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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蜜》背后的邓丽君

2005-05-13 10:15 作者:马戎戎 2005年第17期
在粤语文化和英美文化挤压之下,邓丽君开始开拓东南亚市场。当时,随着台湾、香港地区经济的发展,华语文化刚刚在东南亚流行。邓丽君在东南亚的第一场演出,正是受台湾丽风唱片公司老板林振发之邀,在他1972年在马来西亚开幕的五月花大酒店演唱。有一张当年的照片是邓丽君穿着《梁山伯与祝英台》里的戏装在演唱,想来唱的应该是黄梅调。

为参加香港黄梅调歌曲比赛,11岁的邓丽君以此造型和一曲《访英台》获得比赛冠军

对于5月8日这个邓丽君去世的日子,香港人并没有表现出多么格外的重视。凤凰卫视在“五一”期间播出了150分钟的专题片《何日君再来》,亚视也播出了名为《倾城怀念邓丽君》的专辑。香港邓丽君歌迷会投资100万港币制作的舞台剧《感受邓丽君》将在6月9日公演,但似乎仅此而已。所以香港女编剧岸西想了半天,在电话里说,好像动静不是特别大。这不禁令人想起她编剧的电影《甜蜜蜜》里的一幕,来自大陆的黎小军和李翘在香港街头卖邓丽君的磁带,却无人来买。后来他们才知道,在80年代的香港,喜欢邓丽君的人都是从大陆来的新移民;谁来购买邓丽君的磁带,无异于暴露自己的大陆身份。

中转站,香港

邓丽君在香港红的时间,其实很短暂,而且远没有在大陆那样老少咸宜。岸西回忆说,70年代的时候她上中学,总觉得邓丽君是妈妈才喜欢的歌手。这一记忆印证了曾为邓丽君写过歌曲《东山飘雪西山晴》的音乐人向雪怀的说法,作为香港作词家作曲家协会副主席,向雪怀从70年代就开始写词,与邓丽君合作过多张专辑,还是邓丽君在日本发展时的唱片制作顾问。向雪怀说,在70年代,喜欢邓丽君的香港人大多是比较成熟的阶层。向雪怀还认为,邓丽君来到香港,最大的成功是与宝丽多唱片公司(后来的环球唱片)合作。当年的宝丽多走国际化路线,对艺人的管理和策划都想得更为深远,这直接决定了邓丽君日后能够在东南亚和日本的发展。

邓丽君第一次到香港是1969年的12月27日。岸西说,邓丽君到香港之前,国语歌曲正在香港走红,代表人物是台湾的姚苏蓉、青山和尤雅,当时香港人认为粤语不上台面,香港本土的音乐人也以能够创作国语歌曲为荣。那也是香港经济崛起的年代,每年都会举办一个工商界的盛会:工展会。工展会的目的是为向海外展现香港制造业的实力,拓展对外贸易,而很多机构亦借此机会通过举行类似慈善演出的活动拓展自己的知名度。在演出中,歌手靠演唱来募捐善款,一个歌手能募捐到善款的多少,往往能代表这个歌手的人气。邓丽君参加的“白花油”之夜,就是这样的活动。在“白花油”之夜,16岁的邓丽君筹得善款5100港元,成为当夜的“白花油皇后”。之后,邓丽君开始在香港跑场。

根据岸西的回忆,当时香港的场子分两种,一种是给上流社会消费的高级夜总会,那里只唱欧美流行歌曲;一种是给平民消费的歌厅,唱的是国语歌曲和黄梅小调。记得香港报刊上曾经登载过一位和邓丽君跑过场子的歌手回忆说,当时邓丽君跑场子很凶,一天跑五六个,每天能拿到的薪水是当时普通打工仔两个月的收入,18岁就在香港买了别墅。而邓丽君在这一时期也以“邻家妹妹”的形象示人,向雪怀说,当时年轻人都很喜欢邓丽君的形象,因为她总是留着齐耳短发,带着甜甜的笑容,唱歌也是甜甜的情歌。他还记得,当时邓丽君拍了一部叫做《歌迷小姐》的电影,扮演一个被大歌星发掘的爱唱歌的女孩子,在里面的形象是扎两个小辫,穿白衣黑裙,一蹦一跳地唱歌,那歌词是“有一天我会站在大会堂,十大歌星我上榜”。后来,向雪怀进娱乐界之后发现,那就是邓丽君的本来性格:一个温柔活泼又带点淘气的女孩子。向雪怀回忆说,那时,他们为邓丽君录音,从来没有见她发过脾气摔过话筒什么的。

