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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9月11日:从海上来,日本军队增援

2005-04-21 09:22 作者:王鸿谅 2005年第15期
9月11日这天的日本,两件相互关联的事情被记录下来:第三次增兵上海和“决定向上海增兵后,石原第一部长提出辞去部长职”,日军参谋本部第二科高级部员关于石原下台的回忆曾如此描述。

1937年8月18日,在黄浦江淞沪会战中,日本海军“出云号”旗舰上的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中将

第一部长石原的辞职

9月11日这天的日本,两件相互关联的事情被记录下来:第三次增兵上海和“决定向上海增兵后,石原第一部长提出辞去部长职”,日军参谋本部第二科高级部员关于石原下台的回忆曾如此描述。

毫无疑问,日本方面对于淞沪战局重新有了判断。就在增兵的前一天,9月10日,参谋本部第三课部员西村敏雄少佐,从上海方面视察回到东京后提交的一份报告里,对于淞沪战局有这样的描述:“中国居民对敌人有极其强烈的敌忾心”,“敌人(指中国军队)的抵抗实在顽强,无论是被炮击还是被包围绝不后退”。而日本方面,“由于调军舰运送紧急动员的部队,派遣军后方接济不上,两个师团陷于严重的苦战中”。此前的9月5日,还在上海的西村敏雄给课长打去电报,建议“调野战重炮兵第10联队的一个大队到上海”。9月6日上午,日军军令部总长迅速为海军用兵问题上奏,称“上海陆上的战斗迟迟无进展,必须增强陆军兵力”。当日下午3时,日军参谋总长在参谋本部进行研讨之后,谒见天皇,上奏称“内定增派第9、第11、第101师团及台湾守备队到上海,派后备步兵四个大队到上海”。以此为转折,第三次增兵上海的工作进展迅速。

9月11日的增兵规模显然比前两次都来得重大:根据日本军令部临参命第99号,“第9、第11、第101师团及军的直辖部队、兵站部队(野战重炮兵第5旅团、独立野战重炮兵第15联队、独立工兵第12联队、第3飞行团司令部等)”均被派遣赶往上海增援。在这以前,日本对于上海派遣军只有“编组”而没有下达“战斗序列”令,而这一天,临参命第101号下达命令:“编成上海派遣军战斗序列和第3飞行团及上海派遣军通信队,编制如另册。”同样是这一天里,接下来还有两道命令,临参命第102号,“派第18师团到满洲待机”和临参命第103号,“派攻城炮兵司令部、攻城工兵司令部、攻城重炮兵第一联队、独立攻城重炮兵第4大队及其有关的兵站部队到满洲,入列关东军司令属下”。

“这次事变战争将延续相当长的时间,要以这样的判断为基础,解决事变的可能估计不到50%。”9月11日增兵这一天,日军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多田骏中对部内有过如此指示。

就在向上海增派五个师团的命令发布之后,日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立即提出辞呈,并于9月23日离职,同日,下村定少将接任石原成为第一部长。这是一次颇有深意的人事更迭,被日军称为“第一流军事学者”的作战部长石原莞尔,是自卢沟桥事变以来,极力主张“不扩大方针”的稳健派核心人物,而他的继任者原第四部部长下村定少将,是坚持认为“必须扩大作战规模的”强硬派之一员。

关于石原的离职和当时的日本国内环境,稻田正纯中将后来有过非常细致的分析,在他看来,最根本的一点,是石原的“持久战争指导思想,在当时未被众人充分理解,因而未获采纳”,而且当时“处于轻辱中国的观念,不论陆军或海军,积极论者均极得势”,因而石原主张的“不扩大方针不符众望”。“特别是在战争指导课的人员中,有人大肆宣扬石原主义为飞跃的、超然的、理想主义,却反而煽起了反石原的气势。”

石原和本部第三课长武藤章大佐的意见不合,也被认为是重要原因之一。掌管作战、编制等具体主要业务的第三课是第一部的核心,武藤章“因有任关东军参谋时绥远事变失败的教训,认为巩固满洲侧背需要确保内蒙及永定河一线,可能时并且希望确保保定、独流镇一线”,“事事都与石原的不扩大方针背道而驰”。在稻田正纯看来,早在7月11日,石原最终同意武藤章动员三个师团的方案,就意味着“他的不扩大方针被彻底推翻,以至以后无法实现。”

9月27日,转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的石原莞尔,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半年被当时担任陆相的东条英机放逐出陆军,尔后在宪兵监视下隐居于北海道,在日本投降前不久死亡。

增兵之争与扩大的战局

9月11日,“形式上是石原反对在上海增兵,认为即使占领南京,占领汉口,均不可能使民族主义高涨的中国屈服,不如及早结束战局,从而要求辞职。”“实际上是遭强硬派的排斥,而被放逐至关东军,充当历来是强硬派巨头的东条英机参谋长的副手,”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成员的顾高地曾如此分析。

