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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8月25日:努力组建抗日根据地的朱德

2005-05-31 14:54 作者:马戎戎 2005年第20期
1938年8月25日这天的薄一波或许一早就站在西林镇树林前的土路上,等待着朱德驰马而来。对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来说,8月25日这一天实在是一个繁忙的日子。

1937年,朱德同毛泽东(左二)、周恩来(右一)、林伯渠(左一)在延安

在武乡县王家峪,朱德曾经居住过的四合院落已经改成了八路军总部旧址纪念馆。王家峪是一条狭长的山谷,山谷中有溪流从村中流过,溪流旁边,是公路,只不过是阳历6月,空气已经燥得厉害,运煤的卡车一辆一辆驶过,在公路上掀起一阵黄灰色的粉尘。南行数百米,越过小桥,有一株粗大的杨树,杨树东北角有一座八角亭,亭中立有一块“朱德总司令手植杨树纪念碑”。村里人说,这是一棵“红星杨”。据说,当时种树时,朱总司令从上衣兜里掏出一枚红五星轻轻地放进坑底,然后在上面种上一棵杨树苗。几年后,树长大了,人们发现枝干折断后截面总是呈五角星状。这或许能说明当时朱德在当地人民心中的地位,碑亭上的碑文写明了朱德在此地的日期:“1938年春,八路军总司令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转战武乡,1939年9月进驻王家峪村。”

这个日期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山西大事记:1840~1985》中的记录和薄一波在《誉盖华夏 名垂后世》一文中的回忆并不十分相符。关于1938年8月,《山西大事记》上这样记载:本月,决死一纵队在沁县的西林开办三期训练班,每期三个月,决死一纵队排以上干部和大批优秀的政工人员都轮流参加了集训。朱德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每周三次讲述游击战术和步兵战斗条令。在薄一波的记忆中,1938年整个8月,朱德都骑着马往来于王家峪和他所率领的青年抗敌决死一纵队所在的沁县。

薄一波的等待

1938年8月25日这天的薄一波或许一早就站在西林镇树林前的土路上,等待着朱德驰马而来。对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来说,8月25日这一天实在是一个繁忙的日子。

这一天,是八路军成立一周年。《山西大事记:1840~1985》显示,这天上午,朱德发表了《告国民书》,这是一份很像成绩总结的报告,文中详细记述:一年来,八路军与日军交战600余次,毙日军34000余人,俘日军2000人。对这些数字,《山西大事记》解释为“对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领饷而不作战’的污蔑之词,予以有力的驳斥”。显然,《山西大事记》的作者将这一通告与1938年初陈独秀指责国共合作中的共产党“游而不击”的言论联系起来。但这篇通告并没有明显表示出任何与陈独秀的看法有关的文字,或许对朱德来说,陈独秀“书生意气”的说法根本不必挂在心上。事实上,自1937年11月8日太原陷落以来,他一直忙于在山西开辟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

在山西开辟抗日根据地,形成“内长城防线”是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太原陷落后,山西成为全国瞩目的抗日前线,大家都明白,山西阵地是否巩固,不仅关系着华北抗日战局,更加关系着全国战局。自古以来,山西一直被兵家称为“形胜之地、表里山河”,山西位于黄河中游,东邻河北、北界察绥、南抵河南、西壤陕西,屏障着当时的共产党中央所在地陕北。全省多为山区,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山西还有着充裕的资源和便利的交通,全省人口1200万,盛产小麦、小米,有着煤、铁、硫等丰富的矿藏,同蒲铁路贯通南北,正太铁路与平汉铁路相接,正如陈毅在诗中所描写的:“山西在怀抱,河北置左肩。山东收眼底,河南示鼻端。长城大漠作后殿,提携捧负依陕甘。”无论谁占领了山西,都意味着解决了军队给养、兵员运输补充和款项筹集问题。1938年1月13日,任弼时在《新华日报》发表《山西抗战的回忆》中写出了当时共产党对山西战略意义的认识:“敌人要完成其军事上占领华北,非攻占山西不可;如山西高原全境保持在我军手中,则随时可居高临下,由太行山脉伸出平汉北段和平绥东段,威胁敌在华北之平津军事重地,则敌向平汉南进及向绥远的进攻感受困难。故山西为敌我必争之战略要地。”4天之后,1月17日,共产党在武汉创办的报纸《新华日报》上刊登出社论《巩固山西阵地》:“巩固山西阵地,是目前战略上一个要着……如日寇取得山西全部,他不仅可安定华北,并可连接东北与华北,造成吞并全中国的人力物力的根据地;并且日寇取得山西全部,北可隔断内蒙、西可侵入西北、南越黄河、配合陇海西进之敌,可直下武汉。”