严格讲,邓丽君真正专注于香港的时间只有4年:1970、1971、1972和1973年。1974年,香港人有了自己的本土明星:许冠杰。许冠杰的走红,是靠了一套粤语市井喜剧《鬼马双星》,他和哥哥许冠文在里面用最俚俗的粤语口语和大量“下三路”笑料成为当时香港市民最喜欢的喜剧明星,他自己也乘势推出粤语歌曲专辑《鬼马双星》,开始了香港乐坛的粤语时代。另一方面,上层人士的娱乐趣味依然是英美大片和英美流行歌曲,这趣味甚至影响了年轻人。向雪怀说,即使在70年代邓丽君最走红的时候,她也不是中学生的“梦中情人”。当时,他自己的梦中情人是美国影片《时光倒流70年》里的女主角,而邓丽君的脸胖胖的,不够欧化。

漂泊的歌女

在粤语文化和英美文化挤压之下,邓丽君开始开拓东南亚市场。当时,随着台湾、香港地区经济的发展,华语文化刚刚在东南亚流行。邓丽君在东南亚的第一场演出,正是受台湾丽风唱片公司老板林振发之邀,在他1972年在马来西亚开幕的五月花大酒店演唱。有一张当年的照片是邓丽君穿着《梁山伯与祝英台》里的戏装在演唱,想来唱的应该是黄梅调。

黄梅调是60年代在港台平民文化中流行一时的曲调,它风行的源头可以推到30年代上海歌舞厅里的黄梅小戏,但真正成为类型,则得益于五六十年代台湾邵氏影业推出的“黄梅调”电影。1959年,香港导演李翰祥为邵氏拍摄了讲述正德皇帝与李凤姐的故事的黄梅调电影《江山美人》,当时的“亚洲第一美人”林黛出演李凤姐,此后整个60年代,香港、台湾影坛笼罩在“黄梅调”中。60年代最有名的黄梅调演员当属凌波,当年她演出《梁山伯与祝英台》时台湾万人空巷,时至今日,台湾传媒提到凌波,无不以“梁兄哥”呼之。

黄梅调本是民间小调,唱黄梅调出名的女角,形象也是相似的:甜美、调皮,却又有些红颜薄命。台湾学者陈伟智曾出版过一本名为《我爱黄梅调》的电影文集,在书中,他也发现过这一有趣的联系。女编剧岸西敏锐地将这一形象总结为“歌女”。岸西说,香港人心中有三个著名的歌女形象:周璇、邓丽君、梅艳芳。邓丽君是香港人记忆中国语时代最后的歌女:总是从一个码头到另一个码头;永远在漂泊;永远带着甜蜜的笑容,但联想到她的个人身世,你会觉得那笑容里满是凄凉。

或许正是如此,在电影《甜蜜蜜》中,岸西才会和导演陈可辛一同将邓丽君作为一个时代的背景。陈可辛说,虽然邓丽君在香港红的时间并不太久,但很多人都将她作为一个精神符号。他自己把这种精神归纳为“流离”:永远在漂泊,永远没有终点。陈可辛曾对媒体说:“你知道,香港从来不是华人的终点站。几百年来,华人一直在跑来跑去,香港永远是他们的一个码头,一个中转站,而不是停靠的港湾。从前如是,现在亦如是。”《甜蜜蜜》讲的是大陆青年来香港发展的故事,反映的却是香港人的“无根状态”——“当我们想用一个符号来代表这个无根状态的时候,谁最合适呢?我们想,听到她的歌,观众看电影时会一下子体会到那种状态,和戏里人物产生一种共鸣。”岸西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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