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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暗的早晨

2005-04-26 15:01 作者:朱步冲 2005年第16期
1945年4月21日对于柏林来说,是一个天空中充满阴霾的日子,前一天,英美空军以一次千机轰炸作为献给希特勒56岁生日的礼物。尽管戈培尔仍然在广播中喋喋不休地保证苏军将在奥得河和尼斯河之间被阻止,但关于俄国人已经迫近市区的小道消息已经在柏林民众中传开,当日中午11点半,苏军的炮弹打进了排队领取配给食物的市民行列中,正式宣告第三帝国的首都成为了前线。

1945年4月21日对于柏林来说,是一个天空中充满阴霾的日子,前一天,英美空军以一次千机轰炸作为献给希特勒56岁生日的礼物。尽管戈培尔仍然在广播中喋喋不休地保证苏军将在奥得河和尼斯河之间被阻止,但关于俄国人已经迫近市区的小道消息已经在柏林民众中传开,当日中午11点半,苏军的炮弹打进了排队领取配给食物的市民行列中,正式宣告第三帝国的首都成为了前线。

惶恐的城市

对于已经在空袭中度过近三年岁月的柏林市民而言,炮火威胁使得他们在惊慌中仍能作出正确反应,很多市民已经不再等待广播播放警报,而是自动在各处公共掩体的入口排好队伍,以确保自己能占据一个位置。在他们眼中,最安全的居所是在火车总站附近的“火车站防空掩体”,这座墙厚达4米半,由混凝土浇筑而成,分地上3层与地下2层,不仅建筑坚固,而且它的地下部分连接着柏林地铁隧道,通过它行走5公里,就可以达到柏林北站。到了4月23日,已经有12000名惊恐的市民拥挤在这个3600平方米的避难所里,由于供水系统停顿,妇女志愿队的成员不得不冒着苏联人的炮火到车站附近的消防水泵去接水。

与相对沉着的民众相比,柏林的守卫者们则开始焦躁不安,一位德国妇女在日记中写道,“开小差的逃兵一下子增多了,随处可见换上便服的军人,而坚守岗位的却常常是些16岁左右的孩子,穿着肥大不合身的军装,沉重的钢盔几乎完全遮住了他们幼稚苍白的脸。许多孩子在绝望中酗酒,并渴望初尝男女之事”。这种恐惧下的放纵行为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帝国宣传机构对俄国人长年累月的宣传。虽然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在3天内向柏林撒下了5000万份传单,告诫妇女“不用担心,你们的自由与人身安全将完全得到保证”,许多德国妇女仍然担心遭强奸,而愿意随便委身于任何一个第一眼看见的德国士兵。在广播电台大楼服务的500多名妇女志愿者在几天内都找到了她们的临时伴侣。

比起感情问题,更多的柏林人在乎的是如何维持一日三餐。在城市东郊的诺伊克林机场,当一辆空军给养卡车在苏联空袭中翻倒后,19岁的德国空军志愿人员戈尔达·皮特森和她的同伴们蜂拥而上,她抢到了一份包括卫生纸、啤酒与全麦饼干的飞行员紧急干粮:“大家就像面临冬天的松鼠一样,不顾一切地争夺着食物及其他生活用品。”位于柏林市内最大的嘉士达百货公司在被武装党卫军改造成坚固的防御据点前,也允许饥饿的民众自由进入,各取所需。