显然,这一切都印证了毛泽东在1937年9月12日至29日给带领八路军东渡黄河奔赴抗日战场的朱德和彭德怀的电报中的预测:“河北失后,山东将不战而失,不久中国阵地将变为扼守黄河、运河两线。”在那些电报中,针对当时红军只有3万余人,于1937年8月25日被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红军只有林彪、聂荣臻带领的115师,贺龙、肖克带领的120师,刘伯承、徐向前带领的129师三个师的现实,毛泽东将八路军的战斗方式设定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为惟一方向,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果失败,我们须负全部的责任。”针对日军一贯好占领大城市和周边交通线的“点线”战术,毛泽东在指示中将山西划分为四个战略区: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并要求“我以此四个区域实行战略展开,必将向着进占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之敌取四面包围的态势”(以上引文均出自《毛泽东军事文选》)。

朱德对于这一任务的态度是什么呢?《朱德自述》一书中选取了1937年11月6日他写给前妻陈玉珍的一封家书:“近来转战华北,一月之内29日行军作战,即将来永无宁日。”他叮嘱陈玉珍今后要自己独立,不要再依赖他,也不要来看他,因为“万望你们勿以护国军时代看我,亦不以大革命时代看我”。充满了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情意味。

薄一波就是在这时候被朱德动员到晋东南来的。在《誉盖华夏 名垂后世》中,薄一波回忆了他和朱德的第一次相遇:“1937年9月下旬,我带领青年抗敌决死队,在从五台去盂县的路上,遇到朱总司令。他是率领部队到晋东北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的。突然的相逢,使我喜出望外。”朱德这时候的形象,果然不同于护国军时代,也不同于大革命时代。在护国军时代和大革命时代,朱德是相当威武的,在一张担任滇军军长的旧照片中,他身穿呢子军服,脚踏黑皮靴。难怪薄一波几乎认不出他来:“多少年来,在我心目中,朱总司令是一位威风凛凛的大将军、令人敬畏的英雄。见面之后,我很惊奇,他竟是一位老农式的人物,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在那次见面中,薄一波向他介绍了他正在组建一支叫做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的山西新军,准备在五台山创建抗日根据地。朱德很快给出指示:“这个地区是战略要地,北上可以威胁北平,南下可以直驱太原,是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地方。八路军准备在这个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你们就不要在这里了。”“我从延安出来时,毛主席和我谈过,我们要把军队插到敌后去,创建抗日根据地。毛主席说,我们跟日本打的是持久战,和下围棋一样,先要在敌后沦陷区做几个活眼,八路军准备在华北各沦陷区都做出活眼,以便在敌后同敌人长期周旋。现在,我们首先要占据晋察冀、晋西北、晋东南这三个战略要地。”“现在给你一个任务:马上率部南下,到晋东南太行山区去,要占据那个地区,不准其他人进入。”

