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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户与中产阶级:股市中的两个投资主体

2005-06-14 13:38 作者:邢海洋 2005年第22期
股市回到千点的时候,正是管理层痛下决心整肃市场的时候。千点前,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富人,以个体户和私营业主为代表的“旧中产阶级”有的在投机捞足之后跑了,有的被清理了,也有的在泥潭里耗尽了能量。而新生以新面貌投入股市的,以白领职员为代表的“新中产阶级”,消费虽然前卫,投资观念却保守,他们的资产倾向于稳健保守的市场。

股市回到千点的时候,正是管理层痛下决心整肃市场的时候。千点前,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富人,以个体户和私营业主为代表的“旧中产阶级”有的在投机捞足之后跑了,有的被清理了,也有的在泥潭里耗尽了能量。而新生以新面貌投入股市的,以白领职员为代表的“新中产阶级”,消费虽然前卫,投资观念却保守,他们的资产倾向于稳健保守的市场。

如果千点真是众人企盼的一个开始,它意味着“前千点时代”的完结,意味着“后千点时代”的开始。在“后千点时代”是在“前千点时代”废墟上立志要重建的市场,投资主体将是,而且只可能是新一代的“有钱人”,即“新中产阶级”。但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才能获得相对理性、保守的投资人的信任?惟愿我们的分析能从一个不那么正规的角度给大家以提醒,使我们的股市,不会再把新兴的投资主体放倒一次;使我们的市场,从蛮荒的西部变成一个投资者的友好和谐的社区。

个体户倒下

“想象一下,如果从来没有警察到我们的街区转悠,没有邻居被警察局传讯;想一想,那些本地媒体,从来只报道高档社区的犯罪;再想一想,那些犯罪因素全被赶到了更下层的街区;我们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会不会回到蛮荒的西部时代?”

这是《投资阶级的死亡》的开场白。投资已经死亡,死亡的原因是市场越来越分异成两种力量——“有的”和“没有的”。那些“有的”,曾经操纵过话语权,曾经操纵过媒体,也曾经操纵过利益分配,从而使他们越来越富有。而那些“没有的”,则只好用脚投票。

因为没有规范,市场里充满了蛮荒和暴力,理性的投资者只有选择离开。我们的市场从2001年6月的2200多点跌到了2005年6月6日的跌破1000点,用时正好是4年。2001年6月,中国股市的市价总值5.36万亿元。现在指数跌去了55%,实际价格跌得更多的情况下,4年里,我们的“纸面财富”至少减少了3.5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全国一个季度的GDP。这还没有算上随后又发行的股票造成的损失:2001年6月之后到2005年3月,中国股市的上市公司数量从1137家增加到1379家,新增242家;总股本数量从4143亿股增加到7235亿股,增幅近80%。如果考虑到这些新增股份的下跌因素,即使按照每股跌幅仅相当于总跌幅的一半,即4.06元计算,总市值损失应有1.26万亿元。两项损失相加,等于我国去年一小半的国民生产总值付诸东流。

2001年6月,两市的流通市值1.88万亿元,到了今年6月初大盘千点的时候,流通市值不过9900亿元,简单的相减,就得到了万亿的损失。

4年前,曾有一篇著名的股评预言,如果一遇到周期性经济危机或政策发生变化,股市将大幅下跌进入长达5年的熊市大调整,套牢民间资本。而当时的推测,直接原因是社会在浮躁,民族在浮躁,资本市场被过度砍伐。参与股市的各个利益阶层把股市当作提款机,榨取和掠夺股市资金。掠夺方式真是林林总总:B股的陡然对内开放;魔术般的资产重组;PT公司的起死回生之术;上市公司疯狂增发新股;联手坐庄洗钱;第一大股东无偿占有上市公司的资金;业绩造假等等。

结果是,4年中,民间资本在二十年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原始积累被迫为一些既得利益阶层买单,套牢在股市中。十年牛市最大的赢家不是广大的普通投资者,而是产业资本家和一些权力交易者,他们获得了大量的无成本资金,大肆挥霍并占为己有。

股市的建立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试点,在这个过程中,开始上市的多是无足轻重的企业,既不掌握国家命脉,规模又有限。而处于博弈的另一方,则是先富起来的一拨人。

中国先富起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呢?改革开放前,我国没有富人,最开始的有钱人多以个体户的面目出现。有人把这第一批富人称为“旧中产阶级“,他们人数不多,1988年底,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的城乡个体户有1453万户,从业人员2305万人。如果用韦伯的“收入、权力和声望”三位一体的社会分层理论来描述“旧中产阶级”,他们除了在收入上明显区别于其他社会阶层以外,在权力和声望上毫无起色。进一步分析会发现,这批“旧中产阶级”在原先的社会结构中处于底层,大部分人或为农民,或为城市中的闲散人员,至多就是全民、集体企业中的停薪留职人员或辞职人员。但他们有钱,有这个转型社会越来越看重的资本,他们的出现,对社会的传统道德观念,乃至现代社会的新的价值观念都是挑战。

