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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的明朝猜想

2005-06-28 12:43 作者:舒可文 2005年第24期
朱棣和朱元璋秉承同样理想的两代皇帝,他们开创了极端被动的拒外守边和浪漫的开疆远航两种截然相反的历史空间,在短短的50年之中形成的巨大反差留下的好像是一个巨大的历史之谜。

朱棣和朱元璋秉承同样理想的两代皇帝,他们开创了极端被动的拒外守边和浪漫的开疆远航两种截然相反的历史空间,在短短的50年之中形成的巨大反差留下的好像是一个巨大的历史之谜。

明成祖的理想

1403年,明成祖朱棣在赶走建文帝的靖难之战胜利后,要效仿秦皇汉武,继续朱元璋重建华夏的理想,希望在临御之年,能看到万国咸宾的盛世。1403年,永乐元年八月至十月,在短短的三个月里朱棣派出了8次使节到越南、爪哇、暹罗、朝鲜、马六甲、印度洋各地,给各国国王赏赐,邀他们朝贡新朝。当时明朝的周边环境并不安稳,因为蒙古势力而阻隔西域各国与中国的来往,已经被开辟出来海上交通,因有海盗出没,海道不靖,不仅让朱元璋和朱棣感到不安,也与朝贡使臣来往不顺,而且不利于明朝全力抵御北元势力的战略。在这种背景下,朱棣派出郑和出使西洋。经过郑和几度下西洋,所经之地的国王、首领都纷纷来朝入贡。他们要向各地宣布明朝已经“咸与维新”,并封赏周邻各国,邀各国来朝入贡。自唐朝末年中断数百年官方来往的日本在永乐年间再次进入中国的朝贡体系。

在明朝的朝贡体制中,外国使者带来地方特产来朝贡,回去时所有使臣都带回中国的厚礼,而且使团在中国停留时的费用全部由明朝负担。这些使团往往携带私货,与民间私下贸易。洪武年间规定,贡使所带私货想与民间交易,官方要高价收购其中的六成,如百斤胡椒要用高出市价十倍的价格,20两白银收购,其余的可以在民间互市,但不许官府抽税。外国贡使由于有利可图,来华的人数和私货便越来越多。永乐时有一年,暹罗贡使带来了一万斤胡椒和苏木,一时间堆满了朝廷的仓库里,以至于,五品以上京官官俸中的七成竟要以胡椒和苏木折算支付。

虽然明朝对朝贡国有分别的贡期和人数规定,但是,实际上从来就少有遵守贡期的。朱元璋时规定,朝鲜、占城、安南、暹罗、爪哇等是三年一贡,日本十年一贡。研究者统计,洪武三十一年间,朝鲜朝贡60次,平均一年两次,明成祖二十二年间朝鲜朝贡91次,平均一年四次。因为沿海有倭寇出没,对日本的限制又严一些,为10年一贡,限制人数在200人以内,船只两艘以内,事实上也是一纸空文。永乐元年日本遣使300多人来贡,后来的7年之内,日本有8次朝贡,平均一年一贡还多,所使贡船通常多达5至6艘。景泰年间有一次日本派来1200人的使团,乘9艘贡船而来。据余英时考,那些带着所谓贡品来的人其实并非官员或贵族,而是来贸易的商人。这些贸易不过都被明朝冠以朝贡之名而已。

朱棣在位的22年是明朝的朝贡贸易最盛的年间,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使节来华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最多一次有18个朝贡使团同时来华。由于贡使和贡物数量大增,明成祖重开了宁波、广州、泉州的市舶司。但这个市舶司与宋朝时的职能很不一样,宋朝的市舶司不仅有接待来使的使命,也有抽分收税的职能,而明朝的市舶司更主要的职能是管理朝贡货物,定价抽分的贸易功能并不是它的权力。
有西方学者分析,朱棣是因为对贸易收入的财政需要,才促使其屡次派遣巨大的船队去扩大海外贸易。吴晗在1936年所著《16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中也曾持同样的意见,他认为,“从明太祖的消极的保境安民政策,突转而为明成祖的积极经营海外政策”,内在的原因是“自太祖建国后,连年征战,北征蒙古,东南防倭,西南番蛮迭次叛乱,加以宫室城庙的营建,诸王就封的王府兴造,国帑空虚,民生凋瘁,到建文帝继位以后,国家财政已经到了没有办法的地步,不能不改变政策,掉转头来向南洋发展,从国际贸易的收入上来解救当前的难关”。他引证了明代《殊域周咨录》中的记载:“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诏谕海番,贡献迭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府库,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

