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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5日-战争边缘的沈阳

2005-03-29 18:13 作者:王恺 图◎秦风 2005年第11期
日本出版的《九一八事变亲历记》记录了这三封密码电报的内容,桥本的着急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封是:“消息已经走漏,必须立即坚决行动。”没有等到回电的他,一会儿便发出了第二封:“必须在建川到达奉天前开始行动。”仍没有接到消息的他,紧接着又发了第三封,“不必担心国内,应坚决执行。”

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前,沈阳满铁附属地的日本人武装起来,在附属地与商埠地交界处站岗警戒

9月15日的秘密会议

在号称“九一八”事变三个直接策划人之一关东军陆军少佐花谷正的回忆中,9月15日晚上的紧急会议起源于东京来的紧急密电,而且是几小时内连续三封密电。密电是日本参谋本部和他一直保持密切联系的桥本中佐发出的,桥本听说参谋本部将派遣第一部长建川少将来沈阳调查关东军的密谋,便抢先跑进参谋本部值班室,拿出他从建川手中抢来的密码本,查到了与板垣的联系电码,以自己的名义直接与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联系。

日本出版的《九一八事变亲历记》记录了这三封密码电报的内容,桥本的着急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封是:“消息已经走漏,必须立即坚决行动。”没有等到回电的他,一会儿便发出了第二封:“必须在建川到达奉天前开始行动。”仍没有接到消息的他,紧接着又发了第三封,“不必担心国内,应坚决执行。”

桥本在无法忍受的焦虑中没有等到回电,便开始直接打电话,沈阳关东军特务机关的电话记录是:“因为计划暴露,所以决定派建川前来满洲,请你们不要犹豫,要尽快行动,即使建川到来也来得及,要赶在尚未听到建川传达中央命令前开始行动。”

板垣接到了密码电报,也接到了电话。在此5天前,他和花谷正刚刚装好面向沈阳北大营的要塞炮,他们的准备已经基本结束。

“24厘米要塞炮是专门从旅顺运来的。”花谷正的回忆记载,运来后重新安装重炮怕人知道,就用打井的名义,在周围围上了围幔。

当时不少沈阳居民看见了这围幔。据沈阳文史研究馆吴学贤的研究,当时很多中国百姓看见日本军营中围起围幔,但没人提出干涉。“9月初一直监视日本人的中共满蒙特委还向中央报告过日军军营里设立围幔的事情,但是,当时日军的此类举动太多了。再说从9月14日开始,在北大营边上就开始日军军事演习,15日还是枪声不断。谁会把这围幔里的事情当大事呢?”

日本领事馆也注意到了这围幔,也前来探听过,但也被打发回去了——毕竟这是军队营房内的事情。

“要塞炮性能不好,安装地也不对,加上没有能操纵的炮兵,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决定把北大营的射程计算出来,瞄准器对好。这样,即使闭着眼睛发射也会成功。而且,当时我们更希望它起到威胁作用,实际效果没有考虑。”花谷正回忆说。

那时候天气还不凉,高粱还很繁茂,而高粱繁茂就很难作战,要等待高粱割倒的日子。加上需要训练一批炮兵学会发射。所以,当时先把9月28日当作事变发生之日。

桥本的紧急电报改变了这计划。9月15日的紧急会议就是一群密谋已久的人就桥本的急电磋商何时立刻行动。此次紧急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花谷正回忆是9月16日中午,而中国学者刘庭华、齐福霖的研究都是9月15日晚间。刘说:“他们已经计划了半年,没有心情等一夜再来开会决定。”时间的湮没无闻在于这样的会议没有正式记录,“不会有正式记录。”齐说。

地点的记载是统一的——是在奉天特务机关的二楼,一个秘密的所在。“当时沈阳设立的日本特务机关有33处活动据点,什么中央大旅社、聚义成皮铺、中央百货商场博古玩店等。”沈阳学者李声能考证,“但是,这个会议肯定是在特务机关本部,南市区义建路二段22号召开的。这地方后来一直被特务机关使用到1941年。”

当时参加会议者包括板垣、日本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他是第一流的军事学者。”花谷这样描绘他。还有奉天部队的骨干分子今田、川岛、小野大尉,小岛、名仓两少佐。这些人全部是花谷正在制定计划过程中一个人一个人地喝酒、畅所欲言中慢慢发现培养来的。“向志同道合的人讲明计划,巩固团结。”

