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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年代”的阴影

2005-04-21 13:32 作者:蔡伟 2005年第15期
虽然不幸以“九一八”和“一二八”等日本侵华战争揭开序幕,但对于民国历史来说,上世纪30年代却也常是一个受到褒扬的时代。在那个年代,中国的各方面都达到历史空前的高度,以至于有人称之为“黄金时代”。

1934年1月,爱国青年包围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与蒋介石对话,在群众激烈的声浪中,身穿马褂的蒋介石终于出面与学生们对话,留下此经典镜头

虽然不幸以“九一八”和“一二八”等日本侵华战争揭开序幕,但对于民国历史来说,上世纪30年代却也常是一个受到褒扬的时代。在那个年代,中国的各方面都达到历史空前的高度,以至于有人称之为“黄金时代”。

在刚从美国归来的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授余子道先生的寓所里,余先生与记者谈到这个微妙的话题。“所谓‘黄金时代’,指的是南京国民政府在1927年成立后,一直到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之间的十年。”
在近代中国,外敌入侵,军阀割据导致战乱频繁。国民政府成立后,收回部分租界,进行统一全国的北伐。自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以来,即便是新疆这样的偏远省份也表示服从中央的管辖,“中国在北洋政府后于政治上取得了形式上的统一,而统一的最大成绩,就是经济、军事、文化和对外关系都有了迅速发展”。然而“九一八”之役导致的东三省沦亡以及随之而来“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留下的仇恨,以及日本的外交压迫和侵略中国的野心,却从未在这短暂的“黄金时代”中彻底消亡。“国民政府短暂的建国时期里,并未彻底改变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也并未改变中国作为一个非常贫困落后的国家的本质。”

谋求“统一”的年代

1934年2月19日,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蒋介石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演。“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简单地讲,“就是要使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通过一种类似复古的意识形态教育,蒋介石提出要以孔孟的“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道德标准,统一国民思想。曾经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蒋介石4天后甚至再次在南昌进行讲演,对“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内容和方法做了极为详尽的说明,所有言论被编成《言论集》广为印发。

1933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了《废两改元令》,规定从4月6日起,所有交易,一律使用国民政府新铸造的银币,从而彻底废除从晚清流通至今、成色和形式混乱不堪的银两。然而世界似乎并不愿给新的民国政府以支持。当时全球爆发的经济危机迫使美英放弃金本位制,立法限制白银出口,使并非产银国的中国金融和经济受到严重打击。为此国民政府再次痛下决心,废除银本位制,于1935年开始发行法币。从此中国经济不再随世界市场银价的变动而波动,中国的经济水平迅速恢复。

日本人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曾说,“中国如无1935年之法币政策,则无1937年之抗战”。无论如何,经济的回升让蒋介石有能力在军事上通过德国军事顾问团,建立国防军事力量和工业力量,并打造装备德式武器,实行德式训练的中央军。而他们正是在淞沪抗战中与日军作战的主力部队。

余子道历数了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各方面建设,从经济到文化,从社会到意识形态,显示出一个试图发展的新的政府的抱负和作为。“所有这一切客观上的机遇和主观上的努力,导致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在各方面全面超越了1912年到1927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与繁荣。”

国内政治:统一和割据的对抗

蒋介石当时利用对红军的围剿,看到了一个统一全国的历史契机。武力和地盘就是生存的资本,这是中国近代战乱的根源之一。自从袁世凯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在1928年建立、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以来,中国军阀割据的实质却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国民政府的军令政令依然无法在许多军阀拥有实际兵权的省份传达和执行。在军阀混战、北伐统一的20年代过后,川、桂、滇系的军阀们对于蒋介石的警惕甚至超过了对日本人的担心。对于提倡“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除了红军,各地军阀割据势力是他渴望解决的问题。

“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用兵还好。”红军长征给了他一个统一西南的机会。当1935年1月红军进占遵义后,在第五次围剿中为国军立下汗马功劳的薛岳率领10万中央军继续追击红军,名正言顺开入了贵州,顺利地让中央政府结束了王家烈在贵州的军阀统治。

