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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中的四个女星

2005-06-21 13:59 作者:韩刃 2005年第23期
据历史学家考证,胡蝶等人当时到北平是为《啼笑因缘》等影片拍摄外景,演职员都住在东四三条胡同十四号后大院内,没人能独自外出。“明星公司”的郑正秋先生在1931年拍摄《自由之花》一片,讲的是蔡锷和小凤仙的故事,其中涉及袁世凯与日本人的勾结,日本人则给张学良和胡蝶造谣。

曾经有人比较《马路天使》中的周璇与《像雾像雨又像风》中的周迅,说这隔着60年光阴的两个女影星在神态上是多么相似。但周迅并没有在电视剧《金嗓子周璇》中扮演周璇。那些逝去的女星——王人美、阮玲玉、周璇、胡蝶,本身就构成了一部传奇电影,她们给100年的中国电影带来了一种阴柔的气质。在中央电视台《人物》节目中,曾经推出一个有关中国电影的“老上海系列”,一位年轻演员手捧《胡蝶回忆录》,缓缓诵读着中国第一位电影皇后的生平故事。

如果将胡蝶的故事搬上银幕,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个重要人物——张学良和戴笠,很可能会变成男配角,尽管张学良“九一八”前夕与胡蝶跳舞的传言已经被历史学家否定,但当时广西名流马君武先生《哀沈阳》一诗给胡蝶带来的影响却没有消失。诗云:“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另有一位北大教授钱苕隐,写了一首《胡蝶曲》,这首诗一直被拿来和吴梅村的《圆圆曲》相媲美。在文人眼中,胡蝶和陈圆圆相似,而文人给美人写诗,也是中国的一个文化传统。

据历史学家考证,胡蝶等人当时到北平是为《啼笑因缘》等影片拍摄外景,演职员都住在东四三条胡同十四号后大院内,没人能独自外出。“明星公司”的郑正秋先生在1931年拍摄《自由之花》一片,讲的是蔡锷和小凤仙的故事,其中涉及袁世凯与日本人的勾结,日本人则给张学良和胡蝶造谣。

1926年,《良友》画报在上海创刊,封面女郎就是胡蝶。1933年,《明星日报》创刊,他们发起“电影皇后”评选,投票延续了两个月。当时,美国的奥斯卡奖刚进行到第二届,最佳女主角获得者玛丽·皮克福特到上海访问,《良友》刊登出皮克福特与胡蝶的合影,称为“中西双美”,皮克福特既为“影后”,胡蝶尚缺个“影后”的名分。

1933年3月28日,“庆贺胡蝶女士当选电影皇后,航空救国游艺茶舞会”举行,胡蝶获得“电影皇后证书”,证书云:“盖无皇后不能树银幕之先声,非女士不克居金屏之独座也。且秦暴方强,鲁难未已,飞机救国,日相喧呼,积款乘时,借资号召。蒙女士现毫端之艳彩,色相示人,舒口角之春风,歌音餍众。玲珑肝胆,与朱家郭解相期;旖施光辉,岂小玉双成可比。”“小玉双成”典出《长恨歌》,与前诗“赵四朱五”倒成一配。当时胡蝶获得选票两万余张,阮玲玉获选票7000余张。美国一学者曾研究过30年代中国的报纸发行,他的观点是,当时中国读报纸的是精英阶层。

胡蝶在回忆录中表明,这“皇后”称号是个游戏,但却跟了她一生。

1935年初,苏联在莫斯科举行国际影展,中国电影界首次被正式邀请参加国际电影节,胡蝶是《姊妹花》和《渔光曲》的女主演,因而成为代表团中惟一的演员代表。影展结束,胡蝶再到伦敦、巴黎等地,第一次让西方人见识东方电影人的风采。但随着战火弥漫,胡蝶的演艺生涯暂时中止。

1932年夏天,左翼人士正在进入电影产业,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事件之后,民众对武打片、言情片失去兴趣,“明星公司”希望左翼人士能担当“编剧顾问”。夏衍先生在《左翼十年》一文中回忆:“我们在‘文委’会议上向秋白汇报了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之后,就得到了秋白的同意。他说,在文化艺术领域中,电影是最富群众性的艺术,将来我们‘取得了天下’之后,一定要大力发展电影事业,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不妨利用资本家的设备,学一点本领;当然,现在只是试一下,不要抱太大的希望,更不要幻想资本家会让你们拍无产阶级的电影。”

时光荏苒。1961年,夏衍时任文化部主管电影的副部长,这一年,周总理在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谈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发扬艺术民主”的问题。会后,中国电影发行放映总公司到各地电影院进行调查,然后提出,观众喜欢电影明星,能不能印刷一部分明星海报张贴在影院。各电影厂报上演员名单,最后确定22名演员成为“影星”。1962年4月,中影公司向电影局提交报告,得到夏衍部长的批准,北京美术公司和中国图片社印刷了上百万张“22影星”照片,观众踊跃购买,并将这22名演员称为“22大”。

