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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祥林杀妻冤案11年牢狱调查

2005-05-09 09:19 作者:王鸿谅 2005年第14期
湖北省京山县雁门口镇村民佘祥林前半生的变故,如同现实版《肖申克的救赎》

杀妻恶名下的漫长牢狱之灾,与原本可以洗刷冤屈的机会失之交臂,最终以意料之外的方式重获自由。湖北省京山县雁门口镇村民佘祥林前半生的变故,如同现实版《肖申克的救赎》。电影里主人公安迪最终只能通过挖地道的离奇越狱重生,而现实里,妻子张在玉“死而复生”的归来,还了佘祥林一个彻底的清白。

孑然一身的安迪获得了梦想中蓝天碧海畔的宁静隐居,这终究只是个故事。而佘祥林与童话无关,被抛离正轨11年后如何重归社会?他需要面对的是关于自己和家人的全部现实。还有张在玉,这个在农村看来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的妻子和母亲,因为自己高远的内心,在理想和现实的落差中经受过的煎熬伤痛,被一次次勾起并放大到了公众面前。

以“保外就医”名义第一次呼吸到自由空气的佘祥林,甚至已经辨认不出女儿佘华容,7岁小丫头出落成18岁少女,作为父亲,他错过了所有的细节——即使张开双臂最用力地拥抱,这对最渴望彼此贴近的亲人之间,依旧隔着11年空白后的微妙距离。而对佘华容来说,或许还有另一种尴尬,关于父母的记忆,在年幼时的模糊碎片之外,现在正由媒体来重构。

一个太戏剧性的场面

4月9日中午,在大哥张友生简陋的堂屋里,张在玉与记者对面而坐,用笑容和平静的声调证实着她熬过艰难后的友好,直到一辆有公安标识的警车带着“不速之客”到来。

一个戴眼镜穿着白衬衫的年轻人和几个同伴径直走到堂屋里,张在玉赶忙把她正在展示的一些文字塞到记者手里,示意记者赶快上楼。年轻人迅速拿着一个小本子到记者面前,要求留下姓名、单位和联系方式。在那个打开的本子上匆匆扫过一眼,是一份“记者清单”。本刊记者的名字也已赫然在列,面对记者的惊诧,年轻人显然有几分得意,“有多少媒体来了,我们都很清楚的”。这才坐下来,跟张在玉说自己是县公安局政治处的,“来问个事情,跟你核对一下,究竟有多少媒体的记者来过?”接着自顾自地念起本上的名单。

“你有什么权力闯进我的家里盘问我的客人?”“你有什么权力盘查干涉记者的采访?”“你们公安局分内的事情应当是什么?”……平静的张在玉变得异常愤怒。年轻人措手不及,但也并不愿放下架子,从“我原来也做过记者”开始,打算跟张在玉理论。但张在玉并不想倾听,继续她的质问,而且愈发激动。她在网上看到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张在玉要把佘祥林送上断头台》,这让她非常愤怒,“究竟是谁要把佘祥林送上断头台?你们不去查找失实者追究责任,不去追究冤案真正的根源,为什么反而到这里来盘问?不要以为你面前这个人还是10年前的张在玉!我不怕你们!”

败下阵来的似乎是年轻人,为了调和气氛,他表示自己并没有什么恶意,“只是想统计一下记者的资料,方便叫他们寄报道过来给你,不要报道失实”,同时也承认自己“工作方法有问题,不太妥当”。

和记者一起见证了这个场面的司机,对于张在玉的评价从“肯定是个没脑子的可怜女人”,变成回程中的啧啧赞叹,“真看不出来,这个张在玉真不简单!真是个精彩的人!”

张在玉的“死”与“活”

张在玉的愤怒其实已经郁积了很久,不速之客的到访,不过是个诱因。离乡背井多年之后重归故里,孰料物似人非,佘祥林的冤案,好比在她伤口上重新撒了一把盐。

她也很坦然的说,自己刚回来的时候受的打击特别大,情绪很不稳定。这是事实,她回家后不久,迅速被转入某精神病院治疗,直到内心自我平复。“但那时,我还是存有希望,我也很想配合,什么都不说,把我回来的影响降到最低的程度”。但结果让她“彻底失望”,“同意让我回山东,还让我马上走,但我怎么回去,根本没有人管”。出院回家,再也没有任何“给说法”的人来看过她,这辆警车,是除记者们的采访车之外,过来的第一辆“公家车”,“我也没什么好顾忌的,他们关心的根本就不是我!”