对于朱德,薄一波充满了感激之情,因为如果没有朱德,决死一纵队可能根本不会保留到今天。

山西青年决死队是抗日战争时期一支带有极其浓厚的地方色彩的戴“山西帽子”的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论牺盟会与决死队》中,薄一波是这样回顾这支特殊部队的建立:“1936年,日本正加紧侵略华北,阎锡山在山西的长期统治受到严重威胁。同时,阎锡山和蒋介石的矛盾也日趋尖锐,蒋介石策划河东道独立,企图夺取这块地盘,红军东征,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对于这种局势,阎锡山自己曾有过生动的描述:“我是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了哪一颗都不行啊。”“三颗鸡蛋”,分别指的是日本人、国民党和共产党。于是,阎锡山构想了一个“新”策略:请一些坚决抗战又有号召力的中国共产党人,但是不以共产党的面貌出现,而是以山西抗日进步人士的面貌出现,仿照共产党的措施,用这种方式来渡过难关。这样,1936年10月,仍在北平狱中的薄一波被阎锡山营救出狱。到山西之前,薄一波向中共北方局局长刘少奇请示,刘少奇的指示是,在那里可以有所作为。1937年8月1日,阎锡山将手下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改编为青年抗敌决死队,交给薄一波领导,到晋东北的五台、盂县动员民众参军抗敌。到1939年夏,决死队已经由一个团、一个总队,发展到了四个决死纵队、一个工人武装自卫纵队、一个暂编师、三个政治保卫旅,共辖50个团,活动范围遍及晋东南、晋西北和晋西南。在八路军的直接指挥下,和八路军一起阻击日军进攻和反围攻,进行大小战斗上千次。由于山西新军的帮助,到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前,山西105个县里,共产党已经控制了70个县。

决死队能够成为协助八路军抗战的有生力量,与朱德的指导有直接关系。1937年12月,朱德在和顺县石拐镇八路军总部召开会议,当时,日军正从太原南下,已经占领了太原以南的子洪口。青年抗敌决死队来到太行山区后,已由一个团扩充到三个团,加上两个游击团,共有五个团的兵力。正在这时候,会上有人要求薄一波脱掉“山西帽子”,直接以共产党的名义组织先锋队。薄一波在会上就此提议进行请示,朱德明确表示,戴“山西帽子”有许多便利之处,现在不能变。表面上戴“山西帽子”,说“山西话”,实际上是在做共产党的事。正是由于同阎锡山建立了这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才能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打开了这样一个局面。在回忆录中,薄一波这样记录:“接着,朱总还问:‘你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帮助解决。’我提出,我没有打仗经验。朱总司令当即决定派毕占云同志到决死一纵队担任参谋长,129师还派了一个团框架的干部,以加强决死队的军事领导。会上,左权同志谈了打日寇必须集中几倍于敌人的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他说:‘敌人一个联队相当于一个团,两千人,装备好。我们可以三个团打他们一个团。’我听了觉得很对。三个打一个,回去后可以找机会试一试。”

“三个打一个”的机会很快来了。1938年七八月之间,正是麦收季节,驻扎太原的日军派一个联队从子洪口南下,向决死队进攻。薄一波按照左权的战斗经验,派了三个团,一个团从正面阻击,两个团从两侧打。因为缺乏实战经验,仗没有打赢。这就是山西青年决死队与日军交手的第一次战斗:韩洪战斗。令薄一波感激的是,这场战斗虽然失败,却仍然得到朱德的鼓励:“打完仗以后,朱总司令在总部的一次会议上总结了经验。他说,打仗不能怕打败仗,不能怕牺牲。能战斗的部队,都是在不断的战斗中锻炼出来的,都是由不会打仗到学会打仗的。决死队的主要成分是青年学生,要改变部队的成分,抽出知识分子,补上农民。”接下来,朱德又说,看起来决死队打仗还不行,要开个训练班,加强作战方面的训练。这就是西林训练班的由来。

一封来自聂荣臻的电报

很多年以后,1938年8月的这个训练班,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被称为“西林整军”。

“西林整军”被认为是“决死队成长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它对于提高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起了很大作用。至于朱、彭亲自给学员上课,这在当时我们军队中和党内是很普遍的事情。领导同志经常给下面的同志讲课,既可以把自己的本事、经验和知识直接传授给大家,又可以打掉官气,密切干群关系,好处很多。”(薄一波:《不能忘却的怀念》)而“西林整军”的效果真正体现出来,则是在1940年彭德怀组织的百团大战中。在那次战争中,“决死队的指战员顽强奋战,英勇杀敌,表现出色”。

