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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的过去与后来:成年马加爵

2005-04-07 10:34 2005年第13期
大学毕业时,马德卖掉了自己惟一的旧手表。他的大学同学回忆,这块表大概作价30多元钱,这些钱再加上复旦大学老师们凑的一些钱,马德可以买一张从上海回黑龙江的火车票,并办完行李托运等事宜。当时,上海到哈尔滨的火车硬座票是39.4元,大学生还能享受半票优惠。

大学毕业时,马德卖掉了自己惟一的旧手表。他的大学同学回忆,这块表大概作价30多元钱,这些钱再加上复旦大学老师们凑的一些钱,马德可以买一张从上海回黑龙江的火车票,并办完行李托运等事宜。当时,上海到哈尔滨的火车硬座票是39.4元,大学生还能享受半票优惠。

20多年后,大学同学问起马德在北京读大学的儿子有没有女朋友,马未加思索:“一般人如何配得上他?”在下属与同僚面前绝少提及自己儿子事情的马德,曾细细向同学说了他儿子的种种过人之处,“你说,能够嫁到我们家,不也跟进了天堂差不多?”

马德的儿时朋友因此感叹,“唉!得瑟!穷孩子得了狗头金(宝贝),就是这样!”

“马德属猪。”王占洲说得斩钉截铁,努力向记者纠正马德年龄这个被广泛忽视的偏差,显然,凭此也能证明他与马德的关系并非一般。王与马,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同学,即使马德上了大学,甚至当了专员与书记回老家乾丰,他们也会偶尔聚聚,喝点小酒。

按属猪的属相计算,马德应出生于1947年,而不是后来他简历里所写的1949年。“上大学时,有一年他从上海回来,跟我来喝酒,告诉我的。他说,上大学前,在公社报户口,别人把他的年龄填错了。”这一错,几十年过去。马德的大学同学回忆说,当时念大学,并没有年龄上的限制与要求,“大家自然也不会去注意(年龄)”。与王占洲对马德真实年龄的敏感相反,马德大哥马忠甚至都记不清马德具体的出生时间了,更记不清楚马德媳妇田雅芝的年龄,“他们大概相差五六岁吧,都说马德娶了个小媳妇”。在马德读大学前,他俩订婚了。

马忠住在克东县乾丰镇上,马家老宅也在这里,由于修路,老宅已不复存在。而马家这一支,马忠、马德兄弟五个姐妹三个,现在只剩下马忠一家还在这里。哈黑(哈尔滨—黑河)公路横穿乾丰镇,这使乾丰看上去比记者经过的其他黑龙江乡镇要繁华许多。马忠家距公路不足百米,两幢砖土房中的一幢,已濒倒塌,完全不能住人。陪记者去找马家的乾丰镇段秘书说,“即使在乾丰全镇,马忠家的条件也属于下等的”。马德被双规后,省纪委也来人找过马德老家家人,同样是段秘书陪同,“他们看了看,都明白了”。今年68岁的马忠执意要记者与段秘书坐在他家的炕上,他家除了炕,也没有凳子可坐了。问及马德,毕竟有兄弟情义,马忠的答案从马德媳妇田雅芝开始,“在她那里,马德都找不到北了”。

准确地说,田雅芝小马德3岁,如果按马德改过后的年龄,她仅比马德小1岁。马家人从来也没有弄清楚田雅芝有多大,“我父亲不同意他们的婚事!”反对的理由,马忠说,“老田家,脾气都比较酸性(意即喜欢来事)。尤其是她们姐妹,包括她妈,太泼辣。”马家父亲马殿阁解放前做过地下党工作,解放后就成了乾丰大队的支书,“他脾气烈,家里孩子又多,说两句,孩子没反应,一巴掌就扇了过来”。父亲反对,马家一家人自然也不待见田雅芝。