街头的混乱气氛很快就影响到了希特勒最后的栖身之地,4月23日早上9点左右,第56装甲军的指挥官赫尔默斯·魏德林将军来到元首总理府后花园的地堡汇报近在咫尺的战况。在接待室里,德国陆军最后一任参谋总长汉斯·克莱勃斯将军以冷冰冰的语气通知他,由于“怯懦”与纵容部下撤退,他可能被元首处以极刑。然而仅几个小时后,魏德林就接到通知,鉴于他详尽的报告,元首已经任命他为柏林卫戍司令。不过截止此刻,新司令的麾下只有一堆七零八落的部队残余:包括第九伞兵师的残部,缩减到战斗群规模的“幕钦堡”装甲师和第18、第20装甲掷弹兵师,以及受创较小的党卫军第11“北地”装甲掷弹兵师,总共只有100辆坦克,45000名党卫军与国防军士兵,以及仓促集合的40000名国民突击军团。在地形上,守卫者的屏障只有横贯市区的兰德韦尔运河与施普雷河,以及3处巨大的防空堡垒:人民公园、动物园和洪堡,它们配备的128毫米大炮和20毫米对空机关炮还有很充足的弹药。然而他们面对的却是来自城市东面的苏联第五突击集团军、第八近卫集团军以及第一近卫坦克集团军,由身经百战的朱可夫与科涅夫元帅指挥。傍晚时分,为了迎接十二集团军可能发起的救援,刚刚上任的北地师师长,党卫军少将古斯塔夫·库鲁肯伯格就命令在城市东北侧发动有限的反击:第503重战车营指挥官赫尔佐格少校指挥60辆“虎王”重型坦克与“黑豹”中型坦克,在滕珀尔霍夫机场补给后,向布里茨开进。经过在公路两旁精心设计的埋伏行动,赫尔佐格少校和他的部下击毁了10辆左右的斯大林2式重型坦克,30辆T-34/85重型坦克与相当数量的运兵卡车。

关于解围的谣言不仅在防卫者中流传,身处地下室中的柏林市民也认为确实存在一根救命稻草:温克的十二集团军很快就会来解柏林之围,美军也加入了对抗野蛮苏联入侵的行列,因为4月23日一整天,飞机引擎的轰鸣声就没有中断,然而却并没有带来空袭。3天前离开柏林的希姆莱与舍伦贝格将军则要现实得多,傍晚时分,他们在吕贝克会见了瑞典红十字会负责人伯尔纳多特伯爵,要求通过他与艾森豪威尔接触,以便在西线实现有条件投降。

对于仍然囚禁在第三帝国中心的最后一批犹太人来说,苏联人的逼近却是个好消息。这批身份特殊的囚犯被关押在威丁区舒尔大街一所犹太人医院改建的拘留所里,包括一些拥有中立国国籍,或者为保存性命而在纳粹上台伊始就将大笔家产捐献给党卫军高官的犹太人。虽然看守长官、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多贝克接到命令,在苏联军队到来前处决所有犯人,但前医学教授汉斯·奥斯卡·洛文斯坦恩已经与已成惊弓之鸟的多贝克达成协议,“如果你保住我们的性命,也就是保住你自己的”。作为保证自己安全的报答,他将为多贝克提供一张附有全体囚犯签名的字据,证明他在关键时刻的善行。于是,当晚19点左右,苏联坦克的履带声刚刚响起,所有守卫就作鸟兽散。

三个记者的故事

4月24日凌晨8点左右,借助伏特加的作用,战地记者瓦西里·格罗斯曼乘坐一辆吉普车,随着第三突击集团军的后续部队强打着精神向柏林推进,同时用速记本记录所见所闻:“在经过柏林市区东北维森湖区时,一群衣衫褴褛的儿童围了上来,我把衣兜里所有的糖块都拿了出来。他们指着远处被毁灭的村庄,嘴里不停地在说着什么,我们解放他们的意义到底何在?”

对于许多柏林的守卫者来说,俄国人降临的惟一意义就是末日,他们狂热的战斗精神使得具备压倒性的对手也感到吃惊:从前一天深夜开始,北地师下属的“赫尔曼·冯·萨尔扎”战车团和第11工兵营在政府区南面的特雷普托公园,与苏联第五突击集团军交火。在靠南一点的赫曼普拉兹,亨利·费内特中尉指挥着大约100名希特勒青年团的狂热分子借助嘉士达百货公司大楼掩护,击毁了大约14辆苏军坦克。而在选帝候大道西端的哈伦西大桥,3名劳工团战斗营成员凭借一挺MG42机枪在这里已经坚守了约24小时。他们的牺牲似乎为希特勒的狂想增添了凭据,在地堡里他仍然喋喋不休地向所有人保证,局势会在几天内扭转,温克的第十二集团军将与南方舍尔纳将军的部队发动反击,把俄国人赶出城区。然而在无线电已经被破坏的情况下,负责通讯的波特中尉只能用一种办法来确定苏军在城市内的进展,就是拨通所有柏林各区民政部门的电话,如果电话接通,他们就询问接听者是否发现了苏联军队到达的迹象,并在地图上作出标记。

