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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斯大林格勒

2005-04-26 15:11 作者:鲁伊 2005年第16期
最具有教训意义的事情莫过于回忆他人的灾难。要学会如何庄严地忍受命运的变化,这是惟一的办法。

最具有教训意义的事情莫过于回忆他人的灾难。要学会如何庄严地忍受命运的变化,这是惟一的办法。

伏尔加格勒,这个位于伏尔加河西岸的城市,曾经拥有一个更为人们所熟知的名字——斯大林格勒。几乎每一本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教科书都会告诉我们,在1942年到1943年那个极度严寒的冬天,入侵苏联境内的德国军队,在这个城市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英勇抵抗,可耻地丧命在冰天雪地之中。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因此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标志着法西斯主义开始走向灭亡。

教科书上的叙述,永远是那样简单而近于粗暴。当我们透过60年的尘灰,想要找寻关于这场战役的除了冷冰冰的数字和名字之外的故事时,却惊讶地发现,材料是那么有限。《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的作者李德·哈特曾经说过,在历史的叙述中,“官”(Official)常常盖住了“史”。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史诗般的、英雄盖世的斯大林格勒,而是一个或许流过泪,淌过血,但却活生生的城市。我们想知道,在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那段漫长的时间里,对于每一个生活和战斗在这个城市里的人来说,斯大林格勒是什么样的?

答案应该也只能在这座城市里。

马可·波罗曾用言语向坐在北京金帐中的忽必烈汗描述他一路上见过的城市。在伏尔加格勒的这些天里,记者不止一次地站在城市的最高点,海拔102米的马马耶夫冈上,设想自己是那个几百年前能言善道的使者:该怎么形容这个城市呢?

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记忆和气味。有些城市的气息,一经形成,便固定下来作为一种特征,像某个牌子的香水,寻气息而去,总不会失望,也不会有惊喜。但伏尔加格勒显然不在此列。

关于这个城市的记忆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那时,她的名字是察里津。在最开始的几百年里,这是一个混杂着水气和尘土气息的城市,水路和陆路的商旅在这片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草原上穿梭往来。然后,铁锈和火药的味道掺了进来。为了保护来往交通安全,历代沙皇不断修筑堡垒,派兵驻守,城市的规模逐渐扩大。到19世纪晚期时,还能在这里闻到铜臭味、刺鼻的石油味以及更多的火药味。这时,察里津已经成为全俄罗斯第三大铁路的枢纽,木材、盐矿、石油的集散地,伏尔加河下游最大的商业和工业城市。

1942年,并不是战争第一次降临到察里津的上空。我们住在伏尔加格勒市中心的伏尔加格勒宾馆。关于这里,有一段不甚为外人所知的历史。1918年,俄罗斯内战期间,红军和白军曾经在当时的察里津展开激烈的战斗。在伏尔加格勒一些老人的记忆中,这是一场残酷程度不亚于25年后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血战。“城里的房屋几乎全被毁掉了,发电厂、城市供水系统和污水处理系统都是一团糟,所有工厂完全失去生产能力。直到20年代末,一切才开始重新走上正轨。”当年,斯大林就在伏尔加格勒宾馆所在的地方,指挥红军与白军作战。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1925年,察里津才被更名为斯大林格勒。

这个世界是这么的大,在每一个刹那之间,都会发生无数或大或小的事情,留下来能够形成记忆的,只是极少极少的几个名字。而很多时候,人们最容易产生偏执的,也不过是一些或长或短的名字罢了。如果1942年,这个城市的名字不是斯大林格勒,而是另外的什么名字,还会不会有这样一场作战双方都在某些关键时刻失去理智的鏖战?没有人能够给出答案。河水已经滚滚流去,而我们所能做的,或许只是追逐那其中的几朵浪花。

维尔加奇:战争从这里开始

4月22日,是个难得的好天气。伏尔加格勒的朋友弗拉基米尔开车载记者去城市以西60公里处顿河岸边的维尔加奇。这是一个只有几百人居住的小村落。很久以前,一群哥萨克人在这里定居,因为他们总是四处流动,这个地方由此被叫做“维尔加奇”——在哥萨克语中,是“转来转去”的意思。1942年8月23日,正是从这里,保卢斯率领的德军第6集团军开始对斯大林格勒发起了进攻。