事实上,石原对于上海派兵的否定意见,从一个月之前的第一次派兵开始,就未能起决定性作用。8月12日的夜晚,出兵的鼓点已经敲响。一边是军令部总长博恭王分别于当晚23时40分、23时45分、23时55分发出的三道密令,接受密令的一方,分别是长谷川清第三舰队和永野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23时55分的第三道密令中,明确指示第三舰队“解除关于出兵前的限制”。而另一边,是近卫首相、米内海相、杉山陆相、广田外相举行的四相会议。米内海相要求决定陆军派兵方针,各大臣“以事态既以如此,均无异议”,订于13日上午9时正式召开阁议决定。

当夜四相会议散后,军令部部员在参谋本部作战课商谈关于上海作战,石原对于即时向上海派兵持否定意见。他的理由是“上海方面作战,江湾归入敌手,而后作战甚为困难,进而敌进入吴淞,作为陆军登陆地点,作战绝望,在各国环视下,登陆不能成功,此次作战将彻底失败”。而且即便是派兵,此前他也坚决主张,“陆军只限派往华北,上海、青岛方面由海军承担”。8月13日清晨,石原为出兵事由找到军令部第一部长海军少将近藤信竹,近藤表示,“此次事变至此地步,是不得已的,再者,担心在吴淞方面登陆海军可于事前实行轰炸炮击等等,决不会让陆军单独轻率的登陆,海军当充分予以援助”。

当日的阁议决定正式出兵。上海派遣军由第3师团、第11师团编成。8月16日为动员第一天,先遣部队以第11师团的步兵四个大队、炮兵两个大队为基干,其中步兵三个大队、炮兵一个大队在主流江岸,第3师团的步兵三个大队、炮兵一个中队及第11师团的步兵一个大队、炮兵一个大队在黄浦江左岸登陆,预计8月21至22日到达,主力预定自8月28日至9月7日到达。整个动员规模,兵员约30万,马匹约8.7万。

8月22日,集结在马鞍群岛的两个先遣师团在夜色中开始阴谋,“为了登陆时便于靠近陆地,乘坐大舰艇的部队都换乘小舰艇”,23日零时,夜色正浓,第11师团经川沙河口停泊处,5时许,曙光未现,日军开始在川沙镇北面强行登陆,江岸的中国军队顽强防守至当日午后,终因力量悬殊不敌,被迫后撤,日军占领川沙镇附近,并准备向罗店镇发起攻击。第3师团3时左右在吴淞铁路码头强行登陆,傍晚时分,第一线已进入吴淞铁路西面约1500米的河渠道码头南面500米的地带。

但这次的增兵,并未能如日军所设想的那样打开上海方面的战局,当时的日军参谋本部总务部长中岛中将,后来曾对竹田宫大尉做出如此叙述:“8月23日,虽命上海派遣军在海军的协助下,迅速登陆,但由于中国军队已占领登陆点附近严阵以待,登陆作战产生困难。”中岛还认为,这次派兵有一个最重大的失误:“根据错误的兵要地志资料,认为上海附近地形不能使用野炮以上的火炮,致使上海派遣军的编组劣于中国驻屯军,仅配备有坦克一个大队、独立轻装甲车一个中队、野战重炮兵一个联队(缺一个大队)及迫击炮兵一个大队。”中岛不得不承认,由于“中国军队的军事设施意外坚固,以致陷入极度的苦战”。毫无进展的战况和日军的不断伤亡,终于酿成对于日军参谋本部的埋怨和指责:“参谋本部的作战计划不好,所以造成那种状况。不能信赖它。”这种埋怨最终直指第一部长——“石原无能”。中岛曾经为石原辩解,认为石原一直是根据战争指导方针避免扩大战局,并且判断无论怎样积极指导,结果也将陷入战略持久战中不能自拔。而备受责难的石原,依旧坚持不再扩大增兵,直到被迫辞职。

9月23日接任第一部长的下村定,莅任之初即决定编成第10军,在杭州湾登陆,其后又决定自华北调来第16师团在长江白茆口登陆,对上海形成战略包围。同时还主张在上海作战告一段落后,即进山东作战,在海州登陆,攻掠徐州,认为控制徐州,即可保障华北独立,从而控制京沪杭地区,使国民党政府屈服,这正是强硬派的一贯妄想。

相持:攻与守的惨烈血战

9月11日这天的激战,依旧在罗店—月浦—吴淞一带。这一天日军在吴淞以北,与中国军队第15集团军“相峙于月浦、罗店及洋泾界河之线”;在吴淞以南及中间,日军与中国军队第九集团军“相峙于淞沪公路一带及蕴藻浜附近。