同样引证《殊域周咨录》也有相反的解释,所谓奇货重宝、充溢府库的,多是宫廷所用的奢侈品,给京官支付俸禄被迫以胡椒、苏木折算就是一例。它与财政收入无关,并且与其赏赐相比就更没有经济价值。

永乐年间,有大臣请示,应对这种贸易抽分收税,成祖不准:因为“不仅所得无几,而且有损国体”。到1508年,正德年间,广东省布政使吴廷举对来广州的贸易船只实行抽分征税,才打破了明朝朝贡贸易的严格体制,凡是没有勘合或不到贡期的船只,只要愿意纳税就被允许在当地贸易,这使得“番舶不绝于海澳”,即使如此,此时的泉州已经不比宋朝时的繁荣。没过几年,布政司的另一名官员提出“官府抽分,公为贸易,遂使奸民数千驾造巨舰,私置兵器,纵横海上,勾引诸夷,为地方害”,结果1514年,礼部决定禁止番舶,非贡期而至的贡船不能接受,也不许抽分,以免起事端。此后数年,时而恢复抽分,时而不许抽分。

海禁与怀柔

今天的史学家回顾这个朝贡盛况时往往把海禁和怀柔作为它的两项前提。辉煌的远航是在海禁背景下进行的,省略这个背景就很难理解郑和远航和朝贡贸易的历史困境。

明朝所接替的元朝是一种多元的文化社会,而政治上的等级则以人种论高下。经过百年的异族统治和等级低下的民族压迫感之后建立的明朝,倍感华夏中土长久地受到“膻腥的污染”,急欲营造一个华夏正统的社会。

在这种正本清源的冲动下,文化的内在一致性被空前强调。为此朱元璋请来儒士做他的文化顾问,学习礼仪。重农抑商也是正统的儒家观念,明朝秉承这个观念对内陆的贩货商人制定了复杂的规定,外出贩货要申请人数行程路线,货物种类数量。1367年朱元璋还没有登基就于太仓州黄渡镇设置了管理对外贸易的市舶司,名义上允许中国海舶的出海贸易,事实上处处限制。一般出海贸易的船只,通常申请不到准许出海的“票号文引”,不仅如此,明朝把对外贸易中的若干重要的输入品(如香料)和输出品(如铁货、铜钱、纺织品等)一概列为“禁榷”,除了政府能经营这些禁榷品,别人一概不允许。商人们在对外贸易上还要负担一笔很重的赋税,即所谓“报官抽分”。朱元璋在洪武四年(1371年)颁布了禁海令:沿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10年后,禁止沿海居民私通海外诸国,9年之后,再次“严申交通外番之禁”,到了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甚至严令“禁民间用番香番货。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

强调内在一致性的另一面是阻止外夷“膻腥的污染”。朱元璋主要外部压力所在是北面的蒙古势力,所以他要重新整修长城,分派诸子统重兵驻守,形成所谓的“诸王守边”防线,沿海和西部地区则设置军事“卫所”。

