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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丽君和我们的一个时代

2005-05-13 10:04 作者:王晓峰 2005年第17期
写邓丽君,就要写25年前的事情,25年虽然不长,但对于变化越来越快的时代来说更容易变得久远生疏。即便是受到邓丽君影响的人,在回忆的时候,也都要费些心思去想想,那个年代,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

写邓丽君,就要写25年前的事情,25年虽然不长,但对于变化越来越快的时代来说更容易变得久远生疏。即便是受到邓丽君影响的人,在回忆的时候,也都要费些心思去想想,那个年代,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

邓丽君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她的奇特之处在于,两岸特殊的政治背景发展出的不同文化轨迹在一个特定时空错位中让两个异面轨迹交汇在一起,于是她成为那个年代许许多多人的一道独特的佳肴,在争议中完成了对内地流行文化的影响。而她最终失去了回到祖国大陆的机会,这片拥有她最多听众的地方,这片留下过她歌声的地方,没有留下她的足迹,成了她毕生的遗憾。

邓丽君是什么时候进入到中国内地?又是以何种方式进入的?已无从考证,大约在1977年到1978年这段时间,她的磁带先是在东南沿海一带进入,随后又通过无线电波让更多的人知道。到了1979年,随着卡式录音机慢慢成为寻常家庭的消费品,邓丽君便通过这个媒介传播得越来越广。

在争议中启蒙

乐评人金兆钧那时候是老三届,正在北京师范学院上大学,他回忆说:“我的印象是1977年,那时候‘板砖’(即当时的三洋牌单卡录音机,因形状大小像一块砖头,故被称之为‘板砖’)还没开始卖呢,都是从南方转过来的大开盘带,1978年我第一次听到,当时的感觉是,这是谁的歌?真好听。有了录音机后,大家都在拼命地复制,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一个同学在‘倒’那盘告别音乐会的磁带,听得如醉如痴。印象最深的是《何日君再来》前面的那段告白,背景音乐非常好听。到1980年的时候邓丽君已经风靡全国了。”

邓丽君的突然流行没有任何征兆,甚至,在当时传播媒介和条件不完善的情况下,她仍能如此流行,这本身就是奇迹,这也恰恰说明了人们对邓丽君的喜爱程度。

金兆钧当时在学校是个比较活跃的文艺分子,于是学校领导找到他,“既然邓丽君影响很大,你要不办个讲座给大家讲讲”。那是1981年的事情,于是金兆钧连着讲了三次,把他当时对邓丽君和那些流行的歌曲了解到的内容都说出来,他说:“快到年底的时候,北京团市委召集大学生代表搞了一个座谈会,专门谈邓丽君。那时候还挺开放的,不是为了批判她,就是听听大学生的反映。我在会上说了很多,后来《音乐周报》编辑把我留下来,让我写一篇关于邓丽君的稿子,这是我写的第一篇流行音乐评论。”

那次座谈会去了二十多人,学生们的反应也不一样,大都觉得挺好听的。金兆钧记得当时印象中没有什么特别激烈的言辞,团市委和文化局的人也没什么引导和诱导。这次座谈会,也仅仅是上面对下面的了解而已。就在当时,一些老音乐家开始批判邓丽君,批判的焦点基本上是围绕着她的一些歌曲内容比较灰暗、颓废,还没有上升到一个政治层面上。后来有人开始质疑《何日君再来》,对这首歌的主题指向究竟是谁提出质疑,当时《北京晚报》的编辑刘孟洪曾专门撰文,为这首歌辩解。金兆钧说:“《何日君再来》从情绪上讲比较颓废,但是这首歌只要听上几遍就会唱,到现在电台仍不让播放这首歌,这牵扯到历史上三四十年代的时候音乐观上的冲突。改革开放,这些东西就要重新出现,争论就来了。”