在德军最初制定的作战计划中,彻底攻占斯大林格勒其实并不是1942年攻势的最重要目标。1942年初,希特勒的经济顾问告知他,如果不能从高加索获得石油补给以及小麦和铁,德国不可能继续作战。基于这一点,他制定了兵分两路的计划,由李斯特元帅指挥的A集团军向高加索方向发动攻击,夺取那里的油田;另一路B集团军则以斯大林格勒为目标,攻占她的目的,只是为了掩护向高加索进攻的一翼。

然而,本来作为辅助的B集团军攻势,却因为苏军的一次贸然行动而产生了转变。5月12日,苏联红军的铁木辛哥元帅下令对哈尔科夫的保卢斯第6集团军进行攻击。这次进攻的后果,是24.1万苏联红军被分割包围,做了俘虏。苏军的预备部队,也在这一战中消耗殆尽。这个出乎意料的胜利,让德军信心大增,进军计划也相应作了调整。阴影,开始笼罩在伏尔加河边的斯大林格勒上方。

沿着当年保卢斯走过的路,我们从维尔加奇向斯大林格勒驶去。1942年8月23日,保卢斯的军队就是顺着这个方向,渡过顿河,向东边的斯大林格勒突进。在我们的两旁,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顿河草原。当年战争留下的痕迹依稀可见,曲曲折折的反坦克壕沟,炸弹炸出的弹坑,曾经被充当掩体的水坑。弗拉基米尔说,他小时候,经常在这片草原上玩耍,孩子们随便就能捡到弹片、手榴弹、军用水壶和钢盔这一类物品,父母看也看不住,只好警告他们,“小心别炸飞了你的小脑袋瓜儿”。

草原上靠近村庄的地方,有一些被耕种过的田地。弗拉基米尔对我说,左边种的是冬小麦,右边是西瓜。西瓜是斯大林格勒的特产,因为天气干燥、土壤适宜,这里出产的西瓜既大又甜,苏联时期曾经多次送到博览会上展出。然而,对于许多经历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人来说,西瓜却可能是他们永生都不愿提起的疼痛伤疤。安娜·斯特尔塔索瓦就是其中之一。

1942年,当德军开始入侵斯大林格勒的时候,正是西瓜成熟的季节。安娜当时是住在城市北部拖拉机工厂附近的一名学生。8月23日,当防空警报拉响的时候,17岁的她刚从市场买西瓜回家。就在她母亲把西瓜剖开,一家人准备美餐一顿的时候,一颗炸弹击穿了屋顶。她的小妹妹被玻璃碎片击中,血流不止。她的母亲随手抓过一件衬衣,为女儿草草包扎,就抱着她冲向了医院。而身为志愿医疗队员的安娜,却不得不被派出去救护其他的伤员。从那时起一直到战争结束,安娜再也没能见到自己的母亲和妹妹。她们被列入了失踪者的名单,没人知道,在她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些什么。那触目惊心的沾满了血迹和西瓜汁的衬衣,是亲人留给安娜最后的印象。从此以后,安娜再也没有吃过或买过一次西瓜。

事实上,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最初的一个月中,因轰炸而死或失踪的平民不计其数,一直到现在,也没能完全统计清楚。弗拉基米尔本人的叔叔,也是失踪名单中的一员。到伏尔加格勒两天后,记者看到苏联内务部后期解密的一份文件,其中指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总指挥在德军发动攻势前就已经预料到难以抵抗,曾向斯大林请示疏散居民,得到的答复却是,如果开始疏散或在工厂布围,会让人们以为我们要放弃斯大林格勒,因此,不许疏散,必须坚持到最后一个人,流尽最后一滴血。以“一步也不能撤”口号闻名于世的227号命令,也在7月28日被传达到各级部队。

巷战印记:为一块砖一寸土而激战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全景博物馆里,有一份1942年8月26日萨拉耶夫、库兹尼佐夫和铁木辛哥共同发布的一号命令原件:“从1942年8月25日24点开始,斯大林格勒被宣布进入被围困状态。”但此时,德军还没有攻入市区,只是调动飞机、大炮进行了远距离轰炸。大约有42000座建筑被摧毁,占当时斯大林格勒所有房屋建筑的85%以上。