这些所谓的“旧中产阶级”在股市中占有多大的比例?这几乎是一个很难回答,甚至根本无法回答的问题。2001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同多家证券公司做的大型问卷调查或可给出一点提示,调查发现,为数庞大的中国证券市场投资者的总体受教育程度较低,其中不足中等文化程度的投资者(高中及中专以下)占了总被调查者的44%,而初中以下的低学历者有12%,这一数字意味着当时接近半数的投资者未能接受初中以上的文化教育。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投资者,其股市的投资规模也相对较大,但在较低学历者中,受教育程度与股市投资规模间的相关性并不强。

对投资规模的分析则发现,中国股市前期的主要投资者群体为机关干部、工人、科教文卫新闻工作者、商业服务业人员和个体工商户、私营业主。个体和私营业主虽不占据数量上的优势,在投资额上却占有显著位置。

不管他们当中是否有人全身而退,作为一个整体,通过一轮异常惨烈的下跌,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个体工商户、私营业主或者是用投机手段在股市发了横财而席卷而逃;或者是被股市掠夺了原始积累的资产;反正随着股指持续下跌已经灰飞烟灭。这第一轮的股市,好像是在跌跌撞撞中前行,也给了一批缺少文化教育的普通国民以风险教育。在不规范与监管不力的市场背景下,市场下跌的主旋律下完成的是财富从中小投资者向股市操纵者的聚集过程。

离开的一代人再也不会回来

深交所的那次调查揭示出很多有趣的数字。比如,78.6%的个人投资者入市的主要原因是为通过股票的买卖价差而获利,只有11.7%的个人投资者进入股市是为了获得公司分红的收益。投资决策上,两成以上的个人投资者决策时几乎不做什么分析,而是凭自己的感觉随意或盲目地进行投资。投资风险意识上,调查结果显示,个人投资者对证券投资具有良好的风险意识,甚至90%以上投资者认为股市投资“风险很大”或“风险较大”,与此同时, 高达45.9%的个人投资者自认为风险承受能力很弱。权利意识上,只有50.3%的被调查者知道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有知情权。而在质询与建议权上,97%以上的投资者,或者认为行使质询和建议权没有意义,或者不知道如何行使,或者不愿费心费力去行使。

可以想见,这样的一个公众投资主体在市场上所处的劣势。他们的集体失败既可归咎于制度,当然个人原因也占相当比重。投机家们真是利用了大量普通投资者的稚嫩投资意识。当时吴敬琏把中国股市描述成一个赌场,在这个赌场的两头,一边是无知无畏的个人投资者队伍,所谓“散户”,一边是那些能牵扯400多家机构,控制资金20多亿的庄家。大小赌徒捉对厮杀,结果可想而知。90年代成长起来的股民基本分为两类,一类是散户,一类是庄家或者有庄可跟的“内部交易者”,当然也有洞悉了千载难逢暴利机会的,靠独立分析的投资者。

股市曾经有过的机会,在庄家,动辄可以把亿安科技由最初的每股7.55元炒高到每股126.31元。也可能像银广夏,几年中虚报利润7个亿,从而使股价上涨几十倍。而对普通投资者,跟住几只强势股票,一年也可有数倍乃至上十倍的利润。在一个成熟的市场,投资者显然难有这样的机会,即使像中集集团那样利润连年翻倍的股票,提供给投资人的机会也不过一年一倍。

而那些没有走在灰色地带的大股东,更可以堂而皇之依靠现有制度缺陷从市场中获得“正当”回报。比如用友软件王文京的资本神话,仅出资8400多万元,凭借用友软件36.68元的发行价,60多倍的市盈率,一次融资9.17亿元,70%就归其个人了——大股东以8400万元的资产折股7500万股,而公众股东9.17亿元只得到了2500万股。这还不算,用友软件上市不到两年,就以9000万现金分红收回了出资8400万元的107%。换句话说,用友软件大股东不到两年就赚回了一个新公司,而公众股东在同样分红条件下实际分红2400万元,与其9.17亿元的投资相比,回报率只有1.3%。如此计算,收回投资需要76年。用友之所以能获得如此虚高的定价,无非是上市制度造成的“供不应求”的局面所致。

显然这样的机会以后也不会再有。那些从股市中获利的大鳄或只是利用了这个制度的企业家,要么转行,要么深陷囹圄。而善于投机的赌客,早转行到了楼市和艺术品市场,再也不会回来。或许,只有当这个社会没有了炒房炒煤炒油的暴利机会的时候,追逐暴利的他们才会回来,耐心地等待一个稳定升值,收取红利的市场。那些被熊市拖垮了的中小散户,恐怕也再没有能力回来。

1000点,市场发生了逆转?

