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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哇三宝垄:成为“守护神”的郑和

2005-06-28 12:41 作者:王鸿谅 2005年第24期
印尼中爪哇首府三宝垄(Semarang)是个一到雨季,周边主要交通路段就会被水淹没的城市,各色车辆排成长队,在闷热的阳光下缓缓挪动,摩托车常常呼啸穿梭,喧闹嘈杂得像任何一个中国的小城镇。或许能够在海边考证这里真的依旧是一个工商业繁盛的通商口岸,但在城市里,并不能感觉繁盛的气息。

印尼中爪哇首府三宝垄(Semarang)是个一到雨季,周边主要交通路段就会被水淹没的城市,各色车辆排成长队,在闷热的阳光下缓缓挪动,摩托车常常呼啸穿梭,喧闹嘈杂得像任何一个中国的小城镇。或许能够在海边考证这里真的依旧是一个工商业繁盛的通商口岸,但在城市里,并不能感觉繁盛的气息。

这里之所以能得到华人社会的广泛关注,只源于它的名字和流传在这里的郑和故事。尽管《明史》里并没有保留任何郑和曾经到过这里的记载,却并不妨碍他的故事在这片土地上口口相传,被演绎神话得足以构建起一个陌生的郑和形象。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的时候,今年8月,三宝垄甚至准备举行一个长达7天的盛大郑和纪念活动,参与其中的中爪哇省省长马拉第安多(Mardianto)表现出对于郑和的极大热情,他承认,“郑和是三宝垄惟一有价值的旅游资源”。

危险的航行

马六甲与印尼之间的客运航道至今依然存在,从马六甲出发穿越马六甲海峡,到达另一端的印尼——苏门答腊、爪哇以及诸多叫不出名字的小岛,就像600年前郑和船队曾经多次经历过的那样。不过如今这些航线似乎仅限于当地经济并不宽裕的工人和前往马六甲的印尼外劳,绝大多数人依旧会选择飞机。

马六甲的华人都说“航行并不安全”,有海盗出没,也有一些并不友好的当地风情。翻开当年马欢在《瀛涯胜览》中关于爪哇的记述,“三岁小儿至百岁老人”皆“腰间持刀”,“其国风土无日不杀人,甚可畏也”,传递出的都是恐怖气息。根据马欢的记录,郑和船队穿越马六甲海峡,多次到达苏门答腊和爪哇,这些航行并不平安。比如1406年,郑和船队第一次下西洋途中到达爪哇东部,适值满者伯夷国发生内战,在这场东西王之争中,西王的军队杀死了郑和的随员170人,后来西王当即遣使向明成祖谢罪,明成祖只责令西王赔偿黄金6万两赎罪了事。1408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的途中再次到达东爪哇,西王并没有实现自己的承诺,仅仅赔偿了1万两黄金,而明成祖依旧没有追究。

郑和显然并非最先到达爪哇的华人,他在这里很快发现若干处由中国富商所建立的规模颇大的居住地。这些中国商人无视明初的禁令,早在14世纪末即已抵达此地。在爪哇岛西北部沿海一个叫革儿昔(Gresik)的村落,就由一个来自广东的人管理,有数千户的中国人住在那里;东北沿海的泗水(Surabaja),也一样“多中国人”。这些来自中国的移民,似乎与当地其他岛民,如回回人、马来人,以及居于山区的土著等有所隔离。郑和及随行人员记载中所描述的一批崇信恶鬼、食“蛇蚁”与“诸虫蚓之类”者,即是指那批山区的土著。

郑和船队所携带的瓷器和丝织品成为最受欢迎的货物,在爪哇交易途中,郑和的随行人员目睹了一种奇怪的表演,一个表演者当众按着一幅画,即席述说故事。这些从大明帝国来的人,觉得有点类似他们的传统说书:“有一等人,以纸画人物、鸟兽、鹰虫之类,如手卷样。以三尺高二木为画干,止齐一头。其人蹯膝坐于地,以图画立地,立展出一段,朝众番语高声,解说此段来历,众人环坐而听之,或哭或笑,便如平话。”这些明朝人也在爪哇东部看到了一场竹枪会,如今这种竹枪会风尚仍在,只是并非以搏命的方式进行。郑和的时代,这种赛会进行时,两名爪哇男子随着鼓声的脉动,向对方前进、后退,并挥刺着尖竹枪。男子的妻子、女奴,则紧侍在侧,并且会在一方或双方伤重致死之前,叫喊:“那刺(退后)!”以终止对方再刺。若有人被刺死,则得胜的一方会给予死者的家人一枚金币,然后带走其孀妇或女奴作为奖品。另外,郑和的人也在当地看到火葬,以及丈夫死后妻子殉死的印度传统。“出殡之日,木塔高插,下垛柴堆,纵火焚极,候焰盛之际”,婢妾“满头带草花,身披五色花手巾,登跳号哭,良久,撺下火内,同主尸焚化,此为殡葬之礼”。

