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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20日:江苏:行动在河网地带的新四军

2005-07-12 13:49 作者:王恺 2005年第26期
这么复杂的斗争形式使得当地人往往丧失判断能力,有位如皋东边的老地主,在临终前,让三个女儿各选择一条路,“无论蒋、汪、共谁得天下,都能保住家中留传下来的千亩土地”。

被分割的苏北

1941年1月20日,新四军的新军部在苏北重镇盐城建立。

当时苏北的情况极为复杂,日军和汪伪的部队占据着南京、扬州等大城市;国民党部队主要有两种力量,一是国民党嫡系韩德勤,江苏省主席,7万兵力;二是杂牌军,所谓的苏鲁皖游击总队:李明扬、李长江,拥有3万兵力,驻扎在泰州,受到韩的排挤,“局促得很,随时有被韩大鱼吃小鱼的危险”。新四军在当地的兵力最少,“2000人,却有很强的战斗力,再加上陈毅‘精彩’的合纵连横政策,在当地才站稳脚跟”。上海市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林铭纲说起来,没忘记当时新四军的绰号——“小四子”。

这么复杂的斗争形式使得当地人往往丧失判断能力,有位如皋东边的老地主,在临终前,让三个女儿各选择一条路,“无论蒋、汪、共谁得天下,都能保住家中留传下来的千亩土地”。

从1938年开始,善于做统战工作的陈毅就明确了新四军的方针,“击敌、联李、孤韩”,努力开始说服“二李”和新四军合作。陈毅三进泰州的故事在苏北地区广泛流传。泰州虽是二李的驻地,但也是矛盾的集合点。“日伪特务、韩的副官、二李手下的反共派什么人都有。”但是陈毅始终只带一两个随从进泰州说服二李。林铭纲说,“主要目的就是新四军和日伪作斗争时,他们一定要保持中立。”

“二李第一次欢迎陈毅很别出心裁,招待陈毅看戏,在舞台旁边挂着‘欢迎四将军’的标语。碗口大的字,亏他们想得出来,明明是小四子吗。”陪同陈毅进泰州的管文蔚还记得当时的场景。于是,一些类似于我们习惯电影镜头的场景出现在陈毅的三进三出中,但这并非虚构:包括唱完《玉堂春》的女演员下来讨赏钱,而不明所以的陈毅只是称赞她几句的画面;也包括韩的参谋长率领20多人围住陈毅所在地的场景,这些都出现在管的回忆录中。

“第三次进泰州的时候,城内情况最复杂,特务密集,二李部下的反共派叫着要包围新四军,陈毅还是轻车简从地去了。”陈毅刚一坐定,韩德勤的参谋长就带着20多名随从手持快慢枪,闯进公馆。二李神色紧张,陈毅故意大声说,就是韩德勤自己来了,也不要紧。他当年就是我们的手下败将,当过我们的俘虏,眼下还不好对付吗?于是二李的情绪才稳定下来。陈毅谈完话后从容地离开了。他坦然自若的风度给二李留下了深刻印象。

“李长江比较动摇,经常想和新四军斗。”林铭纲说。一次趁李明扬不在,他主动发起和新四军的战斗,结果泰州城差点被新四军占领。而此时不知情的陈毅并没有好大喜功,听到消息后,“经常说笑的陈毅来到前线,沉着脸,制止了新四军的进攻,派人去和二李说和”。

就是由于陈毅的坚定政策,在新四军反扫荡和与韩德勤的战斗中,二李始终保持中立,在“黄桥战斗”的胜利中起到了作用。

1月20日,新四军新军部在“皖南事变”后重新建立时,毛泽东手书了命令,要求新军部领导“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

“当时刘少奇就喜欢戴着他的鸭舌帽,穿着黑便装,大家都只知道他叫胡服。”盐城市新四军纪念馆文史研究部主任陈宗彪说。重整新四军的军部会议上,他也是以胡服名义,以至于连横幅上都写的是“热烈欢迎胡服同志”。他是新四军新任政委,做报告时,“我们都知道有中央首长来,但是这位胡服首长没听说过,加上一口湖南话,很多话大家听不清楚”。当时在场的只有十几岁的小战士郭光亚回忆。这时平时喜欢拿文明棍的陈毅站起,说:“你们知道胡服是谁?这位中央首长就是刘少奇。”所有在场的人才恍然。

此时的苏北十几个县已被新四军解放,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大家都热情高涨。新四军分为7个师,主要在苏、浙、皖、鄂的游击区抵抗日伪。

在扫荡中建设根据地

1月20日,“皖南事变”的消息通过电台传遍新四军所属部队,新四军苏中二纵队的战士们纷纷把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帽徽摘下来,往地上扔。但是团部的命令传来,要求大家保管好帽徽,不要乱来。当时9团3营营长赵云鹤听见战士在喊:“是不是想到重庆当官啊?”“右倾机会主义。”“我也感到捡起帽徽很违心啊。但命令必须执行,没等大家分辩,我就进屋了。”