2001年股市高点的时候,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是9万亿,相当于每个居民7000元,现在,居民存款余额已达12万亿元。市场缺乏的永远不是金钱,而是信心。市场跌进1000点,更多的原因并非市场资金被抽干,而是投资者信心的集体丧失。

去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稳定市场的“国九条”,随后的一年里利好不断,一度甚至停止了融资,但深沪股市仍然小涨大跌,短涨长跌。就连降低50%的印花税也激不起投资者的热情,每一次政策救市反而导致更大范围的套牢。市场逐渐彻底丧失了融资和资源配置的功能,难怪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说,“由于我们的知识和经验不足,股市制度等基础建设薄弱,市场不完善,因而造成了近些年来股市持续下跌。”一语道出了问题的关键。从此政府也不再盲目救市,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基础建设,持续的低迷恰恰证明股市转型期已经开始,股市环境正发生着一场质变,尽管惨痛,但还是让人看到了希望。因为即使是“休克疗法”,也有起死回生的指望。

实际上,一连串的保护投资人利益的措施已经显示出了威力。在清华同方的解决股权分置的投票表决现场,超过三分之一的流通股东投了反对票,向国有股、法人股大股东争夺权益,而证监会的“流通股东必须三分之二通过”的规定给了社会公众股民以法律上的武器。这是我国有股市以来流通股东第一次战胜大股东。与此同时,几家申请融资的公司的申请报告被证监会搁置,管理层要求所有提出融资申请的公司首先提出解决股权分置的方案。

股权分置的解决需要大量资金,等于一下子释放出流通市值两倍的市值。以千点的市值测算,国有股法人股还需要将近两万亿资金。这是令所有投资者都忧心忡忡的麻烦。但反身而观,既然要补偿公众投资者,国有和法人股就会折价,释放到市场的筹码将减少,可能也就是一万多亿。

1000点的转机是否是一个新的开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甚至不应该在市场寻找答案。虽然股市被彻底边缘化,4年间毫无作为,但是,转机往往在整个市场都绝望的时候出现,尤其维持现在这样一个市值甚小的市场所需资金不多。1000点的绝地反弹显示出,只要有机会,总会有逐利资金光顾,给管理层的彻底改造市场的时间和机会。

就在大盘反弹之前,国务院和几部委制定的遏止房地产政策开始实施,有关上海楼市最耸人听闻的说法是一天跌去1426元,随后的统计显示,上海楼市一周间下跌了5%。有人做过估算,几年间,上海房地产早就出了不下100万个百万富翁,而以2亿平方米存量房的价格,上海房地产的总市值不下2万亿,这两万亿房地产下跌5%所释放出的资金,就足够我们这个流通市值不足万亿的股市的市值提升10%了。有关居民投资意愿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个观点,调查显示,未来三个月打算购买住房的居民人数比例已降至历史最低点。储蓄动机为“买房或装修”的居民人数占比为11%,较上季下降0.4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下降0.8个百分点,也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上海居民未来三个月准备购买住房的人数占比较上季下降了12个百分点。如此多的金钱虎视眈眈,都在为寻找新的投资点而枕戈待旦。
在远比房市、股市小得多的艺术品市场,5月的投资热几乎可以用“爆炸”来形容,香港佳士得春拍成交超过6亿港币,中国嘉德的成交额也超过了6亿,而去年的秋拍两家拍卖公司均是4亿多。国内投资渠道的狭窄,股市期市的不景气,大量国内游资急于寻求新的投资渠道,于是书画便成为资本者的牟利游戏品。而国内书画炒家绝大部分来自资本充裕的广东和江浙。

市场缺乏的不是资金,而是信心。

中产的市场

上万亿市值的蒸发,一代股民的牺牲,深刻的反思结果是,投资不是击鼓传花的游戏,不是投资者之间的博弈和财富再分配,我们假如能用这4年的时间和上万亿蒸发的市值来扭转“劣币驱逐良币”的负向循环,这样的结果仍然是不幸中的万幸。

老一代投资人已经破灭,或者根本不会回来,重塑一个市场的时候,管理层感到最繁难的,恐怕就是如何吸引新一代富人了,因为,任何地区,任何时候,20%的富人都掌握着80%的财富,80%的居民储蓄。

