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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后游击战的典型——883天的沁源围困战

2005-07-12 13:53 作者:蔡伟 2005年第26期
当记者从长治前往沁源采访的途中,车上偶遇的一位干部正好是围困战的研究爱好者,他向记者提到沁源人在长达两年半围困日军的战斗中付出的巨大牺牲,以及战争对于这座古老山城的彻底毁灭:“……最可惜的是城边的文昌楼,那是沁源最美丽的建筑,竟被日本人当作存粮的仓库。为了早点赶走日本人,游击队一把火把它烧了。”

记者乘车离开山西沁源时,在距城关百公里之遥一个偏僻小村的路边,看到一座保存相当完好的文昌阁。除了沁源边远灵空山里的圣寿寺——那里由于位于游击区而幸免于战火——这个由乡里自发捐资建立的清代乾隆年间的古朴建筑似乎能让人勾勒出沁源当年的文明和历史。据当地史料记载,当丁玲在1937年冬以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的身份来到位于山西太岳山根据地腹地的沁源县时,曾说这是从孔祥熙老家太谷以来见到过的最大的地方。从县志可以了解,自隋代立县以来,直到1941年前,沁水边尚存在一座胜过今天平遥的美丽古城,它最后一次修缮时间是在1926年。

当记者从长治前往沁源采访的途中,车上偶遇的一位干部正好是围困战的研究爱好者,他向记者提到沁源人在长达两年半围困日军的战斗中付出的巨大牺牲,以及战争对于这座古老山城的彻底毁灭:“……最可惜的是城边的文昌楼,那是沁源最美丽的建筑,竟被日本人当作存粮的仓库。为了早点赶走日本人,游击队一把火把它烧了。”

当临县平遥因为在敌占区而意外存留一份世界文化遗产时,沁源人为抗战付出了家乡历史文化被彻底毁灭、全县近1/8的生命死亡的代价。但他们也创造了一个永载史册的经典:8万没有任何重武器的沁源人,以一场永不妥协的围困和艰苦卓绝的坚忍,以883天内2730余次大小战斗,毙伤日伪军4200余人,并最终迫使残忍的日本人逃离沁源。

1942年12月的一天,山西长治沁源县乌木沟民兵队长胡元锁带着姚友一到后山疙瘩上看“树哨”。这个在中国抗战电影中的经典镜头,这一天也是后来成为贵州铜江军分区副政委姚友一抗战的起点。即便是多年后,在他的回忆录《沁源抗战记事》里,他还记得那天的天气很晴朗,微微刮着点风。在这美好的冬日里,他却丝毫不敢放松警戒,眼睛时刻盯着城关方向,“但心情是愉快的”。

记者前往的晋东南太岳山区本是山西最美丽的地方之一,1942年秋,那里正遭受日军残酷的扫荡。胡元锁交给姚友一的任务是利用“树哨”向附近各村发信号。自从日本人在1942年10月占领县城后,正在县高小读书的姚友一随父母逃到城西的乌木沟,白天钻山沟躲扫荡,太阳落山才敢烧火做饭。为了避免疲于奔命,沁源群众发明了利用山顶的小树打信号。

“这是个重要路口,所以栽了三棵树,知道怎么打信号吗?”姚友一认为胡元锁总把他当孩子看,“抗日政府宣传几次了,这谁不知道?”胡元锁还是不放心这个关系部队和群众的生死大事:“平时看你聪明,就怕日本鬼子一出现,吓得你慌了手脚!我再给你说一遍:远远发现鬼子来了,就放倒这一棵;看准鬼子确实是向乌木沟来就放倒第二棵;敌人逼近,情况危急,就赶紧放倒第三棵……”结果,姚友一说他在一个小队的日本兵出现后,准确地放倒了两棵消息树。沟口上胡元锁带领民兵早已埋上了地雷,日本人没敢深入,烧毁了沟外的前村走了。姚友一亲眼看到了日本人的暴行。