这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女子,因为自己对外国文学的广泛阅读,培养起了远异于周围人的思维方式和人生理念。她高远而执著的内心,如果放在大城市,似乎更能合拍,而放在农村,就是格格不入的“奇怪”和“不合时宜”。

“我不可能像周围的女人那样生活,每天家长里短的唠叨。”张在玉很明白她渴望的是“平等相处、互不干涉”的内心自由。就像她曾经痴迷的巴西电视连续剧《庄园之梦》里,女主角努力营造的生活方式。她和佘祥林的婚姻,来自媒人的牵线搭桥,即使现在回忆起来,也没有任何后悔——“佘祥林是第一个看到我内心的人”。当初交往的时候,佘祥林的生活很窘迫,但张在玉并不在乎,她说她要的是“金钱买不到的那种东西”。

张在玉还能很清晰回忆起结婚那天,她给自己挑的衣服并不是通常的红色新娘装,而是“一套黑色的西服,配了一条当时流行的女性用的尼龙红领带”,红领带后来给女儿戴过,被弄丢了。那是1987年,佘祥林还很年轻,有许多朋友。她说,热闹的婚宴上,她的装扮几乎让所有人惊诧,“不过佘祥林喜欢,觉得我穿很好看”。张在玉形容年轻的佘祥林,“像一匹野马”,而她折服这匹“野马”,凭借的正是自己高远的内心。婚后不久,他们有了女儿佘华容,也很快离开农村去了镇上,佘祥林当上了马店派出所的治安巡逻员,“那时我们都有各自的追求,他也很希望有一番作为,我也有自己的目标”。张在玉也承认她跟丈夫并没有太多的交流,一方面是“有默契,不需要言语交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她并不愿意彻底跟旁人分享自己的内心。她喜欢写诗,但她并不知道佘祥林其实也会写诗,在监狱里的时候还会给女儿写信和诗,佘华容对父亲的诗评价还相当不错。但佘华容却并不知道母亲会写诗,直到现在在媒体上看到,媒体,俨然已经成为这个家庭间信息传播的重要通道。这或许是张在玉想象中的“自由空间”,或许同样是一种隔膜。

关于当年的精神失常,张在玉也很坦然,“现实的生活压力太大了,物质上的”。诱因是一个颇有些曲折的变故,在当时的厂里,不仅她想“放手干一番大事”的想法被人拒绝,后来还被人从厂里给她的那间小房子里赶出去。“那时临近过年了,那种无家可归的感觉真可怕啊!”之后的故事已经不是秘密,她重病一场,离家出走,辗转到达山东,重新结婚生子,儿子目前9岁。

只是张在玉并不能理解,她的出走和死亡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她在自己的逻辑中固执地认为,作为一个女人,因精神状况离家出走“是一种最大的耻辱”,所以在神志清醒后,她并不愿意回家乡来面对一切,“跟佘祥林也没有任何复合的可能”。但另一方面,她又深深地愧疚,她觉得这样的出走必然会“给女儿和亲人们造成难以想象的伤害和羞辱”。耻辱、愧疚,这一拖,就是11年。

“必须回去,证明我是健康的,不应该让女儿还生活在我的阴影里。”3月28日,油菜花开的时节,张在玉在现任丈夫老范的陪同下重归故里。只是并没有想到,原来最需要她露面的,并不是女儿,而是曾经的丈夫佘祥林——在村民眼里,她已经是一个“死人”,杀死她的,正是佘祥林。被公安机关和京山县法院认定的杀妻过程描述里,佘祥林十分残忍:1994年元月20日晚10时许,将精神失常的妻子从床上拉起来,关到一处瓜棚里。次日凌晨,将6岁的女儿抱到父母房内,谎称妻子出走,以外出寻找妻子为由拿着手电筒、麻绳和张在玉的毛裤,推自行车出门来到瓜棚,给妻子换了一身衣服后带到吕冲村九组池塘边,“趁张不备,用石头猛击张的头部、面部至张不能动弹,将张拖到堰塘的东北角,用麻绳将装有四块石头的蛇皮袋绑附其身沉入水中。次日下午将从张身上换下的衣服全部放在自家灶里烧毁”。

当张在玉活生生地回来之后,与佘祥林一案相关的公安和司法机构作出的反应里,邻村水塘边发现的那具无名女尸,似乎成了罪魁祸首。因为发现了女尸,所以认定是张在玉,所以调查出是佘祥林作案。但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明确回答,究竟这具无名女尸是如何成为张在玉的。事实上,据记者调查,张在玉的亲属并没有在认尸的法医鉴定上签字,这就意味着他们其实并不确定死者的身份,家里交不起两万元的鉴定费用,“公安机关认定是张在玉,我们也就信了”,张友生如是说。

在京山或者任何一个类似的县城里,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走失只不过是相关亲属的事情,但命案就不同了。用现任京山县法院副院长唐崇德的话说,叫“命案必破”。在这样的逻辑里,无名女尸自然急缺一个身份认定,或许真的是那样巧合,外部特征上,张在玉与女尸刚好有部分符合。于是佘祥林似乎注定要开始厄运,补偿他曾经对妻子的亏欠。当然,这些只是追溯往事时的逻辑延展而已,关于这桩定性了的杀妻案,在不得不重新面对,并向诸多媒体给出一个说法的时候,京山县法院、检察院、公安局一方面相对坦诚地承认“当初办错了,要有错必纠”;另一方面却依旧说,“从‘有罪推定’‘疑罪从轻’的老执法观念转变到‘疑罪从无’的新思路,需要一定的时间”。