提到投资市场的转变就不能不提到艺术品市场上的油画投资。国画走势相对平稳的情况下,油画却涨疯了。嘉德“中国油画及雕塑”专场成交率高达93%,总成交额近7698万元。5月29日,香港佳士得“20世纪中国艺术及亚洲当代艺术”专场拍卖会上,当代著名艺术家赵无极的《1985年6月至10月作》以1800万港元的高价,一举打破中国油画世界拍卖纪录,而这场以华人油画为主的拍卖总成交额突破2亿港元。油画的升值甚至超过了上海楼市当年“烫红的铁”一样的窜升速度,油画市场每半年翻一番,最近几场拍卖中,无论从参与人数还是投入资金上,中国油画都超过了国画。

很长一段时间,油画拍卖只有嘉德一家举办,参与者寥寥,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油画在以中老年收藏家为主的竞拍者中寻找不到欣赏者,而少数懂得欣赏的,也仅限于欣赏写实作品的水平。而现在,一大批有着现代艺术品味的收藏家开始进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白领一族,或者称之为中产阶级的一批人。这个群体大多具备较高的知识水准和艺术修养,有不少还受过西方教育,因此他们很容易接受油画这种艺术形式。另外,对于这个群体而言,每年让他们拿出十几万元购买油画并非难事,中国当代油画相对低端的价格也更容易被这些人接受。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购买油画纯粹是出于家居布置需要。这个群体并不是突然兴起的,而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他们在二三十岁时,其财富可能并不丰厚,但通过几年或十几年的个人奋斗,财富也随之增加,从而具备了较强的投资实力。这样的一批人,若要给他们归类,“新兴中产阶级”再恰当不过了。

如果一定要给我国的第一批富人寻找国际上的对仗,他们应该是在工业化之前,美国的包括自由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的“老式中产阶级”。美国随后进入工业化,工人数目激增,社会反而进入了剥削和被剥削的二元对立状态。“二战”后,工业化的完成,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工人阶级的人数开始减少,中产阶级的人数重新开始回升。1956年,美国白领首次超过蓝领。到1970年,白领与蓝领的比例超过了5∶4。并且,中产阶级中,大量出现的不再是小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这些“老式中产阶级”,而是随后工业社会的出现日益增多的所谓“新中产阶级”,他们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经理阶层、学校教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以及在商店内外的销售人员。这一阶层的白领雇员,1860年只有75万,到1940年达到1250万,到1970年上升到5000万。在第一个对中产阶级做出严格定义的丹尼尔·贝尔看来,与制造业经济转向服务业经济相伴随,“科学的日益科层化和脑力劳动的分门别类日益专门化”使得专业技术人员无论在人数还是在重要性上,都开始取代企业主而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

中国股市的成长期,一日寒暑,也正经历了社会结构的巨变。1992年的“下海”潮,官员、知识分子弃官从商,催生了一批高素质的商人。“三资”企业的发展,股份制企业的增多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技术咨询公司等专业机构的建立,高新技术的采用和新行业的出现,产生高收入群体。留学回国的创业者、建筑师、律师、会计师、房地产评估师、营销人员、影视制作人、股票经营者以及其他类型的自由职业者队伍的壮大,都使得高收入阶层急剧放大。

“新中产阶级”正在取代,甚至已经完全取代了“旧中产阶级”。如果说股市在这里的贡献,不妨说它促进了“旧中产阶级”的灭亡。多种调查统计都显示,投资者队伍中,中高收入投资者成倍增长,投资额50万元以上的大额投资者中,高学历者也是成倍增长。他们的入市,有可能塑造一个新的市场,推动市场具有理性的“中产式”的特征。

米尔斯所说的“新中产阶级”和“老式中产阶级”最大的区别在于,无论是自由农场主还是小企业家,“老式中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都拥有自己的财产;而“新中产阶级”则大多没有能独立经营的财产,他们作为雇员为他人工作。专业化的职业特征和高水准的教育是中产阶级的行为基础,这一特征,使得他们消费上多前卫时尚,政治上保守,投资上相对保守稳健。

在中产阶级占多数的“橄榄型”的金融结构中,由于中产阶层持有大多数金融资源,且分布相对均匀,具有较强的“抗震”能力,不会因局部的经济波动而使整个金融市场遭受剧烈冲击。另外,中产阶层比较注重投资而不是投机,当这一群体的投资占整个资本市场投资的比重增大时,非常有利于改善投资文化和推动整个资本市场投资行为理性化,抑制因过度投机而造成的“泡沫经济”。这方面,韩国与印度尼西亚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不同表现,就是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案例。韩国之所以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有较强的抵御危机能力,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它在经济起飞阶段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

中产阶级已经出现,并在快速成长,但显然我们离“中产阶级社会”还非常远,西方“后工业社会”,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80%,我国中产阶级比例不会超过总人口的25%。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产阶层必定成为将来投资市场的中坚,一个“推倒重来”的市场,没有他们的参与就不可能重来。投资主体的变化将推动股市的良性建设,这也正是我们从“权力经济”逐步走向真正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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