当时,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总指挥部,就在今天全景博物馆附近的蒸汽磨房附近的察里津暗堡中。如今,这座被德军猛烈炮火轰炸的只剩框架的红色建筑,已经是斯大林格勒战役在这个城市留下的最后一处未经改变的遗址。9月10日,当62军败退回城内时,总指挥部已经处于德军炮火的猛烈攻击下。叶廖缅科、赫鲁晓夫在这里指挥战斗。K.西蒙诺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描述道,暗堡里的空气是如此糟糕,以至于连火柴都没办法划着。第二天,在获得斯大林的同意后,总指挥部撤到伏尔加河东岸卡拉斯纳亚斯洛波达的树林中。60年后,这里的森林依然郁郁葱葱,不过,周围的大片原野成了许多中国移民租种的菜田。

在东岸的指挥部中,崔可夫被任命为新的62军总指挥。关于这次任命,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以凶狠著称,曾经在“一战”中拼刺刀杀死22名敌人的叶廖缅科向崔可夫说明情况:德军看来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斯大林格勒,不允许投降,也没地方可以撤退。交代完这一切后,赫鲁晓夫问崔可夫:“崔可夫同志,你如何理解你的任务?”“只要我活着,就不会让一个婊子养的德国人从我身上跨过去,”崔可夫说。叶廖缅科与赫鲁晓夫同时赞许道:“你对任务的理解完全正确。”

在德军方面,9月12日,希特勒下达了要在最短时间内拿下斯大林格勒的命令,两天后的9月14日,被定为发动总攻的时间。这一天,德军派出了7个精锐师,500辆坦克,上百架飞机,集中火力,向斯大林格勒的火车站和马马耶夫冈同时发动攻击。

在柏林,电台的播音员已经开始满怀信心地宣布:“战斗几个小时后就会结束,本台随时准备播放斯大林格勒被攻破的消息。”而在伦敦,丘吉尔则给罗斯福打去电话,沮丧地说,“截止到目前为止,我看不到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斯大林格勒被摧毁。”今天,斯大林格勒战役全景博物馆中还保存着一块1944年在哈尔科夫发现的德军宣传单印版。上面用俄语写着,“斯大林格勒沦陷了!莫斯科是苏联的头,斯大林格勒则是心脏”。据研究者考证,它的大概制成时间,就是在9月13日到9月15日之间。一位苏联历史学家回忆当时情形时说:“在9月15日的那个晚上,除了还在战斗中的第13近卫师,恐怕没有人会相信,斯大林格勒还能够坚守得住。而他们之所以会这样相信,也只是因为,他们不愿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还要思考死亡。”

然而,罗季姆采夫率领的第13近卫师和此后的增援队伍,虽然被逼退到离伏尔加河只有几百米的地方,却顽强地坚守下来。巨大的伤亡让进攻的德军开始却步,试图在其他地点寻找突破口。伏尔加河是一条南北流向的河流,在河的西岸,从北到南,沿着河岸的拖拉机工厂、街垒工厂、红十月工厂、巴甫洛夫楼、1月9日广场、磨房和粮仓,都成了苏德双方反复争夺的地点。在这种近距离的巷战中,苏军和德军都发现了狙击手的重要性。10月9日,叶廖缅科和赫鲁晓夫发布一份命令指出,充分利用狙击手同敌人作战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可以带来很大损失的战斗手段。这份命令要求,在10月20日之前,每个作战小分队至少要有不少于2到3名狙击手,每个连不少于5个。也是在这段时间,大部分士兵来自西伯利亚、原本猎手出身的284步兵师,成为保卫斯大林格勒最强有力的力量。

在今天的伏尔加格勒寻找当年血战的遗迹,是一件极容易却也极困难的事。容易,是它们大多都在原来的位置,按图索骥,并不难找到。困难,是因为它们在战役结束后不久,便被重新修建加固,投入使用,并且沿用至今。在城市的规划上,在1942年之前,整个斯大林格勒的建筑都是朝向伏尔加河而建,但在战后,设计思路却变成了背对河而建,因此,许多房屋的坐落与走向,都与当年有了很大的不同。

