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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20日-蒋介石的选择

2005-03-29 18:07 作者:李菁 2005年第11期
那天清晨的沈阳有些冷冽,“院子里一片沉寂”,1931年9月,当时正在沈阳一所教会学校读书的张春风永远不会忘记9月20日那天的场景。“我们恐怖得几乎无法宁静下自己”,全校的二百多个寄宿生,都因惊恐而面色苍白,“大家相见,没有笑,没有言语,除了互问一句‘有消息么’以外,都是死沉沉地寂寞。”

恐怖的沈阳与激愤的后方

那天清晨的沈阳有些冷冽,“院子里一片沉寂”,1931年9月,当时正在沈阳一所教会学校读书的张春风永远不会忘记9月20日那天的场景。“我们恐怖得几乎无法宁静下自己”,全校的二百多个寄宿生,都因惊恐而面色苍白,“大家相见,没有笑,没有言语,除了互问一句‘有消息么’以外,都是死沉沉地寂寞。”

沈阳的街头已断了行人,商店紧闭,时有稀疏的枪声从城厢各处传来,已完全陷在恐怖而无序状态中。许多学生要乘难民车,到外地避难,火车站人山人海,“凡是停在站台上的空车,都被逃难的人占满了”,车里坐满了人,后来的只得从窗洞跳进去,“车顶也是一排排的人,车头的烟筒下,也坐了人……”但却没有拖车的车头带领他们离开,于是人们只好睡在车中静等下一天的来临。

“外面的风声更紧张了,日本中文报纸,时刻发着号外,差不多每一次号外,都是中国失去一个城县。”那“深夜时候,学校附近的日本驻军,时刻发出警备暴动的长笛声,肃杀,凄厉,如置身在刑场”。

晚上有从北陵东北大学逃来的学生,他们的衣装全是在附近农村买来的,一部分人准备逃避到沈阳北的乡村去,而这几个逃进城来的,“则全都是冒着死,在北陵铁路岔口上闯过来的”。学校为了学生安全,特地请了一个曾在日本势力下工作过的白俄人守夜,他像很同情地说:“毛克金(Moukden 即沈阳)完了!”

这天上午7时半许,紧急集合的钟声在上海复旦大学上空连续不断地响了二十多遍。紧促的铃声里,师生们都从各自宿舍跑步到达了大操场、席地而坐。校长李登辉偕同秘书和文、理、法、商四位院长,各系科主任、教授、助教以及职员表情严肃地已先行进入会场。1500多人的大会场上,只是一片寂静,大家屏息以待。

到了8点,文学院院长余楠秋开始以沉重的语调宣布“九一八”的消息,随之各位院长也慷慨陈词,对日寇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声讨,并对东北军的不抵抗表达不满。

对于1931年的中国来说,发生在东北沈阳的这起事变,要用整整一天时间才完成它向全国的传播。“九一八事变”当天与翌日,政府未发布正式消息,所以直到9月20日,一些社会团体和组织才在惊愕中开始大规模地传递消息,其中包括因中原大战已淡出中国政治舞台一段时间的冯玉祥——他在当天便考虑通电全国,指责蒋政府“压制民众、诚心媚外”,要蒋介石“认罪”和“停职”。北京大学在这一天发表了抗日救亡通电,抗议日军的行径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上海30所大中院校的代表组成了全国学生抗日救亡联合会。

9月20日,正在与蒋介石进行反围剿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在得知事变消息后,立即对外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而日本共产党也在当天发表了与此呼应的声明。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执行委员会则在《民国日报》头版刊登了一个抗日公益广告,号召“同胞们,日本已占据沈阳了!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一些国民党将领致电蒋、张,表示愿率部抗日,“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在突来的国难面前,社会组织和团体也难得一见地暂时抛弃了政党和政见的不同。

骂声中的张学良

东北一夜失守,张学良成了最大的罪人。虽然原定在9月20日这天出院,但这天晚上,张学良仍在协和医院接待室再次会见了外国记者。与社会各界沸腾的抗日声浪相比,张学良和中央政府都显得出奇地克制和冷静。即便在“九一八”事变刚发生没多久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30岁的张学良就一反平素表现出来的任意和冲动,反而一再强调“我方官民,悉不准备抵抗”和“望国民冷静隐忍,勿生枝节”的观点。

“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不得作报复行动,故当日军开枪与机关枪并用炮轰击北大营与其他各处时,中国军队并无有组织之报复行为。”张学良再一次毫不隐瞒地向外界表明他对“不抵抗政策”的坚持,“只求全世界舆论之判断,并希望公理之得伸”。

半个多世纪后,垂垂老矣的张学良坦诚地谈到自己不抵抗、一贯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策略的原因:“因为那时关东军经常寻隙挑衅,隔几天就找点事闹闹”,“这日本小兵在街上,看到东北军人的刺刀,他们就走上前在刺刀上划火柴,故意挑衅。那东北小兵脾气大着呢,你来划火柴,老子就捅你一刀。但我下令,绝对不许反抗,任你捣蛋,老子就是不反抗,你再捣蛋、找借口,老子就是不让你有借口,当时都是这样的思路。”“日本人在东北同我们捣蛋不是一次了,他捣了许多年了,捣了多少次了,每次都是这样处理的嘛。”“我的判断是,日本从来没敢这么扩张,从来没敢搞得这么厉害,那么,现在他仍然也不敢。”所以张学良晚年仍坚持,如果说他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他接受;但说他不抵抗,“我是一点不服的”。

