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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法尔:西行航线中的郑和船队

2005-06-28 12:40 作者:李菁 2005年第24期
对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撒拉拉”是个相当陌生的名字。6月14日下午,在从首都机场出关时,工作人员也紧盯着机票上的目的地好几秒,毫不掩饰自己的疑惑:“你去那儿干什么?”从阿联酋的迪拜转机时,这个问题又被那位一身黑袍、戴着黑头巾的女工作人员问了一次。

对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撒拉拉”是个相当陌生的名字。6月14日下午,在从首都机场出关时,工作人员也紧盯着机票上的目的地好几秒,毫不掩饰自己的疑惑:“你去那儿干什么?”从阿联酋的迪拜转机时,这个问题又被那位一身黑袍、戴着黑头巾的女工作人员问了一次。

其实,这个城市及它所拥有的那片海,至少对近六百年前的郑和船队来说并不陌生。

郑和共有7次远航,从第4次起,船队开始向西。作为其西行航线的一站,“祖法尔”也频频出现在与郑和或与明朝有关的多种中国史料中。

西行——郑和的新使命

季风带来的雨季马上就要到了,海浪一道接着一道向前翻涌着,伴着白色的泡沫和巨大的吼声。每年的6~8月间,撒拉拉人都会用一个盛大的“季风雨节”来欢庆雨季到来,对成年置于烈日炙烤的整个阿曼来说,这都是个被期待的季节。

阿拉伯海一览无余地呈现在眼前。撒拉拉是个被海洋包裹着的小城,向南驱车甚至步行出酒店没几分钟,视野里便只剩下海,统称“阿拉伯海”。而这片清澈至极的海与记者去年在其相对应的东岸——巴基斯坦卡拉奇看到的已经泛黄的颜色截然不同。

“印度就在那边,坐飞机一个小时就到。”一身传统阿曼服装——白袍、红头巾的赛义德·哈桑(Said Hassan)指着海洋的东边说。
郑和船队是何时第一次出现在这片海域,史料并不统一。“祖法尔”这个名称均出现在马欢与费信永乐七年(1409年)秋开始的第3次航行的记载中。而包括《明史》在内的其他正式史料则在郑和的第6、第7次航行中才开始出现“祖法尔”这个字眼。

“我已经尽力了,很抱歉我什么也帮不到你。”6月20日,撒拉拉图书与文化中心的主管默哈麦德·赛义德·阿里一副爱莫能助的表情看着记者,面前的桌上摆满了从图书馆查到的各种历史书。“Zheng……He?”他努力发出这个对他来说陌生而拗口的名字,摇摇头表示一无所知。

实际上,想从阿曼那里得到相对应的郑和资料简直是个奢望,甚至,想要了解当地在15世纪的那段历史都是一场徒劳。在此之前,默哈麦德先生联系了三位当地著名的历史学者,邀请他们介绍这段历史,但三位学者不约而同地回绝了记者这个退而求其次的要求,理由是“资料太少”。“请你理解,葡萄牙人后来侵略了我们,他们破坏了很多历史资料;再加上地震或大火这些灾害,能留下的东西实在太少。”默哈麦德说。

这个全称为“阿曼苏丹共和国”的国家直到1970年才由现任苏丹卡布斯统一成立,第一个考古挖掘也从这一年才开始。对阿曼人来说,似乎还需要一段时日才能整理到600年前的那段历史。

1412年,完成第3次航海回归故乡的郑和,休整没多久便接到朱棣的第4次远航的命令。前3次远航已达到目标,天朝已重新打开了与南洋各国之间的贸易。或许是被前3次的成功所鼓舞,朱棣把冒险的目光投向了更远的西方——波斯湾,前往招谕忽鲁谟斯、卜剌哇、溜山、孙剌诸国。

接到明成祖继续西进命令的郑和,用超过一年的时间来准备这次航行。像现代人一样,突破语言关是他第一个任务。

来自杭州湾的25岁的马欢是郑和征召的第一个“通译”,他也成了远航的首要记录撰述者。另一份珍贵史料来自费信的《星槎胜览》。费信是出生于江苏昆山的明朝普通士兵,在市舶司服役期间,刻苦好学的费信自学了阿拉伯语,在郑和第3次下西洋时,21岁的费信被选择为使团文书,随行出访,后成为郑和的一位得力助手。