板垣、石原和花谷正早在旅顺就每周聚会两次,最早聚会是以“中国马研究学会”的名义。他们早已计划完毕,也很熟悉彼此的意见,但在关于是否要在建川来到前开始行动,会上还是分成了两派。花谷正害怕建川是奉天皇之命而来,毕竟桥本的电报、电话语焉不详,他反对在建川到来前行动。而今田却害怕拖延时间会致使士气低沉,“大家没有泄气之前,务必坚决执行为好”。因争论不休,参加会议的两派开始争吵,最后以划拳决定究竟何时开始行动。

而按刘庭华的研究,双方是用铅笔占卜决定的,但结果一样——即花谷正的意见占了上风,双方决定等建川来了再说。但会后今田不放花谷正离开,他说无论如何要在建川到来前动手,最后,花谷正被说服。花谷正被说服的时间,大家确定是9月16日中午。他对今田说:“我亲自去说服建川。”

确定9月18日夜间行动的指令被传播最后由花谷正自己宣布:“一夜之间要占领奉天,小岛大队要连续进击。”川岛只要攻击北大营即可。

9月15日在东京发生的争议要早于沈阳,争议内容是关于是否应有这样的行动。

日本驻奉天的总领事林久治郎一直希望当时喧嚣一时的中村事件能和平解决,感觉到关东军的行动他觉得必须汇报。在9月15日发给东京的电报里,他写道:“关东军集结军队,搬出弹药武器,有最近采取军事行动之态势。”收到电报的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马上拿着电报责问陆相南次郎:“这种做法绝对不能容忍,国际怎样协调?”据说南次郎是一个“东洋长者式不着边际的人物”,他答应展开调查,和金谷范三大将商量后,决定派建川“前往满洲压制密谋”。

建川并不是一个完全不知情者,他对自己的使命感到为难,于是立刻把桥本叫来。桥本、建川其实在半年前就听花谷正通报过他们的行动计划。花谷正在回忆中说,据他当时判断,桥本是95%赞成,建川是90%赞成,“都是可以信赖的人”。于是,95%赞成的桥本就夺过了表示为难的建川手中的密电码,发出电报。

据1931年9月16日《盛京日报》的记载,9月15日的沈阳关心点并不在近在咫尺的日本军营里,而是东北军内部特别党员分级的消息和副总司令张学良将在双十节前来沈阳阅兵的标题新闻。此外,在沈阳报纸当天的小新闻中,距沈阳25里的古城子村富户乔四被绑票的消息经过了特别处理。当然,报上也少不了关于“中村事件”的报道,国民政府特使汤尔和9月15日已经到达海拉尔展开调查。

一桩隐秘的间谍案

1931年9月15日,悬而未决的“中村事件”使得关玉衡辗转难眠。作为中村事件的重要人物之一,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长关玉衡此时正坐火车秘密前往沈阳。正是这个关玉衡,当年6月25日夜曾命令对日军间谍中村“捆倒了打”,并且“秘密枪决、焚毁灭迹”。尽管他反复强调“我办中村,件件有据,宗宗有理”,但他对到沈阳对质还是无比紧张。

辽宁省主席臧式毅9月13日已经向日方作出了“惩办凶杀,赔偿损失”的承诺,但是,日本方面并没有答应这简单的处理结果。

“中村事件”始于1931年6月10日,当时日本参谋本部的中村震太郎大尉,带领日本退伍骑兵井杉延太郎,还有担任向导的蒙古人和白俄人各一名,化装成中国人,从海拉尔进发,到兴安岭索伦山一带作军事调查,此地正是关驻防之所在。当时该团团副董昆吾直接抓捕了中村——6月24日晨,中村四人骑马从第一营团部操场掠过,载重甚多,懂日语的董昆吾亲自盘问。董见他们的马匹都非东北本地产,四人又都穿着冬天的棉袄,非常怀疑,就开始搜查。