今天的伏尔加格勒,建筑大多使用灰白色的砖,城市的基调是白色的。然而,在60年前,这里绝大多数的建筑都以红砖砌成。在德军的连番轰炸下,城市上空曾布满棕色的尘雾,累月不散。现在,为了迎接庆典,城市里许多地方都在施工,挖出的渣土里,仔细打量,仍有许多红砖的碎块,默默地诉说着当年的故事。

这种记忆与生活混杂并被覆盖的现象,在伏尔加格勒非常普遍。站在著名的街垒工厂面前看去,如果不是门口摆放的T-34坦克,和我国东北那些不景气的重工业企业几乎没有差别。它的前身是“一战”前由英国人负责技术管理的一所军工厂,当时整个欧洲最大的大炮生产厂。这个工厂现在依然是重要的军工企业,因此,普通人依然很难一窥它的真面目。

在红十月工厂,也仅仅保留了一个被炸毁的实验室局部。走在红十月工厂遍布弹孔、刻着“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的断壁残垣旁边,迎面走来两个年轻人,表情很严肃地讨论着些什么,弗拉基米尔却告诉我,他们在商量中午到哪里喝上一杯。

在著名的巴甫洛夫楼,情况也不例外。这儿本来是一栋居民楼,在1942年8月到9月猛烈的轰炸之后,周围的建筑全部倒塌,只剩下这座楼,成为广场上最显眼的建筑。侦察兵巴甫洛夫发现了此处,并和增援的小分队在这里顽强坚守了59个昼夜。战役结束后,这栋楼被命名为巴甫洛夫楼,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的巴甫洛夫后来一直住在这里,还经常向来此参观的游客介绍当年的情景。背负着故事的巴甫洛夫楼,如今只是一栋最普通的住宅楼,大门前贴着直销雅芳和丢钥匙招领的广告,二楼阳台上一个系着围裙的中年男人看到我在读铭牌,吹了声口哨,招呼说,“来,给我拍张照”。在今天的伏尔加格勒,关于60年前那场战争的记忆,就像诗人叶芝在1937年写到的那样,“一切都遭毁坏,一切又重新建造起来,那重新建造它们的人,个个欢乐”。

中心商场:保卢斯的最后轨迹

1942年10月14日,是希特勒计划攻下斯大林格勒的最后期限。德军虽然奉命发起了总攻,但一些将领已经开始对未来的前景产生了忧虑。寒冷的冬天马上就要到来了,拿破仑的命运不时出现在德军的梦魇中。一名士兵写信给他的妻子:“我有一种预感,我可能会永远留在这个寒冷的地方,回不去了。”

11月11日,已经开始绝望的保卢斯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击。德军7个师最近的时候,冲到了距河岸只有100米的地方,街垒工厂陷落。然而,这次攻击并没有获得预想中的成功,反而暴露出了侧翼的空虚。11月13日,苏军正式开始实施代号为“天王星”的反击计划。

1942年11月19日7时30分,苏军的西南方面军、顿河方面军以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同时发起了反包围进攻。到11月23日,西南方面军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会合,保卢斯的22个师、33万士兵,完全陷入了苏军的包围圈中。他多次向希特勒请求从西南方向突围,在12月12日,曼施坦因元帅率领的顿河部队也开展了对保卢斯的解救行动。但是,这些尝试全部以失败告终。

在我们住的伏尔加格勒宾馆对面,是城市的中心商场。从表面看去,它与许多城市中旧式的百货大楼并无太大区别。门口有一块小小的广告牌,上面居然有两个中文字:“风水”。但是,在这个中心商场的地下,却是当年德军第6集团军总指挥保卢斯投降前总指挥部的旧址。走进这个按当年设计可以供汽车进出的地下室,是关于德军的资料展览。几间暗室被恢复成1943年1月至2月时的原貌,保卢斯的指挥室,位于地下室的尽头。墙上的德文苏联地图绘着希特勒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衬着模拟的隆隆炮声,显得格外悲凉。站在这里,我忍不住想,在那些最后的日日夜夜,曾经有常胜将军之称的保卢斯困居斗室,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当时间进入1943年1月8日,苏联向德军发出了最后通牒。感到后援无望的保卢斯开始向希特勒请求,“为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在这种已经没有希望的情况下,请允许我们投降”。希特勒却断然地拒绝了他的请求:“绝对不允许投降。集团军必须坚守自己的阵地,直到弹尽人亡。”两天之后,苏军向德军发起总攻。10天后,德军最后一个机场被红军占领,保卢斯和他的士兵的最后一条生命线,被彻底切断。