为了新使命,郑和组织了63艘船,水手近3万人,但惟独缺少精通阿拉伯语和锡兰语的总翻译。郑和曾在南京、泉州、洛阳等地广招人才,但一直没有寻觅到合适人选,直到郑和在西安遇到了大清真净寺的掌教哈三。

哈三在郑和西安“招考”中脱颖而出,一则传说是郑和当时把西安各清真寺德高望重的掌教和阿訇都邀请到化觉巷清真大寺内考问《古兰经》,并用阿拉伯语与他们对话。最后选中哈三为此次出使西洋的总翻译。据西安“大清真净寺”记载,“永乐十一年(1413年)四月,太监郑和奉敕差往西域天方国,道出陕西,求所以通译国语可佐信使者,乃得本寺掌教哈三焉”。哈三是西亚北非人,早年曾数度赴天方朝觐,既通晓阿拉伯语又熟悉“危险海峡”航道,对郑和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人选。

1414年,这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支舰队终于顺利打开了中国到波斯湾的航路。在《郑和航海图》上,记载的忽鲁谟斯(今伊朗霍尔木兹海峡)至江苏太仓的线路达50多条,从忽鲁谟斯开始,船队沿阿拉伯半岛沿岸航行,到达祖法尔、阿丹(今也门亚丁),不少学者相信,郑和派出的分船队在此航程中第一次跨越了印度洋——由苏门答腊分出来的船队,朝印度洋一路西进,顺道至溜山国(今印度洋的马尔代夫群岛),进而访问了非洲大陆东岸的木骨都束(今摩加迪沙)、卜剌哇(布腊瓦)、麻林(马林迪),在返航时,也带回了麻林国贡的一只“麒麟”(实为长颈鹿)。

祖法尔的中国商船

6月19日,记者在面积并不大的撒拉拉博物馆(其实更像是一个展览室)参观,试图找到郑和船队与他曾经到达的祖法尔国之间的“蛛丝马迹”时,热心的馆员引记者到了展室的某一角,里面是两只来自中国的瓷碗和几枚中国铜钱,铜钱上面的汉字已辨不清楚,旁边的文字说明上写,这两只中国瓷碗是佐法尔省的一个家庭向博物馆捐献的。

“你能告诉我这个汉字是什么意思吗?”撒拉拉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从展室的另一侧拿出一块瓷器碎片,指着上面一个完整的汉字向他遇到的第一个中国人发问。碎片上,是一个清晰可见、完整的蓝色“寿”字,旁边的说明并没有指明这块瓷器所属的具体年代,但专门研究中国瓷器的日本学者山上次男相信,在包括阿曼在内的阿拉伯半岛南部发现的中国陶瓷,多为明朝瓷器。

阿曼首都马斯喀特的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里,也专门辟有中国瓷器的专柜,记者看到了被镶嵌在玻璃柜里保存的一个相当完整的明朝瓷盘。对那时的祖法尔国,包括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居民来说,瓷器与丝绸是他们最喜欢的中国商品。对阿拉伯人来说,这些瓷器的功用不仅仅是装饰,很多阿拉伯人相信这些瓷器还拥有其实并不具备的显示毒素的功能。

如果说丝绸在公元1世纪推动了陆上的商路,那么早在唐朝时期瓷器就成为印度洋贸易的原动力。那时,穆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教逐渐统一了阿拉伯,在西亚建立了强大的哈里发国家,而在东方的中国也由一个强大的唐朝在统治,由于东西方出现了两个稳定而强盛的政权,中国与西亚地区的贸易发展十分稳定。

美国学者李露晔(Louise Levathes)说,唐朝时期的“瓷器之路”从中国南部的广州,到苏门答腊、马来西亚的香料港,再到锡兰和印度,最后到达波斯湾的锡拉弗(Siraf)和阿曼,借由季风的帮助,航程需要几个月,航海技术发达而又精于商业的阿拉伯人又成为海上“陶瓷之路”的主要控制者。