在上海的整个战局中,以罗店争夺战最为激烈,双方的攻守数次反复。因为罗店距离吴淞、长江口近,离大场闸北亦不远,日军的海军舰炮可直接命中目标。而且日军掌握制空权,可以发挥其陆海空联合作战的优势,但对于中国军队而言,极为不利。从青岛调往上海的天谷支队,9月11日,这一天攻入月浦镇后,同样是向罗店方向发起进攻。事实上,罗店的对峙血战远早于此,8月23日,日军第11师第一梯队在川沙口和石洞口地段登陆后攻占狮子林炮台、月浦和罗店,继而分别向浏河、宝山进攻。当日下午陈诚所率部队先后赶到,中国军队第18军协同第54军实施反击,当晚收复罗店,次日收复宝山、狮子林和月浦。

9月13日,日军集中其第11师团主力,飞机、大炮、铁甲车同时出动,扼守此地的中国军队罗卓英部主动将两翼稍向后移,扼守罗店之突出部,击退日军。当夜,日军集中炮火向淑里桥附近轰击,中国军队所筑工事被毁。日军乘机兵分两路,派出战车四辆,伴随步兵七八百人,在小金宅方面渡河,袭击罗店之东侧,另一支袭击罗店之北。9月14日,天谷支队与被困罗店东面的日军第11师团相会。9月15日,中国军队增援反攻,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日子,面对装备明显优于自己的日军,中国军队几乎使用惨烈的肉搏战,恢复了罗店东郊原有阵地。

9月16日,罗店南北两面阵地的激战仍在继续。中国军队奋勇苦战,肉搏多次,始将其左翼日军击退。然而防不胜防,日军一部窜入罗店镇,纵火焚烧。中国军队难以坚守,再度退出罗店突出部,转守西郊预设阵地。在罗店争夺战中,中国军队第11师代理团长韩应斌,副团长薛先维、曹金轮负伤;营长伤亡18人。第67师师长李树森被敌机炸伤右臂。67师201旅旅长蔡炳炎、402团团长李维藩阵亡,398团团长傅锡章负伤。第98师路景荣、李远新团长阵亡,侯思明团长负伤,连排长和士兵们的伤亡之惨重更是数倍于此。

回到9月11日,随着月浦、杨行相继失守,中国军队德式师所坚守的江湾、庙行一线成为整个战线的突出部,态势极为不利。也是在这一天,蒋介石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命令第9集团军主力撤至蕴藻浜、庙行、江湾、北站一线。更艰难的相持由陈诚的15集团军精华部队肩负。从9月11日开始,陈诚的部队沿着长江以南,洋泾以西这条战线苦守了40天。而在这40天之中,曾扬言3月亡华的日本精锐部队在这一条战线上,事实上仅仅向前推进了5公里。

根据香港《中报月刊》1980年第八期上刊登的国民党将领白崇禧的回忆,“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司令长官原为冯玉祥,冯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后,由蒋介石兼任)指挥张发奎、朱绍良、薛岳、罗卓英、刘湘(本人未至前线)、廖磊(淞沪战事发生后月余始到达上海)等之集团军,与敌对峙于北站、刘行、浏河之线。”“当时我军力若每一集团军以三军计算,共18个军,若每军以三师计,共54个师。敌人兵力至9月底共聚集20万人,并与强大海空军力量配合,故以优越之势,突破我庙行、江湾之防线,我军乃向蕴藻浜南岸、陈行、广福、施相公庙、浏河一线转移。”

对于之后的激烈战事,白崇禧描述:“我军因缺乏现代化武器,全赖血肉之躯与之相抗,所以伤亡甚重。”9月下旬至10月初,日军增援部队陆续抵达上海——这正是9月11日,日本第三度派兵的结果——第101师团18日起航22日登陆;第9师团23日起航27日登陆,第13师团27日起航,10月1日登陆。9月30日拂晓,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猛攻,此后,中国守备部队陷于苦战,伤亡惨重。

白崇禧后来的描述,是“因敌人火力猛烈,我军被迫向苏州河南岸、江桥镇、小南翔撤退。因制空权操之敌手,敌机日夜侵扰,遂与左翼兵团续退至青浦、白鹤港。”“当时因联络困难,下达命令较迟,各部准备不周,撤退秩序甚为混乱,是以青浦、白鹤港之线不守,乃向吴福线之既设阵地撤退。当时以受敌机日夜跟踪之威胁,各部队撤退秩序更为紊乱,以至吴福线又告不守,而续退向锡澄线。”

11月5日,日军一部从杭州湾登陆,迂回守军侧后,合围上海。而白崇禧的描述是,“11月9日,敌迫近锡澄,中央见部队伤亡重大,于敌人强大空军之威胁下又无法作战,乃下令撤退淞沪战场,部队主力向浙皖赣边境撤退,一部沿京沪大道向南京撤退,参加守城。”11月1日,市区陷落。这是一个悲壮的结尾,如白崇禧所言,“上海抗战原计划本是节节抵抗,故有既设阵地和吴福线、锡澄线,后因敌人掌握制空权,行军不易,不能按照原定计划实施,复以命令下达仓促,部队准备不周,故原计划尚未实现便开始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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