1979年北京有个西山会议,当时的焦点就是邓丽君是靡靡之音的代表,黄色音乐。会上,张丕基、王酩都挨了批,就因为他们的歌曲写得像靡靡之音,李谷一的《乡恋》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为受批判的典型。直到几年后,李谷一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乡恋》风波”才告一段落。稍后几年,港台歌星开始出现在电视上,虽然一些人认为张明敏在唱法上有问题,但是题材上好一点,还可以忍受;奚秀兰为什么能上春节晚会?就是因为唱的是台湾民谣。但邓丽君不一样,她唱的很多曲目都是三四十年代的,年纪大一点的音乐家都不认她,因为有些东西是由历史决定的。

邓丽君从一流行就带来了争议,今天看来,这种争议在当时还是很正常的,毕竟以当时人的普遍价值观和意识不可能对邓丽君这样的文化现象完全接受。

但是,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却不这么看,第一批接受邓丽君的人,肯定是追逐时髦、对新生事物好奇的年轻人。在“板砖”流行后,又出现了四喇叭立体声录音机,有些情景可以通过当时拍的电影中寻找到,如果来描述一些不三不四的小痞子的时候,一定要穿着花衬衫、喇叭裤、烫头发,拎着四喇叭录音机,里面装着8节大电池,在大街上晃悠。这些年轻人录音机里放出来的,大都是邓丽君的歌。金兆钧回忆说:“当时在北京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北海公园经常办舞会,后来被公安局封了,因为控制不住,人太多了,几万人,全在北海后门的那个山上。听音乐,听完了就跳舞,那时候听的主要就是邓丽君。”

“邓丽君带来完全不同的歌曲概念,70年代末粉碎‘四人帮’恢复了抒情歌曲的传统,但是恢复的是五六十年代的抒情歌曲,比如《九九艳阳天》、《我的祖国》。邓丽君带来的是历史上三四十年代的时代曲,从文化类型上看毕竟还是都市的东西,这东西在当年跟老百姓没什么缘,可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一听到它又跟那种建国后的抒情歌曲不一样了。尤其是当时二十多岁的人最敏感,觉得这才是属于我们的。”金兆钧说。

尽管邓丽君在音乐界受到了极大争议,但也是在音乐界,一些音乐家开始潜心研究邓丽君的音乐,比如配器、演唱风格。“我知道当时许多音乐家躲在家里听邓丽君,偷偷研究她的编曲。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些声音。邓丽君首先影响中国流行音乐的就是让很多人知道流行音乐的编曲是什么,很多电子声音咱们都不知道。”而邓丽君影响的另一个方面,就是确立了当时女歌手的演唱风格,就是所谓的“气声唱法”。在此之前,中国歌曲除了比较本色的民间唱法之外,还有一种介于美声和民间唱法之间的“民族唱法”,邓丽君教会了人们还可以用嗓音的另一个部位唱歌,即后来所谓的“通俗唱法”。金兆钧说:“第一批流行歌手百分之百地摹仿邓丽君,比如广州的刘欣如,北京的田震、段品璋、赵莉、王菲……”

邓丽君带动的不仅是流行音乐的启蒙与发展,也刺激了当时音像经济的发展,那时候听录音带是主要的文化消费内容之一,虽然那时候的一盘录音带5.5元,对普通人来说属于奢侈品,但仍然没有阻止普通人对它的消费。金兆钧说:“那时候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一年就卖掉800万盒卡带,一年一座大楼拔地而起。”1979年,内地的音像发行公司只有几家。到了1982年,全国就有300家音像出版社,基本上都在扒带子。扒带子在当时来说就是一个学习、培养的过程,这些人就是在一次次的“扒”中逐渐掌握了流行音乐的创作、表演规律。

最后,金兆钧说:“邓丽君确立的音乐形式还是很传统的,是大部分中国人都能接受的。中国早期流行音乐的写作,对整整一代的创作者起了重要作用。另外我个人觉得,她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是因为她是30年代以来一直到60年代音乐的集大成,她挑的都是历史上被证明是最好听的歌曲,她的唱法也是30年代以来唱法的集大成。”

那时候我们没有那个情怀

同样是在1979年,还有一个人在听邓丽君,和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是在军营里用扩音喇叭听,这个人叫朱一弓,他曾经是上世纪80年代著名的音乐编辑之一,很多当时和现在的流行歌手的磁带都是经他之手编辑发行的。他很早就淡出这个行业了,但是谈起邓丽君,他又感慨万千。

