离我们住的西苑医院就隔了一座桥”。没说完,眼泪就往下掉。屋里静了很久。

子尤最好的一个初中同学王钊告诉记者,除了觉得他妈妈委屈,子尤甚至没怎么生过这个“单亲家庭”的气。说起他爸,子尤说,“我和我爸是什么关系呢?他去美国了,但我懒得质问,就是这种关系,我们不是父子,有时他几个月不来,偶尔来一次,我们也只会说说笑话。我没把他当爸爸,你没尊严,我只是在他来时虚拟地告诉自己,这就是父爱”。

子尤不久前弄了一个单亲家庭的采访计划,他是因为看到一个研究者写“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有心理阴影的报告。“我想证明我的想法”,子尤说,“父母离婚,刚开始时我没有变,主要是我父母在变。他们心理各方面都有变化。我总是认为大人们觉着离婚之后孩子会受到多大影响。我想啊,他们心虚,他们自私。所以他们编出这么一个瞎话来骗大家。然后,离婚家庭的孩子又不屑来澄清,其实是大人们因为自己可能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就会自私地想是不是他们的孩子也会有。”

子尤说,他已经做完了一个和他同样状况的同学的采访,“最后发现,离婚家庭的孩子还依然健康快乐。主要是因为受害的一方还依然承担着维持这个平稳的生活的任务,没有把这个受害传递给孩子”。

“生病”的子尤

子尤说他从小就对欧洲的城市有天然的向往。“色彩多好看”,他对记者说,他不喜欢被很多人褒扬的中国江南山水,“总觉得有压抑的东西在里面”。“上小学时候我爱看电影,有一部很有名的音乐专题片就叫《上帝的宠儿》,就是讲萨里瑞把莫扎特陷害了。看完这个剧本我就划,把我不需要的地方划掉,让我姥姥把我留下的部分给打下来。打下来之后我就带着剧本到班里,我们开始演了。”子尤说,因为他演了那个萨里瑞,就格外有感情。去欧洲,他还专门到墓地里找。“我发现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的墓都在最显眼的地方。那我就问,那他们的老师呢?萨里瑞是他们的老师。那我问在哪呢?他们也听不懂,找找找,在一个非常角落的地方,一个非常破的墓,哎呀。我忍不住心中感慨,扑到那个墓旁,没哭,但是很悲伤。”子尤说,他总觉得自己上辈子应该是欧洲十五六世纪的一个短命诗人。

子尤手里总在玩弄着他的镜子。他说,生病期间,医生要是在他身体上做什么,他就从镜子里一丝不苟地看着。他说:“这样我才能努力发掘我的病里有哪些可怕的地方来跟朋友和班里的女生讲,看他们一个个面目惊悚的样子。”“挨了痛苦,以后才可能跟人炫耀啊。”

子尤身上有某种表演性格。“他爱戴墨镜,看了《黑客帝国》,里面黑人的眼镜比较特别,是搁在鼻子上的,没架子,他回去就把墨镜的脚给拆了,架了副那样的眼镜来上学。”王钊说他爱热闹怕冷清,喜欢与女孩子说话,“不在学校的时候,他也和同学在电话里把班上的事了解得清清楚楚。”去年5月份,子尤做完第二次化疗,回学校,戴了两层口罩,两层头巾,往讲台上一站,还是不忘了开玩笑,他拐弯抹角地听说班里成绩最好的男生和成绩最好的女生彼此有互生情愫的意思,就拿他们开涮,对那个女生说,“我听说你期中考试考得不错,还要加油”。转过脸对那个男同学意味深长地说,“女生成绩考得这么好,你是我们男生的希望,你一定努力,一定要把她追上,追上”。班上哄堂大笑。

子尤对他的这场表演得意得很,他说他一直以为自己那时很有奥斯卡颁奖典礼主持人比利·克里斯托Talkshow的感觉。

子尤返校时扎的头巾是柳红专门帮他准备的,化疗后,柳红为儿子准备了十几包头巾,她自己也把头包了起来。“子尤见人和出门,都要求包头”,柳红说,“六一节去圆明园参加年级活动,我们俩合伙把牛仔裤剪开许多条口子,然后挑出穗来,女同学见到他做晕倒状,他爱漂亮,没有镜子照时,我就做他的镜子:‘看看我的眼睛,鼻子,嘴,牙齿’,我一一看下去,告诉他很干净很漂亮,他还不放心,牙上有没有菜叶子啊?”“六一节那天,他高兴地告诉我,同学们都向他反映,你妈妈在操场上一出现,真是南国美女啊!”

