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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至今产业化电影的艰难起步

2005-06-21 14:00 2005年第23期
“中国电影改革是从发行开始的。1992、1993年,国家广电部实行的电影改革,就是从发行入手,从1993年以后,中国电影直到现在都在低谷里徘徊。”1993年底,吕文玉在重庆搞影片《重庆谈判》的新闻发布会,请了全国各大发行公司和主要媒体,那时大家开始风传,“电影市场要改革了”,每个单位都开始意识到变化即将产生。

1993前后:长影的发行账本

早期长影拍电影,成本都不高,上世纪80年代,一部普通电影的成本只有二三十万到五六十万元,所谓的大制作也就一百多万元。“演员拿工资,每天补助才1.5元,导演也靠工资和少量奖金。”1987年开始编剧才有编辑费,一部影片约400元,占稿费的15%。所以人工成本很低。早期电影在摄影棚拍摄多,一旦出外景,“各地单位高兴得不得了,觉得给他们做宣传,也觉得电影很神圣,根本没有收费的概念”。1970年进长影、在总编室做了18年剧本工作的吕文玉见证了长影由盛而衰的变化,他在1989年到1998年任长影宣传发行处处长的职务更是从发行上为制度变迁做了注解。

“中国电影改革是从发行开始的。1992、1993年,国家广电部实行的电影改革,就是从发行入手,从1993年以后,中国电影直到现在都在低谷里徘徊。”1993年底,吕文玉在重庆搞影片《重庆谈判》的新闻发布会,请了全国各大发行公司和主要媒体,那时大家开始风传,“电影市场要改革了”,每个单位都开始意识到变化即将产生。

在1993年以前,全国各大电影厂拍完片子后,统一交给中影公司。中影公司拿到片子,定期召集各省电影公司举行看片会,公司老总看完片子就报拷贝数,定下自己省份需要多少。中影向长影下拷贝单子,然后两者结账。“那时候江苏是电影消费的大省,占到全国1/10强。他们订一个拷贝,就意味着全国将订十个。”于是对电影公司来说,开看片会要盯住江苏省电影公司总经理杨庆风的表情。长影后期票房好的片子《新中国第一大案》,光是江苏省就订了32个拷贝,全国订了300多个,“打败了当时同期上档的一部美国大片”。

吕文玉说,1993年发行改革之前,长影到达了一个巅峰。“一年拍20至30部影片,平均每部片子能卖出150至200个拷贝”,一个拷贝的固定卖价是10500元,所以“那时候影片票房的好坏,不在价格上体现,而在拷贝数量上体现”。每年中影公司先给长影每部片子70万元,作为一年买拷贝的资金,年底结账,多退少补。那些年,长影卖座的片子,比如《镖王》,拷贝卖到五六百个,也出现过《天鼓》这样的零拷贝片子,拍出来没有电影公司要。但是对于导演个人来说,并不承担责任,“当时的思想是,这是厂里的决策失误”。因为剧本首先获得厂里通过,党委讨论后再指派创作班子,如果几个导演同时看中一个片子,也可以竞争,让专家委员会审议通过。导演拍片成功与否,从经济上来说,只是少量奖金的不同。

突然而至的改革让习惯了集体指示的电影人措手不及。“用我们的话来说”,愿望是好的,但是“跑道还没有建好,飞机就降落了”。发行按照上面的要求“打破中影公司的垄断”,当时的17家电影厂的17家发行处的人,被抛向市场去推销片子,“每天在空中飞,经常能碰到”。长影当时的宣传发行处处长吕文玉说,“我们厂就西藏没去,那还是因为西藏电影公司有在长影训练班呆过的人,关系比较好”。于是各省电影公司一下子牛了起来,被各厂发行科的人抢着请吃饭,“当年电影公司也是国有的,赔或挣也无所谓,朋友找关系来了,就进这个厂的片子,即使亏了,下个片子再补回来”。

为了保证电影院如实上报票房,长影厂组织了30多人的队伍,到全国各省的影院售票处,“下雨天打着伞在旁边看”。但是“那时没有电脑联网,有些影院楼下是大厅,楼上设小厅,瞒报票房”。

中影公司仍然垄断外国片的进口权,好的进口片被中影优先筛选了。1995年长影取得了进口片《未来水世界》的发行权,票房达到3400万元,长影得到利润1000多万元。收入按照制作方、发行方、放映方三家平分的方式分配。发行美国大片,长影尝到了甜头,也跟着美国的规则转了一回。吕文玉回忆道,“每天下午17点,各影院的票房传真到我这里,每天有几十厘米厚,我在18点前传到中影公司,中影再传给美国,规规矩矩”。而接下来的片子,“很少有个好票房了”。

四大国营制片厂的“殊途同归”

80年代的辉煌和现在相比,很多西影人都有深刻印象的一个变化是:80年代各地的导演都是纷纷来到西安拍片,而到了90年代不仅成名的第五代导演远离开了西部,西影厂的自己人也出门“北漂”。今天在电影界大名鼎鼎的顾长卫、滕文骥、黄建新、米家庆、何平都曾经是西影人,他们现在都生活在北京。

