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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时代》

2005-04-21 09:32 作者:蔡伟 2005年第15期
松本重治眼里的“上海时代”在他看来,是一个极不平凡的年代。那个时代交织着战争与革命。松本重治初次踏上上海土地是乘坐“热田丸号”轮船从欧洲回国途中停泊上海。“那是1927年8月上旬,国民革命军北伐节节胜利,普通国民在各家各店铺张挂青天白日旗以示庆祝,我深深感到中国终于开始改变了。但开始熟悉上海这块土地,并在当地观察中国形势是在4年以后。”

日本已故著名记者和政治家松本重治,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1932年底至1938年底)在上海担任日本驻上海新闻联合体“新闻联合社”上海支局长长达6年之久。由于具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和探求的欲望,松本重治在30年代活跃于上海的政治、经济和新闻圈,结识并采访了众多中日两国乃至西方国家的显赫人物。晚年在朋友的鼓励下,松本重治耗费7年时间撰写的回忆录《上海时代》,记述了上世纪30年代,作者在上海从事新闻通讯事业和政治外交活动的历史细节,同时也展现了那个危机四伏年代的历史风云。

松本重治眼里的“上海时代”在他看来,是一个极不平凡的年代。那个时代交织着战争与革命。松本重治初次踏上上海土地是乘坐“热田丸号”轮船从欧洲回国途中停泊上海。“那是1927年8月上旬,国民革命军北伐节节胜利,普通国民在各家各店铺张挂青天白日旗以示庆祝,我深深感到中国终于开始改变了。但开始熟悉上海这块土地,并在当地观察中国形势是在4年以后。”

当时以凡尔赛——华盛顿体制为标志的世界政治秩序,正遭受着德国和日本的挑战而趋于解体,在第一次淞沪抗战中,松本重治了解到了中国民众高涨的抗日热潮和日本在上海的尴尬处境。在他的眼里,蒋介石是一个专制独裁主义者,而汪精卫则是一个共和民主主义者。蒋介石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而汪精卫是热情的理想主义者。蒋汪合作的政治基础是“攘外必先安内”路线下谋求国家统一的共同目标;而蒋汪政府实行所谓“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即以退让妥协求和平的对日政策,正在于为了达到上述共同目标。作者认为“蒋汪两雄都一致认为由于中国准备不充分,因此要尽量避免日中的全面冲突”。

然而日本在“九一八”入侵东三省后,从1933年开始将侵略目标投向华北。对于日本挑起的入侵华北的问题,松本重治认为是“日军为保卫满洲国而企图在华北建立缓冲的战略政策,和中方维护主权要求之间的冲突”。

华北事变”中国民政府与日本的谈判,是在危机四伏的30年代,中日全面开战前,中日两国间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场谈判。日本政府意识到全面侵华的军事行动未必能彻底摧毁中国的武力,企图通过谈判迫使中国政府全面接受其扩张侵华的要求,然而随着绥远抗战的兴起,日本的要求终于被国民政府所拒绝。松本重治认为,谈判最终的失败,在于“东京方面对蒋介石和张群等人强烈希望的五条要求,连一条也没有认真对待,仍然强硬地让中方再做让步”。对于30年代的中日关系和华北谈判,松本重治认为,“即使没有绥远事件,日方采取这样的态度,谈判也不会成功”。

在上海时代,身为记者的松本重治最大的成就,乃是利用中国政府法律上禁止、却默许使用的无线电台,在上海率先向全世界报道了震惊海内外的“西安事变”。这个被松本重治称为“世界性的独家新闻”,披露的正是从“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这被作者称为“决定命运的半年”,也是“决定日本命运的时期”。西安事变打乱了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安内攘外”的时间表,不得不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风潮下改变内外政策。

在松本重治看来,蒋介石“在‘攘外’政策上极为谨慎”,想尽可能推迟中日战争。然而日本“军部过火行动”,却始终未能给蒋介石和试图避免马上与中国全面开战的广田内阁以机会。“七七事变”后,在中国方面,“蒋介石于8月15日就任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同时向全体国民发布总动员命令。”此后,苏联驻华大使波郭洛莫夫于8月21日在南京,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上海时代》刚刚由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振威先生和沈中琦先生译毕,并由余子道先生审定,即将在年底出版。本书内容概貌为《三联生活周刊》首次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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