对中心与外夷的关系朱元璋极端地拒绝元朝武力平天下的蛮夷手段,对诸国政治上不侵其主权,经济上不夺其利益,只需通过朝贡礼仪。“四夷宾服,万国来朝”也是儒家衡量一个帝王是否贤明,王朝是否太平的标准。所以宋朝每次打了败仗后,都要四处遣使,广招贡使,“柔远人以饰太平”。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按照这个传统派使臣赴朝鲜、日本、越南、爪哇等地,洪武三年派使臣到暹罗、三佛齐、真腊(柬埔寨)、文莱等地,携带皇帝诏书及金银、瓷器、丝绸、典籍,赐赠各国国王,让诸番知道,他登基后,仿前代帝王,望各地百姓各安其所,共享太平,还明确列出了15个“不征之国”。各国也随即有使来朝,以朝贡的名义带来各种方物,如孔雀、龙涎香、火鸡、五色鹦鹉、犀牛、象、象牙、水晶、玛瑙、狮子等。朱元璋的回赠一定要坚持“厚往薄来”的朝贡礼仪,如洪武十六年,给占城、暹罗、柬埔寨各回赠了织金文绮32匹,瓷器19000件。

朝贡礼仪始于汉朝,到唐代盛世,建立了朝贡关系的有七十余番。朝贡带来大量外国商人沿途贸易,所以唐代广州就成了一个繁忙的贸易港。到了宋代,除了有官方的朝贡贸易,民间贸易国家多达56个。按照传统,朝贡体系的首要目的是政治性的,为了获得天下各地的政治拥戴而建立良好的地缘政治关系,所以朝贡贸易总是要以厚往薄来的方式对待朝贡国。朝廷在朝贡贸易中不能获得利益,民间贸易就变得更加重要,宋朝的民间海外贸易的税收曾达到朝廷财政收入的3%,可见民间贸易的巨大。元朝的海外贸易基本沿袭宋朝模式,规模更大。马可·波罗说,运到亚历山大港以供应欧洲的胡椒只有运到泉州的胡椒的百分之一。有统计说,元的贸易国有140个之多。

明朝在民族认同上是对宋朝的复辟,但就朝贡体制来说,有研究者评价,唐、宋的朝贡体制是相对理性的,在礼仪之外都留有大量的空间允许纯粹的贸易,而明朝把朝贡体制完全礼仪化,把中国与外部的全部往来都收拢在朝廷管理之内。

这时的世界就在大航海时代来临的前夜,海上贸易经千年发展形成的海上力量已经成为新问题,明朝在为抵御蒙古力量的同时,又有了东南沿海的海上困扰。朱元璋预想中国或在海上也要有所动作,所以在南京植树数万,以备造船之用。出于对海防的严守,也有维护华夏文化的心理。

朱元璋和朱棣秉承同样理想的两代皇帝,他们开创了极端被动的拒外守边和浪漫的开疆远航两种截然相反的历史空间,在短短的50年之中形成的巨大反差留下的好像是一个巨大的历史之谜。

远去的郑和

郑和的航海因朱高炽即位当上皇帝而废止。郑和在南京心情压抑了7年后,第七次在宣德五年(1430年)再次奉命出使,历西洋十七国。这一年宣德帝因外番贡使很多都不来了,再次派遣郑和诏谕诸国,并命令郑和赍送诏敕给暹罗国国王,要求他停止骚扰满剌加。郑和带领船队穿过马六甲海峡之后,把舰队分成若干个分队,遣往印度、锡兰、阿拉伯各国,并且到达了麦加。郑和还发现了从苏门答腊起航、采取向西的直线到达非洲东岸的新航线,这是前人从没走过的,也是地理上的一大发现。

郑和之后,远航停止了,怀柔远人的朝贡贸易并没有停止,只是明朝回赠的礼物不那么厚了,朝贡国也越来越少了。永乐年间占城的朝贡次数超过规定2倍,而到了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以后它就再没有记录了,那些来朝贡使的行径及身份则越来越不清晰。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人奉国王之命来到广州,也是在遣使进贡的名义下进行的,但无论葡萄牙国王本人还是使者的信函都是平等语气的文书,目的就是要来华贸易,而华人翻译为了能顺利成事,在翻译信函时添加了葡萄牙愿为藩属的话。广东的官员从来没听说过葡萄牙,即使有愿为臣属的表白也觉得不可信。礼部接到通知后所做的处理是,给价收买下他的货物,然后赶他回国。但这个人没回国,而是多方寻找机会,通过贿赂镇守此地的太监,1520年得以入京。但入京那年武宗晏驾,世宗继位后下令驱逐了葡萄牙使团,这次交往等于并没有进行,在罗列朝贡国的档案中却把葡萄牙列在其中。明朝对葡萄牙的极端态度并非是因为从未所闻,而是因为葡萄牙东来侵占了马六甲。