日子不好过是现代所有国营制片厂的共同处境。长影厂厂长赵国光曾经回忆到,“1997年上任时,长影亏损很严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办社会使长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赵国光说,“长影最多时有职工3000人,其中一半离退休。长影有自己的托儿所、派出所、卫生所、车队、学校,甚至消防队,除了火葬场没有,一应俱全。拍电影是赔的多赚的少,到1997年,长影亏损总额达3000万元。我当时算了笔账,如此发展下去,长影到1998年冬天就维持不下去了。冬天要支付一大笔取暖费,一万吨煤的钱都不知道从哪里来。”

几大制片厂看似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今后的发展模式——卖掉市中心的老厂土地,置换回郊区的大片土地,重获资本进行重组。赵国光说。为此,他在卖掉长影的同时提出了“一厂三区”,长影新生的计划。

“用土地置换3个亿加上贷款3个亿,我们投建了世纪城。世纪城与横淀等影视基地不同,是一个模仿好莱坞环球影城的大型电影娱乐项目。”赵国光介绍,“不久前,我们又吸引北京首旅集团注入资金,双方各占50%股份,以共同经营好世纪城。”2005年初,长影以买断工龄、解除劳动合同等方式精简人员。同时,大型旅游项目长影世纪城竣工,已经于今年5月开业。

国营制片厂的发展方向成了一个现实的话题。一种意见认为,诸如长影这样的老厂子,近年缺乏《十面埋伏》、《天下无贼》之类的大片。对此,身兼导演、编剧、制片于一身的副厂长韩志君给记者算了一笔账:2004年国产片(包括香港电影)票房大约为9亿元,其中《十面埋伏》、《天下无贼》、《功夫》等7部影片票房总计5.14亿元,其他205部国产片总票房只有不到4亿元,平均每部不到200万元。按照惯例,制片商能拿到票房的1/3,也就是不到70万元,而一部国产低成本电影投资一般在200万到300万元。在风险巨大、资金缺乏的前提下,刚刚恢复元气的长影如果贸然投资张艺谋式的大片,最终只能是“得意一阵子,难受一辈子”。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黄升民比较赞成这种做法。他在《透视中国电影产业投资》中提出,大型电影集团要搞“圈地运动”,“利用规模优势,在制片领域,十几部影片同时投拍,使投资与生产形成规模效应,有效降低成本,分散风险,实现最大限度的盈利。一般投资拍摄几十部影片,其中1/3盈利,1/3持平,1/3亏损,从整体来说,能获得较好的回报。”韩志君补充了一句,“不要看市场上火了什么,要看还缺什么,我们打的是差异战。”

2005年:年轻导演眼里的上影厂现状

与中国其他的大制片厂一样,自从1993年国家对电影厂的投资终止之后,上影厂就走上了自我筹资之路,当时的主要表现就是卖地。
2005年3月31日,上海电影集团的分流工作结束,行政人员大规模缩减,在中国的一系列电影集团中,上影的实力目前仍然不错:一年能筹集到1~2亿的资金,有送审影片的绿色通道,肩负着一年多少的拍片计划,似乎可以重整旗鼓。

适逢上影集团改革,领导班子新老交替,那时候的情况是这样的:上影集团总部要从17个部门精简到8个部门,整个集团将分流安置近1000人。

在上影厂发生转轨的时候,导演吴天忍曾说:“我们从前都是计划经济的农奴,现在庄园主说把我们解放了,你们去自谋出路吧,找钱去,但是农奴怎么找钱啊?”他成为“农奴论”的代表。

1998年,在拆掉所剩无几的几个摄影棚时,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老厂长徐桑楚站立在棚前面,默默无语。到此为止,上海电影制片厂已经无地可卖。

十几年来,有先后几位电影学院毕业的青年导演,离开中国的电影中心北京,回到上海。

“在上影目前的体制内,拍自己关注的题材是不太现实的事情。”有专门的艺术委员会负责审定年度拍片计划,而那些计划内的影片多半是他们没有兴趣的。中年的艺术委员会也希望和青年创作者加强沟通,但多年以来,青年导演们提交的想法和剧本极少获得肯定和通过。

一位拍过体制内影片的上影青年创作者表述说,“这样的接拍电影非常难受,既不艺术也不商业,缺乏原创力,剧本什么是定好的,什么都是在别人的安排下进行的,这样的工作要人到中年才能捱”。因此他们中很多人都不得不远走北京,到那里找机会求发展,他们还是需要更新鲜,更有活力的创作氛围。相比之下,厂里尚在的一些中年导演似乎比年轻一代更积极些,除了拍一些上级交代下来的任务,也大量拍摄电视剧以谋生计。