就在格罗斯曼进入柏林郊区后不到一天,苏联第58近卫步兵师的巡逻兵和美军第69师在易北河区附近的托尔高会师。为了向全世界发布这个振奋的消息,两名美国记者,《波士顿旅行者报》的安德鲁·杜里与《圣路易斯邮报》的维吉尼亚·埃尔温经艾森豪威尔将军允许,参加了苏联34军军长巴克兰诺夫将军举办的庆祝宴会。正当苏联卫兵开杯狂饮伏特加的时候,杜里与埃尔温萌发了一个惊人想法——乘乱进入柏林,作为进入被征服的第三帝国首都的第一批西方记者。两人不动声色地从宴会溜出来,驾驶一辆插着美国国旗的吉普车一路向西,对遇到的每个苏军哨卡都抱以微笑,这样使他们不到天黑就到达了柏林市郊。在一个苏军指挥部,这两个美国人受到了热情款待,然而多达几十次的干杯使他们头昏脑涨,不得不取消了进一步采访的打算,而听任指挥官卡夫列斯基少校把他们送回了托尔高。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这一小小的“郊游”事件却引发了严重后果,艾森豪威尔将军决定立刻将他们遣送回国,并严禁他们的报道见诸任何媒体。在苏联方面,精明的贝利亚认为应当立即由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下属的内务警察部队接替对占领城市的管理,一方面“可以使被解放的德国人民感到他们在与一个民政机关打交道”,而另一方面则“充分建立一个组织严密的管理机构,巩固苏联在自己占领区内的地位。”这一命令于当天晚上就通过无线电传到了内务部在第一白俄罗斯方面军中的最高负责人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手中。

包围圈

崔可夫将军的第八近卫集团军拥有在斯大林格勒巷战的光荣经历,但他却发现自己的部队正在扮演3年前德国人的角色,“敌人从每一栋建筑物的屋顶和窗户中开火射击,用反坦克火箭筒击中坦克脆弱的顶装甲。我们不得不从焚烧的民居中征集床垫,放置在坦克炮塔和裙装甲周围以加强防护”。一位工兵少校萨巴列夫在战斗间隙写给妻子的信里这样描述,“真想赶紧离开这片充斥着烟雾和狙击火力的废墟,它让每一个同志都濒临崩溃”。依照科涅夫的指示,苏军迅速调整了战术:在火箭炮对目标进行地毯式轰击后,派出6~8人组成的突击小组在烟幕的掩护下携带手雷接近据点诱使防卫者开火,然后是装备轻重机枪,与反坦克炮的压制小组对据点进行远程攻击,最后由JSU152与SU122等重型自行火炮摧毁整个目标。4月27日上午10点左右,魏德林将军的参谋长上校汉斯·雷菲尔在位于霍亨索伦大街的指挥部里就听到了空中传来的刺耳尖啸声,作为一名东线战场的老兵,他立刻意识到这种声音来自被德国士兵称为“斯大林管风琴”的喀秋莎,于是整个柏林防御指挥部被移到了本德勒大街的陆军大本营。夜间,魏德林来到地堡,向希特勒汇报了参谋们提出的紧急撤退计划——集中剩余的40辆坦克与所有战斗部队于4月28日夜间从柏林西部突围,以便与维斯托拉集团军群的残余汇合,但希特勒再次拒绝了这个建议:“大戏落幕时,主角必须站在台上。”

到了下午,希特勒的舞台已经越来越小,在战线的南方,第八近卫集团军以及第一近卫坦克集团军已经接近了兰德韦尔运河,距离总理府不到两公里。不用借助望远镜,他们已经能够看清提尔公园中央的胜利女神纪念碑。留给防守者的,不过是一个东到亚历山大广场,西到帝国体育场和夏洛腾堡宫之间,长15公里,宽约5公里的狭窄区域。然而希特勒依然不肯放过任何一个企图背叛他的属下,盖世太保在夏洛腾堡附近的寓所里抓到了希姆莱的联络官,烂醉如泥的党卫队地区队长菲格莱因将军。他提包里的钞票、珠宝与假护照似乎证实了希特勒以及帝国办公厅主任鲍曼关于他企图潜逃叛变的猜测。第二天,希特勒的新闻专员海因茨·洛伦兹来到地堡,带来了一份伦敦路透社的新闻稿件,证明了希姆莱确实企图与盟军接触,在被盖世太保头子穆勒短暂提审后,菲格莱因在总理府的花园里被枪决。与此同时,地堡里的最后两位客人,新任空军总司令的罗伯特·冯·格莱姆空军元帅与女飞行员汉娜莱契曾带着希特勒关于逮捕希姆莱的命令,驾驶一架阿拉多96式训练机,奇迹般地从勃兰登堡门附近顺利起飞,这个情况使得附近的苏军士兵大为惊讶,许多人甚至认为希特勒藏匿在驾驶舱中离开了柏林。