细细翻阅史籍,似乎也找不到关于郑和曾经到过中爪哇三宝垄的描述。19世纪30年代初,印尼土生华侨记者兼历史学家林天佑,在研究了当地华人公馆所存的档案记录和英、荷学者的著述之后,写出了印尼文的《三宝垄历史》,断定永乐十四年(1416年)郑和第5次下西洋时来过三宝垄,登陆于今天三宝垄西北郊的赛蒙安河(Kail Semongan)河口,并在河畔附近的一个洞穴扎营,随之而来的华侨,最初也定居在郑和扎营的这一带地方。这段考证如今成为许多追寻三宝垄历史的学者们广泛引述的资料。

三宝垄传说

三宝垄有两处关于郑和的著名建筑,一个是传说郑和登陆地点的三宝洞,一个是后来兴建的大觉寺。三宝垄三宝基金会秘书柯东海解释说,原来只有一个三宝洞,但当时那片土地属于犹太人所有,华人去参拜郑和需要交钱,所以后来华人就决定再修建一座祭祀的庙宇来供奉郑和。传说中郑和登陆三宝垄的日子是农历的六月二十九,于是每到这一天,信徒们就会抬着大觉寺供奉的郑和塑像,敲锣打鼓来到三宝洞,“送三宝大人回家”,庆祝结束后再把郑和抬回大觉寺。后来,三宝洞也成为华人资产,这个庆祝活动也一直延续下来。

两个地方对于郑和的纪念并不会发生任何冲突,而大觉寺还多了另一重功能,就是华人聚会的场所。即使在那些特殊的日子里,希望能感受中国文化的华人们依旧会偷偷聚集到这里,说着自己的语言,唱着熟悉的歌曲。现在已经不必再偷偷摸摸,大觉寺基金会主席李伯图说,每天都会有很多华人来到这里,直到夜间21点,这里都能有“中国的气息,郑和的气息”。

到达三宝垄刚好赶上这里的雨季,寻访到传说中那么出名的三宝洞时,着实有些失望。据说这里曾经很靠近海洋,是郑和登陆的河口所在,历经岁月变迁,即使远眺,也看不到赛蒙安河的方向。看到的是另一种水流的情景——三宝洞建筑群中三个相连的殿堂都被浑浊的水流所包围,庙里的印尼工人正架设起一台机器,将淤积的雨水抽到高处的排水沟里。冒雨前来这里烧香或者参拜的人,被阻隔在水的两侧。

柯东海显然已经对这种场景司空见惯了,“原来三宝庙的建筑位置都很低,一到雨季,就是这个样子”,站在供奉土地公的侧殿前,他指着前面明显高出一米多的台阶和路面说,“雨水最多的时候,甚至都会漫到侧殿里”。供奉郑和的三宝洞,就在右侧的另一个建筑里,地势比这里稍稍高出10厘米。着实是一个灯光昏暗的地方,供奉着三尊塑像,柯东海说三位都是郑和,差别只是大小和建筑材料不同。中间那尊最小的是原来就有的,旁边两尊颜色鲜艳的,是不久前从福建专程运来的。这么多的郑和并不会妨碍来这里求签问卦的信徒,他们依旧会虔诚地跪拜,点燃炷香,选择不同的签筒,摇出他们渴望的神明指示。在这些庙宇建筑中,虔诚的信徒们供奉着许多巨大的香烛,柯东海说,这些一人多高的香烛可以燃烧半年之久,当然价格不菲,一对香烛差不多合人民币5000元的样子。

现在的三宝庙正在大兴土木,新的主殿和一些别的祭祀建筑都在紧张的赶工期,柯东海说,这些工程已经进行了两年了,必须要赶在今年7月底完工,迎接他们即将在8月1日开始举行的郑和600年盛大庆祝。作为这项活动的主持者,李伯图虔诚的相信,“三宝大人是很灵验的”。他列举出了一系列的故事作为证明,在这些故事里,郑和俨然已经成为一个“保护神”,而不仅仅只是600年前一个奉皇命出使西洋的使者。

李伯图很坦白地承认,他所知道的郑和正史,全部来自中国的记载,就连正在重新修建的这些华丽的庙宇,设计的图案、建筑材料也都来自中国。在新修建的正殿后面,有一个大型的浮雕墙,上面记录的就是满者伯夷王朝时代,郑和到达爪哇的故事,“这些图案都是上海交通大学设计的,雕刻的工人是来自巴厘岛”。