“那时候我还当兵,听了邓丽君后我觉得好听,完全不同于我们以往的民歌,那时‘文革’刚结束,我还是把邓丽君归到民歌里面,实际上她的影响远远不会结束,会一直延续下去的,就是因为她的民歌精神。当时还挺有意思,我带了几盘录音带到部队听,我自己制作了一个扩音音箱,在我们的小院里放,声音很大,旁边的机务中队在开会,后来他们就给我提意见,说战士们听到之后心思完全不在他们那边了。但我就是觉得好听,有时候我是故意把声音放大,有些机务中队的人中午或晚上休息的时候,都到我这里来听。”

1981年,朱一弓从军队转业,干起了音像出版的工作,谈及当时邓丽君的影响,他说:“不管是作品还是演唱,邓丽君确实是很民间的。80年代初期,咱们能掌握这种唱法的人还没出现,追随这种式样进行创作的人也没出现,所以在那时还是一个听和学习借鉴的阶段,真正出现是在1984年前后。实际上,现在看起来不光是歌手,她影响得太广了,对歌手的影响还是其次,重要的是对创作的影响。她让这些人重新考虑作品的题材是什么,作品的情感是什么。邓丽君非常出色地演绎了中国民歌,有些民歌很好听,式样比较多,当时大家在一起讨论的就是如何借鉴这些手法,创作出这边的流行歌曲。比如苏越,我们接触得很早,有一次在棚里录音,我听到他写的两首歌,觉得很好,我们便开始合作,录了很多作品,他在创作上吸取了很多邓丽君的东西。”

朱一弓在进入音像业的时候,小歌手程琳已经开始成名,随后,一些更年轻的歌手也开始步入歌坛,他那时候遇到的女歌手,不管自身条件如何,都是从摹仿邓丽君起步的。他回忆说:“许镜清在1981年就跟我合作,当时他说有一个女孩,高中还没毕业,能不能听听,这个人就是田震。她的第一张专辑的案头工作我参与得比较少,但我感觉到田震本人的性格和邓丽君那类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她只是摹仿了一些歌而已,后来卖得也不好。但是朱晓琳骨子里就比较像,当时有很多这样的情况。邓丽君当时吸引了很多人,走上了这条路。”

至于邓丽君为什么这么流行,影响为什么这么深远,朱一弓有他自己的看法:“原来的歌曲只要求正面就行了,到了邓丽君,作品指向内心,指向自己的性别,她更要突出女性的柔美,她恰恰是继承了民歌魅的一面。邓丽君之所以从那边一路杀向全国,我认为是她的民歌基础,民歌作为一个民族里面最通俗的、最普遍的音乐语言,是永远不会衰落的。其实后来我们在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都与这个有关。为什么我们号称文化资源最悠久最丰富,却在国际上没有一个成熟的作品?”

性别指向实际上在当时是对公众的一种人性解放,也是中国内地在经历了人性扭曲后的一次适时的释放,而邓丽君恰好给人们提供了这种释放的可能。和当时的其他文艺作品——电影、文学、电视相比,流行歌曲这个形式来得简洁、迅速、直接,人们甚至不用去思考和咀嚼,马上就可以融入成自己心灵的一部分。有了性别区分,人们才得以通过它来证实自己的内心,看清一度被压抑、扭曲的人性中的另一面。邓丽君歌曲中带有的妩媚、柔情、调情在当时无疑成为了最具性诱惑的东西。朱一弓说:“邓丽君一开始有很浓的风尘味儿,当她到了《淡淡幽情》,我们又看到了她另外一面。她有风情,也变得高级了。所以她的演唱解决了这样的问题——高的人也能听,低的人也能听,可以让任何人想入非非。”