最后500米

4月28日的黑夜来得格外早,因为尘土和烟雾从下午开始就笼罩了整个都市。作为朱可夫的先头部队,150与171步兵师在夜幕降临前已经越过了莫尔克大桥,这里距国会大厦的距离不到500米,斯大林已经对前线下达命令,要不惜代价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前拿下这座第三帝国的标志建筑。突击营营长列奥斯特耶夫组织了一支完全由共青团员组成的突击队,其中还精心安排了一位来自斯大林故乡格鲁吉亚的战士,每个人都获得了充足的弹药与武器,并在红旗下宣了誓。不过在其他士兵当中,害怕在胜利来临前夕阵亡的情绪已经开始传播:“不要为我担心,我有足够的伏特加和子弹来对付他们,在柏林剩余的德国人已经不多了。”一位士兵在家书中写道,“幸运已经陪伴了我一天,上午我的钢盔被打了个缺口,下午又及时地从一栋倒掉的六层楼里跑出来,只要再坚持那么一点点时间,我就能带着许多好东西回家了。”然而就在这封信笺写完后几小时,一枚手榴弹就在寄信士兵弗拉基米尔·鲍里索维奇·佩里佛索夫身边爆炸。

正当红军接近国会大厦的时候,希特勒下定决心不让自己拥有类似墨索里尼式的下场。4月30日13点左右,魏德林将军接到了来自希特勒的最后一道命令:禁止任何个人或部队投降,只同意他们分成小股向西突围。大约两小时后,希特勒在地堡中选择了自杀。直到这时候,朱可夫与崔可夫仍然对希特勒的下落一无所知,隶属第一乌克兰方面军与白俄罗斯方面军的内务部反间谍处正在按照指示从任何可能的俘虏口中探听消息。“直到29日晚上,我们总共才找到两个俘虏。”曾担任反间谍处翻译的叶莲娜·热夫斯卡娅回忆说,“一个是年纪大约16岁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另一个是来自总理府战地医院的护士,在企图穿越战线离开柏林时被我们发现,通过她,我们才模糊地确定希特勒仍然在政府区某个地下室里”。

与此同时,国会大厦的战斗已经演变成了一场逐屋争夺的肉搏,大约2000名党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进行了最后的抵抗,许多人甚至用链子把自己锁死在机枪射击孔的旁边。直到5月1日凌晨,红旗才被插在了国会大厦顶部。惊慌失措的克莱勃斯将军随即来到动物园附近的崔可夫司令部,请求停火。当第2天午夜柏林最终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发布后,无数军人,平民都惶恐地沿着从弗里德里希车站、夏洛藤堡大街等各条道路企图借助夜幕度过施普雷运河,最终到达美英占领区。鉴于希特勒、戈培尔、鲍曼等帝国领导人的逃跑将导致来自莫斯科的严厉惩罚,朱可夫命令库兹涅佐夫将军的第三突击集团军拦截任何企图逃出柏林的德国人——无论军人还是平民。虽然北地师和慕钦堂装甲师在库鲁肯伯格将军的指挥下,利用残余的两辆虎王战车和几辆半履带式自行防空炮竭尽全力掩护这股时断时续的逃难大军,但在5月2日晚上,仍然有许多平民和企图撤离的军人在运河沿岸丧生,其中包括马丁·鲍曼,以及北地师前师长齐格勒将军。这股溃散的潮流使得总理府的战斗很快就宣告结束,22点左右,苏联第9军政治部的指导员安娜·尼库利娜少校,将另一面红旗插上了帝国总理府楼顶。次日凌晨,成功地领导了夜间撤离的蒙克将军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再浪费士兵的生命,于是命令所有从希特勒地堡中撤离的逃亡者在申豪森向苏军投降,其中包括希特勒的两位秘书特劳德尔·容格和格里达·克里斯蒂安。她们扮成普通士兵,不动声色从身边欢呼庆祝的红军士兵身边走过,最终在几天后到达易北河美军占领区。