按关玉衡事后详尽的记录清单,在中村身上搜到各种地图和自绘桥梁涵洞断面图、记录派遣经过的笔记本两本:一本头篇记载帝国参谋省派遣他赴满洲一带活动和在东京站送别情况,一本记载他经过的路线;发现的表册中,一份记载兴安屯垦军军事分布和军力。携带的物品中还包括手枪、罗盘、测版标杆标索等。

董昆吾以“前面有土匪,你们在团部暂住一夜,明天派兵送你们”为名,将他们四人扣留在团部,并派人将在外的关玉衡紧急叫回。

在关的印象里,审讯中村并不容易,“中村面方而多髭须,身穿灰色棉袄棉裤,外罩俄式皮夹克,头戴三耳火车头式皮革制帽,上套风镜一副”。中村当时说自己是退役的陆军大佐,不懂问话,用日语审讯也推说不知。另一名日本人井杉延太郎则说自己是被雇佣的,什么都不知道。

当时关玉衡判断中村是前来此地破坏兼刺探的间谍,蒙古人经过审讯查明是联络员。关玉衡与董等人商量,觉得如果揭开此案,在当时中日形势下,中村肯定会被释放,所谓“弱国无外交”。不如召开一个内部军官会议,决定如何处理。晚上的秘密会议没答案,二次审讯,中村大概预感不好,和士兵格斗起来,关拔出战刀才吓住他。令他在审讯记录上画押时,他又开始格斗,一群士兵用枪把子打晕了他。这时,关才决定秘密处决中村四人。

为了保密,团部军官赵衡为监斩官,将他们押往山后僻静处执行。所有物品除重要文件外,一律销毁。当时是6月24日午夜12点30分,关玉衡命令将审讯记录和证物一起秘密交往北平的张学良。

但是,某个贪财的士兵偷偷摘下了中村的手表,并且将之典当到洮南的当铺中,留下了重要证据。而洮南的日本领事早就接到中村在海拉尔发出的电报,在预计时间内无法等到中村,已经开始怀疑。手表得到后,他的怀疑落实了。据说当时土肥原也曾经化妆到当地调查,得知了真相。8月中旬,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开始了严重交涉,当时的东北长官公署荣臻不明真相,答复是“并无此人”。

但是掌握了证据的日本领事馆开始了步步紧逼,先是报纸上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日本国内报纸和在沈阳日本控制的《泰东日报》、《朝鲜日报》强调说中村是因随身携带的鸦片、海洛因等物被觊觎而遭杀害。从8月中旬开始,每天报上都会出现中村之名,关玉衡成为日方必欲杀之而后快的土匪式军官。“必须把关枪决抵偿,并着该区赔偿一切损失。”而当时荣臻在压力下已经派出宪兵部队前往捉拿关玉衡。

9月16日晨,关到达沈阳新站,被荣臻秘密藏起,尚未决定如何处理他。“九一八”事变爆发两日后,无人看管的关化装逃出了沈阳城。

事实上,与先前发生的朝鲜移民与东北农民争地的“万宝山事件”一起,“中村事件”成为这几个月在报纸上“损害日韩移民”的喧嚣。就是在这样的喧嚣中,日本军队在沈阳内外的演习才似乎“理所当然。”

日本军事演习中的沈阳

“9月15日,日军演习已经到了北大营边上。”沈阳文史研究馆的吴学贤如此讲述,“演习是从城外到城里一步步推进,9月2日,在北大营附近的文官屯、关帝庙;3日,演习进攻城垣的野战;4日和5日,演习包围东北兵工厂;8日最可恶,北大门外架起了机关枪,佯攻沈阳。在合堡大街上的巷战演习也是在那几天进行的。”“14日到17日,演习一直在北大营边上,17日演习中,两个日本警察还冲进去割断了北大营的电线。”

然而,这样已经带有强烈战争性空气的回荡,又是太多次重复导致麻木。沈阳居民习惯了城里城外的路障,8日甚至被要求出来观看演习机枪射击,“那时候,这样的演习天天都有,大家只是觉得日本人欺人太甚,公正地说,当时没有人想到,这已经是战争边缘。甚至在‘九一八’事变后,沈阳人最初也没想到这是东北沦陷的开始。”研究沈阳城市生活史的辽宁省社科院张志强研究员分析说。