至少从地理位置上看起来,无论是马德谈恋爱的那个年代,还是现在,住在乾丰福安村的老田家,条件很难比得上住在镇上的老马家。何况当年,老马家的父亲还是大队支书(相当现在的村支书)。记者一路找寻到福安村,离乾丰镇大约10公里的这个北方村庄,走进村子只有看家狗的狂吠,断然没有丝毫乾丰镇上的热闹气象。还记得老田家的福安村老人已经不多,能记住的也只有两点,“老田家父亲是个中医,从外村迁来;他一家10个儿子闺女,只有田雅芝长得最漂亮”。福安村现在已经没有老田家任何人了,“马德在海林当县长时,他们都奔他去了”。漂亮是田雅芝留给当地人最重要的印象,“所以,当时我们都叫她‘胡蝶迷’。就是《林海雪原》里的那个人物。”王占洲解释说,“不过,从本质上讲,田雅芝并不风流。”田雅芝读中学时,“文革”开始了,学校组织了宣传队,王占洲是队长,田雅芝是队员,“她唱歌,我伴奏”。显然田也没有给王占洲留下好印象,“一般人谁敢惹她?”后来又跟田雅芝妹妹做了邻居的王占洲,评论田家姐妹,多了一条发现:“贪性大。”已经退休在家的王占洲,跟记者说起过去,很客观,“都是穷给闹的。田家10个孩子,只有她父亲一个人挣钱,穷啊。田雅芝她们姐妹还知道买红领巾做衣裳,这样可以省布票。”

马德与田雅芝谈恋爱时,已经在乾丰公社(即现在乾丰镇)做勤杂员,“管公社的食堂”。那个年代,按马德大嫂的说法,“脾气还柔性”的马德,并没有与家庭有任何冲突。事实上,穷,同样是老马家一直未变的主题。“从小学到高中,马德就没有戴过帽子。大冷天的,就是我们农村,没有帽子的小孩子,也不多。”王占洲记忆里的马德,“小学时,教室里生炉子的活,全是他一个人做了。”马德被双规后,向有关方面回忆自己的小时候,“真穷。冬天去上学,脚冷,看见有刚拉的牛粪,赶快把脚伸进去。结果牛粪里有尖石头,脚都差点没保住”。1970年,马德有机会作为工农兵大学生上复旦大学时,贫困现实更加剧了。马忠说,“那时,我父亲生病经常要住院;我又有六个孩子要养。”这个时候,大哥马忠已经不可能像马德读中学时那样供他了。王占洲说,“马德在上海,他大哥最多背着他大嫂,偷偷给他邮个五块十块的。”除了大哥,还有马德的一个高中同学,当时已在县上工作,也偶尔会接济一下马德。说起当年的马德,马忠开始用他粗皱的大手抹起眼泪,“念大学三年多,他都没有回过家。没钱啊。”

事实上,马德读大学时还是回过家,王占洲清楚记得他俩一道喝过酒,说过上海。但是,马德回家来,“家里也没有地方供他住了,何况他家里还不同意他的婚事。”当时,田雅芝从福安村的代课老师,转到公社做公办代课老师,“当时她希望住在我家”,马忠说,“我父亲没有同意,再说家里孩子都大了,也没地方啊。”“几十年过去了,这没咸没淡的过去,都有了结果。”王占洲颇显沧桑地跟记者总结说。

马德这样的工农兵大学生,当时国家每个月补贴19块5角钱,“那时大学食堂,最便宜的菜五分钱,肉菜至少一角五;男学生如果菜吃得少,饭就要吃得多,钱花得差不多,无论怎样,每个月的伙食至少要花掉15块。所以,回家的路费,还有买衣服的开支,都需要家里补贴”。与马德一道去复旦读书的王同学(隐去姓名),在上海念大学三年多,确实一次也没有回过家,“国家补贴的那19块5角,怎么省,也省不出来回家的路费钱。”马德同学记得马德那件前胸印着“乾丰”的小背心,快毕业时,他们打篮球赛,他还穿着。不过,马德与当时一样从农村去的同学不一样,他的同宿舍老乡老牛(隐去姓名)说:“跟班主任,跟老师,他处得很得体,没有农村孩子的怯性。”公允地看,马德在上海感觉到的落差,曾经深深地刺痛过他,“在学校里,他一喝酒就醉,一醉就骂人”。