很显然,一些阿拉伯商人也在这种稳定而日益活跃的经济交往中获得巨大利益。一位叫作Shekh Abudullah,在宋书中被记载为“大食勿巡国(阿曼的苏哈尔)进奉使”,苏辙记载中提及,Shekh Abudullah曾任广州坊的蕃长,在广州居住了数十年,家资达数百万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宋代对外贸易最兴旺时,年收入也不过二百万缗,这就是说,Shekh Abudullah的个人资产,超过了宋廷一年的外贸收入。据《宋史》记载,这位苏哈尔富商还曾向宋廷提出,愿意捐款帮助修缮广州城垣,虽然这个建议未被接受,但足以证明他是个富可敌国的阿拉伯人。在他回国时,宋神宗还特别敕封他为“归德将军”。有趣的是,这道皇帝敕令是由大文豪苏轼所拟的,其原文还保留在《东坡外制集》中。

但印度洋贸易的主导权渐渐发生了转移。“13世纪初,中国拥有印度洋上最好的船舶,所以渐渐掌握了大部分海上贸易。”到了郑和时代,瓷器成为明朝最大宗的出口品,青花瓷替代龙泉青瓷成为外销瓷器中首屈一指的品牌货,也是郑和船队的“主打产品”。

一些学者甚至觉得明朝人已经拥有朦胧的“市场意识”——为适应外销,那时人们已注意到各地的特殊需要,他们运往西亚的那批瓷器上,已有了专门为阿拉伯国家而设计的大盘、大罐,双耳偏瓶、双耳折方瓶则仿自13世纪伊朗的式样图案。那时也是包括景德镇在内,中国很多地区制瓷业进入最兴旺的时期。

中国瓷器的输入,其意义不仅在于贸易本身。日本学者寺田隆信在其著作中说:“由于中国制瓷技术的传入,促使西亚的制陶技术为之一新;著名的波斯地毯的纹样,在原来阿拉伯式几何形图案上,增加了中国风味的龙凤纹;所谓的波斯密画采用中国的手法,也是在这个时代出现的。这些都是与郑和的航海有密切关系的现象。”

寺田隆信说,明初以蓝釉青花为代表,而用来描绘花纹的青蓝色颜料是氧化钴(回青),这种优质的着色料便是来自西亚方面的输入品。在郑和航海期间,输入了大量回青,用来烧制漂亮的青花器。永乐、宣德时期,是青花瓷的全盛时期,特别是宣德时青花瓷发展到了一个顶点,然而,随着郑和之后回青输入的减少,中国的瓷器也由蓝色时代转入多彩的彩绘时代。

当第一天在撒拉拉街头漫步时,便感觉一种奇异的香味一直萦绕左右,恍惚间有似曾相识之感,突然悟到是在阿曼驻华使馆申请签证时留下的“味道记忆”。此后,无论是在马斯喀特还是苏哈尔,那种香味好像从未离开过。

“乳香”是上帝赐给阿曼的珍贵礼物,乳香树至今仍生长在佐法尔的一些低矮斜坡和陡峭的空地上。乳香树不是生长在季风所及之处,却可以在雨季时掠过佐法尔的寒风中茂盛生长。3月底,当气温回升时,农民就开始采收树脂。切割要求很高的技术,平均每棵树上可以采收到10公斤的树脂。

撒拉拉市内惟一的一家市场里,摆满了收割好的乳香。佐法尔每年可以采收到7000吨的乳香。马欢后来在《瀛涯胜览·祖法尔》条中记载,每当中国船队到来,“开读赏赐毕”,祖法尔国王“差头目遍谕国人”,把乳香、没药、苏合油、木别之类,来换中国的丝绸和瓷器。

古时乳香的价值曾经等同于黄金,一直是统治者权力和财富的象征之一。这种芳香的树脂在古代需求量很大,被广泛应用于宗教祭祀、丧葬仪式和人们日常的庆祝活动中。古人相信乳香的烟雾会吸引神的注意,把他们的祈祷带入天堂。在漫长的4000年里,乳香贸易一直是阿曼的经济支柱,在佐法尔的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直到1939年,乳香贸易至少占阿曼出口额的75%。