也许,台湾著名乐评人马世芳先生的看法更能说明两岸间人为造成的时空交错形成两地间对邓丽君的不同看法,所以,她在两岸之间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他认为:“我们成长在80年代,对她早期的作品了解得不多,我们只是知道她,但是没那么多情感,只是一种集体记忆而已。至于她对台湾流行音乐的影响,台湾从60年代就一直有这种软绵绵的东西,在70年代初有些歌曲被划为靡靡之音,70年代末80年代初她的一些歌曲传到大陆,我们才觉得她那么厉害,我们没有想到一个唱歌软绵绵的歌手在对岸有那么大的影响。她在10年前去世的时候,我听到大陆的摇滚歌手录制了一张纪念她、翻唱她歌曲的专辑《告别的摇滚》,感到不可思议。她在我们这里就是按正常商业操作模式下推出来的红歌星,但不是石破天惊。”

邓丽君对内地流行音乐的影响巨大,但是,无论她的影响有多大,不管出现了多少以摹仿她、翻唱她成名的歌手,但内地始终没有出一个邓丽君式的人物。马世芳说:“邓丽君对所有唱歌的人来说,都无法超越,她和她所属的时代紧紧地扣在一起,她是在那个比较从容、耐心、细致的年代诞生的歌手,她不属于台湾的民歌运动时代,不属于后滚石时代,也不属于李宗盛包装出的那类都市女子。她属于老派、传统一点的流行音乐,在台湾,她是非常受欢迎的女歌星,但是却从来没有文字来论述她的音乐,人们只是对她的私生活和八卦感兴趣,这一点是非常遗憾的。”

朱一弓说:“现在我们回头看,为什么内地在音乐创作上类似邓丽君的作品没有?这是一个生活内容问题。80年代有小酒吧吗?有偶遇吗?这也是我后来一直思考的问题,没有这样的环境,80年代有什么?有《思念》,完全心灵的,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为什么《思念》代表着80年代的感觉?因为80年代只能是这样了。”而今天,社会的发展变得丰富了,那种属于邓丽君作品的背景要素也具备了,现在的作品变得非常丰富了,可是,人的心灵中的某些纯粹的东西又消失了,所以,还是没有这样的作品和人出现。

另外,朱一弓又不无羡慕地说:“邓丽君也是赶上了好时候,她背后成就她的是一个社会环境,有一批创作人员,而且都是高手,他们有那个情怀。但是在80年代,我们这边没有这样的人,没有那样的环境,现在回想起来没有这样的作品诞生也是正常的。我举个例子,在当时,晚上录音完了,想出去买点宵夜,我们在农影录音(位置在北京双榆树),要开车到北京站,在80年代,这个距离太远了。没有那样的生活内容,就不能有那样的作品。这就是为什么这拨人喜欢邓丽君但又写不出她那样东西的原因。后来苏芮出来后,马上吸引了很多人,因为苏芮这种高亢、有力量的歌手,容易和我们贴近,在创作上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1984年左右,改革开放初见成果,深圳也有几座楼出现了,奥运会也拿冠军了,全国人民的心气也不一样了,和邓丽君歌曲的感觉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才出现后来的西北风,这里面有批判,有忧患,有觉醒,所以这样的作品能出来很多并能留下来。‘我的故乡并不美’,这才是当时中国的写照,是比较真实的。80年代末,我们与台湾的唱片公司交流,他们对西北风不以为然,我们当时还以为他们有问题,现在看来,是环境不一样,考虑的东西不一样。”

“摹邓时代”:邓丽君让我心里有了障碍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内地才出台了海外音像制品引进版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出台,直接导致扒带子的狂潮消退,很多当年靠扒带子走红的歌星要么作出艰难地转型,要么从此淡出歌坛。

内地歌坛一度被摹仿邓丽君的女歌手“控制”着,在这个“摹邓时代”,出现了一大批女歌手,不管她们在演唱上是否像邓丽君,在作品相对匮乏的阶段,也只有去翻唱邓丽君的歌曲。赵莉,一个普通的名字,就是当时众多摹仿邓丽君风格最有名的歌手之一,与这些摹仿者不同的是,赵莉的声线、音色和邓丽君极其相似,以至于曾经为邓丽君制作过唱片的制作人在多年后听到赵莉唱邓丽君歌曲时竟也难以分辨。由于赵莉有这样的一个先天优势,所以在当时她出过的翻唱邓丽君歌曲的磁带有八九盘之多,而且每盘都非常畅销。