实际上,1931年9月18日前,沈阳城的一大片土地已不属于中国管辖。

当时的日本人基本住在商埠地,当地地名一律以町为名,大批日本兼西欧式样的住宅小楼掺杂着公园、医院、学校,20万日本人生活在这里,实现着他们的“新满蒙”理想。据说,当时这里的小楼设计比东京还要新潮很多,因为大批日本现代派设计师在国内不得施展才华,叫着“到满洲去”,都到了沈阳。当时日本人居住的商埠地和附属地,连着朝鲜人聚居的西塔,使沈阳市区扩大了一倍多。许多日本人来到沈阳就不肯离开,认为这里是他们心目中的美丽新世界。

吸引日本人的绝不仅是在这里搞建筑实验,而是新城市本身的兴盛程度:商业区域成片发展;十余种中文外文报刊为不同的利益集团说话;晚间的娱乐场所一片灯红酒绿。东京最新的电影在这里可以看到;日本国内的报纸开始连篇累牍探讨“新满蒙现象”,讨论为什么东京的城市建设比不上沈阳。当年郭沫若在沈阳车站下车,繁华的街道和满街的日文店使他以为自己到了日本。

在这样的城市里,1931年9月15日沈阳的十余种报刊还是风平浪静地展示着一个发展中都会的文化气魄、市民气息和商业精神,也展示着沈阳各种势力纠集的情况。当日最大的报纸“盛京日报”头版广告版上最大的广告是日本的东京电气株式会社制造的“珍珠淡气泡”的灯泡广告;副刊上的重头文章是分析意大利诗人邓南遮的超人思想。社会新闻版上有趣的新闻则是“夜贼多罪,翻入人家被当作匪徒枪毙”,“满铁防疫工作急行”;国内新闻上报道了东北各个地区为长江水灾所作的贡献;世界珍闻版则是介绍一种治疗失明的石头。

沈阳的娱乐场所

1931年众多的暴力与阴谋事件都发生在沈阳的娱乐场所,包括与本文相关的若干事件。

高度发达的商业活动,极大规模的工厂建设和流动性人群的众多,造成了沈阳当时近乎畸形发展的娱乐行业:影剧院、俱乐部、妓院、歌舞厅在个区域内都为数不少。其中最高档的是张学良开办的“同泽俱乐部”,属东北军高级军官俱乐部,不对社会开放,俱乐部门前是意大利风格的长廊、大草坪和雕塑。“当时社会上的人要是接到‘同泽’的请柬,都觉得是件荣耀的事情。”张志强说。除了“同泽”,还有沈阳南市场附近的凯宁俱乐部,也是豪华出名的。

在沈阳的每个区域内,均有当时刚刚兴起的影剧院,“亚洲电影院”、“大观剧场”等是较出名的几家。沈阳是全国第三个上演有声电影的城市,排在天津、上海之后,30年代的沈阳人看电影、看话剧还是时髦活动,“是青年男女谈恋爱时的典型场所。”1931年9月的报纸上刊载着众多当时上演的美国歌舞巨片的广告。

当然,另一种场所更引人注意,那就是妓院。当时的沈阳实行娼妓合法化,中国人开办的妓院分为五等,头二等属于高档的,后三等属于低档。当时登记在册的妓女有6000多人,头二等有1000多人。按照沈阳作家马秋芬的说法,“(1921年之后开发出来的)北市场的买卖字号中妓馆最流行”。这里三等妓馆最多,1931年时有150多家,平康里、永宜里等处整天有流水样的人流和金钱涌入。这和当时沈阳大型工厂众多是离不开的,有些工厂主为每月表现好的工人包下妓馆作为奖励。

除中国妓院外,日本人和朝鲜人,包括流亡中国的白俄也开设了自己的妓院,日本人开设的“红叶馆”就很出名。当时的妓院由于流动人口多而发生着众多的故事:“中村事件”的泄露据说就是一名中国士兵在妓院里多嘴;而9月18日晚到达的剑川也是被先邀请到妓院中,以防止他制止日本军队的进攻。

当时虽然各种妓院特征有别,但是,老板可能是同一人,董六,此行业的老大,中国人,却掌管了日、韩、白俄多所妓院,他本人住在日本人集中的商埠地,解放后,董被枪决。

在当时许多刚到沈阳的日本人看来,这里真是“花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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