压迫下的觉醒

沁源本是位于山西长治地区最西部的偏远山区县,县西北的绵山正是当年春秋时期晋国介子推隐居的地方。记者从长治乘车前往,100公里的路仍需近3个小时,中间还经历了一次塌方。1937年底,薄一波率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1纵队在这个偏僻的山城开辟了太岳根据地,沁源从此成为日军扫荡的重点地区。在古老的绵山遭日军彻底焚毁后,30年代末的沁源同样未能避免日军的毁灭。

1940年秋,百团大战进入最后阶段。15岁就参加八路军的沁源人史直佑参加了著名的关家垴之战。这场百团大战的闭幕战至今褒贬不一,原因是彭德怀不惜代价要求全歼被围日军。攻击部队正是自沁源参战的八路军太岳纵队决死第1旅的部队,史直佑当时在第38团1营3连当战士。他在回忆录《抗日战争记事》中谈到了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彭德怀副总司令当时亲自做战前动员说,‘我军已将日寇几千人包围在关家垴村,天亮之前要发动总攻,这批日本鬼子多次乘我太岳部队参加百团大战之机,疯狂向我太岳地区进行三光扫荡……如果你们冲不上关家垴,消灭不了日寇,我就取消你们团的番号……’”

史直佑说,彭德怀的命令之所以如此坚决,除了希望能通过硬仗锻炼部队的攻坚能力,最主要的原因可能与日军当时对太岳军区的残酷扫荡不无关系。1940年秋末,日军在遭受百团大战重大打击后,以“铁壁合围、反复合击”的战术疯狂向太岳根据地进行报复。那年秋天,裴润从介休县农会调到沁源县农会任农会主席,正遇上日军秋季大扫荡。他在回忆录《难忘的绵上县两年》(1941年,为抗战需要,沁源县以朱王岭为界分为北部的绵上县和南部的沁源县)中写道:与1938年和1939年的大扫荡不同,这次日军公然以“三光政策”进行报复。“郭道是沁源北部的重镇,几百户村民和商店房屋全部化为灰烬,仅剩下一个关帝庙(日军所到之处皆不烧关帝庙)和一所高校的校舍。”当时沁源全县不过8万多人,被杀人口竟达到4900人,其中数百户人家被杀绝;全县95%的房屋被烧毁,粮食除了被抢掠外全部被烧毁。沁源境内除了王和、王陶、柏子三大村外,全县村镇基本被烧光。

邱坤英就是受鬼子扫荡损失最惨重的韩洪乡人,当时的他还是一个孩子。“日寇进行大扫荡时,我们防御知识少得可怜,想的狭隘,以为躲就可以避免灾难,总是躲到小庄、古庙、煤窑里。有的年龄大,行动不便的人,只从街中心住处,躲到村边僻静的房里。有时在小庄户人家炕上就要坐几十个人,坐的还有一定次序,炕沿边是老太太,中间是年龄稍大的或者小孩,最后就是年轻媳妇和大点的姑娘,这些年轻人的脸上都用锅底灰抹得乌黑,头上包的黑布头巾。”丘坤英在《以抗日民族救亡》中写道。

当时的沁源县中共党委书记刘开基在1965年8月17日刊载于《山西日报》上的文章《围困沁源》中回忆说,虽然当时的党政群团反复做工作,动员群众坚壁清野,但是由于一些干部缺乏经验,加上一些群众不听政府劝告,认为“谁家来了他也不会不要群众”,“日本人来了我们也不过交粮纳税就是了”,不肯转移,结果在日军三光政策下遭受了惨重损失。

1940年秋的日军大扫荡让太岳区群众情绪受到了很大打击。受害群众不了解八路军由于主力部队外出作战,因而埋怨政府和军队没有保护他们;一些坏人则散布谣言,说“八路军、决死队不打日本光开会”,“八路军游而不击”。反扫荡结束之后,在军需民食都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党政军民脱产人员和广大群众的关系相当紧张,甚至群众有不自觉地“怨八路”掩盖了“恨日军”的思想。

“曾听说一位威望很高的领导同志批评:难道沁源人民是绵羊?”裴润回忆当时各级党委对这次损失惨重的大扫荡进行总结后,认为人民群众没有被充分发动起来,是在日军扫荡面前任其宰割的根本原因。沁源各村党支部和镇政府开始反复向群众强调,在敌人强大的情况下,我们只能用游击战打击敌人;而敌人对于中国决不仅仅是要亡国,而是要灭种!