海禁也没有停,只是随着时势的变化海禁时紧时松。明朝历代不断地申明海禁,从侧面显露出民间贸易并没因海禁和朝贡贸易的垄断而完全停止,反而因海禁而变商为盗。位于浙江普陀县的双屿港,在海禁的围困中成为一时著名的走私大港。1522年葡萄牙商团被驱逐后,立即有中国海商将他们引到了福建,1526年福建人又把他们引到了双屿,在此地贸易。此后金子老、李光头这些著名的海盗也纷纷从东南亚把各地商人引来贸易,有些因不合贡期的朝贡使团在遭到官府拒绝后也被引到这里,双屿就成了中国私商的最大基地,原本荒无人烟的小岛在这个时期有3000人常住。当时任刑部尚书的唐枢已经意识到海禁与倭乱的某种联系,他说,“寇和商同是人也,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1543年,嘉靖二十二年,海禁被迫解除。

而在这种历史困境中,英雄一时的郑和已经不再被人们提及。郑和的前六次出使在《明史》本纪都有详细记载,而第七次出使的往还年月却都不见于《明史》本纪,只在《明实录》和《郑和传》里记着出使于宣德五年(1430年),宣德八年(1433年)使团回京的时间也只记在当年吴中四才子之一祝允明的书里。而郑和是在返回的船队里,还是客死在印度古里,似乎没有确切的记载。

郑和下西洋40年后,宪宗年间有太监迎合上意,再次提及郑和下西洋的事迹,宪宗命兵部尚书项忠去找出《郑和出使水程》。这份档案记录了郑和出使的详细经过和航海图,但是在档案库里却查找不到。项忠再次命令小吏再查,查了三天也没查到。有传闻说这个档案被兵部郎中刘大夏私藏起来,刘大夏不仅不说出实情,却对项忠说:三宝下西洋,劳民伤财,即使得了一些奇物回来,于国家有什么好处?即使那些档案还在,也应当销毁,以拔其根,更没必要追究它有没有了。此后,朝廷中再不见这份档案。

郑和的壮举渐渐被淹没,关于他的正史《明史·郑和传》连标点通篇只有不足千字,记录郑和航海的文字主要来自随行使者和通事的游记。《瀛涯胜览》是最为详细和重要的一部,清修《明史·外国传》的主要史料来源《西洋番国志》的作者巩珍是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的幕僚,在明宣宗继位之后随郑和往海外遍谕诸番时所记录的各地风土人情,所经之地从越南到阿拉伯有20国。此书的传本竟失传多年,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史学家向达在天津发现。

《郑和航海图》有40幅,最后附“过洋牵星图”二幅。海图中记载了530多个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300个,最远的东非海岸有16个。史家考证这张图绘于郑和之时,成书于宣德五年(1430年)之前,也就是郑和郁郁在南京时期。这份图册在消失近百年后,被茅元仪编辑在《武备志》中才得以保留下来。

明代小说,罗懋登著《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则是一本不太入流的神怪小说,有猴精、夜明珠、女儿国之类的渲染烘托,充满各种传闻逸事。清末文人俞樾把《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推崇为和《封神榜》、《西游记》一样的经典,在主流文化中并不形成影响。

郑和航海的历史被遮蔽了400多年,只有沿海的民间杂剧和东南亚流传着郑和的传说,直到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郑和的历史被放入一个开放、和平、进取的解释框架,其立意则在于启蒙国民意识,这篇开风气的论文基本上奠定了直到今天历史学对郑和研究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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