赵莉出生在河南周口,后到河北承德,从小喜欢唱歌,因为几次歌手比赛,她得以有机会到北京发展,1985年,在她录制第3盘磁带的时候,便开始翻唱邓丽君,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而且身不由己。赵莉说:“我当时就是喜欢唱歌,不管是谁的,好听就唱。1986年,我录了大量邓丽君的歌曲,当时旅游声像出版社找我,他们觉得我的音色跟邓丽君很接近,就给了我很多邓丽君的歌,因为当时邓丽君的歌曲在大陆很受欢迎,正版又进不来,出版社认为是很大的市场,便找了很多歌手去唱邓丽君,在我之前有好多人都在唱邓丽君的歌。”

赵莉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那时候小,大家都叫我小邓丽君,1986~1988年,我录她的歌是最多的,几乎天天都在录。”当时的情况是,每个录音棚的记录上都写着赵莉的名字,录制的时间和曲目,仔细看这些曲目都是邓丽君的。“当时录的专辑,通常不写我的名字,都写邓丽君的名字,贴上她的照片。直到1989年我去法国演出的时候,接触到其他方面的流行音乐,我就有了要去国外走走的想法,不然在国内,只能唱邓丽君的歌曲。我想唱别的,他们就说你唱得不好,不合适。那段时间我都有点糊涂了,我是不是就这样了?”

“当时对邓丽君我都有了心理障碍。”甚至这种压力曾经让赵莉梦到过邓丽君,赵莉说,在梦里,她问邓丽君:“你为什么唱歌那么好听?有什么秘诀没有?”邓丽君在她的手心里写了一个“吟”字,“我觉得这个字代表了她歌唱的全部”。赵莉说,“我太喜欢唱歌了,可是老让我唱邓丽君的歌,我就受约束了,不快乐了。一首歌可以学来,但是它的感情你是学不来的”。1990年,赵莉出国,在国外,她学到了很多唱法,才慢慢明白,“我在真声区和邓丽君非常像,其实她就是一种唱法,觉得这也是很正常的,而自己内心里要表达的东西很重要,也就不避讳这个了,后来唱她的歌也就没什么障碍了”。

那一次,她离我们最近

邓丽君的去世,留给她和内地众多听众的最大遗憾就是她没有在有生之年回这边开一次演唱会,哪怕是她回乡祭祖对大家来说也是一种宽慰。当邓丽君得知大陆地区的听众都非常喜爱她时,她曾非常希望能回乡开一次演唱会。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她离开,也未能如愿。

据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透露,1981年,邓丽君在美国洛杉矶,当时有朋友给她打电话,说电视里看到她在内地很红,至于红到什么程度,后来才慢慢知道。1987年左右,当时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的乔淮东的太太彭燕燕通过演艺圈的人认识了邓丽君,邓丽君很喜欢和彭燕燕在一起,因为邓丽君喜欢听北京话,并且还校正自己的发音。当时她有个意向,在1990年邓丽君进入歌坛20年时在北京举办一次演唱会,但1991年后,邓丽君心灰意冷,只是偶尔参加一些非商业性的慈善演出。

其实,也就是在这期间,内地有一个人,险些把邓丽君回乡演出的事情促成,这个人就是黑子。在80年代和90年代流行音乐圈里,提起黑子这个名字,几乎无人不晓。黑子原名王彦军,当过兵,转业后便进入东方歌舞团,此后一直活跃于流行音乐。他擅搞大型演出,喜欢赚钱,故得名“黑子”。8年前,黑子离开了音乐领域,做起了跟音乐无关的行业,记者打通他的电话,告知采访意图时,黑子高兴地说:“你要采访别的内容我就不说了,谈邓丽君,我愿意,因为我太喜欢这个女人了。”