记者遍寻马德各个时期的知情人,马德发达之后,对待不同时期的朋友的态度同样存在落差。他小学、中学同学,在马德回老家上坟时,还会聚聚,“有一次县里的书记来电话要陪他,他拒绝了,说他要跟老同学在一道喝酒唠嗑。那次我们在水库的一个同学那里,条件很一般,还住了一宿。”王占洲说。就是这个时期的亲友关系,马德的选择也有分别,他大哥马忠没有印象马德回来上坟时跟自己的亲兄弟们一道吃过饭。马德的一个叔伯兄弟马平在镇上开了个修车铺,跟记者回忆马德,一脸茫然,“他每次回来,我们都知道,但是从来没有见过面啊”。与自己的大学同学,毕业30年,同学会他仅参加过一次。在上海时,觉得跟马德同样穷,而彼此生发好感的王同学观察他,“即使那次参加同学聚会,也不是来唠嗑喝酒的,是为了显摆自己”。

复杂而不可理解的事实是有一回马德回上海,当时他已经是牡丹江副市长,他打遍电话要请留校的同学吃饭,在酒宴上,他介绍自己的两个同事,“都是处长”,而说起自己,“我可能是我们班上官当得最大的了(副局级)”。结果,吃过这顿盛宴,不仅马德,还有他的两个“处长同事”都没有付账的意思,径直走了。几个老同学,因为被请,没有准备付账的钱,大家凑起自己口袋里所有的钱才结了这顿饭钱。“马德什么心理?”时间过去了十多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的同学也无法给予合理解释。比较之下,后来的同学相聚,却比这次更令大家不可思议。

大学毕业后,马德分到了省政府,从黑龙江去上海读书的同学,只有两个分到省政府,“当时大家没有像后来那样注意分配到什么地方,最多的想法就是快快回到老家”。穷的感觉,没有随着马德的新工作开始而有根本性改变。相关人士介绍说,马德被双规后,跟审查的同志提出的要求很简单,不要涉及自己的儿子——儿子似乎是他的一切,“我跟他去北京,无论多忙,无论见多重要的人物,他一定会找时间跟儿子单独见面。”他过去的部下说。跟相关人士谈及自己的儿子,马德的记忆甚至很灰色,“那时他在省直机关幼儿园,别家孩子都有苹果吃,他没有。有次我买了块豆腐,准备晚饭吃,去幼儿园接他,他一把夺过我的豆腐,一口一口,把豆腐全吃完了。”在省公交办与政研室待了8年后,1982年马德去到牡丹江市海林县任副县长,对于这段时间,马跟相关人士回忆,“田雅芝一个人在家带孩子,煤气罐是她一个人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扛。累了,就坐在楼梯上哭会,接着再扛。”多数人不理解为什么马德会如此顺从老婆田雅芝,马德的解释,“那时她的身体不好,为了这个家,她吃了很多苦。”一位目击者向记者回忆一幕很戏剧的时刻,“有一次马德喝多了,走在路上,田雅芝在路对面看见他,大喊一声‘马德’,马德的酒醒了一半。”在这位目击者看来,马德不是“顺从”,而是“有些怕”田雅芝。

在海林当县长时,马德曾带队去推销当地的土特产,王同学说,“那时他每天都要到我家来喝粥”。有次喝完粥,马德拉着王同学到他住的宾馆去喝酒,喝过了中午,马德不让走,两个人接着喝。海林的同事打电话来找马德,兴致来了的马德不搭理,把宾馆的电话线扯了,“当时我觉得马德还真个性啊,像个朋友样。后来是我的同事来找我,这顿酒才算结束了”。王同学与马德,可能是在大学和工作初期走动相对频繁的同学。当王同学再次见到马德时,他已经是绥化地区专员了,情形不复当年。“当时我跟一个朋友去绥化,心想马德在那里,正好老同学见见面。在行署院子里见到马德,已经是中午,他很热情,说省里来人了,中午不能陪我吃饭,又说晚上一道吃饭,还专门问了我们住的宾馆,让他秘书记下。”王同学的这位朋友感觉不对,他告诉王,说你的这个同学看样子靠不住,晚上不会请我们吃饭。王同学不相信,“他记不住,他秘书记得住啊”。果然,王同学和他的朋友等过了约好的五点关,一直等到六点半,仍然没有半点消息。现在回想起来,王同学很坦然与轻松,不过,当时,“我多少也有点虚荣心,当着我朋友的面,这样不给面子。况且我们过去多少还有些老关系吧”。