在离撒拉拉市60公里左右的地方,有一处是当年运送乳香的商队经过之路。几年前,一批美国考古学家者来到阿曼,一共帮助他们发掘了四处运送乳香的重要线路,如今,这几个“乳香之路遗址”都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只有一位颤颤巍巍拄着拐杖的老者孤独地守在一间小房子里,看守着这处Khor RoRi的遗址。“中国人?”当老者得知记者的来历时,顿时惊讶得提高了嗓门,然后有些激动地比划着说了很长一段时间。陪同记者的当地人赛义德·哈桑充当翻译,转述他的话:“很多年以前,中国人开着大船来到这儿,他们用瓷器和丝绸换了我们这里的乳香和阿拉伯马,然后又到了欧洲,把在这里买的东西又卖到了欧洲,中国人很会做生意呢!”问老人是从哪里知道的这些,老人说是他们家从“祖父的祖父……”就开始流传下来的故事。

并非陌生的祖法尔

“600年前中国人就到这儿?我们的友谊这么长?难怪我会爱上中国姑娘。”在撒拉拉港工作的赛义德·哈桑是个英俊而快乐的小伙子,今年4月到天津出差,住在泰达开发区,爱上了饭店里每天早上为他倒咖啡的一个20岁中国姑娘。回国后,他与这位中国姑娘每天都通过电子邮件联络,现在脑子里的全部念头都是何时把她娶回阿曼。

赛义德看到中国人也格外热情。虽然是40摄氏度的天气,他又刚刚结束了一个夜班还没来得及休息,但赛义德自告奋勇地驾车带记者出去采访。

对郑和所带领的明朝船队来说,“祖法尔”应该并不是第一次闯入他们视野里的陌生国家。实际上,在明朝之前,中国与阿曼的许多地方都有悠久而深入的交往,公元879年黄巢的农民军起义占领了广州,总数约12万的犹太人、基督教徒以及伊斯兰教徒等被杀,使商业受到极大冲击。阿拉伯史学家哈桑(Abu-Zayed Hassan)后来特别提到,发生在中国的这场农民运动使得万里之外的阿曼,许多与中国经商为生的人被迫破产,那时中国的商业便对阿曼有这般“蝴蝶效应”,的确远远超过我们现代人的想象。

宋朝王室家族一员的赵汝适,在福州市舶司任官时,利用闲暇,遍访当时侨居泉州的外国商人,了解其国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物产和社情民俗等,1225年完成《诸蕃志》一书。赵汝适多次提到了阿曼的许多地名,如“奴发”(即佐法尔)、“勿拔”(米尔巴特)、“瓮蛮”(阿曼)、“勿巡”(即苏哈尔)。赵汝适描述说,“食烧百饼、羊肉并乳、鱼、菜。土产千年枣甚多。沿海出真珠,出畜牧马,极蕃庶”。现在阿曼因水源不足,已没有牧场,也不产马了。但据阿曼的历史资料记载,在中古时期该国牧马业很兴盛,并有大批马出口印度等地。

阿曼没有铁路,其公路相对发达,在相当于中国国内高速公路水平的国家公路行驶时,从未遇到过一个收费口。从撒拉拉沿东北方向行进约70公里,没过多久就会在平坦的地平线上看到一个两层的黄褐色城堡,这便是祖法尔国当时的首都所在地米尔巴特城(Mirbat)遗址。

在米尔巴特城堡前的平台上,立着两座大炮,已锈迹斑驳的炮筒直直指向高台下开阔的阿拉伯海面。这个大炮应该不是他们准备给中国人的“见面礼”。六个世纪前,当来自中国的30多艘大小船只到达米尔巴特水域时,据马欢和费信所著《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两书的记述,当地居民齐聚码头,敲着传统的阿拉伯大鼓表示欢迎。