解放的代价

随着最后一个市内据点,动物园防空碉堡的投降,柏林街头的枪声从5月2日下午开始沉寂下来,市民们小心翼翼地走出掩体,开始在街头露面,“无论是妇女还是儿童,都衣衫褴褛,脸色苍白”,叶莲娜·热夫斯卡娅在回忆录里写道,“他们默默地将堆积在街头上的德国士兵尸体抬走,并按照命令,在各个红军的野战炊事中心前排起有秩序的长队领取食物,包括黑面包,一点食用油与汤。”而胜利者的另一项款待,就是紧锣密鼓的搜捕行动:在柏林总理府的野战医院里,“酒气冲天的俄国人端着冲锋枪来到医院里,揪着每个伤员的胸口用生硬的德语盘问‘党卫军?’”很快,所有放下武器,身穿制服的投降者,无论国防军、党卫军还是国民突击军团,都被赶入了向东缓慢行进的战俘行列中,瓦西里·格罗斯曼在街头目睹了这一刻:“每个人的脸上除了疲惫与饥饿,就是惶恐和忧伤,不仅来自于对自己前途命运的担心,也来自战败的深深耻辱。在蒂尔公园附近的街头长凳上,一个德国护士正在安慰一个惊慌失措的青年士兵,他的头深深地埋在铺在膝盖上的军毯里,在他们眼里,似乎整个世界都不复存在了。”

苏军占领下的全新生活虽然来得突然,但柏林居民迅速地适应了新规则:男人遵守卫戍司令部的命令,从事各种各样的劳役,妇女们则小心地在晚饭后藏匿在家中以躲避“侵犯时间”,并按照内务部队的要求交出了自己的短波收音机,尽管这时所有的频道就只剩下新建立的苏联官方广播电台。不论是出于宣传还是人道目的,9万吨粮食6万吨土豆和5万头牲畜在短短3天内被运进了柏林。与意想中的管理者不同,新任卫戍司令别尔扎林将军常常在街头巡视,与那些排队领取救济的妇女儿童交谈,很快这位平易近人的新长官也获得了许多柏林居民的爱戴。以至于当他在几个月后不幸死于一次摩托车事故时,许多德国人认为这是苏联内务部精心策划的阴谋。

在柏林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一周里,西部的申豪森森林中正在上演这一战役的最后一个插曲。温克将军指挥第十二、第九集团军的残余,全力将10万名以上的难民送至易北河对岸的美军占领区。疲惫不堪的沙恩霍斯特师负责断后,士兵们利用最后几门88毫米大炮,几辆坦克和半履带装甲车勉强建立了一条防线。在请示了艾森豪威尔后,美国第四集团军司令威廉·辛普森将军最终允许伤员和所有放下武器的德军通过申豪森与斯坦德之间的铁路桥进入自己的防区,当5月7日凌晨,负责断后的连队得知最后一批难民与温克的司令部已经渡河时,指挥官里提希少尉和最后十几个部下用自己的钢盔分享了一瓶葡萄酒,炸毁了大炮与连部的半履带运兵车,准备向对岸的美军投降:“我们也许是德国陆军中坚持到最后的几个。”他在祝酒时说。

两天后的5月9日,是莫斯科为胜利举行盛大阅兵式的日子,瓦西里·格罗斯曼再次走上柏林街头,看到充满烟雾的晨曦中,妇女们已经开始在瓦砾间支起的炉灶上做饭——大约有100万柏林人无家可归,少数开通的列车与有轨电车被谑称为“仓鼠特快”,因为车上挤满了饥肠辘辘,企图前往郊区农庄里寻找食物的居民。然而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在舒尔大街犹太人医院的遗址上,一小群从长达12年的恐怖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在一名拉比的主持下,轻声唱起了赞美歌,“歌声中没有任何的愤怒或怨恨,只有一种委婉而坚韧的意愿——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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