黑子是内地流行音乐圈里惟一一个见过邓丽君两面的人,他见邓丽君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在北京给她举办演唱会。黑子说:“我对邓丽君感觉是最好的,这么多年,你看我到现在,开着车,平常在一个固定环境里,我都听她的歌。70年代,我还当兵,也是搞音乐,我第一次听到流行音乐就是邓丽君,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声音。1984年,我转业后开始正式做流行音乐的唱片公司,这个过程邓丽君给我的印象是最深的。早年周璇给我的印象都很模糊,而且70年代内地就没有流行歌曲。什么叫流行歌曲?就是很简单、很好听。邓丽君在当时起的作用是让整个中国内地知道有这么一种音乐是怎么回事,而且她的歌几十年下来还这么多人听,这本身就是一个音乐奇迹。”

东方歌舞团演职人员经常去亚非拉地区演出,黑子在这单位就有一个很多人不具备的优势,出去比较方便,他利用这个优势,把很多港台歌星介绍到内地演出。1989年初,正好有个机会,在香港丽源酒店,黑子见到了邓丽君。

黑子回忆说:“我见到她两次,跟她聊天很有意思,她知道我在内地做这个行业,可能有人给她讲过我的事儿,她也觉得挺好奇,想知道大陆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大陆人一出去她觉得奇怪。因为我迷这个女人,所以我会很认真地让她开心。我很少迷一个女人,我到现在对她那天穿的什么衣服都很清楚,她穿了一条裙子,简单的凉鞋,直的短发,露着耳朵,这是我最喜欢的形象。她很像我小时候看过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春妮,我小时候认为完美的女人应该是春妮的样子。我从小就喜欢这个形象,特清纯。邓丽君只不过比春妮打扮得漂亮多了。”

黑子当然没有忘记他见邓丽君的目的,“我当时抱的目的就是想让她来内地演出,我当时以为她是钱的事情,估计她觉得我们出不起这个钱。我算过,当时可以出很高的钱,可能不到100万元,在当时是个天价。我敢出这个钱,但我不好意思上来就说钱的事情。我老跟她说笑话,她为什么很想跟我聊天呢?就因为我很爱说,讲些笑话,她就很放松,我的目的是想让她来。”

回想起当时邓丽君对这边的印象,黑子认为,她对大陆其实特别陌生,都是听别人说的。“当时由于两岸的关系,她对大陆特别戒备,她认为大陆这边很可怕。她一直问我‘你到底是不是大陆人?’她以为我是从美国回来的呢。我说我英文就会二十多句,我真的是大陆土生土长的,我还是当过14年兵的人。我一说把她给吓坏了,她说:‘你是共军?’我说:‘那你就是匪军。’把她笑得够呛。”

之后,“我们在一起简单吃了点东西,喝的粥我还记得呢,我要的皮蛋瘦肉粥,她要的白粥。她有洁癖,到饭店里都带自己筷子,她跟我说她在法国学过护士,她在显微镜下看自己的手,上面都是活的,从此她就有了洁癖。她当时什么都不乱动,桌子扶手也不摸,把手放在空中。”

黑子与邓丽君的第二次见面,也是在香港,时间是1991年。最后,黑子对邓丽君说:“我非常希望你能来这边演出,像你这样一个有这么大成就的人不来太可惜了。”黑子跟她陈述了来内地演出的重要性,比如这边对她的喜欢程度,作为一个中国人,不来大陆,是一生比较遗憾的事情。黑子问:“在经济上,合约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可以花最高的价钱。”邓丽君笑着说:“不是钱的问题,我根本不在乎钱,有很多原因我去不了,但是这种机会一定有,我一定要去,但是什么时候现在我没法说。”

“我感觉,她当时还是因为政治问题。这个女人根本不在乎钱,她的政治背景我实在不了解,所以她非常遗憾,这辈子没有来大陆。”黑子说,“我觉得她没有任何准备,因为不现实。我其实有很多的准备,包括经济上的准备,当时除了我没人敢出这么高的价钱。当时我还跟文化部的官员打过招呼,包括再高一层的官员,我都谈过,认为完全可行,在这种情况下,我才跟她谈得比较具体。但是她没有做好任何准备,她只是有这个愿望而已。我相信是台湾当时对她控制比较严,这个因素最大。”