从公元4世纪至15世纪,米尔巴特一直是祖法尔王国的首都。当年的首都而今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小渔村,在村里转了几圈,却连一个人影都没见过。城堡旁边也有几座庞大的废墟孤零零地倒在那儿,没有人说得清它的前世今生、是否见证了明朝那支船队的造访。

郑和船队并不是第一个穿越印度洋到达彼岸的航海家。作为一个古老的航海国家,阿曼的造船工艺和航海技术也非常有名。除了精于商业外,航海技术的发达也是阿拉伯人曾控制海上“陶瓷之路”的原因。因为波斯人会利用星座导航船只,并且为重要的星座与风向命名,“在7世纪,波斯语成了行船人的共同语言。

古代海湾的造船工艺的特点是船板由椰树皮搓成的绳子来组合,完全不用钉子。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谈到忽里模子港的造船情况时也说:“船舰制造,不用铁钉。”据阿曼的记载,750年左右,一位名叫艾布·阿比德(Abu Ubaida)的阿曼航海家就利用这样一艘船,从苏哈尔出发,一路东行历尽艰辛到达中国广州,并留下了文字记录。他的故事后来也成为《一千零一夜》中“辛巴达航海”的原型。1981年,英国冒险家蒂姆·谢韦仑驾驶一艘完全模仿古式造船方式、全船没有使用一个钉子的“苏哈尔号”从苏哈尔港出发,沿古代海上通道,于次年7月安抵目的地广州,也成为现代航海史的一段传奇。

“其国东南大海,西北重山”,马欢在其笔记中很细致地记下了“祖法尔”的特点。的确,从撒拉拉城里驱车不足十几分钟,西北方面便现出一道道绵延不断的山脉,山脉过后是更广阔的沙漠地带——不仅是古老的祖法尔、现今的撒拉拉,整个阿曼都笼罩在这种融合了海洋、山地与沙漠多种文化的氛围下。在城市里处处可见以海洋、船或锚为题的标志;但另一方面,阿曼的国家标志却是一把象征山地文化的腰刀。在撒拉拉街头,记者看到了自由买卖的枪支,据说当地人买枪的主要目的是防山里的野兽。赛义德的家是从沙漠里搬到撒拉拉的,所以虽然离海不过一公里,他却皱眉说“不喜欢海”,他也不会游泳。相比之下,他更喜欢山区和沙漠。一个采访地点在沙漠里,在没有任何标志物、没有任何生命迹象的沙漠里坐上三个小时的车,正感觉自己内心深处那种恐惧慢慢爬上心头时,赛义德却兴致盎然地享受沙漠驾驶的乐趣。

自郑和进入这片水域之后,中国与祖法尔的交往也日益密集起来。《明史》关于朱棣的《成祖本纪》中,祖法尔的使节,与古里、阿丹、苏门答腊、满剌加的使节一道,在1421和1423年两次来明朝“入贡”,更后面的这次是包括祖法尔在内“十六国遣使千二百人贡方物至京”的场面,郑和也正是借护送这些使节回来之便,第6次访问西洋诸国。据郑和研究专家郑一钧认为,在第6次下西洋中,郑和与各位副使各自率领的小船队,从忽鲁谟斯到达祖法尔,再进一步沿阿拉伯半岛向西、向南,到达非洲后返航,先后造访过36个国家。

最后的远航

1433年,当祖法尔国再度派使节来中国,他与其他国家的使臣一起,拜见了明朝的新皇帝朱瞻基。祖法尔的使节与其他15位使节一样,是“搭”郑和第7次下西洋的船来到中国的。

朱瞻基是朱棣的孙子,1426年,他接替做皇帝不到一年就暴病而死的父亲朱高炽,成为新的政治继任者。朱瞻基遗传了朱棣对瓷器的强烈兴趣,同时还是一位有天分的书画家,继承祖父伟业是这位年轻皇帝的最大野心和梦想。

宣德五年(1430年),为中国朝贡贸易的明显衰落而忧心的朱瞻基决定效仿祖父之宏伟计划,决定再一次招谕海外诸国,再次缔造“万国来朝”的盛况。那时也恰逢反对开展海上远征的强硬派老臣夏原吉刚刚去世,6月,在南京的郑和被宣宗皇帝召到北京来筹备第7次出航,此时而距上一次出航已经整整6年多。