从同学的角度观察,马德的变化在牡丹江与绥化之间,也即副市长(副局级)与专员(正局级)之变。不变的是田雅芝。

比较起来,绥化时期田雅芝留给别人的故事最多。多数见过田的绥化人回忆起她,集中的印象是,“(她)衬裤都打补丁,节俭”。马德也跟人说起她的节俭,“如果给她买的衣服是1000多块钱的,千万只能跟她说才几百块,否则她跟你没完没了”。偶尔田雅芝也会给她和马德认为靠得住的朋友打电话,让对方媳妇来家拿东西,有位这样被信任的绥化人告诉记者,“她打个电话来找我媳妇,很郑重,说有礼物要送我们。我媳妇去了,田雅芝把一箱已经完全烂了、没法吃的苹果给我媳妇,在她看来这已经是很重的礼了。我媳妇很会处理,她高高兴兴地谢过,然后出门,找个没人的地方,把烂苹果倒了。后来,马德出事了,她才告诉我有这样的故事。”更精彩的田雅芝故事是,她经常把别人送马德的烟酒拿到家属楼周边的小卖铺卖了,别人当然知道她的身份,也知道她的东西都会是真的。更奇怪的是,“东西太高档了,小卖铺收了也卖不了,不收,她就拿到单位,卖给自己的同事。”马德后期,田雅芝到哪里随身都会带一个小包,包里永远会放着“儿子的账号”,“后来也就是这个账号,对相关机构了解马德卖官受贿案起了大作用”。可惜当时的田雅芝并没有想到这层。那位曾接受田雅芝烂苹果礼物的人,总结他的所见所闻,“穷孩子发达了,两种人,要么对家庭对社会很感恩,要么永远觉得没有个够。”这位总结者甚至还举出海明威小说来证明这种难以摆脱的“饥饿感”。

去到克东县乾丰镇找寻马德与田雅芝的过去,向当地人打听马家田家亲属朋友,街边各色人等,嘴里多的是田雅芝的故事。福安村老人记不住老田家的过去,年轻的却知道田雅芝的后来。与这些道听途说的小故事比起来,马忠家的记忆却消极得多。

马德做专员与书记,直到他被双规,在绥化呆了六年多。大哥马忠仅仅去找过他一次,主要是镇供销社撤销后,还欠他爱人与闺女一些钱,希望马德帮他们要回来。“我坐火车到绥化,已经快中午了,我在地委门口告诉守门的老头,说我是马德哥哥,要找他,守门的打电话去问,过了好久,说马书记不在。我出来大门,看见弟妹(田雅芝)从对面过来,赶紧侧开身躲过去,免得她看见我,又回去跟马德唠。下午一点半钟,他们上班了,我买个小面包吃了,又去地委院子,这回守门的没有再打电话,说我指给你位置,你自己进去再去问人。我找到马德办公室,他问我有什么事,我把事情跟他说了,他说这事要办,要欠别人多大一个人情啊。说来说去,就是没有答应。没有几分钟,我就出来了,往火车站走,一路走一路抹眼泪。在火车站等晚上9点多的火车,凌晨3点回到克东,又呆到早上才回乾丰。”马忠自然将这其间的恩怨记在了田雅芝身上。马德回老家上坟,马忠曾央求过田,“弟妹啊,我们也不要你们的钱,就是能不能帮孩子解决一下工作。”田给了马忠一个很直接的回答,“卖包米粥也是一份工作啊。”