日本人的残忍也在教育群众。此前曾有某村富户和日军接触,表示愿当“顺民”。在受到日军欺骗后,满以为逃过劫难的他们数天后“发动”受蒙蔽的群众焚香跪迎日军,却被当场杀得全村鸡犬不留。“朱鹤沟村一家大地主,我们劝他转移他不走,敌人来了把他的大媳妇强奸了,还打死几口人,这次他接受了教训,全家动员拿起武器,准备和敌人决一死战。”沁源人邓克忠回忆说。共产党开展的广泛群众动员与宣传和无可挽回的鲜血,终于让曾经像绵羊一样任日本人宰割的沁源人的精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各种民兵和群众组织迅速成立起来。民兵编成了作战小组和情报小组。各村建立了联防哨和消息树,连儿童也组成了儿童团。每一个沁源人都在战争中组织起来。邱坤英记得家里那间建于1888年的碾房子也一度成了游击队兵工厂碾火药的地方。平时被奶奶娇惯的邱坤英也时常被奶奶哄着去碾火药:“一个大公鸡都有四两劲,你七八岁后生有几个大公鸡的劲,还不能碾它几圈?”

用“没有人民的世界”包围“山岳剿共试验区”

1942年10月20日,在沁源屡遭失败的日军在花谷正少将(“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之一)的率领下,以日伪军7000余人兵分七路突然“扫荡”太岳根据地。此时正是日军实行积极剿共,诱降国民党的时期。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试图以沁源交通道路为链,以据点为锁,以囚笼战术困死沁源军民。同时以临汾屯留公路和安泽沁源大道为主要补给线,对沁源进行分割清剿。

“我们主力部队,38团、25团已经转向外线作战。”时任县委书记、后任县围困指挥部政委的刘开基回忆,“那天我们正在开县委会,一听到消息,便很有秩序地把县委机关和城关群众立即从城内转移出来。当敌人黄昏时分侵占沁源时,已是一座空城了。”

然而,1942年的日军在重兵占领沁源后却一反常态,并未马上离开:日军一面在全县重要村镇扎据点,进行分区“清剿”;一面开始大兴土木,筑碉堡,修公路。“更奇怪的是,敌人在城关外竖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山岳剿共试验区’几个歪歪斜斜的大字。我们很快就明白了;敌人这次纠集36、69两师团的6个大队和二十来个县的伪军共约万余人的兵力,对我太岳根据地进行‘扫荡’,妄图配合政治上的怀柔笼络,来逐步‘蚕食’我们的根据地为他的‘治安区’。据说这是华北敌酋冈村宁次总结了几年失败教训后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新花招。”

1942年11月11日,太岳区党委书记薄一波以太岳区党委名义发出《关于反扫荡的决定》,提出了在党委和军区、纵队的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广泛开展人民游击战争,长期围困敌人的方针。沁源县委也针锋相对。薄一波在《七十年奋斗与回顾》中这样记载沁源人的斗争策略:“当时根据太岳区党委的决定,沁源县委又作出了具体部署,动员一切力量严密封锁和彻底地围困敌人。主要是通过在敌占点、线周围彻底转移群众与空舍清野,做到距离据点10里以内,距离交通线5里以内,保证没有一个人与一点可利用的东西(粮食、柴草、水源等)。同时组织临时脱产的武装民兵,帮助转移出来的群众,树立同舟共济的对敌观念。”

沁源对外交通的重点二沁大道长达近百里的交通线两旁10里以内,15000名群众迅速实行了有组织的大转移,1600平方公里的地方成了“没有人民的世界”。群众自动毁掉不能带走的东西,连村里的水井也填平或者倒入粪便。“他们背井离乡,备尝艰苦,敌人不退,绝不回家。1943年春,被捕捉回去的群众400多人,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没有一个屈服,没有一个投降,没有一个肯出来组织维持会。”青壮年全部参加了民兵组织,老少妇女隐蔽在山沟丛林中进行生产。决死队、游击队、民兵紧密配合与敌人周旋。城关据点的日军指挥伊藤少佐向临汾师团部写信说:“来到这里没有人,没有粮,没有水,天天有病倒的……”