1月31日,希特勒发布了一条命令,将保卢斯提升为帝国元帅。据说,当保卢斯接到这个消息时,苦笑着说,“这不就是在催促我自杀吗?”在此之前,还没有一个德国元帅曾经投降过。然而,保卢斯却不打算用自己的生命最后一次满足希特勒的要求。就在被升为元帅后的第二天,1943年2月1日,保卢斯向苏军投降。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博物馆中,我看到舒米洛夫的一份回忆录,详细记述了保卢斯投降后的经过。“快到12点的时候,我的办公室里带进来了保卢斯。我很激动。站在我面前的,是被红军俘虏的德军战场最高统帅……(保卢斯等)三个人举起了右手,一齐喊道:‘希特勒万岁’。我开始有点不知所措,然后便觉得又是可笑,又是可悲。我对他们说,这儿没有希特勒,在你们面前的,是苏联红军第64集团军的指挥官。他的部队俘虏了你们……我让他们坐下,说:‘出示你们的身份证明。’保卢斯把他的证件给了我。是士兵证。我对他说,这是你的士兵证,别想用这个来糊弄我。保卢斯说:‘我是一名德国士兵呀’。我说:‘我也是一名红军士兵,但在军中担任一定的职位。’于是,保卢斯就给了我他第6集团军的指挥官证明。当我要求他下命令给北方的德国军队停止开火,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时,保卢斯说,他没有权力指挥那些部队。我又问,为什么不接受我们的最后通牒?保卢斯说,我接到了战斗的命令,我不能违背这个命令。”

当保卢斯投降的消息传到柏林后,希特勒暴跳如雷。据说,他曾经十分恼怒地对手下说,如果保卢斯自己没有胆子自杀,难道就没有他的手下能帮个忙?从2月2日开始,柏林为斯大林格勒的德军举行了三天三夜的哀悼仪式。根据最终的统计结果,第6集团军共有91000人被俘,其中只有不到6000人,许多年后得以重返故乡。

保卢斯被俘后,居间调停的瑞典红十字会曾经提议,用被关押在集中营的斯大林的儿子,交换保卢斯。斯大林并没有接受这个提议。他说:“我是永远不会用一个元帅去换一名士兵的。”“二战”结束时,保卢斯作为证人,在纽伦堡的国际法庭上作证。1953年,他被苏联释放,定居德国。一直到去世,保卢斯没有留下任何回忆性的文字。

罗索什卡:一切有始,皆必有终

在伏尔加格勒寻访的几天中,记者到过许多的地方。带来最大震撼的,并不是马马耶夫冈上高耸入云的雕像,也不是从筹划到建成花了几十年时间、汇集各方力量的全景博物馆,而是郊外罗索什卡草原上,那埋葬着苏军和德军士兵的一堆堆黄土,以及面积不足10平方米、就设在一个极其简陋的铁皮棚子中的战场博物馆。

从伏尔加格勒市区开车向西30分钟,转过一道弯,用不了多久,就到了罗索什卡。这是一个如今在地图上已经不再能找得到的地名,现在,这里被叫做斯捷普诺伊。以公路为界,左边的草原上,埋葬着数百位牺牲于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苏联红军,右边,则是一组纪念死亡或失踪于斯大林格勒的德国士兵的建筑物。它们都还没有全部完工,一台吊车仍在右边忙碌地工作。