分享郑和

在三宝庙里几乎找不到能够说中文的工作人员——这与印尼一段特殊的排华历史有关,负责照看和解说的,全是三宝垄本土的印尼人,但是他们却同样知道郑和的故事,而且是许多在史书中不曾听闻的神奇传说。

这也是三宝垄最令人好奇的地方,在这个城市里,郑和的故事是由本土印尼人和华人共同分享的——李伯图说,印尼其他城市的状况他不太清楚,但是在三宝垄,郑和的故事不分种族。亲眼看到那些三宝垄的印尼人侃侃而谈郑和故事的时候,或许谁也不会再怀疑郑和曾经的确到过这里。三宝垄传说中的郑和基本上都是正面形象——他带来了财富、知识和美丽的瓷器与丝绸,教给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耕种的方法。甚至还流传下来一个爱情故事,这显然是杜撰,不过有意思的是,三宝垄的印尼人并不介意郑和的宦官身份,也许他们并不真正懂得宦官的意思。

对于这一点的印证,中爪哇省长马拉第安多的说法更具信服力。24日下午刚刚从雅加达返回的马拉第安多,径直从机场来到三宝洞,视察工程进度,这也提供了一个难得的采访机会。马拉第安多说,他小时候其实并不知道郑和是谁,但是对于华人每年一次从大觉寺抬三宝大人的活动却记忆深刻,后来从别人那里听来了郑和的故事,马拉第安多承认,“印尼的历史教材和课本中并没有郑和的故事”,“但是郑和的故事却口口相传地流传下来”。

现在这位在任7年的省长对于郑和600年的庆祝有异乎寻常的重视,李伯图说,事实上,三宝垄的华人群体这次能够放心地大手笔筹办8月的庆祝,就因为得到了官方支持,“全部预计1500万人民币的投资并不是一个小数目”,李伯图说,这些钱全部来自华人团体筹集的基金,其中也包括部分三宝垄印尼人的捐款。

也许郑和的穆斯林身份对于他成为三宝垄的传说有很大帮助,根据荷印官员波曼(Poortman)从三宝垄的三宝庙取得的资料,郑和访问爪哇之后,“接着1411年,在安哥(Ancot)即雅加达,井里汶(Cinebon)、杜板(Tuban)、锦石、惹班(Mojokertor)及爪哇其他地方,纷纷建立清真寺”,郑和下西洋,把清真寺的建筑也传入东南亚,对后来东南亚清真寺建筑和伊斯兰教的传播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还有传说三宝垄的三宝庙就是当年“三宝太监及其侍从所建立的回教堂”。

《三宝垄华人编年史》记载着一段复杂的传教经历,1419年,郑和任命占城华人彭德庆(Bong Ta Keng)为海外华人总管,以促进明朝与东南亚诸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当时占城是伊斯兰教传播的一个中心,彭德庆就是一个穆斯林,他很重视在东南亚各国传播伊斯兰教,因此任命了许多来自云南的华人穆斯林为各个贸易港口的华人首领,颜英裕(Gang Eng Chou)在郑和第6次下西洋的1423年被任命为杜板的华人首领,他在郑和死后,继承郑和的遗愿,继续努力推动伊斯兰教的传播。

他委任孙龙为旧港华人首领,彭德庆的孙子彭瑞和为思吉(Yorthan)港的华人首领,彭瑞和又名苏南·岸佩尔(Sunan Ngampel),是一名伊斯兰传教士,在《爪哇纪年》中被称为拉登·拉赫迈特(Raden Rahmat)他致力于在岸佩尔、泗水、淡目等地从事传教工作,使不少爪哇人改信伊斯兰教,从而在岸佩尔建立起第一个爪哇的穆斯林社区,对于伊斯兰教的传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被奉为爪哇的伊斯兰九贤之一。

孙龙的养子陈文,又名拉登·巴达(Raden Pateh),1474年,陈文离开旧港来到泗水,投到彭瑞和门下,成了他的弟子,一年之后,征得彭瑞和的同意,来到三宝垄以东的宾塔罗,遵照彭的指示,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爪哇人的穆斯林社区,传播伊斯兰教。1478年,率领伊斯兰教联军击败满者伯夷,建立起爪哇第一个伊斯兰教国家——淡目王国。从此伊斯兰教势力迅速扩展到整个爪哇岛及其群岛的其他地区。在15世纪后的短短时期内,“伊斯兰教从群岛的一端迅速蔓延到另一端,这也许在宗教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郑和被认为在这段历史中起到重要作用。

(本文所引用的大量史料有赖于交通部郑和600年纪念筹备办公室吕希安先生的大力帮助,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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