变日军据点为囚笼

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提出的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的指示,太岳区党委和军区在1942年11月11日确定了“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实行长期围困,战胜敌人”的方针。按照薄一波的强调:这是一场党政军民的长期艰苦的总体战。在军事上,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的指示精神是:“只打巧仗,不打硬仗,不做赔本买卖,要积蓄力量,准备大反攻。”日军初占沁源后,从临汾到屯留的临屯公路和从安泽到沁源的安沁大道成为沁源日伪军最初的主要补给线,同时还起着将太岳军区南北分割的作用。八路军太岳军区利用主力部队配合民兵、群众,全力开展破路战。

“12月的一天夜里,民兵队长胡元锁告诉我要伏击敌人,叫我组织一些年轻人跟他去,”姚友一说,“那地方叫周西岭,38团6连的战士埋伏在大道两侧,胡元锁带领民兵隐蔽在第二线。”位于沁源县城以西10多里地的周西岭是从西面的运城安泽县到长治沁源县的必经之地。沁源围困指挥部决定由太岳军区第38团6连、县大队和城乌镇的民兵在周西岭伏击日军的运输队。姚友一他们在树林子里藏了一夜,等到天光大亮也没有任何动静。12月的太岳山区,冰天雪地,寒风刺骨。“心想敌人大概不会来了。”在后山潜伏的姚友一想,后来他得知,其实当时从沁源城关出发的日伪军约一个中队正押着30多个农夫,百余匹驮骡,正向伏击圈内靠近。由于敌人已经多次遭受埋伏,行进间队伍两翼不时派出人马占领道路两侧制高点,交替掩护运输队前进,这才让姚友一有敌人不会来了的误判。

当姚友一在后面的树林里听到前面路上震耳的枪炮声连成一片时,反应是“真想参加战斗”。但是组织上并不允许。直到他看见胡元锁高喊着跑来,让赶快去战场上拉骡马、扛军械,姚友一才和隐蔽着的伙伴跑到伏击战场。“我们跑去一看,到处是敌人的尸体和散落的物资,真是高兴极了。胡元锁叫我们能拿什么拿什么,拿了东西马上离开,防止后续敌军报复。我拉了一头骡子,用尽最大力气拿了许多手榴弹,带领青年们转回乌木沟。”

类似的大小战斗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这场在周西岭进行的仅30分钟的战斗,不但歼灭日军队长以下共六十余名官兵,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二十余只,骡马48匹及手榴弹、望远镜,以及运输队运送的全部物资和粮食、被服等。还最终迫使日军放弃安沁大道补给线,放弃了在补给线上的中峪店据点。日军惟一与外界的通道,最终只剩下从沁源到沁县的二沁大道。据点内的日伪军陷入恐慌和饥馑之中。1943年4月15日,伪山西《新民晚报》特派员董长庚随日军到沁源,在他的通讯《如疾风扫落叶》中这样描述日军当时的处境:“沁源城内人烟稀少,暗无天日,望之全城各处无一点活气……”

没有一个沁源人当汉奸

需要强调的是,在山西日占区,沁源也许是惟一一个城内没有中国当地百姓的被占县城。日军每占领一个地方,都通过武力压迫占领区百姓建立为日军服务的傀儡组织“维持会”。当最初进占沁源的日军第69师团伊藤大队在沁源军事扫荡屡遭失败后,日军被迫在1943年1月将其撤回临汾基地,改由第36师团222联队斋藤大队和鹿野大队接替。为了建立迟迟建立不了的“维持会”,日军的手段由此前的残酷镇压,变为在政治上施以怀柔政策,在情报上利用汉奸特务,在军事上采取突然袭击,同时威逼群众进据点搞“维持会”的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总体战”。

曾有研究者表示,如果没有汉奸和伪军,中国抗战的时间也许要缩短一半。一说起汉奸这个抗战中令国人尴尬又无法回避的话题,记者采访过的沁源人却无一例外都骄傲地表示,全面抗战8年中,没有一个沁源人当汉奸!“沁源县的人说起这个都比较骄傲。”沁源县新闻中心的工作人员王伟钢对记者说,“抗战时期,沁源周边很多县城都有维持会,在沁源当地帮日本人的汉奸都是外县人。本地人挂在口里的一句话就是,沁源人没有一个汉奸。”