对于自己的兄弟,马德承认大哥马忠供过他读书,有恩,后来曾给马忠1万元钱,有知晓此事的当事人告诉记者,“马忠当时觉得太多了,收不起,没敢要。过后,马忠还写了封信给马德,说他坐在这么高的位置,不容易,要珍惜。结果双方此后再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关系了。”马忠也坦承,“后来他回来上坟,也没有给过我们钱”。

离开马忠家,去乾丰镇街面上找他摆摊的爱人与小儿子,结果没有找着。再回马忠家,他俩已经回了家。马忠爱人徐桂琴倒是一个很敞亮的人,她轻易把马忠见马德那段悲惨的故事化解了,“他从地委走到火车站,还不是因为怕坐车花钱。”马忠嗫嗫解释说,“是啊,要花五块钱啊。”徐桂琴跟大闺女一道也去找过马德,同样是供销社的事,徐一个人进了地委院子,大闺女在门口等,结果,马德让徐,“回家听信”。——徐很坦然,“我们不是靠他。他如果没上大学,没当大官,我们也得过啊。”徐的抱怨,“我的闺女说,‘听信’,等到现在他进去了,我们也没有听到啊。你不如直接拒绝我们,让我们死了这份心。”惟一跟马忠老两口过的小儿子,小时候患了小儿麻痹症,左手弯曲无法伸直,他一直凑在记者旁边看记者的记录,说到马德,他嘴里开始骂骂咧咧。徐解释说:“我们家孩子怪,说到马德都不高兴。”小儿子最后想让记者听清楚的,是他想说的500双皮鞋的故事,这是乾丰镇街面上好多人都跟记者说的,“从马德家搜出500双皮鞋,他也没说给他兄弟一双”。绥化马德同僚说起这些皮鞋,“我也没见过马德穿过什么好皮鞋啊,估计他喜欢收藏皮鞋”。除了皮鞋,更多人不知道的是,有关方面在马家还搜出多数印有单位地址的几百个空信封,里面还有没拿干净的钱。

很难说马德如此吝啬,背后没有田雅芝的影子,多数接触马德的人描述对他的印象,没有他的兄弟们说的那么不堪。虽然马德对自家兄弟没有任何帮助,但对那些和他有染的女孩子却出手大方,相关人士不理解这种反差,马德自己解释说,“这些小女孩子都是二十多岁,跟了我几年我也不可能离婚,她们什么都得不到咱心里也过不去”。

马德的大学同学其实更不理解他了。当了书记后,马德参加了同学老甄(隐去姓名)做东的一次同学聚会,老甄的位置跟马德一样高,但两人过去也素无往来,“马德坐到了他的位置上,他旁边就是他大学时同宿舍的老牛,坐了10分钟,他俩愣是没有讲话。后来马德问老牛是不是谁谁,这样大家才说起话来。”参加这次大学同学聚会,马德态度很大度,说自己过去参加的少,未来一定要“改邪归正”,多参加。跟他同桌的观察他,在他认识出自己大学同宿舍的同学后,给出了一个大家意外的理由,“我还以为你是老甄安排的一个副局级来陪我喝酒的呢!”

真的要跟老同学马德喝杯酒并不容易。一位老家绥化的大学同学起身来敬酒,很客气地说你是我老家的父母官,我要敬你一杯,马德反问,“你老家既然在绥化,为什么现在才来敬酒啊?先罚一杯。”对方拗不过,喝了。斟上第二杯,再碰杯,马德又问,“你在绥化还有什么亲戚?”“没有。”“有什么朋友?”“没有……”“真的没有?我不相信。喝,喝了这杯再说!”说着说着,马德又让这位同学把第二杯给喝了。到了第三杯,马德才把自己杯中的酒喝下去,而那个同学甚至发狠式地说,“马书记,你放心,我在绥化既无亲戚也无朋友,也不会找你帮忙。”这场酒很难再喝下去了。

也与马德坐在一桌的王同学,曾经比别人更近距离的观察过马德的过去与现在的他,感慨多多,“我真的可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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