子尤特别在意柳红的美丽。柳红曾在她的日记里写:“有一天,儿子盯着我的眼睛,用两只手摆弄我的脸,鼻眼嘴扭曲地说:‘100岁的宋美龄都比你年轻。'这一时期,他越来越多用手抚摸我的脸,像要抚平什么,而当我用手托着脸时,他会叫我把手挪开,因为那样会挤压出皱纹来。”

柳红说,子尤经常提醒她,“妈妈,你佝偻着背,跑进跑出的,真给我丢脸”,“儿子希望我何时何地都漂亮、从容”。“他不喜欢我将额头的头发梳得光光的,束在后面。意见提多了,有一天,我趁他睡觉,剪了一排刘海。原以为他会满意,没想到他说更难看了。可是刘海挂在额上改不了了。还有一天,儿子特意打电话,告诉我今天要穿上美丽高贵庄重的衣服来,他希望我那个下午在人前是那样的形象。”“有一回,子尤跟我说,妈妈,我血小板8万了,你就去做美容。”

该看的电影,子尤几乎没有拉下过。柳红说,有个周末的晚上,电影频道放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格利高里·派克演男主角,他十分想看,她就安排他先睡两小时,再叫起来看电影。子尤为此激动不已。惟一不同的是,住院后话剧看得少了。柳红说,2002年底她和儿子一个月看的话剧就有五六部:《这里黎明静悄悄》、《动物农庄》、《叫我一声哥,我落泪如雨》、《萨勒姆的女巫》、相声剧《明光曲》。“看完《萨勒姆的女巫》,晚上我和子尤一直讨论,第二天早上5点多醒来我们又继续谈感想。我说看得我撕肝裂胆,他说看得他五内俱焚,因为他是男人,不能像我那样流泪。”

子尤和柳红的关系也是让王钊这几个好朋友羡慕的。王钊有时急了在家里跟大人发脾气,说“别看子尤躺在病床上,他比我幸福”。同学中,像子尤这样不受约束、散漫地成长、从来不需要跟家长争取什么或斗争什么的确实很少。王钊说,初二返校,子尤又要弄点新花样,要画个达利那样的胡子去开学报道,“他妈连这都答应了,还给他画上了”。

去年5月2日是子尤手术后的几天,那天凌晨2点48分到3点48分正好是北京出现月全食。子尤虚弱得要命,仍然让柳红半夜叫醒他,推着他出去看,后来,在病房门口看不清,俩人把门卫叫醒替他们开了门,走到院子里去看。柳红说,医院里还有人说子尤没被当个孩子养。子尤和柳红都认为,这样的生活对他们很重要。

子尤和他的朋友

子尤爱跟去看他的女生开玩笑。把那些手术恐怖的录像放给大家看,他把那几个女生叫作“心连心艺术团”。记者在北大附属医院和子尤聊天的时候,碰上两个小学的女同学来看他,拿着他的书让他签名,子尤说他没事儿在GOOGLE上搜到他名字,出来好几千条,“布莱尔的大公子尤安”、“鲜包进粽子尤来已久”。把两个女生逗得直乐。

王钊对子尤酷爱和女生说话这点尤为深刻,“(子尤下课和女生一聊起来,拍他几下都没有反应)。”“动手术前的一个周末,同学一起去医院看他,他穿了新衣服,包了新头巾,把班里男生女生都搂了一遍,包括老师,这都拍下来了,后来我妈看录像,问子尤是不是有生离死别的意味在里头,他笑着说不是,是怕以后没理由搂了。”

王钊差不多是子尤最好的朋友,也是子尤书里提到频率最多的男生。他回忆和子尤结交的过程说,“有回老师让大家写各自心目中的偶像,班上就我和子尤的比较特殊,他写的卓别林,我写的毛泽东。下课了,我们就开始比起来,说非要比出谁更厉害,从两个人出的书比起,比两人的作品,后来比知名度,比身高,比笔画,最后我就说卓别林有四个妻子情人若干,最后也没有比出谁厉害来。”

子尤的男生朋友几乎都是这种清谈类型的,在一起就谈文字、谈诗、谈理想。子尤谈起王钊说,“后来我们关系很好,我带他去看电影,他说这个电影不太好,他也有一种求知的欲望,他就说,听说你懂电影,那你给我讲讲吧。我跟他说完之后他对这种都不屑,我就带着他,他一步一步地看。那么现在,他的电影有一箱子,他都看不完了,那么他就知道这个东西了。西方的东西他有点进去了,那么他又从听流行歌曲和听披头士的开始,然后最后猫王的东西他都开始听。我可能是最初的让他认识到西方的文化的,我就是常带着一种兴趣去听。然后听着听着,他又喜欢相声了,正好我又是从小就说相声的,那么我们就说到一起去了,反正我们一直都想着我们两个要是一起合作一个相声就好了。原来他认为毛泽东是最好的,他现在开始说李宗盛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了。”

子尤后来告诉我,那天来看他的两个女生里有一个是他原来挺喜欢的,所以他在当时班里排《哈姆雷特》的时候,自己演哈姆雷特,让那个女生演奥菲利娅。

这些是子尤的感情。他说他从来没有写过超过他生活阅历的感情。“80年代后那些人总想寻找一种叫感情的东西,挺刻意,挺没意思的,都是一些缩水的畸形的窝在屋子角落里的人。”子尤说,“我能抓住缝就去骂郭敬明,像李敖能抓住缝去骂国民党一样,长得就像缩水样的,看他的小说就像在沾了水的海绵里顺着它往下滴着矫情的水,时间长了会令人窒息。”(本文部分图片由家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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