在这之前,采访一位老兵的时候,他曾抱怨说,政府有钱修高大宏伟的纪念碑,却没有钱给那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阵亡的将士每人修建一座体面的墓。的确,在90年代以前,为普通的阵亡将士修墓虽然多次被提出过,但却因为资金等问题一直搁置。直到最近,才被列入议事日程。虽然罗索什卡的苏军士兵墓依然颇为简陋,但毕竟工作已经有人开始在进行了。

现在,在每一位有姓名可查的苏军士兵墓碑上(有的未及立碑,还只是一块硬纸板),都摆放着一顶从旧战场挖掘出来的钢盔,钢盔的边上,还压着朵红色的康乃馨。看着那些不是生卒年月不详,便是仅剩下名字缩写的墓碑,会有一种“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悲怆。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军是胜利的一方。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活到体味胜利喜悦的那一天呢?而那种胜利的喜悦,又是否足以弥补他们失去亲人和爱人的惨痛?

战场博物馆的值班人员娜塔莎指给记者看一个苏军士兵用过的水壶。在那个铝制军用水壶上,刻着一颗被爱神之箭射中的心。心形图案的左边,是黑海边的一个城市,右边则是一支船锚的图案。在它的上方,是两个名字的缩写。“爱情故事,”娜塔莎对我说。很显然,这是一个曾经服役于黑海舰队的士兵的物品。在1942年9月中旬,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最为惨烈的时候,曾经从黑海舰队抽调许多后备部队补充前线。这个水壶的所有者,后来怎么样了?那个让他念念不忘、把名字刻到水壶上的姑娘,后来的结果又是如何?所有这一切,我们都完全不知道。

娜塔莎又递过来一个黑色塑胶小管。从许多相关的纪录片和照片上,我已经知道了它的用途:盛放表明士兵个人资料的小纸条。直至今日,当地人还能时常在田野中发现这样的小管。不过,他们通常会认为,捡到这种东西很不吉利。与苏军的黑色小管对应的,是德军的铝质名牌。这种名牌可以一分为二,当有人战死,队友会取走一半,归队后统计在册。有人认为,正是因为这种材质上的差别,令苏军的失踪人数远远超出德军,许多人战死沙场,甚至连名字都没能留下。

然而,这并不是惟一的答案。在弗拉基米尔借给我的一本前苏联内务部秘密档案集中,我看到这样一张照片。一名苏联妇女举起步枪,在弹痕累累的窗口向街道瞄准。这并非我们惯常所熟悉的那种全民参战宣传照片。事实上,这名妇女枪口瞄准的,是苏军的士兵。在苏军包围了斯大林格勒之后,身处包围圈中的,并不仅是保卢斯麾下的德军和罗马尼亚、意大利盟军,还有像她这样被德军称为“志愿帮忙者”的人,人数高达5万名。这一事实,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被深深隐藏了起来。一份德国文件显示,在保卢斯即将投降之前,曾经发布了一道将这些人集合的命令。根据某些研究者的推测,保卢斯的目的,很可能是希望用这些人来交换德军战俘。但是,在此之后,关于这5万人,就再也找不到任何有关的材料。弗拉基米尔对我说,这些人的命运几乎是可以预见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在德军投降后,苏军部队中曾传达过一个命令:如果看到穿着苏军制服的德国战俘,不要动他们。如果看到穿着德军制服的苏军,马上枪毙,没有任何余地。

1942年12月,德国反对希特勒统治的秘密组织“红色合唱团”一名主犯被军事法庭处决前,写下了最后一封信。信里说:“世界上正在发生那么多的事情,相形之下,一个人生命的消失显得无足轻重。”在罗索什卡,面对着那些石头上被简化为几个数字或字母的曾经鲜活的生命,你无法不对战争的意义产生追问。我曾看到过两张照片,一张是一个德国士兵,正在看着“距斯大林格勒13公里”的路标,另一张则是一名苏联士兵,站在“柏林、波茨坦、勃兰登堡”的路牌下。两个人,都只是脸上稚气未脱的大孩子,连神情,都那么相似。是谁,把他们变成了作战地图上的一面面小旗?又是谁,让他们注定在远离自己亲人和爱人的地方默默死去?当我们在60年后,重又记起那些血腥残酷的往事时,我们要找到的,绝对不应是仇恨、报复和斗争,而是爱、自由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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