当晚,赵云鹤和他的部队接受任务,去解除沿海税务总队的武装。税务总队专门负责盐税,3营化装成国民党的军队,分几处袭击税务总队几个分队,其中一支到税务总队所在地大兰公司,“大兰公司是一处古城堡似的庄园,我们100多个人穿着军服过去,声称是路过的军队,要借他们的地方做饭,才混了进去。”先是伙夫进去,再是部队借休息之名进去,发现税警们正在为过年做准备,“那个大队长正满脸通红地在屋子里敞开怀喝酒呢”。听见部队并不是国民党,而是陈毅派来的新四军,“他一下子就垮了,陈毅在苏北的名字,连日本人听到也害怕”。在苏北,陈毅和新四军另一将领粟裕合作,在当地和日伪军的几次大规模战斗中获胜,“他和粟裕都是爱动脑筋的人,打仗前总是调查清楚对方的兵力,粟裕连对方的汽车几辆都要弄清楚,并且喜欢亲自指挥”。

3营接收了税警大队,还顺便吃了顿丰盛的过年大餐。接收税务大队,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新四军的一切给养被断绝,新四军已无“合法”番号。而且,江苏根据地被敌人分割成多块,战事频繁、敌情严重。在这种状况下,巩固根据地成为第一选择。1941年1月10日,日军又开始扫荡,驻镇江地区的日本第12混成旅扑向被陈毅攻下的江苏黄桥,正在盐城开会的陈毅指挥苏北行政委员会主任管文蔚牵制敌人,防止敌人进攻盐城。

管文蔚亲眼看见日军的飞机狂轰滥炸。“被炸的最烈的几个地方,东台的城隍庙、大圣寺,都是碎砖烂瓦,要不就是烧焦的门窗,当时炸死的几乎都是老百姓,我们在一所破庙组织施粥放赈,敌人又来轰炸,一家米店里面躲着的几十人全部被炸死。”

就在这样的扫荡威胁下,曾经中立的“江苏二李”开始动摇。此次扫荡威势不同,一方面是日军的武力镇压,另一方面是汪精卫的伪政权派人前来招降,李明扬是老同盟会员出身,很有民族气节,正面表示拒绝;李长江却接受了招抚。“李长江是个老粗,有奶就是娘,当时汪精卫派的是缪斌,秘密会议就是在泰州泰山庙里召开的,十分保密,但还是泄露了。”

“李长江的背叛代表着新四军有了近距离的敌人。面对这样的危局,陈毅决定趁日军未到之机,先消灭李长江部队。”林铭纲说。

但是根据地建设不是单靠战争决定的,群众的支持反而更加重要。没有军饷的新四军当下必须自己养活自己。

当时苏中地区有些地主,苏北则相对贫困,东台地区的海边小村有时候只有三五家人,家家还供着“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的牌子,当地老农解释说,反正这样总没错。“苏中地区还算富裕,苏北地区的沿海滩涂上几十里没有人烟,遍地长满了蒿子,跑着一些野鹿。”管文蔚回忆他们当时在滩涂上看到的烧灶造盐的贫民,家里的财产就是一头牛,牛死了,就安葬挖坟,当地的人几乎是化外之民,有人还穿着鼻子,脚戴着金属环,烧盐为生,广种薄收。“看着我们国家穷到这种地步,实在难过。”

在这样的地带开展建设根据地的工作,是非常艰难的,好在新四军里人才济济,当时上海有部分懂财经的人士来到苏北,直接负责制定收税计划。针对乡村地主的温和改革也在进行,行政委员会经过调查,开展二五减租,“抗战要团结开明人士,没有采取极端的三七减租,就是因为不能树敌太多。有些老红军不满意这样的结果,经常来团部争执,但是我们一直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来说服这些老红军”。

事实证明统一战线的成功。贫穷地区的老百姓当然热烈地拥护新四军,著名的“黄桥烧饼”的故事就是例子,送烧饼的百姓几乎是冒着炮火、跑到战场上直接送上烧饼。而黄克诚回忆起当时扫荡中的地主绅士,“表现极好,帮助我们保护干部、保存资料,甚至与我们的同志同生死共患难。寄存的经费,敌人到时,他们自己背着走,保护公物如同保护自家财产一样”。

在群众的支持下,日伪军制造的二百里竹篱笆的封锁线在一夜之间被焚毁。此为新四军著名的行动之一。

当年才18岁、在盐城抗战18民运团工作的鲁光正好是负责到农村进行根据地建设,现在已经80多岁的她告诉记者:“我就是个不懂事的小姑娘。当时还怕狗怕水呢,下乡后也不敢说。把长辫子剪掉后就到老百姓家去了。”但当地百姓还不够了解新四军,她碰到的第一家就不让她进门,“我就坐在门口拉家常,替他们抱孩子,最后还要到他们家里去住宿”。她告诉村民自己是个不拿军饷的新四军,把自己的公粮和菜金交给主人,和他们一起干活,“群众就是这么发动起来的”。