然而对于全国各地的军阀势力来说,蒋介石的作为可以说是路人皆知。就在贵州的邻省,为着时刻防范南京国民政府“吞并”自己,广西省政府领导人李宗仁和白崇禧以一种更加开明的姿态和进取精神,推行“新广西”的发展。作为蒋介石老对手,蒋介石的三次下野都和李宗仁和白崇禧有关。但1928年蒋介石统一全国后,李宗仁和白崇禧只能退出中原,扎根家乡广西。李、白二人以乡土为根据地,在全国广招人才,通过实行民团制度,实行军事化管理和全省皆兵的制度,使外省人一入被称为“模范省”的广西,“到处都可以听到喊口令,看到军事操演,进入广西就像进入一座大兵营”。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中国举国动员抗战,广西在短短一个月左右时间便动员编成四个军,共40个团,成为当时最迅速调动部队奔赴前线作战的省份。桂军五个师后来参加“八一三”淞沪浴血抗战,李宗仁和白崇禧治理广西,功不可没。然而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眼里,如果不能结束军阀的割据,中国实在没有办法抵抗外侮。

对日外交:以“理智道义”压制“反日情绪”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来说,外交关系的发展无疑是“黄金年代”的重要一笔。除了进入国联,1934年底蒋介石以匿名在《外交评论》杂志发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的文章,要求日本“抛弃武力而注重文化的合作,舍弃土地侵略而代以互利的经济提携,唾弃政治控制的企图而以道德感情与中国相结合”,从而彻底改善中日关系。日本外相在不久后作出了回应:“帝国政府对于东亚各国,决以和睦亲善视为极其重要……”“在我任职期间,战争一事断无发生之理”。

对于日方的回应,蒋介石在1935年2月1日对中央社记者表示,对于广田弘毅演说,“吾人认为亦具诚意,吾国朝野对此有深切之谅解”。对于中国人此起彼伏的抗日情绪和热潮,蒋介石解释说,“中国人民因叠受刺激,发生一部分反日运动,政府曾不断予以合理的弭止”,“中国过去反日之情感,与日本对华优越之态度,皆应共同改正,方为敦友睦邻之道。我全国同胞亦当以堂堂正正之态度,与理智道义之指示,制裁一时冲动及反日行为,以示信谊。”

国民政府仍然大踏步迈向消除异己势力的通途,1935年5月17日,中日两国同时宣布,将多年未能升格的两国使馆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对记者表示,他于1932年9月来到中国,“当时中日关系相当险恶,到了今日,已扫除了那些险恶的空气”。

1935年6月10日,南京最高当局发出禁止全国排日、排外的《敦睦邦交令》,明令“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否则“定予严惩”。

对于国民政府压制饱受日军蹂躏多年的中国国民的反日情绪,《大公报》甚至发表长篇社评《读十日国府令》声援,声称“中国人尚愧无所谓维持和平之资格”。对于国民政府压制中国人反日情绪,不惜表示,“中国今日,一切外来或内在之痛苦,本皆为吾族本身过去之积因……我自不振,于人何由?”将日本侵华造成中国人反日的情绪根源,反而归结于中国之落后,仿佛替日本人证明,因落后而挨打实乃是天经地义。“中国国民今后报国之道,惟在共同反省……”《大公报》在社论中强调,对于与日方交往的态度,必须“实行孔子言忠心、行笃敬之义”。

化敌为友的幻灭

然而对于南京政府压制民众反日情绪的“忠心”和“笃敬”,日本的作为却是釜底抽薪。

就在1935年5月4日,上海《新生》周刊刊载的《闲话皇帝》一文,经转载后被日方指控“侮辱天皇”,并由日本人在虹口游行滋事。国民政府为平息日方,不惜撤换上海公安局长,暂时取消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上海分会,并对《新生》杂志创办人、东北爱国者杜重远提起公诉。

日本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双重压力更加激发了被压制的抗日情绪。日本评论家室伏高信认为:“对日不敬记事,不独中国一国,若以些微琐事一一压迫中国,则中日关系之调整永无希望。”不幸的是,日本对中国的压迫远不止“些微琐事”。

1935年中,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以孙永勤事件和自行制造的两名汉奸遇刺案为借口,逼迫国民政府撤除河北官员,迁移省政府到保定,并严厉要求国民政府从华北撤走中央军和各级党部,为此不惜以武力威胁。国民政府华北最高军政长官何应钦向蒋介石汇报,如果不同意日本的要求,“必会引起意外严重之势态”。南京国民政府最终完全让步,自放弃东三省后,再次在华北放弃主权。

然而日本“友邦”一如既往不依不饶,对于日本提出、国民政府已经让步的条件,多次逼迫何应钦接受并签署日本提交的书面协定。在日本武力的威胁和国民政府的软弱之下,一种类似市井流氓行为出现在国民政府和他试图化敌为友的邻国政府之间。何应钦一纸无奈敷衍的纸条,被日本宣传为《何梅协定》,以证明日本对于华北的权力。在国民政府所谓“黄金年代”的顶点,国内外的危机早已孕育呈现。此时距离全面抗战仅有一年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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