上影厂目前没有发展独立制片的想法,“还是渴望大制作、大发展”。2004年上影厂率先提出“华语电影,上海制造”的口号,显示了上影与香港合作的渴望,而且将箭头直接瞄准和上海城市气质有着蛛丝马迹联系的香港名导演王家卫、关锦鹏身上,“把资金投到名流身上,是目前想到的最好的招数吧”。最近上影集团的重头大戏《长恨歌》就是这样的例子。

在合作方式上,上影集团投拍《长恨歌》提出了一个“沪产合拍片”的概念,即拥有主控权,从制作到宣传、发行都是上影集团主控,而且制作班底中也有很多上影自己的年轻主创人员。

除了这样力图在市场上抢份额的影片,上影厂近年还出产类似《生死抉择》这样的新时期大片,“反腐的大片有它的发行模式,肯定不会亏损。”一位导演说。所谓的发行模式就是众多单位要组织党员到影院观看。

民营资本:票房就是力量

民间资本早年开始个体集资拍片的,多是懂行的业内人。1988年,北影厂退休的朱德熊和张尔瓒一起,在中关村开了第一家民营的“吉地新形式电影技术开发公司”。电影局批准成立,出品挂靠北影厂,每年专门拨给2部影片的配额,之所以有这样独一无二的优惠政策,张尔瓒说,“因为电影局发文件要搞特种电影,70毫米宽银幕,让北影厂做他们说没条件,我由于在电影局负责过两年电影新技术的工作,电影局就把这个交给了我。要不然任何单位都没有权利拍片,配额是值钱的,一个可以卖十几、二十万。”由于掌握了北影厂的丰富资源,从各方集资借款,他们拍了5部娱乐武侠片,第一部《无敌鸳鸯腿》就赚了120万元,此后部部赚钱,“最少赚了300万元,在厂里贴了个布告要集资15万元,结果人特别多,一下集了30多万元,我拿口袋背回来,坐在家里数钞票。但是我们自己一个月只拿100块钱,而且没涨过,赚了钱就搞设备,继续技术投资。”两个老人说本来也不是为了赚钱,就是对电影有感情,想继续做下去,“当时注册,人家问为什么要写成全民所有制,太傻了,也不允许啊,就搞成集体所有制,我们一想,这不是私有制吗?心里总是过不去,我们去儿影、北影,还有汕头的什么公司集资,用北影的摄影棚、人员、设备,所以北影不赚钱,我们给他赚。虽然赚钱,却一部比一部少了,看出电影走下坡路,70毫米宽银幕成本又太高,我们就不做了。后来又投资游乐园,搞宽银幕影城,就赔光了。人们到90年代已经不要看电影了。人造景观、游乐场都活不下去。”

作为2003年中国电影市场的最大亮点——民营制片公司开始成为票房市场的主力,尽管量不是最多的,但票房占了大部分。新画面公司投拍的《英雄》创下2.5亿元票房,上交了750万元的税和2000万元的电影基金。

华谊兄弟公司制作的3部电影:《天地英雄》票房4100万元;《卡拉是条狗》投资530万元,票房、VCD和电视台版权一共卖了1000多万元;冯小刚贺岁片《手机》达到3000万元的票房。

对民营公司来说,2003年最大的政策变化在于他们取得了和国营制片厂一样的平等身份。作为改革试点,新画面和华谊兄弟都得到了“合资拍片许可证”和“独立发行影片许可证”。

王中军预计2005年国内真正能消化的电影数量有限,所以华谊兄弟单片投资仍然比较谨慎,一年五六部。这种市场消化能力的判断标准,王中军解释说,“会根据全国票房的数据、目前电影院的数量等,中国现在的影院数量还是有限,消耗能量有限”。

“但是一线制作的片子规模会大得多”,按照2003年的投资与收入,一部七八千万元的大片,一部一两千万元的中片,两部500到800万元的小制作,以这样的结构规避风险。这几部片子在国内电影总票房在1亿元左右,占全国总票房的1/10,国产片的1/3。2004年华谊兄弟的片子占到国内电影总票房的1/5强,国产片的40%。

王中军提到的2005年大制作,一部是冯小刚的《夜宴》,投资1500万美元;另一部是香港导演张之亮的《墨攻》,投资1600万美元。王中军比较乐观的是,“这两年,中国电影在国际上的卖相越来越好”,《墨攻》在日本就卖了350万美元,韩国150万美元,“整个亚洲地区就可以卖到800到1000万美元”。除了一线,其他的小制作会更多地带有探索兴致,这种被王中军戏称为“公益色彩电影”的代表作是2004年投资800万元的《可可西里》。

王中军说,他拍一部大片之前,一个是问导演,“这么大的戏,你能不能讲好这个故事?”再问营销团队,“这个片子你们能不能卖到我想要的价钱?”营销队伍做了规划后,会跟他提出,“如果找到某某做武术指导,找到某某做主演,找到某某做美术,就可以卖到了”。“抓好了这两头,就差不多了”。“电影必须‘新鲜出炉’,经不起太大的判断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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