除了在根据地进行二五减租,一批能干的“敌工科”人员还穿过封锁线,到南京、上海等地去“经商”。他们以猪肉、金针菜换来的纱布、医药是根据地最珍贵的紧缺品。

“当时我在7旅19团做卫生员。”80多岁的老战士胡庭祯向记者回忆,“我只有五条绷带,用完了要再用。开始用碱洗,碱用完了用草木灰洗,有一回借老乡的锅来煮绷带,可房东觉得这毁锅比较厉害。把脸板得紧紧的。”老人说,他就耐心地和房东大娘解释什么叫消毒,什么叫细菌,“其实我也半懂不懂啊”。大娘于是终于说,“以后你尽管用,但是你用了要告诉我,我再煮一次猪食就可以了”。这位“胡先生”不仅帮伤员治病,还帮百姓治病,“在那里,我的名声很响啊”。

在根据地的建设中,一种朴素的感情于是在百姓和军队之间形成,淮北地区还因此有了一首民歌:“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

不同的新四军

“当时日军到乡下扫荡,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江苏到处密布的河网。”胡庭祯回忆,他们带着伤病员转移,好多次是转移到小河道和草丛中——类似的情景出现于著名的《沙家浜》故事中。苏南和苏北的新四军和老乡利用同样的地形优势,“日本鬼子和二鬼子只敢开着大船在主河道上巡逻,不敢进小河湾,害怕遇见埋伏”。

“因为到处都是河流,所以要求我们都学习游泳。”胡庭祯还记得当时北方来的战士害怕水的表情,“被大家扔到河里的不止一个”。最后也都学会了。不过游泳最娴熟的还是当地的兵,“他们真的用芦管呼吸啊,能够潜在水下半天”。不少日军的巡逻船被他们凿沉。最传奇的是他见过的一个队长,不仅游泳好,也是神枪手,曾经在一些树叶上放根香头,然后放在水上漂,鬼子看见香头以为遇见大批人马,出来包围时,他躲在苇丛中一个一个解决,“比电影里编的那些还要神”。

新军部成立后,部队迅速扩大,枪支弹药严重缺乏,战士们只发三五发子弹,后来就想办法,把高粱秆切成和子弹一样长,塞进子弹袋;然后把用过的子弹壳从战场上搜集来,再加以压力恢复原状,去掉用过的火帽,嵌进新火帽,装成新子弹。“新四军和八路军不一样,军队成员普遍文化水平高,不少人是念书后来参军的。”陈宗彪介绍。也就是这样的背景,使得新四军军工厂、制药厂都有一定水平。“最先进的潘尼西林当然还要靠‘敌工科’人员从上海运送,一般的小药品已经能生产了。”

除了实用性强的工厂外,新四军的文化人也为数众多:范长江、阿英、邹韬奋、贺绿汀都来到盐城,陈毅把他们安置在离军部很近的卖饭曹村,当地百姓管这里叫“文化村”。当时给他们尽可能的优惠待遇,每月发20元或更多津贴,“陈毅总喜欢来探望,和大家一起喝他最喜欢的红薯粥”。“当时文化人最苦恼的不是艰苦生活,而是没有书,陈毅听说镇江图书馆有大批图书转移到了兴化,就让人把书转移到文化村来。”

专门的文化村俱乐部也成立了,陈毅经常来参加棋赛,“有时穿长袍,有时穿西装”。贺绿汀常常拉着小提琴唱歌,他唱的时候,周围的老百姓围着门口听。

范长江经常口若悬河,“他是个外向的人物,因为写了‘陕北之行’被蒋介石追查,他在皖南事变后来到了根据地。”管文蔚回忆。

陈毅是个很会做报告的军长,他在做报告时,批评一些战士“嘴里放光芒”。原来是一些家里汇款的战士怕钱不好带,就把钱拿去镶了金牙,陈毅说:“嘴里放亮光有什么美观呢?还不如把父母寄来的钱去买些新鞋袜。”针对一些同志追求上海来的女同志,他说:“同志们不仅要学打仗,还要学文化,要有一定教养。从上海来的女同志,都受过一定的中等教育。难道要她们爱上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大老粗才算进步吗?”大家哄堂大笑。

1941年,在延安采访时因怀疑中国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受过毛泽东批评的美国记者汉斯·希伯来到盐城,陈毅为之召开盛大的欢迎会,并安排他自由采访,希伯对这位戴着墨镜、拿着文明棍的军队首长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不爱带警卫员,总是在各处逛着,下围棋或者写古代诗文,警卫员追来时,他就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你们还怕我跑了?”

希伯在根据地采访了4个月,回美国后,将他的通讯发表在《太平洋事务》上,加深了外界对新四军的理解和同情。
(本文感谢新四军纪念馆文史研究部陈宗彪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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