此时的郑和已整整60岁了。或许意识到这可能是他最后的一次远航,临行前,他曾竖立两块石碑,以记录他先前完成的几次远航。“名义上,这些石碑是为了答谢航海人的女神天妃于前几次远航给予庇佑。实际上,郑和在石碑上刻意详细地记述他每一次远航的成就,无疑是要大家记得这些事。”李露晔说。此时的郑和已强烈意识到朝廷内反对航海的声音依然强烈,他不知道官方历史的编纂者将如何记载远航。

于《长乐南山寺天妃灵应记碑》上,郑和骄傲地陈述他的信念:宝船船队的远航,在“混一海宇”上,远超过历来各朝的海上成就,乃至“〔海外诸番国〕际天极地,罔不臣妾……皆捧琛执贽,重译来朝”。同时,由于现在的远航,远地之间,亦“程途可计”,正意味着远航对于中国地理知识的累积,有意义非同的贡献。

1432年,船队照例到达他们前6次都曾达到的地方——古里。从古里开始,这支大船队分为数个较小的支队,太监洪保则承担前往忽鲁谟斯国及其他阿拉伯城邦与港口,与以往不同的是,郑和的船队在这最后一次航行中继续向西,一直到达天方国(麦加)。

“宣德五年(1430年),郑和使西洋,分遣其侪诣古里。闻古里遣人往天方,因使人赉礼物,附其舟偕行,往返经岁……其国王亦遣陪臣随朝使来贡。宣宗喜,赐赉有加。”这是明朝正史上有关郑和与天方国的介绍。

“自古里国开船,投西南申位,船行三个月方到本围码头,番名秩达(今沙特吉达),有大头目主守,自秩达往西行一日,到王居之城,名默伽国(麦加)。”麦加应在吉达之东,马欢虽然犯了小错误,但大多数人相信,他是洪保挑选出来的遣往天方国的七人之一。

很多历史学者相信,郑和本人并没有到达麦加。郑和出身于伊斯兰教家庭,从其父亲、祖父两人名字当中的“哈只”推测,他俩曾经到过麦加朝圣。若郑和本身曾在圣地朝拜的话,则如此重要的事实,不可能不形诸文字。

根据伊斯兰教传统,尸体经过清洗,裹以白布。在海上,葬礼极为简单。将尸体的头,朝麦加的方向,船上的伊斯兰教徒即行吟诵、祷告:“阿拉是伟大的!阿拉是伟大的!阿拉是伟大的!……”直到最后郑和的尸体投入大海之中。遵照郑和的要求,留有鞋子和一撮头发,据说带回南京,埋在南京城外靠近佛洞的地方。

宣宗皇帝朱瞻基似乎又恢复并完成了与印度洋国家建立的朝贡贸易。在第7次远航之后的最后一年里,十几个国家向宣宗纳贡,《明史·宣宗本纪》记载:“是年暹罗、占城、琉球、安南、满剌加、天方、苏门答腊、古里、柯枝、阿丹、锡兰山、佐法尔、甘巴里、加勒异、忽鲁谟斯入贡。”这其实也是明朝对外交往的最后的辉煌。1435年,随着明宣帝朱瞻基的去世,帝国的朝贡体系开始进一步走下坡路。

祖法尔也成了明朝海船最后一次航行的见证者之一。马欢等小分队访问麦加后,又从秩达起航,由西向东经过阿丹、祖法尔,而后到达忽鲁谟斯,与停留于此的本队会合、一起返航。像10年前一样,祖法尔也在明朝船队例行拜访的名单之列,祖法尔国王阿里也再一次派使臣随同郑和船队来到明朝回报,这名使臣在北京一直呆到1436年才回国,但这一次,再也没有庞大的中国船队护送他。

(中远西亚公司刘震环,天津水泥设计院孙延泽、左振伟、马谦为记者赴阿曼采访提供了大力支持与帮助,在此致以真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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