新刑诉法的正式实施是1997年10月1日,而佘祥林杀妻定案是1998年9月。这样的事后解释,似乎等于佘祥林只能自认倒霉。

佘祥林的“罪”与“罚”

躺在沙洋监狱总医院的病床上回忆起往事,佘祥林长叹了一口气,闭上眼睛,“真像是一种讽刺”。

背负上杀妻恶名之前,佘祥林原本是雁门口镇马店派出所的治安巡逻员,在职5年,在当地也算是资深的“招聘民警”。因为从小喜欢练功夫,师兄师弟也不少,进入派出所这样一个基层的警察圈子,对于佘祥林而言并不会特别困难,而且当时他是该派出所的一名所长“亲自带过去的人”,即便如此,5年后佘祥林还是没能够得到正式编制。一方面是基层派出所的编制有限,就两三个。另一方面,则免不了是跟人情世故相关的原因,对此佘祥林只是叹气。关于那名所长下落,佘祥林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出来以后听说他犯事坐牢了,后来又放了”,然后补充说,“跟我的事情没有关系”。

最讽刺的转折是1994年4月11日的晚上,京山县公安局认定无名女尸就是失踪的张在玉后,将佘祥林从家中带走。从那个晚上开始,3995个日夜,都是没有自由的日子。只是之前他并不知道,也无法相信,佘祥林闪烁的言辞间,勾勒出了那个场景下的反差,“那些来办案的公安我当然都是听说过的”,而且像时任刑警中队队长卢定成、副局长韩友华这样的“大警察”不仅是佘祥林耳熟能详,更是他埋藏在心里的“事业上的大目标”。在那个晚上之前,佘祥林自己也是“抓过坏人审过坏人的”,而在那个晚上之后,他成了京山公安系统必须取得突破的“犯罪嫌疑人”。

基层治安巡逻员的身份,并不能让他在被审讯期间获得任何的关照,也许那时候的佘祥林才深刻意识到,编制之外的自己,其实还是游离于这个系统之外,并不能获得认同。10天11晚的审讯之后,清白的佘祥林终于提供出了一份杀妻的笔录,并且还画出了一个杀人抛尸路线图。面对媒体,与此案相关的某些公安人员开始表现出“很真诚很无辜”的疑惑,“明明是他画了路线图,还把警察领到了现场啊!”对此,佘祥林只有无奈地苦笑,然后不想再作重复辩驳。

佘祥林前后不一的口供,在案件经过反复退查之后,依旧被公安机关不遗余力地“补充侦察”,重复认定。而另一份原本可以还佘祥林一个清白的证据,却被视作“无中生有”的伪证,提供这份“良心证明”的几名天门市石河镇姚岭村村民,纷纷受到牵连,为这份证明开具公章的村委副书记倪乐平险些家破人亡。这是另一种讽刺。

在得知张在玉死而复生的消息之后,反应最让人心酸的,是倪乐平的妻子聂麦清。她自己描述:“那天门口突然来了一辆汽车,我还以为是公安局还要来抓我,吓得我准备马上从后门跑。原来是记者,知道是张在玉没死,我又喜又惊,心脏病一下子就犯了,到镇上打了三天吊针。”这个淳朴的村妇只是因为在村前的坟头和几名村民一起看到过神志并不太清醒的张在玉,并且有村民收留过张两天,所以给为保住儿子的性命苦苦奔走的杨五香出具了一份证明看到过此人的证明。这份证明在一审的死刑判决后的上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佘祥林的命算是被保住了。

这些淳朴的村民还来不及感叹,就莫名其妙地被公安机关带走了,倪乐平的记忆里有另一个场景,在石河派出所里,一个自称为干部的人要跟他单独谈话,他把枪放在桌上,语气生硬地说:“案件本来是可以了结的,现在这个证明阻碍了案件的落实,受到了上级的批评。”目的是要倪乐平承认这个证明是伪证。倪乐平本来也是要被带走的,是当时石河派出所的老所长保下了他,但妻子聂麦清被带走了,原本说询问两天就放回来,结果一去就是三个多月,最后被参军的儿子花钱保回来的聂麦清落下了一身的病。她的记忆,是在看守所里的惨痛经历,所有的折磨都是因为她不愿意昧着心说假话。

即使是现在,公安司法机关对于这份“良心证明”依旧缄口不谈,被强调的,还是“死者张在玉家属不停的上访,联合220多村民的集体签名”,在这种压力下,“稳定压倒一切”。但没有人愿意更深一步来探究,这种激愤的诱因,是“公安机关认定无名女尸就是张在玉”。京山县法院一位负责人还有这样意味深长的感叹,“如果法院要是判无罪,那怎么面对公安局和检察院?案子拖了这么久,他们的工作就白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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