但对于真正身处传奇之中的决死队老战士们来说,西林训练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段时光而已。训练班的军事课程有游击战术、步兵战斗条令等,政治课程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党的抗日根据地政策等。但课程气氛相当轻松,训练班没有正规的课堂,大家都在树林子里上课,课余时间,朱德往往会和决死队的士兵们打一场篮球赛。在西林,问那些8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还会记得一些朱德打篮球的趣事,有一位蹲在街边晒太阳的老人向记者回忆说,他少年时代,看见朱德和一个士兵为一个球谁犯规吵得面红耳赤。这倒是符合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说朱德打篮球“有瘾”的记录:“他和战士们一起打篮球时,大家都不愿意跟他在一个队,因为同他在一起打球总也赢不了。即使是这样,他还是微笑着,稍为有点遗憾地说:‘我恐怕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出色的篮球运动员。不过,这样打我也觉得很快乐。以后你们还是要让我做你们的队友呵!’”1940年,著名的华侨资本家陈嘉赓访问延安,说让他最感动的一件事便是朱德陪他参观走到抗大操场边,里面正在打篮球的学员喊:“总司令,来一个!”朱德马上脱衣上场。陈嘉赓此后到处宣传“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而对于普通士兵和农民,这样的行为造成的领导人和士兵、农民之间的凝聚力在几十年后都依然坚固。王家峪的村民说,“文革”后期,造反派来到王家峪,要找“黑司令”的罪证,抗属和复员军人拿着扁担锄头围上去:“朱总司令和我们一个锅里吃饭,哪里有什么罪证。”

当年的西林没有正规的篮球场地,这场树林里的篮球赛或许很像朱德在长征期间和士兵们通常进行的那种篮球赛,朱敏所著的《我的父亲朱德》一书中对长征途中篮球赛是这样描写的:“他随便在路边找棵树,规定一个树杈为球筐,只要把球丢进这个树杈就算得分。没有篮球,就用牛皮做个皮囊,里面塞满棉絮,能轻巧传递即可。有了这个更像橄榄球的篮球,大家便有了拼杀的欲望,白天被敌人追杀的窝囊怨气,也有了发泄的场所,士气顿时高涨。”那些长征途中的篮球赛一般都很难打完,因为通常会有意外情况。8月25日这天的篮球赛或许就没有打完,因为在《聂荣臻年谱》里记载,这一天下午,晋察冀军区司令聂荣臻给朱德发了一封电报。

电报只有寥寥数语:“敌机7架,昨日在宏道及我4团驻地鹅口路侦察。”但是出自聂荣臻的报告,必然不会是一个简单事件。聂荣臻是115师的副师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领导人。太原陷落后,毛泽东果断地派八路军分往山西各地建立抗日根据地,牵制敌人后方。聂荣臻带领的115师在晋东北的晋察冀地区,贺龙、肖克带领的120师在晋西北坚持敌后游击战;115师师部和343旅到晋西南的吕梁地区,129师到晋东南的太行山区,将山西分为四大块。四大块根据地各有战略重要性,合起来则可以形成对敌人的包围牵制之势。正如朱德路遇薄一波时所说的,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在于:北上可以威胁北平,南下可以直驱太原。在这里设下根据地,无疑等于在以华北为战略要地的日军心脏插了一把钢刀。聂荣臻并不是山西人,没有薄一波的本地人优势,但是聂荣臻在红军中以厚道、谨慎和会用人著称。

聂荣臻的谨慎又一次赢得了机会,这果然不是一次简单的侦察。一个月后的9月20日,日军提出了“南取广州,中攻武汉,北围五台”的作战计划,在华北集合三个师团和三个独立混成旅团共约5万兵力,于9月20日从平汉、平绥、同蒲、正太四条铁路线出动,向位于五台山的晋察冀司令部发动了“二十五路围攻”。关于这次围攻的动机,日本人在华北发行的《正报》是这样叙述的:“共产军乘日军大举围攻武汉之际,肆意猖獗于晋北、察南、冀东等地,……彼等总巢穴乃在山西省北部高峰之五台山附近,近益扰乱内长城线、威胁北京……日军决心一面围攻武汉,一面进剿五台。”敌人的袭击是突如其来的,五台山金刚库村88岁的老妇救队长张爱华回忆说,当时,八路军正在吃饭,日本人忽然就出现在各个山头上。但由于有了前期的充分准备,晋察冀司令部很快拿出了应敌方案。9月29日,进攻军区司令部的日军第4旅团大队长清水被装进棺材,抬进了五台县城。到11月初,日军500余人被击毙,日军原计划支援武汉的军队亦因此被牵制。那一天,在1982年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所编的《华北治安战》上被这样记载:“第一军虽在五台山周围进行讨伐,但未能给予决定性打击,中共势力日益扩大,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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