“1942年日本人占领的沁源是一座空城,除了日本兵和少数抓来的百姓,城里没有老百姓,有也是抓来的。”沁源抗战研究会研究室主任张成仁客气而自信地说,他可能是研究沁源抗战最深入的人。张成仁的母亲曾经在日本人的枪口下死里逃生,并留下终身的伤痕和对日本侵略军终身刻骨的仇恨。张成仁告诉记者,日军在沁源之所以搞不成“维持会”,在于沁源人对日本人强烈的仇恨。“(沁源人)恨不能扒了他(日军)的皮!谁会和他搞维持会!”

然而,在将日军据点和道路周边变成无人区以围困敌人后,沁源军民在一开始甚至面临着比日军困难得多的处境。“沁源是日本山区剿共的试验田。八路军是寸步不让,我也搞试验,就是不让你成功!”张成仁说。但是日军在沁源的反复扫荡彻底破坏了群众的生存环境。在撤退到山区后,由于没有想到日军会在扫荡后长期驻留,群众没有做好长期在山里生活的准备。“由于缺衣少食,山里的生活艰苦至极。敌人就利用这一点要老百姓回来建立维持会。”张成仁对记者强调说,“但是沁源人不但一般老百姓不当汉奸,乡绅地主也没有投降日本人的,就连大烟鬼地痞流氓二流子也没有一个人为日本人服务。”伪山西《新民晚报》特派员董长庚曾这样描写占领者的处境:“交口至沁源间为共匪区域,为共产军38团集中地,另外还有民兵的组织,势力相当庞大,他有一种顽强的力量。自1942年10月20日日军占领沁源后,城内尚无‘维持会’之组织。”

日军“军官战地参观团”的覆灭

日军的“山岳剿共实验”区沁源成为八路军抵抗日军的模范“标本”。日军进占两年尚无一村有“维持会”;最早建立的15个据点除城关、交口外皆被拔除;一年间两次试图打通的临屯公路被迫放弃。

李懋之将军在《回忆沁源围困战》中记载了1943年10月17日,冈村宁次发明的“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滚进”到临屯公路后的一个战机。“太岳军区司令部情报科长刘桂衡半夜收到临汾传来的情报:东京日军参谋本部,从华北各地抽调旅长、联队长和少佐百余人及军官学校学员共180余人,组成‘军官战地参观团’,由旅团长服部直臣少将率领,乘汽车沿临屯公路进入太岳区,作战地实地参观,领略冈村宁次司令官的军事杰作。”

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得知来自敌人内部的情报十分可靠,正巧386旅旅长王近山带领16团赴延安在临汾停留。陈赓以十万火急的命令,要求王近山率领16团于临屯公路上设伏,务必全歼这个日军参观团。

“歼灭这么多的日军将校军官,等于消灭5万日军。我们要为抗战史写出光辉的一页,给敌人一颗足以震撼其大本营的重磅炸弹。”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王近山向16团的官兵动员。在与当地干部、民兵以及全团连以上干部秘密侦察完地形后,收到太岳军区情报科长刘桂衡从战地转来的鸡毛信:临汾城里战地参观团已编好由三辆吉普和10辆大篷卡车组成的车队,24日晨将沿临屯公路向太岳根据地开进。

王近山旅长当即下令,午夜前吃饱饭,12点准时出发,24日凌晨部队进入日军在韩略据点附近的设伏区。这实在是一个令日军想不到的大胆举措。韩略据点的日军指挥官在被伏击后受到了斩首的惩罚。“全团官兵在旷野隐蔽了8个小时,无一人轻举妄动。上午8时,洪洞曲亭方向公路上尘土飞扬,敌人‘观战团’过来了。8时20分,插着太阳旗的车队进入我军伏击圈,三辆吉普车在前,10辆大篷卡车随后,紧密衔接,快速前进。伏击部队突然用密集火力向敌人开火,整个车队陷入我军的火网之中。日军指挥官服部直臣少将看到逃生无望,举刀剖腹自杀了。一个半小时内,除三个钻进公路下狼窝洞里的日军逃生外,180多个日军将校军官全部被打死,仅战刀就缴获百余把。”