当记者采访邓丽君在70年代的经纪人,和邓家亲如一家的新加坡人管伟华,谈到这次与回来举行演唱会擦肩而过时,管先生的看法和黑子非常相似:“她很想回来,回来她有问题,她的三哥是个军人,爸爸也是个军人,但是那时候由于假护照事件的影响,她已经离开了台湾地区。假护照事件按台湾地区的法律来说是很严格的,伪造证件是可以判死刑的,她不敢回去,所以到了美国,在那里她认识了成龙。当她的歌曲在大陆红了之后,蒋经国就让有关单位不再追究她了,然后就叫她回来劳军,台湾当局就用她做很大的宣传。我曾经想通过红十字会的名义请她过来,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找我,大约是1987年左右,希望邓丽君能来大陆演出。我跟香港分社的负责人见过一面,探讨了可行性。我问邓丽君,她说她也有苦衷,主要是身体不是很好,她那个时候比较臃肿,正在治疗过程。政治因素也有,那时候她的哥哥提升到少将,是邓丽君没来大陆的原因之一。”但这种说法和邓长禧的说法有些出入。

黑子不无遗憾地说:“我做这个行业有两大遗憾,一个是她,一个是迈克尔·杰克逊,杰克逊我当时都谈成了,那个年代把杰克逊谈成了是很难的,合同到现在我还留着呢,108页,每一条我都做了准备,那时候他还答应我提供500万美元建一个迈克尔·杰克逊小学,当时最后一道关没批下来。”

亲情中的邓丽君

在这次采访过程中,记者除了采访到了邓丽君的弟弟邓长禧,也在“无意”中知道了邓丽君在刚刚出道不久后的经纪人、新加坡人管伟华先生,管先生现居天津,依然从事娱乐行业。记者去天津采访了这位经纪人。

谈起邓丽君,管伟华便神采飞扬,他说他跟邓丽君真是有缘分,虽然名义上是经纪人,实际上他和邓家好像是一家人,他还告诉记者,他的生日和邓丽君的忌日都是一天,不知道是不是冥冥之中的巧合。

“我跟邓丽君认识得比较特殊,当时台湾有支女子乐队,我去看她们,邓丽君也去看她们,就这样认识了。认识的时候我当时在越南搞第一场演出,那时候越南正在跟美军作战,很危险,没有人敢去,我是第一个去的,邓丽君也去了。我从小就很有勇气,什么地方都敢去,21岁时就带团演出,他们也相信我。我后来常带她到越南、泰国等东南亚一带演出,前后大概两三年的时间,直到她去日本。”

邓丽君留给管伟华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她的聪明、善良,在他们一起合作的日子里,他们更像是朋友,而不是一种雇佣关系。管伟华感慨道:“过去这么多年了,很多我们熟悉的人都过世了,现在的人没有我们那时候有感情,我在新加坡搞过很多慈善演出,邓丽君从来没有跟我要过一分钱。不像现在,歌星还要住总统套房,她最多是想住在一家新饭店的新房间。邓丽君见我第一面就叫我教她游泳,我跟邓妈妈在旁边谈生意,她在游泳池里,死活要拉我下去。我跟邓丽君之间的感情不像一个纪经人和艺人之间的关系。那个时候很单纯、很快乐。”

邓丽君是一个比较好学的人,而且人非常聪明,管伟华说:“她学东西很快,学法语,她都讲得很好了,我们还不会。学开车也是,她都可以开车到处转了,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开呢。她在去日本之前,一场演出最多可以拿到500美元,而到了日本,每天只给她100美元。但是她还是去了日本,也是为了学习。刚开始去日本,挺苦的,母女在那里熬了那么久,非常不容易。”这就是后来为什么邓丽君可以用粤语、闽南语、日语、英语和马来语唱歌的原因,她在语言方面非常有天赋。