这“22大”中有崔嵬、张瑞芳这样的“老明星”,他们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就曾经出演《放下你的鞭子》等话剧,也有祝希娟这样的“年轻演员”,还没毕业就有机会在《红色娘子军》中扮演女主角。谢芳也是一位年轻的“幸运者”。

新中国电影中不乏于蓝、田华这样的革命女性形象,但《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早春二月》中的陶岚包含了更多的人文色彩。《青春之歌》让谢芳的形象延伸到朝鲜、越南、马来西亚。

1959年,谢芳被崔嵬导演选入《青春之歌》剧组,那是崔嵬导演力排众议的一次冒险决定,因为候选的女主角有张瑞芳、白杨等大明星,当时的谢芳仅仅是武汉中南文工团的一名小演员,并不出名。23岁的谢芳凭借林道静这一角色一炮而红,随后又出演《早春二月》。谢芳说,《早春二月》的成功要归功于夏衍。当时,夏衍已经担任了文化部副部长职务,却依然愿意为影片担任剧作改编,可见新中国第一代电影人的热情。

1979年,息影10年的谢芳重返银幕,主演了《泪痕》、《第二次握手》、《李清照》等影片。这被称为“中年三部曲”,但她最具风采的形象还是在《青春之歌》中。

与谢芳相似,刘晓庆最早出现在银幕上的也是革命形象。《南海长城》一片筹拍于“文革”之前,成片于“文革”行将结束之际,历时长达12年之久。这部刘晓庆的处女作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是《小花》一片让刘晓庆和陈冲走红。这两位“文革”之后的新一代女明星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陈冲赴美国留学,刘晓庆则在国内捍卫她“第一女星”的地位。

1983年,刘晓庆自传《我的路》在《文汇报》上连载,刘顿时成为名人。其第二任丈夫陈国军说:“这才是她起家的真正开始。”与以往的电影工作者或文艺工作者不同,刘晓庆尝试着把她的影响力延伸到舞台之外,她在90年代初投资影视制作、化妆品和房地产业,有分析说,刘晓庆是大陆第一个因演艺生涯之外的成就赢得明星地位的。但更确切地说,刘晓庆第一次显现出公众人物、名人与普罗大众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她所说的“做名人难,做名女人更难”,率先揭露这样的事实:名望可以获得更大的权力,可以转化为金钱。80年代,个性解放与自我实现是青年生活中一个被反复讨论的话题,刘晓庆既是实践者也是鼓吹者。

1989年,刘晓庆陷于偷税、打官司、打影迷的非议之中,这一年4月,胡蝶在加拿大平静地病逝。

刘晓庆的银幕生涯在90年代已经完全让位于戏外的风波。1995年,她在第二本传记《从女明星到亿万富姐》中说:“人们对我更讨厌,更仇视。可是我并不在乎。”她说,“我陡然发现自己的人生是一次次的危机和一次次的灾难所构造的。”但真正的危机直到2002年6月才开始,因为税务案件,她被拘留审查了422天。出狱之后她接受凤凰卫视访问,说她的人生已经像一部电影。一个明星发现自己的人生已经像一部电影的时候,就没多少人找她拍电影了。尽管刘晓庆一再宣称她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但从没有谁把她与“中国的形象”联系起来。但26岁的章子怡做到了这一点。

一直处在非议之中的章子怡要比刘晓庆显得聪明和超然多了,她要维护的是“国际明星”的光环,而不是国内的江湖地位。2005年5月,美国的《新闻周刊》发表一组有关中国经济、军事的报道,章子怡被摆上了封面。一个美国新闻工作者在自己的blog上发表他的看法:《新闻周刊》把她当作当代中国的象征,《时代》杂志也把她当作世界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我读了《新闻周刊》21页长的报道,只有一句提到章子怡,说章和她的电影同行为美国电影增加了艺术特色,并提高了中国文化的输出能力。没有中国的电影,就没有成龙、李连杰,没有《黑客帝国》,没有《变脸》,没有昆丁·塔伦蒂诺。这位读者找茬儿了:难道说章比李安、吴宇森更了不起吗?她不过就是个“bitchy diva”。

立刻有人回敬:你大概是从香港的娱乐记者那里获得对章子怡的印象,香港记者一直对她怀有恶意。她是中国众多优秀的女演员之一。接下来有人讨论这个“bitchy diva”词,有人为子怡鸣不平,说从《卧虎藏龙》开始,香港小报就没有停止诋毁她,这对她不公平。接下来原作者出来解释,他不该用那个词来形容章,但是他文章的主旨是要说,章子怡只是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章与姚明是中国的财富,但如果美国摆脱西方视角,他们为什么不把杨利伟放到杂志封面上?

这组讨论和新浪娱乐中关于章子怡的网友发言没什么区别,我们的娱乐终于全球化了。在《巅峰时刻2》首映的时候,章子怡说:“我对自己的成绩感到惊讶,我的观众不再只是亚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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