“九一八”当天,关东军以只有东北军的1/10的兵力拿下北大营,后来很多人为此痛惜不已,认为“尚可一战”。但平心而论,彼时的东北军仍保留浓重旧式军阀特色,所以另一方面,张学良也承认,对日本军力的畏惧也是“不抵抗”原因之一。“人家日本人拿一个师来,那整个我们打不过呀……我们那时候没法子跟他打,游击队捣乱这可以,正面的作战不行,人家一个可以当你十个。”

内外交困的蒋介石

这一天,国民党中常会作出决定:在9月23日全国下半旗并停止娱乐一天,表示对沈阳沦陷的哀悼。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这一天显然仍处在焦头烂额之中,一方面要收集来自张学良和其他各方的战事消息,并向在江西剿共的蒋介石和国内外通报,同时又继续召开自9月19日就已召开的紧急会议商议对策。

在这次会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致电海牙国际法庭王宠惠和日内瓦国际联盟中国代表林森委员,向他们报告了中常委的会议结果,表示要一心一德,抗敌御侮,并要这两位驻外代表“善为宣传,俾国际间了然于日本之横暴”。同时,外交部向日本政府提出了第二次抗议,要求日军立即退出占领区,恢复原状,并保留进一步提出正当要求之权利。

已从最初的忙乱中恢复过来的行政院在这一天正式向南京卫戍司令部、警察厅、淞沪警备司令部、各省市政府、公署发了密电,通告了“九一八”以来东北的情势和政府所采取的对策。电文中提到,“顷驻京日使馆员奉日政府令来外部面称:日政府认沈阳冲突为不幸,已制止扩大,并下令保护在日华侨,请我政府对于在华日侨,亦一律予以保护”。

当时这个积弱积贫国家的首领——蒋介石正在从南昌赶回南京的途中。二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在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为一致协力扑灭赤匪告全国同胞书》,并为此调集23个师加3个旅约30万人的兵力,6月21日,亲任“围剿”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带着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到南昌,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按照蒋介石及其顾问的计划,他们准备采取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先击破红军主力,再捣毁根据地,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九一八事变”让蒋介石不得不停住他江西的“剿匪”步伐,转而投向这场外患当中。

但当时蒋介石仍视日本为“疥癣之疾”,称共产党才是其“心腹之患”,9月20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给两位驻外代表的电报中,仍坚持指出一心一德的前提还是“赤匪必须根本铲除”。

这一天,心事重重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倭寇野心既已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无宁日矣。”“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不宁,如丧考妣。”“苟为吾祖吾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北,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努力。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
一直忙于长江水患的“长江水灾救济委员会”主任朱庆澜在9月20日当天,代表全国5000万灾民致电蒋介石、张学良、汪精卫等党政要员,呼吁“举国团结、一体奋斗,同舟风雨,共济艰苦”。

这一天蒋介石的日记中还记有,“倭寇处心积虑,侵略东省,不幸今竟成为事实,一时殊觉无法补救,然而如我国内果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也。”忧心忡忡的他一方面不得不考虑放缓剿共步伐,另一方面也想到与广东政权的“团结”。在20日形成思路以后,他第二天回到南京后就在干部会议上提出了“对广东以诚挚求其合作”的意见,并要求“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及剿共计划,悉予停缓”的意见。此后蒋与广东进行了多次协商,一再对汪精卫和胡汉民的要求退让,甚至最后于12月15日下野,辞去了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职务,完成与粤方的和解。“安内”之策的暂缓虽然没有最后促成蒋对日抗战,但促成了中国在外交上的步调一致,在中国的努力下,国联终于做出决议,要求日本撤军。

这一天,日方的一项军事行动在秘密策划中。一天前,日本驻朝鲜部队已计划向在东北的关东军增援,但由于内阁会议作出不扩大事态的决定,而不得不在新义州待命。20日晚上8点30分,驻朝部队给陆军中央部发了电报,建议部队移动不必等政府敕命,那样会导致事态更加严重,“为使之成为地方性问题,我们仍认为以采取独断出兵之方式为妥。务希酌情给我部命部分兵力独断越境之余地”。而在这天上午,实际上陆军首脑在参谋本部开会时已经作出了更大胆的决定:“军部希望在此时一举解决满蒙问题,倘政府万一不同意军部该方案,政府因此而倒台也毫不在意。”

于是,新义州的日本军队向东北开始增援的同时,8点30分,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把土肥、板垣、石原和片仓召集到沈阳馆一号开会,要求确立以后的行动方针。会上土肥原提出要建立一个以日本人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但后来根据板垣等人的意见,形成了一个《解决满蒙问题政策案》。这个方案是要“建立受我国政府支持、以东北四省及蒙古为疆土、以宣统皇帝为首脑的中国政权,使其成为在满蒙各民族之乐土”,而他们计划中的“新政权”,不但国防、外交以委托方式由日本掌握,主要的交通、通信也由日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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