另外,邓丽君没有一个正常的童年,很小的时候,她就开始工作,四处跑码头唱歌,和大人一样养家糊口。“她没有什么童年,有时候遇到和我们年龄相仿的人,会耍耍小性子,但这都是很正常的。她人非常善良,而且没有架子,对金钱向来不是很看重的,她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很顺其自然的,不像那种勾心斗角出来的。”管先生讲起往事,感觉历历在目,“她不是那种很刁蛮的女孩子,跟她在一起玩,很能够跟大家融在一起,我们去越南,乐队的人在一起打牌,她总会跑过来踢我们一脚,像小男孩一样。”

同样,在管伟华的眼里,邓丽君的母亲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所以,采访中,他总是亲切地称之为邓妈妈,“我就喊他邓妈妈,她和我的亲妈妈一样。邓妈妈是很善良的人,从来不像有些星妈那样,有时候,她为了保护女儿,是很可怜的。当时很多人都在欺负邓丽君,邓妈妈的功劳很大,她就是一个单纯的人,不像有些明星的妈妈总是争排名,通关系啊,太多事情了。邓妈妈都告诉邓丽君,不要去争这些。”

邓长禧在谈到母亲的时候说:“我妈妈是典型的北方妇女,任劳任怨,家里五个小孩,小时候家里生活环境不好,父亲做一点小生意,入不敷出。她的毅力反映到我姐姐身上,她常常告诉我姐姐,凡事退一步想。她也是我姐姐的精神支柱,每次我姐姐遇到挫折,她都去鼓励她。有一次,姐姐脚扭伤了,便发脾气说,不在日本呆了,回台湾。妈妈说,那就回去吧。然后给姐姐做好吃的饭菜解乡愁。在我眼里她就是个贤妻良母,父亲的脾气比较刚烈,但是他们很少吵架。”

在管先生看来,邓丽君的单纯、善良和没有正常的童年可能是导致她一生感情生活不顺的主要原因,“后来,她经历两次最大的情感挫折,她和成龙的事情,我还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变化,而她跟郭孔丞的事情让她变化太大了,他们之间的恋情对邓丽君一生的影响是最大的。郭家全家大都没意见,只有郭孔丞的奶奶不同意,邓丽君的命就是这样,如果他奶奶过世了,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当时人都把她当成郭家媳妇了,郭家奶奶认为歌女不能进入名门望族。”管先生说,“所以,当她选择了谁的时候,都是真的,她也不隐瞒自己的感情。但是可能她太忙,当她红了,可能真的没机会去谈恋爱了。碰到郭孔丞可能是最好的了,因为双方都很合适。还有一次,她喜欢一个男孩,但是追她的是这个男孩的叔叔,结果这个男孩把她让给了他叔叔,但是邓丽君不喜欢他叔叔。”

在谈到邓丽君的感情生活时,黑子非常感慨:“邓丽君这个人在感情上挫折比较多,其实她个人生活是挺悲惨的。她去世之前跟一个法国人,我相信那个法国人确实跟她有感情,但是中国人跟外国人的感情,超越了文化,都不现实,它只是暂时的。如果她没有去世,他们之间这段感情一定会结束,她是个很中国化的人。她命中注定有这么一个地位,也命中注定会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走了。上帝安排每一个人是有他的道理的,就让她起到这么大的一个作用,再用这么样的一个形式走开。我反而觉得对她来说是个好事,我不敢想,她如果活到现在,会是个什么心态,也许是个悲哀,这是很可能的。”

后记

在这次采访中,记者本来想借这个机会搞清楚邓丽君出版过的唱片。邓丽君究竟出版过多少张正式的唱片,又出版过多少张精选唱片,唱过多少首不同语言的歌曲?是记者一直感兴趣的。但是当邓长禧告诉记者,他创办的邓丽君文教基金会都不清楚这些数字。到目前为止,他们能提供的数字也只是出过三百余张唱片,唱过两千多首歌这样笼统的数字。造成这种混乱的主要原因是最初的台湾两家公司宇宙和海山,在后来把版权转让给了很多家公司,所以,拥有版权的公司都在出各种邓丽君的唱片,以至于在人们概念中《淡淡幽情》、《漫步人生路》这样的专辑都变得越来越模糊。所以,想查证出这些头绪,几乎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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