轮战队和地雷战:顽强者就是胜利者

1943年1月26日,邓小平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曾讲道:“……围困沁源之敌。斗争的结果尚不可知,但如我能以最大的忍耐性、顽强性坚持这一斗争,有很大可能取得胜利……”1943年7月16日,八路军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在日记里也详细记下了他在“沁源军民对敌围困斗争指挥部”会议上提到的有关沁源围困斗争的意义。“……在于密切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锻炼了党,锻炼了干部和群众,团结了各阶层;提高了民族觉悟,发挥了民族气节。”陈赓特别提到,围困沁源是敌我双方顽强斗争的比赛,“谁是最后的顽强者,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

轮战队就是沁源居民发明的顽强的作战组织。除了最初广泛实施的伏击战、麻雀战,以石雷为主的地雷战也成为沁源民兵轮战队的主要围攻形式。当时家住距日军交口据点半公里张壁村的王电威在日军占领沁源时才16岁。今年已经79岁的他在与记者谈到60多年前的抗战生活时仍记忆犹新。“日本人在1942年占领沁源的时候,太岳区党委告诉群众,日本人这次不走了。”日本人占领的15个据点,最大的交口据点就在王电威家附近。王电威参加了共产党发动建立的青年救国会,开始当过秘书,后来当过情报员。“那个时候我晚上躲在山里,白天给区委当情报员。年纪大了之后当了民兵,参加了轮战队,一边生产,一边打埋伏埋地雷。”

王电威说,轮战队是沁源人发明的一种很有效的作战组织。民兵被分成两组,一组生产,一组战斗,轮流交替。既改善了山区的生活条件,又使战斗持续不断。“那时候我参加轮战队,作战时吃公家饭,组织上还每个月补助家里二斗小米。最开始我给大家做饭,结果有个月多用了粮食,我不干了,要求进了地雷班。战斗生活很快就适应了,家里的生活还得到了改善。”1944年,在区委扩军的号召下,王电威参加了决死第1旅38团,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

山区的生活在生产运动中改善了,但是地雷却很少。王电威对记者说:“进地雷班训练了十来天后,那是1943年上半年,铁雷没有了,上级号召造石雷。”在一个38团派来的干部的带领下,群众开始发动起来制造石雷,各种石雷学习班在各村镇迅速开办。“开始有些人不相信石头能当地雷用。”王电威说,“后来(民兵)在二沁大道上埋设石雷。第一次交口据点敌人出来踏响石雷,死伤三人。”这一下群众造石雷的热情迅速高涨起来。

在日军最后惟一一条交通线二沁大道上,沁源军民共埋设地雷5000余颗。张成仁特别向记者强调了沁源军民对地雷战的贡献:“沁源地雷多种多样。别的地方最多两层,沁源的埋藏甚至多达三层。不但如此,为配合地雷战,沁源人还发明了‘铺草战’。将所有路面铺满干草,虚虚实实,还让日军的探雷器无法使用,行进时胆战心惊。”敌伪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过了圣佛岭(沁源和沁县的分界岭),进了鬼门关,低头雁声响,抬头轰一声,如若死不了,就是活神仙。”

长期围困和打击,迫使日军在1943年1月撤出阎寨、中峪等外围据点,4、5月间放弃了城关东门外的大片阵地。到了1944年春,日军已经被迫退守到城内草坡下的一片地堡和窑洞中,没有大部队的情况下,很少敢于走出据点。到1945年初,日军只得龟缩在沁源城西草坡上下的两个碉堡和一排窑洞中。1945年春,毛主席发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号召。1945年3月14日,沁源军民开始对被围日军的总攻。“1945年总攻命令发布后,一共打了28天仗。”张成仁说,“当时光地雷就准备了10000颗。最后用了4000颗。”民兵轮战队和群众近万人轮流到敌人据点昼夜呐喊、点篝火、放鞭炮、打冷枪,以疲惫日军。”1945年4月11日,沁县日军出动上千人前往沁源,接应沁源日军从山道逃回沁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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